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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中英医学论文范文参考：中英临终关怀比较研究
2. 第二篇中英医学论文样文：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
3. 第三篇中英医学论文范文模板：中医病因学基本术语英文翻译标准的对比研究
4. 第四篇中英医学论文范例：中医藏象学说基本术语英译标准的对比研究
5. 第五篇中英医学论文范文格式：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索中医师诊治疾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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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中英医学论文范文参考：中英临终关怀比较研究

“临终关怀”来源于人类对年老体衰者或者病入膏肓者的关怀和供养,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临终关怀服务主要由政府或教会等慈善机构提供,体现为对年老体衰或者穷苦无依者的救助,并不具备医疗功能.

现代临终关怀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强调人有选择“优死”的权力,强调对临终者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全方位关怀和照护,并对临终者家属开展心理抚慰和居丧照护.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西塞丽·,桑德斯创办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院,标志着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开始兴起,之后在美国、法国、加拿大及香港和台湾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开展起来.随着临终关怀运动在世界上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开展,临终关怀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并逐渐形成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临终关怀学,以晚期病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保障临终病人的生存质量,不再将延长病人的存活时间作为首要的医疗目标.

临终关怀服务的基本目标是为晚期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照护,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缓解或者消除病人的疼痛等不适症状来减轻病人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和焦虑,为其提供心理抚慰和精神支持；同时将病人家属纳入到服务对象之中,提供哀伤抚慰和丧亲服务,从而使其尽快摆脱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回归正常生活.服务对象的确定既不是依据患者所患疾病的类型,也不是依据其年龄或性别等生理性特征,而是根据病人生命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临终病人”是指所患疾病在目前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下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病情不断恶化、并且预期存活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病人.临终关怀学所涉及学科较多,与临床医学、护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学和宗教学的关系密切,交叉明显.按照具体照护方式的不同,临终关怀学又细分为“姑息医学”(或称“善终医学”)、“临终护理学”,“临终心理学”和“临终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因此,临终关怀服务不是单纯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并且还包含心理辅导与咨询、生死哲学、死亡教育、健康教育、精神和社会支援、居丧照护等方面的综合性服务,体现了医疗保健服务高度专业化和全科化的统一.

从历时发展来看,临终关怀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早期具有慈善性质的“济岔院”或者教会医院,(二)现代临终关怀运动的兴起,临终关怀机构的创办以及初期发展；(三)临终关怀服务和各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接轨以及整合.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临终关怀实践和研究都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不同国家根据各自的情况对临终关怀的具体服务模式和组织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服务机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总体看来,最常见的有以下三种机构组织形式：独立临终关怀院；附设于综合医院或其他综合性医疗保健机构的临终关怀病区或者病房；家庭病床等居家临终关怀服务.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临终关怀的概念、纳入标准和服务标准具有国际化的特点,但是临终关怀的服务方式却有显著的本土化特征.例如,英国的临终关怀服务主要采用住院服务的形式,包括全日住院和日间住院两类；美国采用的是家庭临终关怀服务为主、住院服务为辅的服务模式.相比之下,中国临终关怀服务大多在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和养老院的专设病区或病房中开展,基本没有独立的临终关怀机构.一个国家或地区临终关怀服务的基本模式、发展水平和服务质量等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来看,决定或制约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的因素有：经济发展状况、医疗卫生制度、文化传统和道德习俗等.西方发达国家临终关怀服务总体发展水平高、设施齐全、覆盖面广,经济落后地区总体水平较低.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国家,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英国临终关怀的基本特点是服务机构数量多、覆盖广、专业水平较高、普通民众参与程度高,已经进入良性化的运转轨道,较好地体现了临终关怀和医疗保险的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经费问题.英国等国家的临终关怀已形成产业,成为国家医疗体系的一个有机成分,能够为人们的生存质量、死亡前照护质量和死亡质量提供重要的保障.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临终关怀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临终”和“死亡”都是禁忌话题,“临终关怀”难以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加之卫生主管部门对此行业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医疗费用等方面没有给予相应的扶持,直接造成了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严重滞后.因而,中国临终关怀处于较低水平,机构少、规模小、运营困难,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且缺乏严格的行业规范.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大约有160万人死于癌症,其中60%以上晚期癌症患者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癌痛；然而,每年接受各种姑息医疗和宁养服务的患者估计小足5万人.绝大多数患者临终之际仍旧在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和治疗,不仅延长了患者的痛苦,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对医疗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低水平的死亡质量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协调,与人们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相悖.除此之外,多种因素决定了今后中国对临终关怀具有巨大需求,例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度发展以及城乡“空巢”老人比例的快速上升,所以,中国民众对临终关怀的潜在需求难以估量.

