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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论文摘要：怎样认识20至50年代无锡农民的纯收入——对《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再研究
2. 第二篇摘要范文：1929～1948年无锡县农村土地占有的变化趋势——以对第二次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重新释读为中心
3. 第三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
4. 第四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模板：民国时期农村生活水平评估
5. 第五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怎么写：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
6. 第六篇摘要范文：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
7. 第七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范文：怎样写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8. 第八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格式：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
9. 第九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山区农村贫困机理及脱贫机制实证研究
10. 第十篇摘要范文：民族自治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广西农村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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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文摘要：怎样认识20至50年代无锡农民的纯收入——对《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再研究

怎样认识２０至５０年代无锡农民的纯收入——对《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再研究朱*引言从１９２９年至今,“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以下简称“无锡保定调查”或“无保调查”）已举行四次了,目前,第四次无保调查正在进行之中.１９８８年,《中国..

第二篇摘要范文：1929～1948年无锡县农村土地占有的变化趋势——以对第二次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的重新释读为中心

对于民国以来产生的各类调查统计资料,曾有不少学者就其可靠性提出种种批评,然而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在研究中所可依据作为基础的,仍然不能脱离这些本来已属有限的资料范围.就农业、农村方面的调查统计而言,尤其如此.那么,目前所能做

第三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

一、民国时期的主要农业调查资料 在今天可资利用的民国时期农业史研究资料中,数量最大、价值较高的当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尽管由于调查主持者的主观动机和出发点不同,调查的方法和调查的内容侧重点不同,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基本上都采用了经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某些科学的成份.这与民国之前的农业经济史资料有着本质上

第四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模板：民国时期农村生活水平评估

本文主要利用民国时期农村的经济调查研究农村的生活状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调查统计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当时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各党派社会团体等主体纷纷发起调查,对日益严重的农村问题展开研究,意图找出良方解决困境.对于民国时期尤其1927-1936年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村的生活状况,学者们至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极大的提高,一种认为农村经济崩溃、濒临破产,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1927-1936年的农村经济状况究竟如何与之前、之后比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简单而言经济状况就一定改善了或者没有改善,况且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很难用一个断语来概括当时的情况,所以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各种统计资料以及当时的经济调查,对比不同时段与不同区域,对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有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认识.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介绍选题缘起及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方法与资料,以及文章的架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对比现代与民国学者对于民国农村是否破产的看法,论述当时农村的整体状况,是破产还是改善.农村是否破产,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较为主流的声音,分析方法也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或者使用阶级分析法,或者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或者关注宏观经济,或者考察微观民生,这一章就会从宏观上了解不同时期学者的看法.第三章分经济区论述经济调查中各地区农村的收支状况,从微观上研究其收支状况和行为方式.为将各个经济调查的数据方便与卜凯的调查作对比分析,按照卜凯的研究方法,以农作物的种植区域不同将全国分为两个地带八个经济区,分为小麦地带、水稻地带,小麦地带各区分为春麦区、冬麦小米区、冬麦高粱区,水稻地带各区分为扬子水稻小麦区、水稻茶区、四川水稻区、水稻两获区、西南水稻区,这样涵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章主要是做经济调查的相关整理描述与对比.第四章通过对比一些经济调查或统计数据,从整体上看同一时期不同区域的异同,或者不同时期同一区域的变迁,以及同一时期同一区域不同资料的差异,如《农情报告》、《统计月报》、《统计提要》、《统计年鉴》以及卜凯调查中的人口、产量、物价、收入、支出等情况,试图揭示出当时的真实情况.第五章在上一章产量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铁路的发展对农产量的影响,以及铁路建设对国民经济的作用.第六章用刘易斯模型来验证民国时期的农村城市二元经济现象,并且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提出探讨.第七章由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当时的农村生活状况究竟如何.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利用统计数据以SPSS、ArcGIS、GeoDa等软件呈现出可以清晰对比的不同区域或不同时段,利用当时的经济调查资料作宏观和微观分析,力图更接近于当时状况,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本文的不足在于由于调查资料庞大而复杂、学界前辈硕果累累,在短时期内难以将所有的资料、成果网罗尽致,所以研究可能会挂一漏万,由于笔者眼界、方法的缺陷,思虑不周,难以完全达到想要表达出来的结果.

第五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怎么写：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

近代中国政府社会调查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中经北京政府时期,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规模,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整体认知近代政府社会调查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社会调查,所依靠的资料主要包括当时政府各机关公布的调查报告、各省市政府出版的政府公报和市政公报、各省市建设厅出版的建设公报、政府各调查统计机构出版的调查统计刊物以及一些商业刊物,比如《银行周报》、《工商半月刊》等,此外还包括一些档案资料.

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文章首先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进行了整体研究,然后选取了资源委员会、地质调查所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并且将山东省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典型进行分析,力求点面结合,全面展示南京政府社会调查的整体面貌；另外本文分别对南京国民政府、地质调查所和山东省政府的社会调查数量作了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分析,力求反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调查的整体状况和特点.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出于建国的需要,对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由此促成了政府社会调查的大规模开展.

