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国民政府和美国之间一段不痛不痒的军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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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阵线最终明朗.在和国民政府高层的一致推动下,国府迅速决定加入英美阵线.从1941年12月8日至当月底,国府高层在重庆与来华的美英代表针对中国派军进入缅甸援助英国抗日、建立联合军事会议、制定全盘战略计划等问题进行了大量交涉,在战略构想上显得颇为积极.然而,美英两方出于其本国的战略打算及针对中国军事力量得出的判断,都不支持中国的积极战略,三方交涉并无多少实质性成果.
暂时的交涉顿挫,并没有使放弃推动太平洋战场上的军事协同.相反,1942年上半年,、宋子文,包括嗣后任职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熊式辉都以相当精力,试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焦点在于运用一切办法对美交涉,说服美方改变“先德后日” （“先欧后亚”） 的战略导向.这其中,由于英国在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所谓同盟国间的合作交涉也渐渐演成了单独与美国商讨.但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中国对外通路断绝,以及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共识后,国民政府对美交涉谈判的难度愈发提高.
过去的通论性研究对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合作的谈判已有不少涉及.但早年美英学者 （有军方或政府高层背景） 或多或少带有殖义心态,忽视中方高层的主动性与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为打破以欧洲中心觀为核心的二战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突破,但又有若干论述在有意无意中陷入了“歧视”与“反歧视”的争论困境中,反而影响了史实的重构.本文尝试梳理1942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对美军事合作交涉的过程,以及交涉方式的变化,希望通过史事重建,以反映日益困难局面下国民政府的交涉困境,与在此一时期外交决策的特色.
一、“先德后日”与“先日后德”
1941年底,中美英三国关于太平洋战场军事合作的交涉不如预期.在会谈告一段落前,蒋向美国代表吐露了“心声”：“目下英俄两军之主力专重对德,无力东顾,故美国于租借法案中所允贷我之武器,必须照常运送.其次,中美必须有一联合作战之计划,美国对中国所需用空军之数量,以及可到达之时间,并望及早有具体切实之答复也.”此时蒋已将英、美两国区别对待,更看重美国在军事合作中的价值.而且,蒋也透露出该次会议中未尽之事,尤其是中美联合作战计划、租借物资等,将在此后的两国互动中继续推进.
另一方面,很清楚,中美合作无法顺利推行的症结在于战场的优先权问题,即在英美眼中“先德后日”的战略导向压倒了太平洋上的现实危机.因此,要实现与美国更深入的全面军事合作,使之符合中国的战时利益,就必须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大战略.并且,在蒋看来,美国这一战略,其实是迫于英国的压力而制定的.换言之,在的预判中,美方的战略决策非全部出于本意,因而中方是有可能找到突破口,改变其意向的.1942年1月2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英美海长皆主张先解决德国,然后对倭,此为最无常识之战略.英首相邱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将主力集中于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惜美国政府对此最大之关键,不知为整个反侵略前途着想,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因之,在事关全局性的大战略上,蒋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改变“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
为改变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首先希望从观念上扭转美领导人对亚洲弱小民族的轻视,借以把美国的目光拉回亚洲.蒋致信罗斯福,指出“此次太平洋战争,决非一九一四年欧洲战争而与太平洋不发生影响者所可同日而语”,并非仅为纯军事上的因素,而须英、荷改变旧日对殖民地之态度,才可使全局不致动摇,不仅使美国成为欧、亚、美洲公认的“当代之盟主”,而且极大裨益盟国间共同作战.言词间巧妙地将殖民地问题与整个战局战略联系到了一起.过去的研究常将此一时期蒋对亚洲殖民地问题的关心,视作是蒋以民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一面,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对蒋而言,更急迫的现实关怀是借此转移美英不重视亚洲战场的心理.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转移英美先德后倭之心理,应告其东亚战局果延长,则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且必为倭军利用,则大局不堪问矣”.
从印度访问回国后,将印度与太平洋战场之危机直告罗斯福.“万一印度动摇,不仅英国危殆,而东方战局亦全盘失败矣”,“印度问题能否合理与应时之解决,乃为太平洋与地中海战争胜负唯一之关键也”.不过,其更为关切的是：“中、美两国应即在太平洋成立永久同盟等华盛顿英美联合参谋团名称,而无中国在内,国人对之皆甚骇异,且印人亦多以此相询.”言外之意,亚洲问题与全局密切相关,中国作为亚洲抵抗重要力量,未能在讨论全局的英美参谋长会议中占得一席,将致全局战略与太平洋战略脱节.殖民地问题在蒋的论述中是与欧亚战场战略优先级相关的.
不过,在印度问题上罗斯福并无太大的兴趣,印度与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作战地域——西南太平洋相去甚远,并未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考虑对象.况且,这种拐弯抹角的论述,美国方面未必能理解当中的“良苦用心”.因而,蒋之后又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正面交涉,即期望通过制度安排上的改变,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而这交涉路径基本是延续1941年底的若干次交涉思路.
1942年3月15日,熊式辉准备赴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蒋在其临行前约谈,“指示其赴美工作方针,与对今后世界战局之研讨”.次日,蒋又致电在美*交涉事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指示若干：“太平洋方面,应分为美、中、荷印、澳纽等四战区,由美、中、荷、澳在华盛顿组织太平洋军事会议,推美国为主席.凡关于太平洋作战之实施及反攻计划,皆由会议决定实施.美、英参谋团应改为美、英、中参谋团,有关战略、武器、政治、经济及交通等,皆由参谋团决定之.”宋子文电复,有关太平洋军事会议之事项正与荷、澳代表交涉,而参谋团加入中国代表,则俟熊式辉抵美后即正式提出.
熊式辉甫一抵美,宋子文便告之“美国人心理仍重在先击破德国,免苏俄失败,至陷无可挽回之悲运”.为改变美国人战略重心,宋子文与熊式辉很快商定了向罗斯福递交备忘录的要点,主要内容分为五点,几乎全为改变美国“先欧后亚”之战略.这份战略建议的核心是,美英应该扬长避短,发挥海、空军优势.从这点出发,在欧洲与澳洲开辟新战场皆无太大意义.反之,中国大陆则具有极高的空、海战略价值,但中国油弹运输不易,需要稳固印、缅地区,维持交通线.这一条分缕析的分点说明看似处处“为美国计”,而实质是想把美方的注意力转向与中国利益攸关的印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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