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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港台文学论文范文参考：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
2. 第二篇港台文学论文样文：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
3. 第三篇港台文学论文范文模板：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
4. 第四篇港台文学论文范例：武侠小说从“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叙事模式的变迁
5. 第五篇港台文学论文范文格式：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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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港台文学论文范文参考：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

“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

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

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著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

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著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著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

1966.5—1976.10(“*”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著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著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开始后出版发行*著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著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时期疯狂出版发行*著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

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著,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

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著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著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著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著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著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著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著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著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

“*”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

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

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第二篇港台文学论文样文：刘以鬯与现代主义：从上海到香港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源于1920年代末的上海,战后同源分流,1940年代末以后兴盛于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1980年代随着先锋派作家出现,汇流大陆.华文现代主义川流不息,从未间断.刘以鬯(1918-)是传承上海现代主义与五四精神到香港最重要的人物,1949年南来香港,身兼作家与编辑双重身份,多年来在商业社会坚持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与推广,扶持也斯(1949—)、西西(1938-)等下一代香港作家现代主义的发展.1985年刘以鬯发起创办并总编《香港文学》杂志,发起世界华文作家联会,以香港特殊的政经空间连接大陆与海外华文为己任,是华文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本文在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以及港台海外华文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密切联系的背景上,考察刘以鬯七十余年的写作生涯,尤其是1949年南来香港以后,上海记忆梦萦于字里行间,构成两座城市文化交缠的美学.本文研究重点是通过现代小说家刘以鬯及其作品,梳理上海到香港在文化上与美学上传承与转化的关系,有助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

论文首章为导论,重新整理刘以鬯文学与现代主义及评估其研究价值.第章分为两部份,前部份重新检视历史,梳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自上海诞生到分流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的过程,并探讨刘以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后部份整理过往刘以鬯作品评论与研究.经本人收集、梳理、统计,历来大陆、港台与新马有关刘以鬯作品评论文章超过四百篇,另有不少外文书写的评论,包括英文、法文与日文,刘以鬯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本论文在研究角度上寻求突破,打破过往港台澳文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隔阂.将刘以鬯作品研究置入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框架,整体性分析其文化与美学的传承与转化.

第二章及第三章从较宏观角度讨论刘以鬯作品整体的文化与美学特色.第二章分析刘以鬯与上海新感觉派和五四新文学关系,本文发现刘以鬯在文字风格与文学形式受到上海新感觉派成员刘呐鸥(1905-40)与穆时英(1912-40)影响颇深,在民族立场上却有分歧,刘以鬯能够将现代手法技巧与民族自主立场自然融和.他跟施蛰存(1905-2003)在民族观点上较接近,追求华文现代主义与世界同步.刘以鬯亦受到五四新文学鲁迅等的内省精神启发,作品往往对时代与社会辛辣批判,兼具个人反思.第三章论及刘以鬯的城市迁移经验与文学作品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关注过去没有评论提及刘以鬯以新马为题小说的第一手资料.输文思考城市迁移对华文现代主义在文字、风格、美学上的影响,体验到战後中国文学多中心新局面发展的文化多元性.

第四章至第六章以分析刘以鬯的文本为主,探寻现代主义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的关系.前者指源自上海至香港的文化传承,后者指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在华文文化中的横向影响.第四章探讨刘以鬯的心理小说,分为两部份.前部份尝试寻求一种科学而客观的方法,剖析《酒徒》与上海新感觉派及西方意识流小说关系.通过文本内语言模式的归纳与比较,发现《酒徒》运用六种语言叙事模式,其中有来自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1922)及穆时英的启发.刘以鬯《酒徒》的贡献是有意建立一套崭新的华文语言系统,描写意识流不同程度的心理层次,同时《酒徒》内省精神可以追溯到鲁迅《狂人日记》(1918),可见《酒徒》在文化上和美学上有纵向与横向的传承与转化关系.通过同时代港台意识流小说比较分析,揭示《酒徒》在华文意识流小说中的重要价值.后部份讨论《酒徒》以后,刘以鬯发展了两种心理描*法,一种是混合深层与表层心理的书*法,另一种是纯粹表层心理的书*法.