“临终”是每一位社会成员迟早必经的生命阶段,所以,临终关怀一项关系到社会所有成员的重大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着眼于全面考察中国临终关怀的发展,重点针对当前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困难,通过分析、对比国外成功经验、立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探索有益于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运营模式.研究方法采用的是比较研究,以现代临终关怀的发源地英国为代表,目的是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下梳理全世界范围内临终关怀的兴起和发展历史,通过对比探讨中国临终关怀的问题,明确中国临终关怀目前所处的水平,以便于就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文献整理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等为主；对比分析内容涉及现代临终关怀的起源、背景、服务对象及纳入标准、服务内容、具体运作模式等方面.

本文的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言.针对中国临终关怀遇到的严峻挑战以及民众对临终关怀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出本研究拟考察的重点问题,明确研究的具体方法,阐明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是临终关怀的概念、来源及研究历史与现状.该部分首先对“临终关怀”的涵义以及概念化过程加以梳理,强调临终关怀的首要服务目标是“优死”和“尊严死”,即提高临终病人的末期生存质理,充分体现对其尊严的尊重.另一方面,临终关怀尊重病人的自然生理变化,不采用任何积极手段极速病人的死亡.镇痛研究的进展为缓解临终病人的病痛提供了技术支持；“整体疼痛”概念的确立为临终病人的全方位照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现代临终关怀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临终关怀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大范畴,从不同的侧面为临终关怀实践提供参考,从而能够更好地为临终者及其家人服务,同时也使医护人员实现精神和心智的双重成长.大陆的临终关怀研究*绍性和借鉴性研究居多,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探索本土化的临终关怀模式.

第三部分是临终关怀的兴起及其背景比较研究.文章对临终关怀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着眼于临终关怀服务从慈善济贫机构向医疗服务机构的转变,在历时研究的视角下考察现代临终关怀的兴起与发展,为对比中英临终关怀兴起及其背景提供宏观全面的研究背景.

第四部分是纳入标准和服务内容的比较研究.英国的临终关怀事业是临终照护传统、传统医疗机构和现代医学发展相结合的结果,顺应了人们对死亡的新认识、满足了临终者的实际需求.中国临终关怀的服务模式基本借鉴自英国,但是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与临终关怀所主张的“优死”存在较大差异,虽然这种关怀形式为中国社会所急需,但是其中核心理念的接受尚缺乏群众基础,成为中国临终关怀发展的障碍.

第五部分是中英临终关怀具体运营模式的比较研究,重点考察所有制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服务方式、监管体制等.英国临终关怀发展完善的重要保证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支持,广泛的群众参与以及多元化的经营模式.相比之下,这正是中国临终关怀所欠缺的发展动力.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也是中国临终关怀实现进一步发展应该借鉴且能够借鉴的.

第六部分是中国临终关怀而临的困境以及英国等发达国家临终关怀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国内学者之前提出的几种实践模式是经过认真论证且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社会问题的出现,需要对其进行补允修订.笔者通过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服务模式,针对我国面的困难以及当前存在问题,提出了“立体化人文关怀模式”的基本构想.

第七部分是结语,对中国临终关怀事业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中国临终关怀最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将外来经验本土化.只有充分评估自己的问题,在比较的视野下取长补短,并适时调整改进运营模式,才能使得临终关怀获得长足的发展、造福于中国大众.当然,“立体化临终关怀模式”尽管已经在小范围内实施,但这一构想主要是一种理论探讨,其初衷是为临终关怀实践提供些新的思路,具体的可行性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调整和不断改进.

第二篇中英医学论文样文：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

中国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大举来华传播福音发生在晚清两次中英*战争前后,外来传教士在华传经布道的同时又进行了大量的西学翻译,他们的西学翻译客观上多方面影响了晚清文化社会,推动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西学翻译财富,因此,从第一次中英*战争前的19世纪初到五四运动的20世纪初的百年,被翻译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而在这第三次翻译*中,比起来自他国的传教士,来华美国传教士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代表性人物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以及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更是以其独到的翻译目的、丰硕的翻译成果、广泛的翻译影响声名显赫,堪称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晚清译坛“三杰”.然而,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国内史学界专家学者对外国传教士来华的活动有过研究,可他们的研究课题多半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宗教、教育、报刊、医疗、法律等领域；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外来传教士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20世纪的研究,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的论文或专著仍为数甚少,即使有,它们也是微观有余而宏观不足,无以展示美国来华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关系之厚重主题.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通过梳理来华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三杰”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各具风格的西学翻译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西学翻译,一方面展示来华美国传教士个体与群体在翻译领域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阐释他们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医疗、法律及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多视角揭示来华美国传教士西学翻译对中国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作用.

