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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技术现象学视角出发分析主流意识形态问题,就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研究日常生活中人、媒介、世界之间的微观和宏观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导向问题,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形成良好舆论导向,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要尊重技术发展规律和舆论导向生成规律,主动融合主流媒体于复杂媒介之中,渗透技术回应大众利益诉求,丰富意识形态理论,完善传播治理机制,提升其在技术空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技术现象学;舆论导向;媒介环境;主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2-0161-06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各种自媒体大量涌现,迅速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喜爱.与传统媒体比较,自媒体规模更大,受众人群更广,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舆论传播中的影响也逐步显现,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新技术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检验和发展的新过程.新技术环境下,舆论引导与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需要引入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技术哲学的思辨力和技术现象学的方法论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应用是现实需要.
一 舆论导向与主流意识形态受技术发展影响
传统技术哲学多坚持主客体二元关系的视角,而技术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则强调面向具体的技术实事,兼顾形而上学和实践经验.技术哲学是研究技术的哲学理论,就是以技术为研究对象,技术思想和技术哲学都是对技术进行的哲学思考,对社会发展、人生追求中具有技术价值观和技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指导.技术哲学核心在于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现象学讨论问题的焦点亦在于此.以技术现象学为理论基础,有助于理解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世界之间的多重关系.从技术现象学视角出发分析主流意识形态问题,就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研究日常生活中人、媒介、世界之间的微观和宏观关系,更好地把握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导向问题,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1、舆论导向形成受媒介技术影响
随着媒介技术影响面进一步扩大,媒介世界逐步形成.媒介世界和现实世界关系密切.“人与技术的关系更为突出,技术对人的知觉的影响更为凸显.”①新媒介出现必然会对现实世界造成一定影响,人的思想、文化、理念等随之发生一定变化.随着网络传播覆盖面扩张,这种影响的范围和速度都有明显增长.现代传媒生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单一依靠传媒人主观力量难以进行有效舆论引导.网络舆情呈现出多样化、多观点、多立场、多来源特点.舆情最终呈现出两个舆论场：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随着网络推广和技术发展,这两个舆论场也呈现出互联网形态,它们都利用网络实现了影响面的延伸.舆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生成并迅速发酵起来.在舆论导向形成的过程中,媒介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舆论场对舆论进行引导之后,网络舆论场内话题会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
2.技术升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巨大冲击
现代技术问题产生的源头是人的知觉和生存,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知觉的角度出发,“对人、技术和世界的多维关系做一个准确的界定”②.技术现象学是后现象学的延展,对于人、技术、世界之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理解.“社会要素以各种方式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偶然或必然的影响”③,换言之,技术作为一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和外部环境乃至世界之间的关系.技术升级会改变人对世界的知觉,这一影响可能是正向强化人的知觉,也可能反向弱化人的知觉.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无国度的国际性技术平台,意识形态交流主体的管理需要建立在广泛国际视野之上,需要国家间的协作管理和国际性的组织机构存在.这些给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二 媒介技术发展中舆论引导和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面临新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变得更加丰富,媒介技术有了更强大发展动力,这些为舆论引导提供了一定支撑.媒介技术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人的需要,让人产生多元化需要.当前舆论引导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从受众、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三维框架出发,能够更为全面地分析这些问题.在受众方面,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导致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舆论引导面临一元化与多元化冲突,需要考虑不同受众需求,受众在舆论传播中的作用也明显增强;在媒介技术方面,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媒介场域,同时也给舆论引导方法带来巨大挑战;在媒介环境方面,“舆论引导领域面临现实性与虚拟织的问题,引导内容面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博弈”④.