电影视觉文化与城市生活文化出现,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刘以鬯作品同样兼具这两种特色.第五章尝试以“城市图像”的概念阐释刘以鬯文本内各种城市时空演绎法与跨媒体经验(来自电影视觉、听觉经验与蒙太奇节奏).刘以鬯对城市图像的探索,在上海新感觉派等视觉描写基础上发展,他主要受到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横向的启发,从电影汲取崭新手法捕捉香港的城市经验,当中以《对倒》(1972)成就最高.第五章从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与李维斯陀(L6vi-Strauss, Claude,1908-)所启悟的“音乐结构”(composition)概念,分析《对倒》与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2000)的跨媒体影响.刘以鬯启发王家卫拍摄名作《花样年华》,该片获康城最佳导演殊荣.本章透过“音乐结构”剖析意义的方法,整理出刘以鬯如何从电影媒体汲取描写城市的手法,文学手法又如何启发电影,表现20世纪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多元与跨媒体互涉复杂现象.

刘以鬯有一系列故事重编小说向来备受评论关注,以往研究方法多遵循“故事新编”概念,着重文本内版本比较,很容易忽略文本外因素,尤其是香港这种多元文化的商业城市因素.第六章以“现代复修",代替“故事新编”的说法.“现代复修”概念,来自历史古迹遗址复修的现代建筑方法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育观念.”现代复修”有利于将文本内的关系(新旧符号的和谐与张力)与文本外的关系(经济、文化、社区环境)作整体分析,对刘以鬯在财经或商业报刊连载的故事重编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寺内》(1964)那种雅俗共赏、新旧文字符号并存的作品,得到更精准有效的分析.“现代复修”作为一种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的观念,亦有助评估刘以鬯个人的上海记忆在香港城市现代化的特色.

刘以鬯写作时间超逾七十年,作品数量极多,部份坊间失传.本论文在第一手资料发掘上有突破,例如中篇小说《龙女》(1952)、《第二春》(1952)、《星嘉坡故事》(1957)、《梦街》(1958)等,都是过去几乎没有评论过的作品.另外新近重新整理出版的旧作,例如《热带风雨》(2010),《甘榜》(2010)、《吧女》(2011)等,对本论文研究在新资料上也有很大支持.本人多次专访刘以鬯及其夫人罗佩云,他们在资料上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总体而言,本论文较全面整体地梳理刘以鬯作品从上海到香港之间文化与美学的纵向传承与横向发展,为补遗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全面的发展脉络有所贡献.

第三篇港台文学论文范文模板：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

得益于90年代的武侠小说研究热,20世纪武侠小说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和文学史联系不紧密的缺憾.本文立足于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互动来打通武侠小说和文学史的内在逻辑关系,希望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20世纪武侠小说能够从清末的地摊小说发展成为今天具有一定文化品格、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学,主要受益于它对精英文学的借鉴和吸收.同时,它在娱乐性和审美现代性上对精英文学具有启发意义.如何规避清代以来侠客们致力于功名利禄、颇失自由的精神低谷,提升其文化内涵,跟上时代的要求,对20世纪武侠小说作家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本文选择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最有影响的作家作为论述的重点,兼及其他作家.点面结合,将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结合起来,兼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研究其复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力图阐明20世纪武侠小说的现代性特征.结合着中国杂色现代性理论,本文考察了20世纪武侠小说的精神构建、形象书写以及艺术特色.

全文分绪论,正文三章以及结语三大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中国现代性的杂色文化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对于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以及武侠小说的规约.梳理武侠小说研究概况,挖掘研究现状的不足并提出研究新思路.

第一章主要论述20世纪武侠小说现代性的发展模式及其阶段.雅俗融合、古今对接,是武侠小说文化内涵的主要内容,也是难点所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武侠小说作家们紧跟潮流,将革命话语、启蒙话语、现代主义话语先后引入了创作.其中,梁羽生对左翼文学的借鉴、金庸对启蒙文学的征用、古龙融合现代主义文学成为20世纪武侠小说现代性的三种主要模式.港台特殊的经济、政治和市民文化背景也深刻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创作,市民文化制约着武侠小说的发展.