第二,在梳理了在华美国传教士林林总总的西学翻译成果之后,论文以当代翻译界所认可和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为主线,从翻译理论层面解读和分析他们西学翻译目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翻译手段以及翻译所产生的相应影响,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突破,推进我国对外来传教士的翻译研究.

针对这两大目的,本论文采用三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首先,以史为线,即以中国近代翻译史为主要线索,以晚清历史发展及中美文化交流为重要背景,将美国传教士不同类型的西学翻译置于晚清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教育等发展史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仔细的考察.其次,以点带面,即以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在不同领域的、具有独自特色的西学翻译为论文主体构架,辅之以其他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以期充分说明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第三次翻译*中的巨大翻译成就,及其与此次翻译*的掀起密不可分.最后,理论为基,即在分析晚清译坛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西学翻译三个案例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对晚清翻译的三大贡献基础上,用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re）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与安德烈·,利弗威尔(AndreLefevere)的翻译操控论（Manipulation Theory）对他们的西学翻译目的或意图、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产生和翻译影响从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入的阐述.

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是本研究中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切入点,解决的是来华美国传教士翻译“三杰”林乐知、丁韪良、嘉约翰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译家在近百年不同时期的西学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否真正全面体现、反映和推进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说以“三杰”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传教士翻译三大家分别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西学翻译构成晚清译坛的三足鼎立之势的话,那么其他分散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传教士或是在“三杰”影响带动之下或是个人有意识自觉进行的西学翻译在晚清翻译领域构筑起了近代中国翻译的庞大基础.这种颇具代表性的个体翻译加上具有广泛性的群体翻译展示了一幅富有美国特色的晚清西学翻译全景图,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翻译遗产,为解释或阐述本研究中的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主题提供了足够的译史与译学依据.

本研究的对象是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翻译“三杰”以及其他在华从事西学翻译的美国传教士.列举和分析的翻译材料收集自国内外近代翻译家、翻译史学家、史学家前辈们所留下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丰富史料.针对晚清文化社会不同领域的现代性问题,论文先是对美国在华传教士不同的西学翻译史料加以分门别类地梳理和阐述,进而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三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然后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研究分析他们的西学翻译,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著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

本论文从丰富的翻译史料基础上的分析与阐述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姗姗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后来居上,超越了他国来华传教士,确切地说,就西学翻译的整体成就而言,他们比起他国前辈们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西学翻译方面奉献出更丰富的成果,对晚清文化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其西学翻译在晚清也更具现代性.其次,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三杰”各自的西学翻译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其成就既非他国外来传教士可企及,也非美国同行所能比拟,因此,论文作者认为：这译坛“三杰”的翻译所形成的鼎立三足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的稳定三角支点.再次,如果说这三个晚清译坛杰出的传教士翻译大家的翻译成果尚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美国传教士的巨大成就的话,那么分布在中国各地其他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总和在中国近代翻译宝库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此为支撑全面反映西学翻译.最后,在晚清外来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近百年历史中,不论在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论是处于哪个特殊的社会变革中,不论是哪个特别的美国传教士译者从事西学翻译,不论是他们的翻译目的如何,不论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应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不论他们翻译什么样的西学作品,不论他们的译著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均可用当代为翻译界所广泛认可且普遍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加以阐释和分析,使其貌似杂乱无章的西学翻译具有理论上的条理性和深度性,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论文总共由七章构成.

第一章为概论,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别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做概要性的叙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在于通过对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三大译家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传教士译者的西学翻译活动及翻译成果的梳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度探讨,以说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明他们的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本课题的研究或多或少填补了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某些空白.研究综述先从宏观上在对晚清外来传教士在国内外的研究进行评述,然后从微观层面分别对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研究做进一步的评述,最后指出之前研究的可取与不足之处,为本论文的研究指出一个明确的论述方向.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二：一是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三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二是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对他们的西学翻译进行研究,以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著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论文结构线条式地交代了本论文七大章节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为林乐知西译——集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之大成.本章节首先涉及林乐知其人其译,探讨其西学译介的意图与策略及其在晚清的文化认同.其次,本章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一幅以林乐知为首的近代上海美国传教士翻译潮的图景,彰显出美国教士在沪的科技翻译及其成就、他们的科技翻译之天时地利人和及政治之要素以及美国在沪教士对近代中国科技译介的奉献.再次,以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A Review ofthe Times）与西学译介为例,本章先是回顾《中国教会新报》（Chinese Church News）到《万国公报》的嬗变,接着梳理美国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的西学译介,尔后指出《万国公报》西学译介的策略和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万国公报》西学译介之目的.本章的最后部分以林乐知中国近代军事经典之译——《中东战纪本末》(The WholeCourse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为例,介绍林乐知与《中东战纪本末》的关系,阐述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之动机与翻译策略,并将《中东战纪本末》与同时代的传教士军事翻译做比较,以突显《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军事译史上的意义.

