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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的抗灾救灾动员

主题:动员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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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论文

目录

  1. 救灾口号提出的背景
  2. 救灾口号的提出与实施
  3. 救灾口号动员的作用和影响

在延安杨家岭同农民交谈

全国性抗战中,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接连遭受各类自然灾害的袭击.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百姓居无定所、颠沛流离,部队也陷入了物资短缺的紧急状态.面对日军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中国提出了“加倍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参加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救灾动员口号,并开展大生产运动.巧妙地将“生产救灾”融入大生产运动中,完美地将社会救济与群众性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生产救灾活动,开创了中国救灾史上独特的救灾举措.在抗日政府领导下,根据地党政军民齐心协力,终于战胜了自然灾害,发展了经济,度过了极为困难的时期.

救灾口号提出的背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了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不仅禁止各种物资(尤其是军工及医药物资)进入根据地,而且还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同时又举重兵压制各大根据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日军对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敌后抗战进入内外交困时期.

祸不单行.在抗战相持阶段,各大根据地均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水、旱、风、雹、蝗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天灾敌祸引起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以致百姓居无定所、苦不堪言.致电国民党重庆赈济委员会,却无人理睬.

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遭遇了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水灾因日军决堤放水而猛烈扩大,民众无法预防和躲避,禾苗、粮食、衣服、家具、牲畜被冲走的不计其数,被淹死者亦为数不少.在北岳的冀西、察南和晋东北,不少山林、耕地、村庄被毁,粮食、牲口损失十分严重.据边区政府统计,在这次破坏性极强的大水灾中,被毁滩地约15万亩,共有17万顷良田被毁,冲走粮食约达60万石,灾民高达300万人.1940年至1941年,陕甘宁边区共有16个县遭受旱灾,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940年上半年发生的旱灾,此次旱灾影响范围广、损失重,波及11个县,农作物产量减少1/3,涉及受灾人口共计56万余人.随后,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抗日根据地等相继遭受旱灾,河流干涸、地皮开裂、树木枯死.旱灾过后,各根据地又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庄稼遭受巨大损失,使得本来就寥寥无几的禾苗霎时间被蝗虫毁光.

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有些地区不断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大多数灾民以花生皮、荞麦皮、山药、甘草等充饥,灾情严重的地区,灾民以糠、菜、树叶充饥.在阜平集市上,灾民抓起土豆就往嘴里塞,小孩子捡地上的红枣核当吃的.灾民无食饥饿难忍,弃家逃荒,沿街乞讨者络绎不绝,各地疾病广泛流行等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国统区人民受到天灾人祸、经济压榨,难民像洪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向各根据地涌入.据统计,仅1937年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共安置难民63800多户,共26万多人.安置灾民不仅需要精心组织和筹划,还需要充裕的物资来支撑,这就给本不富裕的抗日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痛心地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严峻的政治环境和自然灾害面前,各根据地军民基本的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各类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医药、食盐、被服等严重匮乏.指出:“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

在这种局势下,要想脱离灾害苦海,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战胜灾荒,恢复和提高生活水平.因此,救灾度荒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也曾指出:“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要靠生产.”

救灾口号的提出与实施

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生水灾后,边区政府就提出了“加紧救灾治水,保卫边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的动员口号,鼓励全体党政军民“用一切方法奋起救灾”,并采取了多种救援手段.在水灾发生后,制定了《救灾治水安定民生的具体办法》,建立了各级救灾委员会,派出干部深入灾区,广泛开展救援工作.在政府“节省粮食”的号召下,边区军民积极响应,投入节粮运动,积少成多,救济灾民.在冀中区,所有用粮部门,不论是机关、部队,还是学校、团体,一律由三餐改为两餐.每人用量由每日二斤减为一斤六两,后再减为一斤二两.有不少机关和部队,也曾以麦苗、野菜、谷糠等充饥.

为了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边区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灾民工作介绍所、妇女儿童收容所等,介绍灾民参加工作或参加部队,组织妇女成立纺织小组、洗衣小组,尽一切可能使他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还提出所有经过安置的灾民,均与根据地人民一样,享受应有的公民权利.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部分灾民眼前的生活困难,还使一些灾民得到长久生活之计.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许多根据地还实行了“减负赈灾”的政策,减免公粮,开展减租减息活动,以减少灾民的负担.

開展大生产运动为根据地实施生产救灾措施提供了契机.为了度过经济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并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发表了《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要求各根据地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1939年2月,和发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边区党政军民以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生产救灾总纲领.他说:“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随后,各地在生产救灾总纲领的指导下,纷纷制定了“以生产为主,结合救灾;以群众自救、社会互济为主,辅之以政府协助;从恢复与发展生产中克服灾荒”的具体实施方针.