第二章集中谈20世纪武侠小说的精神构建.主要聚焦于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人文化精神的现代性特征.梁羽生小说文化内涵主要是传统文化与左翼思潮的对接；金庸小说主要是传统文化与启蒙思潮的融合；古龙小说主要是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思潮的碰撞.深入文本,从文化主题、武功描写、情感模式等方面论述他们的文化内涵.在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武侠小说作家们用现代文化思想突破传统文化对个性的束缚,又用传统文化的群体思维来约束现代文化的个性.

第三章主要考察20世纪武侠小说的侠客形象.受到精英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20世纪武侠小说不再安于讲故事的传统,普遍重视深度人性的摹写.从情感和理性激荡的角度来描写真实的、动态的人性,成为人物刻画的主流.梁羽生虽然继承了讲故事的传统,但是在一些优秀作品中已经写出了深刻的人性.金庸深入侠客们的情感世界,挖掘人性变化的深层内涵,写出了动态的人性,突破了传统武侠的良暴二元对立模式.古龙更是深入人的潜意识,摹写病态人格.他笔下的部分侠客情感与理性失衡,沉于*而不能自拔,由此表现出生命的紊乱无明、人性的荒谬、社会的荒诞.他们三人形成了人性刻画的三个阶段.

第四章主要讨论了20世纪武侠小说的艺术特色.武侠小说所表现的是想象的超验世界,在虚拟的江湖中,寄托着中国人“入世”之建功立业和“出世”之超凡脱俗的两种人生理想.良暴二元模式是武侠小说道德叙事的基本框架,20世纪武侠小说在传承这一模式的同时,又有了新的突破.武技是武侠小说的重要内容,20世纪武侠小说武技的浪漫化、精神化、狂欢性等特征尤为明显.本章通过古今对比,力图阐明20世纪武侠小说鲜明的艺术特色.

结语部分大致分析了“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发展状况,温瑞安、黄易、大陆新武侠的众多作家都为武侠小说发展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呈现了新的面貌,其探索有得有失.文章最后对武侠小说的未来发展做了展望.

第四篇港台文学论文范例：武侠小说从“民国旧派”到“港台新派”叙事模式的变迁

“民国旧派”和“港台新派”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点.本文选取了“叙事模式”这一角度,将两个时期的武侠创作放置于中国武侠小说动态化发展的历史流变中,通过对每个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解读及整理归纳,结合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考察两个时期武侠作品中叙事模式的变迁过程,以期做出合理评价,为今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总结规律.

本文不是对武侠小说叙事模式各个方面的整体研究,而是从形式方面选取了目前研究中的空白点——结构模式,从内容方面选取了当代武侠中较为典型的复仇模式、言情模式和成长模式这三种情节模式,以此来分析两个时期的叙事者是在怎样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以怎样相同和不同的方式来虚构武侠故事的.

《绪论》中除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外,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古代武侠小说所形成的基本叙事模式.

正文共分四章,分别从结构模式、复仇模式、言情模式和成长模式四个方面来研究两个时期武侠小说的变迁过程.

第一章分析了武侠小说结构从“以事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流变轨迹,并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30年代以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为代表,仍延续了古代对众多侠客行侠故事的关注,采用了连缀性传记结构；40年代以宫白羽和王度庐等人为代表,能以某类具体事件为中心,其小说结构呈现出首尾连贯的较完整的形态,甚至出现了《卧虎藏龙》这样以人物为主的小说；50、60年代以金庸和古龙为代表,在结构上“以人为中心”的模式成为这个时期成功武侠作品的共同选择,其成熟的结构模式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至尊的地位,同时港台作家又受到侦探推理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在结构上作出了多方探索.

第二章研究了武侠小说复仇反思之路的发展历程.反思开始于20年代,武侠作家在爱国主义的大框架下将对复仇的反思视为国民性反思的一部分；40年代武侠作家对复仇的合理性进一步反思,批判了江湖上“冤冤相报”的恶习,对复仇者的语言、行为等都进行了细腻描写,并对侠客消泯仇恨的心理过程做出了一定的探讨；50、60年代复仇情节逐渐淡化,侠客对“人道主义”、“善与恶”、“生命”、“爱情”、“自由”、“个人生存”等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复仇意志,形成他们在复仇之外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金庸、梁羽生、古龙三人从不同角度做出了共同的选择,其角度的不同体现了香港和台湾社会文化环境对武侠作家创作的影响.