第三章为丁韪良西译——竖近代国际法现代性之丰碑.本章节在梳理丁韪良翻译经历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从本质上揭示其国际法翻译外在与内在之动机,并就其国际法译著从翻译动机视角窥视其应用的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以引带出丁韪良一系列国际法译介在近代中国法学界乃至对整个晚清文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拓展近代中国翻译的新译域；为晚清文化社会培养一批本土国际法译者；树立西学译介与政治结合的范例,并使得政界与学界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具有国际法的现代意识；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创造并留下一串迄今为止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法学新词汇.第四章为嘉约翰西译——立东渐西医现代性之标杆.本章节首先在简要梳理晚清美国传教士在澳穗的翻译活动以及西学翻译后,描述其西学译介的特色以及澳穗美国传教士西学东学翻译的意义；然后,检视了明末清初的医学翻译以及与嘉约翰同期的其他外来教士的医学翻译,把嘉约翰置于中国医学翻译更大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分析,以凸显其在医学翻译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成就；接着,切入嘉约翰在华的医学翻译的正题,从大夫到译家、在华翻译成就、医学翻译动机等三个方面对上述正题加以阐释.最后,从西医现代性的角度,概括性地论述嘉约翰的医学译著在中国译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第五章为美教士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三大贡献.本章节主要追述美国传教士群体来华几十年来在西学翻译领域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三大贡献.首先是美国传教士对晚清科技翻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回顾晚清来华美国传教士的科技翻译活动与历程的基础上,论文阐述了他们的科技译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对晚清翻译机构建立的贡献.本章总共列举了晚清时期在中国近代翻译界涌现出的九大翻译机构,它们多半与外来美国传教士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九大翻译机构分别是让国人睁眼的三支开路先锋、随洋务运动崛起的两大翻译主力以及促进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四大推进器.最后是他们对晚清现代教科书的贡献.本章该节以晚清现代教科书编译机构为主线,梳理了在华美国教士编译教科书的硕果,探讨了他们教科书编译的定名原则及编译手段,阐发了他们教科书的编译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第六章为理论视域下“三杰”译介目的、产生及影响.本章节首先应用当代翻译目的论,在指出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三杰”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及其异同的基础上,探讨“三杰”的西学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其次,本章应用当代翻译操控论,从“三杰”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动荡的催生、对晚清转型社会变革的触动以及对晚清现代教育的呼唤等三个方面追述“三杰”西学译介产生的文化背景.最后,还是应用翻译操控论,本章节探讨了“三杰”译介对晚清社会文化的客观影响以及对晚清社会现代性意识的发展.

第七章为结语.本章节重点得出本论文的几大结论：第一,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因晚清外来传教士的西学翻译而兴起.第二,从整体上看,后起之秀的美国来华传教士超越了他国前辈,在晚清翻译界独占鳌头,成为第三次翻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先后来华的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三大杰出的美国传教士翻译家是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代表,“三杰”在各自领域独辟蹊径,所做出别具一格的西学翻译贡献为晚清译界所瞩目.第四,由其他美国传教士构成的翻译群体是晚清译坛不可或缺的基础力量,其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五,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最大作用是在晚清文化社会中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即一方面在晚清政治、思想、军事、宗教、教育、报业、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观念更新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促进的作用.第六,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始终贯穿着明显的“目的”和“操控”.借助当代翻译理论中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我们可以从“三杰”

第三篇中英医学论文范文模板：中医病因学基本术语英文翻译标准的对比研究

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医药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可.中医药术语英文翻译已成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桥梁.为了加强学术交流、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中医药术语英文翻译标准制定的工作成为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工作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我国政府相关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从不同时期都已经开展了中医药术语英文翻译标准化工作,目前已经发布和出版了5部标准.通过对这些标准中的中医病因学术语英译文运用语言学、术语学、翻译学等方法进行对比研究,逐条分析、对比,并参考相关文献,进而归纳、整理出中医病因学术语英文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最后确立我们认为相对合理的这些基本术语的英译文.通过对5部标准的对比研究,总结当前中医术语英文翻译活动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形成原因；为中医术语英译的研究、标准修订以及标准化工程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20348－2006》中医病因学部分的基本术语117条.术语英译文选择的范围是在目前国内外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医病因学术语的五部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20348－2006》（标准①）、《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标准②）、《中医药学名词》（标准③）、《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标准④）、《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国际标准名词术语》（标准⑤）.把这五个标准中的病因学术语英译文一致率分为Ⅰ、Ⅱ、Ⅲ、Ⅳ级,进行统计分析.重点讨论的是Ⅲ、Ⅳ级术语的英译文,即“术语英译文部分一致”和“术语英译文不一致”.