1、传播内容面临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
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依然是英语.在此背景下,汉语的传播力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处于相对较弱状态,国际社会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还不全面.因此,在此背景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必须顺应国际发展局势,采用一些信息技术,努力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以李子柒为例,她并没有使用显性的赞美语言,而是通过短视频记录着自己干农活的过程,表达以网络美食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利用信息技术传播“中国文化”.国际受众的高点击率证实了在国际化、全球化范围内使用技术引导中国意识形态的效能.通过各种技术平台,将中国文化展现给世界各地人民,让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趣和好看”,让他们认识中国人民的勤奋和智慧,继而喜欢上中国人,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传播引导内容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民族特色信息如何通过各种技术形式在世界舞台上做出生动表达,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问题.
2、多元舆论形成冲击一元文化主导
网络空间呈现出多种舆论并存局面,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受到威胁和挑战.舆论导向形成有赖于议题设置、权威发声以及回应民众诉求,舆论引导过程是将一元和多元舆论协调在一个可控范围.一元与多元思想冲突普遍存在,人们通过网络渠道可以获取更多信息,思考问题的视角也发生变化.多元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多元文化思潮传播有助于主流意识形态从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一元与多元文化冲突,也影响大众对于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判断.如当前一些新闻媒体或自媒体报道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轨道,以吸引大众眼球为出发点,这种迎合公众的报道不仅不能引导公众辩证、全面地看待问题,也不利于冲突和问题的有效解决.“新的历史时期,网络空间出现了许多宣扬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其背后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曲解,这种思想上的蛊惑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威胁.”⑤在社会各种利益纷繁复杂的现实背景下,只有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引導,才能自觉抵制西方自由主义侵袭,消除公众对于各种思想的困惑.
3.多维互动弱化单向传输
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舆论生态,尤其是一些新兴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舆论传播的形式.技术对舆论生态构建的影响是多维度的,积极影响是将舆论传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促进了舆论传播的繁荣发展;消极影响是加大了舆论引导难度,网络中出现的违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具有蛊惑性,让人们产生困惑、偏离主流思想的轨道.在信息杂乱的空间中,人们想要挑选出有价值信息的难度变得更大,很难做到把“有意义的文化符号在信息爆炸的碎片中检索出来”⑥.
4、现实性与虚拟织增加信息辨识难度
从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层面来看,技术发展会对人与世界关系产生放大或缩小效应,进而也会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信息表达习惯和使用方式呈现出新特征,即公众表达社会问题和利益诉求的渠道网络化.在现实社会中遇到问题时,人们希望求助网络渠道来表达个人利益诉求,或通过制造舆论吸引更多的受众关注.但是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并不对称,信息失真所带来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如在奔驰女车主事件中,尽管女车主通过网络维护了个人权益,但由此引起的舆论风暴也让当事人颇受困扰.随着网络技术的升级,网络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显著提升.信息公布到网上,很短时间内就有可能成为网络舆情,将不同地域的人群聚集起来,造成巨大社会反响.而网络舆情的这种特性有时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通过发布虚假信息、吸引眼球来牟取私利.部分网民在其中充当了“助手”角色,有很多因为“网络暴力”而造成当事人深受其害的典型案例.在现实性和虚拟性相互交织的场域里,唯有提高受众的信息甄别能力,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才能有效避免广大网民被利用.
技术现象学认为,技术是作为存在于人与世界之间的,但伴随技术发展,技术有可能使人丧失主动性,陷入一种非理性状态.在媒介环境中,人与技术的互动更为频繁,人和世界的交流更加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必须科学面对技术,对之做出合理安排.假如缺乏有效、及时的舆论引导,可能会导致舆论朝虚假、非理性的方向发展.
三 技术现象学视域下舆论引导与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路径
技术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虽然不能直接给予舆论引导和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实践操作方案,但可以为推进意识形态网络传播以及解决当前舆论引导中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思路.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舆论引导和主流意识引领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切入.