第三章探讨了言情模式在武侠小说中的演变轨迹.30年代顾明道和宫白羽出于“以情补武”的目的为武侠小说引入言情因素,言情与武侠真正结合；到40年代王度庐开创了“悲情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侠客的情爱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爱情心理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得以细腻展现；50、60年代言情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得到了普遍提高,成为展开小说情节所必须要借助的重要内容,言情模式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断融入现代因素,金庸以“爱情至上”的观念将武侠小说中的言情模式推向浪漫化的极致,言情模式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一再攀升,而后进入被消解时代,其自由境界到达的指归与侠客的成长模式相一致.

第四章根据武侠小说的文类特征,将成长模式分为侠客学艺、江湖体认和心灵启悟三个层次,民国作家在这三个层次上均已做出了有益开拓,奠定了武侠小说成长模式的基础.港台作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使成长模式发生了更突出的变化：从派系争斗、言情、复仇等模式中独立出来,成为部分小说主导性的情节模式；从“名师出高徒”发展到“名书出高徒”,强调了侠客学艺的机缘性,将侠客所习武功的特点与人物的性情和人生追求相结合；侠客对世界的认知逐渐超越正派为善、邪派为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绝对的二元对立模式；侠客个人也从复仇、言情等“人性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获得相应的心灵启悟,人生追求上升到为国为民、宽容博爱、自由洒脱的新境界.

《结语》中对“民国旧派”和“港台新派”这两个时期武侠小说的地位、叙事模式的演变轨迹、影响其叙事特点和思想深度的几个因素做出了总结.

本文试图打破目前研究陷入作家作品论或偏重宏观概括而忽视个案分析的现状,努力将对个案的定位与评价融入到武侠小说整体发展流变中,并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

1.改变了目前研究界对武侠小说叙事模式静态研究的思路,转向动态研究,不仅关注武侠小说在不同时期叙事模式的发展变化,而且对单个作家的创作轨迹也进行了整理归纳.

2.挖掘“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在叙事模式演进中的价值,弥补了此前研究界一直重“新派”而轻“旧派”、论述较为笼统的不足.

3.弥补了武侠小说结构方面整体研究上的空缺,从深层意义上分析作家创作的结构意识,为其他模式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4.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以偏概全的结论提出质疑,试图结合个案分析,从叙事模式的变迁角度重新进行合理定位.

5.结合社会文化学方法,从地域差异、政治态度、文学接受和人生体验等方面探讨武侠小说叙事模式变迁的成因.

第五篇港台文学论文范文格式：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研究

将“沈从文文学经典化”作为特殊的范例,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学经典化的复杂情况,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的命题.沈从文文学经典化,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首先,沈从文创造经典的自觉意识、对文学经典“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的认识、以及对“审美经典”的认同,是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的先在条件.其次从建构主义经典观角度考察沈从文文学经典化历程,并不完全是在文学层面完成的,还受到许多“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如果说在前经典时期由于评价标准的多元,形成了对沈从文文学丰富的“共时性”言说,那么1949-1979三十年间,国内和海外、港、台不同经典标准下的认定差异,所形成的巨大张力,则为新时期沈从文文学经典化提供了潜在的空间.而新时期以来,在事实成规、审美成规、多价成规影响下沈从文文学实现了经典的重构.随着文学史的重新承纳和“文化熟知化”现象的出现,在学校、学术机构、大众传媒,还有出版商、批评家、文学史家及普通大众全方位的接受下,沈从文文学经典最终确立.综上所述,沈从文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历史化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沈从文文学的题材、文化、审美的“可得性”,也是其最终成为经典的重要先在条件.此外,批评家在沈从文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发现人”极富张力的沈从文研究,成为沈从文文学经典化过程中重要的催化因素.二十世纪末,在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的进程中,也存在过度阐释和过度神化的倾向,正视这种文化现象,将有助于更全面、更准确的把握沈从文文学经典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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