确定病因学术语的中文意义,主要根据上述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20348－2006》（标准①）和《中医药学名词》（标准③）中的定义,部分术语在标准③中未见释义的,参考中医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李德新．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孙广仁．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以及《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李振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至少选择2种中文释义,对病因术语的中文释义进行分析判断,从而确定、统一术语的中文释义.

本研究重点是中医基础理论病因学术语英译文的研究：对每一个术语在5部标准的不同的英译文进行研究和比较,从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并结合医学技术层面的意义进行分析.根据中文术语的内在涵义,分析、比较各个标准中不同英译文的优缺点,从中选出或另给出新的比较合理的英译文.英文释义主要参考www.websters-online-dictionary.org/；美国传统辞典,网络版金山词霸2003；英文医学词汇意义主要参考W．B．Saunders Company．Dorland’s Illustrated Medical Dictionary,29thedition．Forum,Singapore Harcourt Asia Pte Ltd．2001；其他词汇意义主要参考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等英文网站提供的资料.

结果

本研究首先对术语、术语标准化,中医术语标准化；中医药术语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等中医药名词术语英文翻译理论进行了复习、总结和概述.在此基础上,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对中医病因学基本术语英译标准进行对比研究.

1.五个标准中病因学基本术语英译文一致性的研究

本研究中的病因学基名词术语117条,其中英译文I级一致率的术语有4条,占研究总数的3.4%.II级一致率的术语共20条,占研究总数的17.1%.III级一致率的术语共26条,占研究总数的22.2%.IV级一致率的术语共67条,占研究总数的57.3%.东西方医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历程以及研究的方式均不相同,将中医术语翻译成英文具有一定难度,更由于译者等多因素存在,同一术语会有着多种英译文出现.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IV级一致率（各标准英译文不一致）的术语所占比例最高,更加能够说明术语英译存在着多样性.

2.病因学基本术语英译文标准的对比研究

由于5部标准中术语英译文I级、II级一致率的术语英译文因大部分标准都采用,故作简单讨论.III级、IV级一致率的术语较多,英文各不相同,所以重点讨论.

英译文I级一致率的4条术语中,有3条术语中文定义无歧义,5部标准中英译文一致,所以采用了原标准的英译文,分别是“阳邪”、“阴邪”、“痰”.其中“风燥（wind-dryness pathogen）”是在原英译文的基础上加以改变的.

英译文II级一致率的20条术语中,有16条采用原标准英译文；其中有5条我们研究的结果没有采用原标准中一致率最高的英译文,而是应用了一致率低的英译文.如“病因、外感、六淫、瘴气、瘀血“,应用直译和借用英语中相应的西医名词方法.有4条术语是在原标准英译文基础上加以改变的.分别是“风寒（wind-cold pathogen）”,“风热（wind-heat pathogen”,“风湿（wind-damp pathogen）”,“饮（stagnant fluid）”.

英译文III级一致率的26条术语中,遵照一致率统计级别,完全采用原标准英译文的有21条,而有6条没有采用原标准中一致率最高的英译文,而是应用了一致率低的英译文.分别是“三因学说（theory of three categories of disease cause）”,“内因（endogenous cause）”,“外因（exogenous cause）”,“不内外因（non-endo-exogenouscause）”,“实邪（excessive pathogen）”,“七伤（seven injuries）”.属于在原标准英译文基础上加以改变的有5条术语,分别是“正邪（vital qi）”,“湿阻气机（damp pathogenhampering qi movement）”,“痰饮（phlegm and stagnant fluid）”,“湿邪（damp pathogen）”,“湿家（patient with damp）”.本研究遵循了科学性原则、同一性原则等,采用了直译、意译等方法.

英译文IV级一致率的有67条术语.这个级别的英译文基本上是各个标准不相同或是缺失的,所以从中筛选、分析、比较,选择,最后完全采用原标准英译文的有30条.其余37条为自创英译文,其中32条是在原译文上加以改变的,5条是完全自创的,分别是：“饮食失宜（dietary intemperance）”,“饮食不洁（dietary unsanitary）”,“饮食偏嗜（dietary partiality）”,“过逸（over-ease）”,“虚邪（deficiency pathogen）”.主要是从语义角度上,重新选择一个恰当的词汇.对于占大多数的四字结构术语,采用的不同翻译方法和原则.一是应用“名词+动名词+名词”结构的复合短语.二是则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英译文不与原文一一对应,用解释性的语言来翻译术语.