1、主流媒体融入复杂媒介环境
（1）增强主流媒体传播力度,彰显引导作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有助于构建健康、有序的媒介环境.在新媒体环境下,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引导,在具体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更好地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功能.虽然当前我国舆论引导面临一定挑战,但是也加速了主流媒体的创新发展,为主流媒体融入新媒体创造了机遇.尤其是在面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公共事件时,主流媒体在数据更新、信息传播、思想行为引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人民日报》为例,“近年来积极拓展新媒体传播渠道,搭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国家大事和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体现了为人民发声的宗旨”⑦.进入21世纪以来,主流媒体在应对国内外严峻形势时及时发声,传播内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坚定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以“学习强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媒体也发挥了引导作用,这些新技术渗透为主流媒体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2）创新舆论引导的方法.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媒介生态环境,信息的传播形式和途径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舆论引导来说,引导公众树立正确意识形态观,必须采用多种引导方式.传统的说服、劝服等方式难以对当下的受众起作用,所以,舆论引导者应结合具体实践活动,以具体事件为载体进行引导,用事实来证明哪种说法更为科学.而且,舆论引导的方法应是多种多样的,新闻媒体的作用不仅仅是宣传政策,伴随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以及各类矛盾和问题集聚,机械式的政策宣传形式显然是不能被人们所信服的.舆论引导渠道也要进行拓展,现实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共同发展是当前舆论引导的一个重要方向.新媒体能为传统媒体融入提供契机,积极开拓新媒体传播渠道,是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中发挥引导功能的必然选择.
（3）拓展舆论引导的范围.新媒体环境下各类网络信息迅速传播,涵盖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内容,且国与国间的文化交流更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更普遍.主流媒体不仅面向国内民众,更要面向国际社会.新时代舆论导向的树立必须要紧贴国际国内舆论“脉搏”,积极拓展舆论引导新视野.舆论引导必须从国际视野出发,树立开放心态,实现文化的对话与交流.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华民族文化.从国际视野出发,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对内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在传统文化中寻根,增强群众文化自信;对外要善于利用技术手段宣传中国文化,利用国际自媒体平台拓展宣传渠道,传播内容联系实际生活,以更为轻松、贴合受众需求的方式呈现,淡化“灌输”,强化“溝通”.
2、完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机制
基于技术现象学的分析框架,舆论引导和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必然要考虑技术对媒介环境的影响,面对技术引发的生态问题进行社会观念和制度层面规制,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机制,秉承有效引导、掌握主动和凝聚共识的原则.
（1）有效引导.当前新媒体发展导致网络信息空间的界限模糊,体现为虚拟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等层面,整个舆论场变得十分复杂.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应考虑自动性和自发性,构建双向的“去中心化”交流模式.同时考虑到传播主体、客体、文化等差异,需进一步优化传播方式,提高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在技术推动下,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导向,同时也很容易“因为片面的信息将舆论导向‘转向’,其中有些‘反转’是符合事实的,而有些则是对‘事实’的扭曲”⑧.这就需要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作用,通过及时、有效、具象化的回应,引领大众向主流意识形态靠近.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舆论引导在网络“民间表达场”中能够规避一些极端不合理、逆主流价值观的现象.
（2）掌握主动.网络舆论的形成通常集合了公众意见和网络媒体的信息,舆论走向与社会热点话题、民生关切等密切相连.网络舆论具有非理性特征,在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缺乏权威媒体引导会影响社会诚信体系构建,甚至导致社会秩序变得混乱.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要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一是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数据信息进行监测,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监督,做好分析和研判工作.二是主动设置议题.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需要通过设置议题对大众进行引导,而不是被动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设置一些能够吸引大众参与的议题,形成讨论氛围,促进主流价值观树立.三是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合力.“在新媒体主导环境下,并不是说传统媒体不需要关注,而是要能够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自的优势.”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抗疫过程中我们不仅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同时面对西方舆论的打压.为掌握主动权,中国政府利用大数据挖掘疫情相关新闻数据,梳理和陈列抗疫过程的始末,运用新技术向世界说明中国抗疫进展,及时互通有无.通过主流媒体引导,“在网络这个没有国界的平台上展示出抗疫时的中国态度、中国信心、中国成绩,通过最为及时的信息来应对西方的质疑和偏见,打破他们企图‘甩锅’的阴谋”⑩.