冀中安平縣劳动模范李杏阁(前)带领妇女纺线

提出救灾的总动员口号——“加倍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参加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并且还针对灾民和非灾民制定了不同的动员口号.对于灾民,提出“是时候起来生产自救了”“自己动手生产”“自己解救自己”“自力更生”“大家生产,自己才能有饭吃”“赶快生产”等一系列口号,最大限度地鼓励灾民,使他们重新获得救灾和生产的信心.聂荣臻鼓励灾民:“无论生活怎样困难,绝不要悲观绝望,被敌人乘机欺骗利用.”对于非灾区灾民,提出了“互助互济”“节约粮食,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拒绝浪费”“精打细算、节约互助”“慷慨捐助”“亲帮亲,友帮友”等口号,呼吁他们“发挥团结互助精神”,积极帮助灾民,一起渡过难关.

在大生产运动开展之时,就提出“以农业为第一”的生产原则.抗灾救灾最重要的是让灾民有饭吃.总结说:“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品去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所以,动员人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的劳作,成为救灾工作的首要工作和重中之重.

针对农业生产,果断号召人民起来迅速救灾,“把所有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不论是机关部队、妇女儿童,还是工人商贩,只要是能贡献劳动力的,都应该站在生产的最前线.鼓励人们“与大自然作斗争”“战胜灾荒”.最紧要的是“广泛增产,解救灾荒”“开展春耕运动”“放松了春耕,就等于放松了消灭敌人”“完成春耕任务、保证战时粮食给养”“紧急动员起来到春耕战线上去”“扩大耕地面积”“不荒一片土地”“大量开荒”“增强粮食产量”“发展农村产业”“一颗粮食,一线生命;一颗粮食,一份抗战力量”“抓紧多种、种好小麦”“积极开荒”“补种、抢种农作物”.同时,由于粮食的奇缺,野菜等代食品也有重要作用.边区政府动员大家,“抓紧时间大量采集与存储代食品”,普遍号召并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采集野菜运动”.在生产中,根据地人民还大力开展劳动力、生产资料的互助合作运动.

同时,各地宣传队、宣传小组还根据当地语言特色和地方习俗,采取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多种宣传方式进行宣传动员,如秧歌、山歌、民谣、戏曲、书报、墙报等.多种宣传手段同时发力,在各城市的大街小巷、人流密集的村庄田野、学校医院等地广泛宣传生产自救.群众在积极响应“生产自救”口号的同时,还自己制定劳动生产口号.许多群众在自己家里的门对上写着积极生产的动员口号:“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婆姨汉一条心,沙土变黄金”“土内长白玉,地下生黄金”“锄头是我们的武器,田园是我们的堡垒”等.有的群众还把这些通俗易懂的口号贴在窗户或墙壁上,用以激励自己努力生产.

不同阶层和团体也纷纷制定出相关的动员口号.妇女委员会提出“动员全边区的妇女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妇女要同男人一样积极开荒”“妇女要参加抗战、参加生产”“媳妇插秧婆种田”“努力耕耘播种,努力灌溉垦荒”;工会提出“必须发动每个工人进行开荒”“争取达到主要必需品的全面自给”“发挥工人阶级在春耕工作中的先锋作用”“每个工人都要开一垧到两垧的荒地”;在青年中,同样号召“青年应该站在春耕的前线,成为春耕运动中的模范”“不让一个青年站在生产战线的外面”;在机关、学校中,提出“机关、学校从事生产自给”;在军队(八路军或地方武装)中,常常在礼拜六那天举行“礼拜六的劳动”,“在前方,拿起战斗;在后方,拿起锄种地”.大生产运动时期军民进行手工业劳动

在的深入动员下,各根据地人民纷纷投入到“生产自救”的运动中.为了鼓励移民难民积极开荒、发展农业、安定民生,1943年3月1日边区政府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列举了十九条具体措施,优待移民难民垦荒.值得注意的是,二流子、懒汉、懒婆等一些好吃懒做的人,看守所里能够积极改过的“自新人”,竟然也在口号的号召下加入到生产大军中来,努力做到粮食自给自足.部队人员也是救灾生产的主力.1943年9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动员全军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胞》的文章,号召全体军民在作战之余,积极帮助人民耕种,救济受灾同胞.聂荣臻号召边区军民“本着同甘苦、共患难、共存亡的精神,积极地帮助受灾同胞”.