结论

1.中医术语英译应当遵循以下原则：A.科学性原则；B.客观性原则；C.约定俗成原则；D.实用性原则；E.同一性原则.

2.中医术语英文翻译中,①直译是目前中医术语翻译中常用的也是最主要的方法.②适量运用音译来表达难于解释的术语.③意译能更好的保持原文的基本意思和总体风格.3.本研究中医病因学117条基本术语的五个标准英译文I级一致率的术语有4条,占总数的3.4%；II级一致率的术语共20条,占总数的17.1%；III级一致率的术语共26条,占总数的22.2%.；IV级一致率的术语术语共67条,占总数的57.3%.4.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讨论,最终确定了5部标准病因学117条术语的英译文.其中,完全采用原标准英译文70条；在原标准英译文基础上加以改变的有42条；属于完全自创的有5条.

本研究结果为中医病因学基本术语英文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各个中医药术语英文翻译标准进一步修订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第四篇中英医学论文范例：中医藏象学说基本术语英译标准的对比研究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目前国内外通行的5种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中藏象学说相关术语词条英译文的对比分析,归纳整理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术语英语翻译的策略,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考察术语英译标准的差异,总结当前中医术语英译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形成原因；通过对比分析、参考有关文献,从而确立我们认为相对合理的这些基本术语的英译文.为中医基础理论英语翻译的研究及标准修订提供一定的参考.

对象与方法：

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20348—2006》中全部藏象学说中文术语329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基础理论术语GB/T20348—2006》(标准①)、《中医药学名词》(标准②)、《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标准③)、《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标准④)、《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国际标准名词术语》(标准⑤)共5个目前国内外发布的翻译标准的英译文为基础,把五个标准中的英译文一致率分为四级,进行统计分析.然后重点讨论Ⅲ、Ⅳ级术语词条的英译文,即“词条英译文部分一致”和“词条英译文不一致”.其中术语词条的中文含义,主要根据上述标准①、②中的定义,参考中医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两种七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李德新.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孙广仁.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以及《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李振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对术语词条的中文意义进行分析判断.词条英文意义的研究：对每一条不同的英译文进行研究和比较,从跨文化角度、并结合医学技术层面的意义分析,按中文词条的内涵,比较各不同译文的优缺点,最后确定该词条的相对合理的英译文.或对个别或少数标准缺项多而英译文又欠佳的,笔者自选,另给出新的相对合理的英译文.英文医学词汇意义主要参考W.B.Sauders Company. Dorland',s Illustrated Medical Dictionary,29th edition. Forum, Singapore Harcourt Asia Pte Ltd.2001,其他词汇意义主要参考http://dictionary.referrence.com和www.answers.com等英文网站提供的辞典.

结果与结论：

本研究纳入中医藏象学说相关名词术语及衍生词329条,经过统计,其中英译文一致率达到Ⅰ、Ⅱ级,即完全一致和基本一致的术语仅61条,约占总数的18.5%；Ⅲ、Ⅳ级术语词条有268条,约占总数的81.5%；笔者认为原有英译文不合适而提出的自选词条有118条.

(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选取的5个英译标准录入的术语词条各不相同,导致本比较研究所选的样本差异较大；二是许多词汇的英译文意思相同,但行文书写上存在微小差异,达不到Ⅰ,Ⅱ级筛选要求,从而造成一致率下降.

(2)尽管目前存在不少一词多译的现象,但中医藏象理论核心的基础名词术语的英译基本上已经逐渐确定并稳定下来,如气qi、血blood、精essence、阴yin、阳yang,心heart、肝liver、脾spleen、肺lung、肾kidney等,主要为概念、生理功能和解剖结构方面的术语词条,英译文一致率达到Ⅱ级以上,约占总数的的18.5%,它们构成了藏象学说英译的基础.在这些核心词汇的基础上,或是彼此两两结合使用,或是与一些谓语联合使用,扩大了其应用范围.

(3)个别术语英译存在自相矛盾或表达不清的情况.在明晰中文术语词条的含义基础上选用了合理的英译.例如“五志”five emotions与“五神”five minds,“魂”ethereal soul和“魄”corporeal soul等等.