就时间而言,1929年政府社会调查数量开始大幅上升,1935年骤然下降；就地域来讲,1937年之前全国各省区几乎均有调查,但多寡不一,调查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省区,但是193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向西部地区倾斜；就内容而言,政府社会调查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其中经济调查数量最多,其次是社会调查.

社会需求是政府调查勃兴的直接动因以及与社会行政、社会改良关系密切是南京政府社会调查的两大基本特点.其中,行政与社会调查的关系是最为根本的,政府青睐社会调查的最主要原因是要通过调查社会事实为其施政提供数字化的依据.社会调查与政府政策制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有时由于条件所限,又会出现“因果不对称性”的特点.

受历史条件所限,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活动及结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不能因此抹杀其贡献尤其是不能否定其折射出的科学执政的现*念.

在个案分析方面*主要选取了资源委员会和地质调查所这两个重要机构来*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以及近代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

资源委员会是一个国防备战机构,也是系统地对中国进行基本国势调查的最为重要的政府机构.它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其成立之初就定位于国防建设的调查研究以及计划工作,尽管随着调查工作的完成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任务转向重工业建设,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会从事的调查工作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以及国防备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资源委员会社会调查的总体分析,*政府调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通过资源委员会开展的中国第一次全国工业调查及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来探讨该会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具体运作方式、其中所凸显的机构以及制度的作用,并分析其优缺点,从而为真实地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提供范本.

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机构,以丁文江、翁文灏为首的地质学奠基人在地质调查方面呕心沥血.本文依据有关资料,对于该所的地质调查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以全面考察其整体的发展状况以及对于地球科学发展的影响,并且透过对丁文江、翁文灏等人毕生地质调查的实践来凸显地质调查在地质学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从而进一步考察社会调查与中国近代科学进步的关系.

在地方个案中,论文选取了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作为考察对象,以展示当时政府社会调查在地方的推行和开展情况.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并非颇具典型性,但是山东省政府自身具有典型性,尤其是在1930-1937年韩复榘主鲁时期.这一时期,山东省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极其微妙,军阀出身的韩复榘极力维护其独立王国的利益,在原则性问题上不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但是在发展山东地方经济方面,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社会调查作为政府开展各项事业的基础性工作此时也颇受青睐,这一方面是中国近代化发展趋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深受南京*政府的影响以及履行*政府行政命令的结果.本文通过相关资料对于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重点考察了其调查类型、方式以及特征,并且通过邹平县人口调查来具体窥探社会调查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政治角度来讲,国民政府并非进步政治势力,山东省政府与南京*政府存在一些矛盾,但是两者在科学执政方面的理念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方面的步伐也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一味简单地否定国民党执政和地方军阀执政.判断一个政权的得失除考察其政治取向外,还应当看其是否有着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并对这些举措进行分析.

从总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社会调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较为完备、影响深远的政府调查行为.它体现了科学执政的现*念,为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

第六篇摘要范文：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

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是清末民国在我国知识界兴起的社会调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和史料,展现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的实态.经济与地权作为无锡调查的重点,在近代工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场化和现代机器的侵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相交织构成了转型时期乡村经济的特有形态,近代无锡乡村大多数农家以稻作为主、以蚕桑为辅的生产格局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多种经营和“非农化”是农家经济的基本趋势.地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租佃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村经济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变化.近代江南乡村经济转型带动了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促使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催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从而引发了各个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问题的关注.

陈翰笙应用阶级分析法,对乡村各阶级作了严格的区分,以作为调查的切入点.“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变化情况”作为无锡调查报告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反映了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近代江南乡村人口在动态中又保持着与传统社会一致的常态,那就是:呈波浪式增长,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偏高.工业化导致乡村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从而打破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纯粹性,使人口的城乡结构在动态中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乡村人口的教育素质低下,职业种类趋于多样化.近代义庄的兴衰及其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的演变表明了宗族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社会生活是无锡调查的重要方面,也是乡村社会转型外在的表现形式,直观地反映了乡村物质生活的水平,精神生活的状态及社会意识的特征.无锡作为较先进的工业化地区的样本,其乡村社会生活总体而言,是非常落后的.这说明,在整个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中,乡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工业化给乡村带来的负效应远远大于它所给予乡村的正效应.这种结果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乡村传统生活方式的顽固与守旧.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精神信仰的盲从和社会风俗的因循相袭昭示了乡村社会转型之路的艰难与漫长.

乡村危机是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的总爆发.在无锡所在的江南地区,乡村经济的破产和社会冲突的加剧在“抢米”这种非正常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针对转型时期乡村危机深重的事实,陈翰笙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主张通过革命的途径解决乡村问题,而统治当局和改良派分别在无锡农村实施开展了“农村合作”运动和“民众教育实验”.但是,近代的乡村危机积重难返,历史也没有留给统治当局和改良派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当改良在实践中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时,乡村问题的主导权就旁落到激进的“革命派”手中.后来直至今天的事实证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型社会在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乡村的边缘化和内部的急速变化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会时轻时重时缓时急地表现出来,解决转型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是一项尚在探索中的,极其复杂而艰难的综合工程.

