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福建事变期间为何错失和十九路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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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当时正是对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时期,红军如借机与十九路军合作,不仅能多个重要盟友,而且将大大提高自身生存几率,但如此的天赐良机,竟然被博古等人拒绝了等
博古起初欢迎与十九路军合作
因對的内外政策的不满和对蒋排除异己的担忧,十九路军的将领希望和红军建立联系,共同反蒋抗日.
十九路军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让曾经加入中国、在大革命后脱党的陈公培前往苏区,期待和红军直接取得联系.陈公培携带有蒋光鼐的亲笔信,辗转于1933年9月22日抵达彭德怀领导的红军东方军指挥部所在地.周恩来在接到汇报后,立即提议派袁国平同陈公培会谈.
时由博古领导的苏区局对与十九路军谈判非常重视,在发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谈判的内容应包括：“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释放政治犯、发表“反日及反蒋”政治宣言等.对实现停战的要求是很迫切的,所以特意要求“以最大限度取得军事上的保证,最低限度也要达到停战的先决条件”.
在得知十九路军提出了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员、取消经济封锁、双方划定疆界,并保守条约的秘密等意见后,局很是兴奋,致电指示：我们不仅对十九路军反日反蒋“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军队）进扰游击区域时,红军准备全力援助十九路军作战,在反蒋战斗中,可与十九路军做军事之合作”.
193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7日,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苏区急需的药品、食盐及其他物资得到供应,红军甚至还试图通过蔡廷锴购买武器.
共产国际拒绝了福建方面的建议
其实,当时远在苏区的博古等根本就不知道,早在1933年6月,共产国际就拒绝了十九路军合作的建议.
十九路军将领受1933年1月公布的《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所吸引,期待联合红军共同反蒋抗日.陈铭枢先后派出了梅龚彬、刘伯垂和刘树模赴上海,试图通过各种关系,与在上海的组织取得联系.
可是,共产国际对十九路军持怀疑态度,在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指示中,认为“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并告诫说“现在谈判会成为陷阱.”
共产国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的态度.当时上海局的负责人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了“关门政策”,对十九路军的建议拒不接受,双方的谈判没有得到发展.
明明知道十九路军有联合红军的意图,共产国际驻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却认为蔡廷锴“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为争取他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先打后谈”.这也就是说要用实力来迫使蔡廷锴等同意结盟.在接下来的一场战役中,十九路军中拥有国民党部队甲种编制装备的第七十八师被打得丢盔弃甲,整整丧失了两个整团的兵力.
蒋进攻十九路军,红军袖手旁观
尽管从博古和远东局的报告中清楚地知道了双方签订的协定和十九路军面临的处境,共产国际还是要求通过“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
施特恩也认为,“蔡（廷锴）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的地位.”
这不但对十九路军做出了错误的定性,更恶劣的是认定在进攻十九路军时,红军应该是袖手旁观.
既然共产国际对待十九路军是这样的态度,奉莫斯科指示为教条的博古的态度就可以推测了.1933年10月6日,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苏区局在收到徐名鸿带来的十九路军领导人写给、朱德的信函后,立即开会讨论.博古的态度就已经起了变化,拒不接见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仅会见了和朱德等领导人,没有见到当时最高领导人博古.
在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下令“讨逆”,从“围剿”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11个师,进攻十九路军.此时,苏区受到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如果乘机采取积极有效的军事行动,则很有可能改变最后的结果.
最终,十九路军被蒋军击败,大部被收编了.
（摘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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