(4)一些常用的词语和谓语结构可以译作相对固定的格式,方便反复套用.可充分利用V+ing形式,可有效解决短语型和句子型术语的英译问题,化繁为简.例如“A藏B", A housing/storing B,",A司B", A controlling B,",A主B", A dominating B,",B舍A", A adhering to B,",A合B(脏腑相合)”A pairing with B,",A华在B ", A lustering in/on B等等.

(5)对于一些定义明确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术语借用西医术语进行翻译,这已得到译界的基本认可.许多术语词条已经从词典解释性翻译向简洁实用型转变,且经历了音译到意译再回归音译的演变,这说明经过多年推广和努力,国外读者已经逐渐从“不知其然”的照本宣科,发展到理解掌握术语的内涵“知其所以然”,并最终逐渐回归到中医术语英译的本来面目.

(6)中医术语的翻译应坚持自然性、简洁性、民族性和规定性等原则,按照约定俗成、循序渐进、择优选用、意义明确、形式简洁、层次分明、行文规范的方法来进行中医藏象术语英译文的选取,从多方面加以考虑,努力使译文为读者所理解,为读者所接受.合理运用多种翻译方法是中医术语英译问题的解决之道.

(7)本研究对Ⅲ、Ⅳ级术语268条词条进行了重点讨论分析,其中自选词条118条.最终确立了本研究的中医基础理论藏象学说基本术语英译文,为中医基础理论英语翻译的研究及标准修订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五篇中英医学论文范文格式：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索中医师诊治疾病的过程

本研究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探讨中医师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医诊病,其传统的方式主要有“四诊”,即望、闻、问、切四种方法.中医治病主要有三个层次,即“未病”、“欲病”、“已病”.中医师在诊治疾病过程中,始终以中医药的基础理论为基石,或根据“辨证论治”或根据“整体性原则”或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或根据“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来诊察个体所患疾病的病因、病性及其变化,进而获得符合个体特性的方药.然而,当今现代化的中医,新时代中的中医师,在其传统诊治疾病的基础上,更多地结合了现代西医学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的诊疗特色.对于这样一个中医师诊治疾病过程的研究,目前定量研究领域里尚无明确的指标或客观统计数据可以完全定论.为此,换一个角度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相关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学上的创新和开拓.此外,中医虽然是中国传统的主流医学,但是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本研究对中英两国中医师诊治疾病的异同进行了对比研究.从方法学研究来角度来讲,本研究就如何应用定性研究及其相关方法也进行了探索.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个体访谈法、焦点组访谈法和观察法,对中国中医师及其病人和英国中医师诊治疾病过程中的相关要素进行探索.

本研究的次要目的：期望通过引入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和框架理论分析法(Framework Analysis),对中医研究领域应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方法学上的探索.

总之,研究者希望通过本研究可以为将来中医研究领域开展相关定性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也为循证中医药的发展提供证据补充.

研究内容

本研究内容一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部分,通过系统检索国内外近三年来有关医学研究领域里应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文献,主要关注两方面的研究信息：首先是综述定性研究方法在医学研究领域、补充替代医学研究领域和中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现状,其次介绍定性研究中三种具体方法的应用；第二部分是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索中医师诊治疾病过程的应用实例,介绍了个体访谈提纲和个体访谈法实际操作过程；焦点组访谈提纲和焦点组访谈法实际操作过程；观察法提纲和观察法的实际应用；框架分析法及其实际应用.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半结构化个体访谈法、焦点组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通过引入“三角互证法”将三种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同一研究之中,使得资料收集面增广,资料结果可信度增加.本研究资料收集分为两个部分,中国部分和英国部分.中国部分在北京五家大型三甲医院进行,运用半结构化个体访谈法分别医院里的部分中医师及其所管理的病人进行了访谈,对他们之间的部分临床门诊活动进行了观察.英国部分在伦敦进行,对在英国从事中医临床实践的中医师进行了半结构化的个体访谈和焦点组访谈.其中中国医院选取了14名内分泌科或肾病科的中医师及其所管理的18名住院病人进行了个体访谈,并对其日常门诊实践进行了41次观察.英国部分,选取了在英国行医的中医师9人进行个体访谈,并举行了一次9个中医师参与的焦点组访谈.通过对录音材料和观察笔记的转录,本研究共获得了48万多字的转录稿(即原始材料).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滚雪球抽样方法和方便抽样方法),使用框架分析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并使用定性数据分析包RQDA,一个中文定性资料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管理和分析.

研究地点

本研究在中国北京和英国伦敦进行.北京部分选取了五家大型三甲医院(其中四家为中医医院,一家为中西医结合医院),伦敦部分在个体门诊和指定地点进行.

