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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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瘟疫频发,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古人面对瘟疫时,也会实施隔离吗?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躲进房间,房门紧闭,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亲属传饭送菜之时,也不敢跟患者接触,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站得远远的,隔窗递进去.
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清朝,京城常闹天花,统治者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官府强行将那些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以免传染.
我们知道,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顺治驾崩之前的一年,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离自己,移驾到行宫居住,让太监给他送饭送炭.送饭期间,他又担心被太监传染上,“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惜薪司是专供宫廷柴炭的机关,顺治让人对惜薪司进行检疫,只要发现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驱逐出去.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也非常担心感染天花,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离蒙古更近,便于接见;第二,那里可以避暑,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广人稀,蚊虫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写道：“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俱不可来此,若欲瞻仰朕颜,于朕出哨之时,行围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站得远远地观赏.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做法都非常自私,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正确的、科学的、合乎人道的做法,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动员国家力量,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
中国古代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是宋朝.从北宋后期开始,各个州府都设有“居养院”和“贫济坊”,这是官办的慈善机构,平常用来救助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弃儿,瘟疫暴发时,则被用来隔离感染者.不过宋朝财政开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养院和贫济坊的管理有好有坏,基层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虚报救助名单、冒领国家补贴,往往是该救助的穷人得不到救助,该隔离的感染者没有地方隔离.
而民间自发的隔离,在古代中国也是相对少见的.首先,古人医疗观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别严重,传染性和致死率特别惊人,否则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认识不到隔离的重要性;其次,汉代以后儒家文化独占鳌头,孝道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儿女如果敢将父母隔离起来,轻则会受到邻里的批判,重则会受到官府的严惩.“二十四孝”那些孝亲之法,例如割下自己的肉喂父母吃、品尝父母的排泄物,在魏晋以后都被全社会奉为典范,疫情越严重,愚孝者越有可能这样做,不但无助于亲人的健康,还极有可能加快瘟疫的传播速度.
清朝末年,一个旅居香港的法国医生这样评价我们的国民：“他们养成了愚昧的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等”这种评价虽然尖刻,但也不是完全背离事实.
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以后,民国时代来临了,西方科学和医疗文明传入中国,被一些有识之士宣传普及,被报刊反复报道,也被强行推广.
1931年春天,杭州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市政府随即通令“市内各学校如有发现疫症者,全体停课”“各公共所暂时停止开演”“暂将浙江省立传染病院改为隔离所,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须至隔离所收治,过十日经检查后方得出所”“民众须戴口罩并须注射预防针”.
1932年春节前后,北京传染猩红热,当时的北平市卫生局在媒体刊登公告：“天坛传染病院旧址业经组织就绪,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开诊,嗣后各区界住户如有发现染患猩红热病者,随时递送医院医疗,以遏疫疬.”
同样还是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公告：“拟在海港检疫所南石头办公室附近,增减隔离病院.”
1937年,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成十几座“麻风病人隔离所”,由财政拨付全款,对麻风病人进行免费隔离医治.
民国期间,军阀割据,战火纷飞,中华大地上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政府,各个政权各自为政,争斗不断,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传播.再加上經费匮乏、医疗落后、民众对卫生宣传和现代医疗都有隔膜,所以对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终很差.曾雄心勃勃地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戏院废止公共手巾,教导民众学会排队和讲卫生,要求理发店员佩戴口罩,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报》刊登《卫生与口罩》一文,对理发店员大加批判：“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一面既遵奉功令,一面仍是我行我法,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同是一样‘聪明’.”由此可见,延续几千年的陋习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但是,如果做纵向比较的话,民国毕竟有这么多有识之士,民国当局毕竟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比起古代中国还是进步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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