（3）凝聚共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最终目标是凝聚共识,强化价值认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树立良好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进而把握好舆论走向.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现代化建设,需要坚定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培育新时代艰苦奋斗精神,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此外,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巩固中国的领导核心地位,坚定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在中西方意识形态博弈中发挥人民群众力量,共同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帮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B11.应对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要加强民族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构建互利共赢国际关系.
3、技术操作中渗透生活人文气息
信息技术发展催生了网络繁荣发展,也引起了许多负面效应,如生态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社会道德规范问题等.单纯依靠网络信息技术难以解决舆论引导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问题.为此,应从生态控制层面出发,通过外在的干预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空间秩序.“引领”是一个能动过程,其根本目标是提高主体能力,“引领”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发挥技术优势,“在媒介信息传播过程中融入感性化、生活化的内容,增加人文关怀”B12.
（1）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应彰显生活气息.当前,意识形态传播路径逐渐由单位传播、大众传播走向社会传播.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工作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为提高意识形态引领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应引入生活化观念,即让人们认识到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及时给人们现实生活提供指导.因而,必须构建有效的立体传播模式.利用新媒体平台的技术优势,以亲和方式进行裂变式传播.传播内容的选择关系着传播效果能否达成,因而要选择易于受众接受的网络符号.如当前较为流行的表情圖片、短视频等,如果合理利用则有益于社会情绪的表达.当今,受众个体意识和价值意识不断增强,信息传播呈现出符号化、形象化、生活化的典型特征.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生活化,一是要选择生活化的话语表达方式,让受众“听得懂”;二是要选择网络社交媒体作为主阵地,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增强与受众群体之间的互动;三是要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实时把握舆情动态,做好舆情监控和公共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处理机制,发挥技术在舆论导向中的积极作用.李子柒短视频在全世界引起的反响是运用技术形式传递中国话语的最好例证,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东西反而可以引起人们关注,激发人们共鸣.
（2）主流意识形态引领需调动感性情愫.感性意识形态是以表象形式存在的,通常是基于对生活实践的观察而产生的形态,对于大众意识形态具有较强支配作用.“感性的、原生态的生活信念与价值规范”B13,也容易引起人们共鸣.意识形态传播可借助视觉化的方式打造可感知的意识形态“作品”.所谓视觉化是指以更具象化、直观化、生动化的方式演绎抽象内容,意识形态本身属于抽象理论体系,将抽象意识形态内容具象化、视觉化很必要.大众传媒背景下,主体间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扩大,在视觉文化影响下,人们更易被感性内容所打动.技术视域中融入感性元素,打造个性化视觉内容,进而实现感性化意识形态内容在大众之间自主传播.在中西舆情互动与博弈中,不难看出两者在新闻表达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例如,特朗普推特中经常可见一些政治言论,而国内新闻或外交发言人利用私人发布言论还不是常态.这就说明在技术现实性方面,舆论话语环境不同,其现实性也存在一定差异,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党情、世情,在舆论引导中选择合适的情感融入方式,循序渐进实现科学、理性引导.
（3）主流意识形态践行需融入真实情境.将真实情景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中是一种符合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的做法.针对某一社会问题进行争论时,需要主流媒体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要“真正发挥引导作用,并令大众信服,就应做到有理有据”B14.意识形态在特定场域中建构,特定场域实际上就是社会情境,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实践的论点告诉我们,应树立正确的问题解决思路,通过还原具体社会情境,运用主流意识形态帮助大众解决实际问题,不仅能够凝聚人心,还能够提高大众对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新媒体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现实的本真”,即人们可以在新媒体平台展现真实的生活世界,在媒介传播过程中也可还原事实真相,充分调动大众监督作用.