在开展春耕运动的同时,政府把兴修水利列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组织专门人员兴修水利.边区的水利技术人员也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救灾运动中来.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中,同当地的“土专家”及广大农民打成一片,终日东奔西跑,勘察测量、监修堤坝、指导清淤等,直接组织指导了边区大大小小水利工程的建设,推广了水利工程和水利管理技术,有效地防止了水灾、旱灾的发生.同时,各根据地人民也积极植树造林,建造了大片的护滩林、护岸林、护堤林,以防止水土流失.在畜牧方面,人们还培育优良家畜、家禽,积极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群众的粮食问题得到解决后,日常工业生活用品的生产也是“生产自救”的必要工作.指出:“手工业的发展,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于是,边区政府再次提出“发展手工业生产”“从事手工业劳动”“发展家庭副业”“开展纺织”等动员口号,号召人们要想丰衣足食,就必须重视手工业的生产.

1940年,陕甘宁边区遭受了盐荒后,边区内外食盐供应受到极大影响.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食盐成为边区争取对外贸易平衡的主要物资.指出:“盐是边区很大的富源,是平衡出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谢觉哉也强调:“盐是边区最大生产,也是除公粮外,政府最大收入.”因此,发展食盐的生产和运销也成为了救灾生产的重点.1941年,边区政府在经济建设计划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运盐是边区的一件大事”,并提出“大量发展食盐的产销”的口号,号召“全民打盐”.

在“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动员下,妇女开始积极纺织.政府还把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村妇女土布生产合作社,并从外地请来师傅,帮助提高纺织技术,改装织布机,提高生产率.有些地区的男子也投入了纺织的热潮中.一些妇女不分昼夜地纺织,还发起劳动比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生产热情.在政府的帮助以及自身的努力下,各地涌现出多个纺织女英雄.部队也积极响应“生产自给”的号召.如359旅,1941年从部队中抽出一批战士勤务员建立了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供自用外,还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又在绥德及南泥湾等地建立了盐井十个,炭井一个,木厂两个,铁厂三个,磨房六所,榨油坊一所.又利用战士们操余课后的时间动员他们纺毛线,用柳条、榆条编织各种用具,用桦树皮做写字板,做菜盒,做点灯器.在运输方面还建立了一个拥有600头驮骡的运输队.

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按勞模们的贡献大小,分别给予奖励.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

救灾口号动员的作用和影响

领导的抗灾救灾以“大生产运动”为契机,巧妙地将“救灾”与“生产自救”的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救灾史上独特的救灾举措,即社会救济和生产自救相结合,使救灾运动成为在抗日政府领导下的、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体力量为基础的真正群众性的社会自救运动.正如著名灾荒研究专家李文海所讲:

“只有抗日边区的生产救灾运动才最终将社会的救济和灾民的生产比较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真正民众性的互助合作形式组织起来,巩固下去,一方面使重灾之下有限的社会财富得到合理的配置与使用,一方面又一扫过去的灾民仰首望天、坐以待毙的灰暗心态和悲观情绪,将广大灾民的精神状态从神权迷信和依赖心理中解放出来,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量,两者汇集在一起,注入于生产自救之途,便成为财富增加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经过标本兼治的大规模的抗灾救灾运动,根据地人民不仅战胜了一次次灾荒,而且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战胜天灾、恢复耕地面积,恢复农业生产”的口号动员下,各根据地人民纷纷响应,“全家老少齐上阵”.由于措施得当,号令一致,抢种、改种、补种抓住了农时,形成了规模,从而弥补了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避免了大面积粮荒的出现.纺织救灾的广泛开展,不仅使部分灾民解除了饥饿的威胁,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而且也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穿衣问题.

同时,在“帮助他人,也就是帮助自己”的口号的深入动员下,社会各界积极募集,全边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募捐救灾运动.边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救亡团体的工作人员,争先恐后地捐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半月甚至数月的津贴费,充作赈款.海外华侨也成为救灾募捐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各种国际渠道以义捐、义演、义卖、侨汇、认购国债等多种方式筹集灾款,同时历经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重重包围,为物资严重匮乏的灾区送来了医药、衣服、棉花、食盐等各类生活必需品.

妇女是这次广泛的抗灾救灾生产运动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广大妇女不仅站在生产一线积极生产,而且还利用休息时间发动身边“姐妹”,义务为战士缝衣做鞋,给前方辛苦作战的战士送去关怀和温暖,增强了战士们作战的信心和动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对妇女的生产行为持高度赞扬态度,他认为:“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部队在生产救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德等领导人与普通士兵一样,亲自扛锄头、下田地进行劳作,与人民群众亲如兄弟.领导人带头践行了“团结救灾”的动员口号.在进行生产时,官兵认真执行生产纪律与规章制度,增强了部队的纪律性,改善了军民关系.

总之,在自然灾害爆发后,冷静处理,完美地将社会救济与群众性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辅助以生产互助的新形式,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生产救灾活动,不仅帮助灾区群众度过了财政困难时期的艰难岁月,最广泛地团结了群众,而且发展了经济,为后来恢复灾区生产、抗拒天灾、经济振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条群众性的生产自救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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