研究发现

系统检索国内外近三年内医学研究领域里有关定性研究的文献,对其进行归纳和分析,获知中医药研究领域引入定性研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对文献的总结,获得了如何使用定性研究方法探索中医师诊治过程的研究思路.本研究的研究发现基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对于中国中医师及其病人资料的分析；第二是对于中英两国中医师异同对比的分析.通过框架分析理论对访谈资料和观察资料进行分析,探索关于中医师临床实践过程的相关要素,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中医师的诊疗过程,主要涉及到了七大要素,即中西医结合、经典理论的应用、疗效、经验、科研证据、发展和挑战、医患关系.2)通过对比中英两国中医师诊治实践的过程,研究发现中英两国中医师的诊疗实践有三大共同点和五大不同点.三大共同要素为：疗效、经典理论、经验；五大不同要素为：文化背景、环境、政策、理解、病人

研究一：关于中国中医师的定性资料,通过分析得出7大类主题：中西医结合、经典理论的应用、疗效、经验、科研证据、发展和挑战、医患关系.对于病人的定性资料和观察法所获得的资料,主要围绕七大主题之一的“医患关系”进行补充和说明,通过分析,获得三个主题：中医诊疗、中医师、医患交流.虽然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它成长于无数古代中医师的经验积累之中,也成长于中医师个人的体会和觉悟之中,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但是面对现今高度发达的社会,面对西医的蓬勃发展,中医师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是质疑.早已习惯在正规中医院里工作的中医师为了谋得自己在医学行业里的立足之地,为了维持和巩固中医在行业中的地位,他们慢慢地走上了中西医结合或者说中西医并用的道路.

研究二：病人资料和观察法资料的分析.对于来中医院就诊接受治疗的病人来说,医患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在诊疗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医患关系的分析中,就病人而言,病人对中医诊疗的关注主要有：疗效和经费两个方面.而对于中医师的资历和医患之间的交流,病人也颇为重视.

研究三：关于英国中医师资料的分析,英国中医师和中国中医师诊疗的一般过程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同样的注重疗效,同样地运用经典理论进行诊疗活动,同样地重视经验的积累.他们都会依赖于感性思维,依赖于经验的积累,倾向于一种以病人为中心(Patient-Centred-Care, PCC)的医疗模式,在考虑到职业道德和责任的同时,他们也会告知病人诊治的安全性问题.然而,由于是东西方两个不同世界的国家,而且中医药源自中国,因此,在两国行医的中医师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文化背景、环境、政策、理解、病人.从学习经历,教育背景,对中医的理解,到所面临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实践环境,两国的中医师在诊疗实践中面临着许多不同的实际问题.虽然文化背景是不可否认的主要因素,但是政府部门的支持及其相关政策,都会非常直接地影响到中医师的临床实践.

最后,关于方法学上的发现,本研究不再是讨论是否需要应用定性研究于中医临床研究之中,而是如何使定性研究规范地严谨地应用到中医研究中.通过实际应用,本研究就如何加强定性研究实施的严密性,提出需要考虑三个方面和谨记四个要素.三个方面是不要刻意去避免主观偏倚,定性研究本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建议使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于一体之中,比如“三角互证法”,这可以使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提高；定性研究认为研究实际是多样化而且是可塑的,那么不要期望定性研究按照定量研究的思维去获得和其他研究统一的研究结果.四个要素指的是内部效度/可信性；外部效度/可转移；信度/可靠性；中立性/适应性.定性研究的质量控制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和四个要素得到较好的保证.

研究结论

引入定性研究方法可以为定量研究提供互补信息,可以为循证中医药学提供综合证据.通过定性研究方法,本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关于中医师诊治疾病过程的相关要素.无论是中国中医师还是英国中医师,疗效、经典理论和经验是他们诊疗实践活动中较为突出的三个方面.疗效是整个诊疗实践的生命力.而经典理论的指导是整个实践活动的灵魂所在,经验既是中医师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又是他们赋予中医诊疗实践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中国中医师的诊疗实践还有另外四个方面的考虑：中西医结合、科研证据、发展和挑战、医患关系.对于中英两国中医师诊疗实践的不同点,虽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这却是定性研究可以发挥其特长的一个研究现象.本研究通过发掘,对于两国中医师诊疗实践中突出的不同,有着不同角度的阐释.而对于中国医院里的接受中医诊治的病人来说,他们对于诊疗活动的体验主要通过医患之间的关系得以阐释,参与诊疗实践的双方,就是中医师和病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诊疗实践过程的践行者,因此通过病人的角度,来体验诊疗的实践活动,通过医患关系来阐释中医师的诊疗实践活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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