4、完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治理机制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前提是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为此,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构建完善的网络治理机制.
（1）以人性善恶和为切入点.关于人性讨论是一个世代延续的话题.伴随技术发展,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网络的虚拟性给人性中恶的元素提供了“温床”.唯有加强对网络空间管制,才能净化网络空间,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舆论导向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治理为人们树立道德评判标准,尽可能地还原事实真相,彰显人性中“善”的一面.网络治理需秉承德治与法治并重思路,在道德宣教方面,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辩证看待问题,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减少非理性情绪.在法治建设方面,需考虑技术条件等变化,加速网络法治治理相关法律法规更新,利用法律权威规范人的行为.
（2）以主体自觉和网络自律为核心.媒介环境的营造离不开众多参与主体的自律和自觉,在人人都可以发声的时代里,仅仅依靠外部监督和管制是不够的.主体自觉符合网络治理的目标诉求,是人的理性行为选择的必然结果.网络技术发展对人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网络社会为人们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创造了新机遇,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新空间;同时,网络中的无序化和自由化也给人们带来了困惑,尤其是不良网络文化弥漫严重威胁了人的身心健康.相关部门要加大力度打击“黄赌毒”,强化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的管理,净化网络空间,加强对青年人迷恋的、直播等的管理,严防不良信息对青年的意识腐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筑牢人的思想之基,在坚定社会主义信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前提下,使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做到自觉和自律.
（3）以网络互动拓展现代治理途径.网络交往具有开放、自由和互动特征,在基于网络空间构建的社区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因而,人们更愿意通过网络渠道表达利益訴求.网络中互动交往的各项数据分析,能够反映出一些主要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利用技术分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掌握主动权提供依据.网络互动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监督.监督可以对权力形成制约,如当前借助新媒体平台形成的网络问政、在线互动等治理方式,能够生成公共舆论、调整社会资源.
四 结语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将目光放在现代性方面,而技术也渗透着人的本质性,恢复技术基础地位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生存的本质,进而找寻符合媒介世界发展规律的舆论引导策略.在传统媒介基础上有效结合新传播技术,准确传递舆论内容来互通有无,快速占领舆论阵地来保持战斗精神,保障态度鲜明来维护国家利益,秉承人文情怀来履行大国责任.运用安全、可靠、优质的传播技术能够畅通世界对话渠道,避免各国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新动能.
注释
①高天智：《算法推荐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青年记者》2019年第14期.
②董浩：《技术现象学视域下人与媒介的关系省思及认识方法补阙》,《新闻与传播评论》（辑刊）2020年第1期.
③邵娜：《论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
④赵玉枝、谢玉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⑤李京：《新媒体语境下意识形态传播的特征、挑战与对策》,《中国出版》2019年第10期.
⑥卫欣：《技术、媒介与视觉：基于网络文化下的审美反思》,《中州学刊》2015年第10期.
⑦黄楚新、刁金星：《全媒体时代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顶层设计与路径选择》,《中国出版》2019年第15期.
⑧柳斌杰、郑雷：《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管理与舆论引导问题、趋势分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2期.
⑨宋辰婷：《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⑩时圣玉、陈春燕：《新型网络社群影响网络公共事件舆论引导的实证研究》,《北方论丛》2019年第4期.
B11姜飞、彭锦：《以媒体融合促进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现代传播》2019年第8期.
B12颜新武：《网络新闻评论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研究——以红网“观潮的螃蟹”为例》,《新闻战线》2019年第10期.
B13徐峰：《彭兰：未来媒体发展趋势是“万物皆媒”》,《新闻论坛》2015年第6期.
B14隋海鹏：《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传媒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新闻传播》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沐紫
总结：该文结束语：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现象学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可作为现象学相关论文开题报告写作参考和职称论文写作文献资料.
现象学引用文献:
[1] 哈贝马斯和现象学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哈贝马斯和现象学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