第七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范文：怎样写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标题是根据经济调查的目的、主题和结论而拟定的,要求鲜明、具体、准确.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由调查对象、主要问题和文种组成；另一种是直接揭示调查的结论,概括全文的观点.（2）前言.前言主要说明进行农村经济调查的时间、地点、人员..

第八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格式：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

晋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领导下的众多根据地之一,西靠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东扼同蒲铁路北段,直接威胁日军南下交通线的畅通,是晋察冀根据地与晋冀鲁豫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联系的唯一通道；北达祖国边疆绥远百灵庙和乌兰花一带,可以时时威胁平绥线,这对打破日伪进攻大西北有决定意义；南接汾离公路与阎锡山统治区相隔.本文就以该区抗战时期农村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涉及边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农业生产状况(经济分区、农具、农产品种类、耕作制度)、农村土地问题、借贷关系、农村金融、互助合作等问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政权力量介入下的晋绥边区农村经济发生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在：贫雇农取代地主、富农成为占有土地最多的阶级；租佃期限较以前大大延长,租额、租率标准下降；私人借贷比重下降,新式金融力量—银行为代表的政府贷款比重增加；通过互助变工运动,农村由个体家庭生产逐渐转向集体性生产；阶级结构由地主、富农与贫雇农占多数转化为以中农为主.

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主要从论题提出及意义,学术史回顾、研究思路、创新点和不足点等方面对论题的可行性进行说明.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边区成立的自然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教育和社会环境.第二章,主要对边区农业经济分区、农具、农产品种类及分布情况、耕作制度进行说明.

第三章,主要研究边区农村的土地问题.在土地分配方面,土地在近代私有化趋势下,地主、富农成为占有土地最多的阶级,抗战爆发后,*晋绥边区政府一方面对现有土地占有关系进行调整.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第一、利用减租交租政策转移.虽然减租条例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租佃关系稳定,不允许地主随意收回土地,但在政策范围内政府亦允许地主收回土地用于出卖、出典、转租.第二、利用回赎土地转移地权.典押地都属于高利贷形式,边区政府成立以来严禁高利贷,因此大力鼓励回赎土地.另一方面,通过开荒运动为增加贫雇农土地.在租佃关系方面,战前农佃分布以自耕农为主；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并存,尤以实物地租为主；大多数租约都是书面约,租佃年限一般都较短,租额、租率水平都较高,边区政府成后延长了租佃期限；受战争影响更多依赖于实物地租；取消了书面约中的剥削条款；降低了租额与租率.

第四章,研究边区借贷关系.边区借贷的原因是广大贫苦群众深受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农业生产资料缺乏；边区金融紊乱,农业发展缺乏必要资金.探讨了战前边区借贷种类、来源、期限、利率问题,接着又对抗战后边区减息政策和回赎不动产政策进行梳理,着重介绍了以西北农民银行为中心的借贷运动,其中农贷对象以中贫农为主；发放贷款做到不违农时；在资金上面实行政府投资与民间游资相结合；农贷发放主要放在生产方面.农贷的发放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阶级结构的变化,地主、富农比例下降,中贫农,尤其是中农比例迅速增加.

第五章、论述了边区金融情况,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了银行的机构设置、人员结构,并利用“四项动员”扩大了银行的基金,使银行成为制度健全、组织相对严密的金融机构.同时积极开展了发行货币、管理外汇、*汇兑、*储蓄、兼理金库等职能,尤其是发行边区本位货币—西北农钞,为晋绥根据地建立独立自足的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银行利用发行的西北农币与银洋、法币、伪钞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边区基本实现了农币的单一本位币制度,建立了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这一方面改变了边区各种货币同时存在的混乱局面,使西北农币为边区唯一的货币计量单位；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日伪以法币、白洋、伪钞等非本位币扰乱边区金融,套用边区物资,有利于边区平衡进出口贸易.此外,银行还通过管理外汇增加了银行外汇实力,通过银行牌价调控进出口货物,有效地促进了边区贸易的发展,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

第六章、主要介绍了边区互助变工运动.这是边区政府利用旧有互助形式,组织群众进行集体生产的劳动组织方式.其组织背景是边区劳动力被日军大肆杀戮和抓捕；阎锡山、新军与八路军大量征兵；人口主动迁移和被迫逃跑下大量减少,同时受战争影响耕畜也大量减少,荒地数量却大量增加.为集中有限人力、物力进行生产,“组织起来”集体劳动是发展生产的必然选择.抗战时期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0—1942年)互助变工组织的探索时期.其中前两年只是含糊地提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在实践中并没有进行具体调研与组织管理,1942年边区政府才开始真正重视互助合作组织的建立,但在兴办互助组织时完全抛开民间原有形式,采取一套程序,强迫命令方式,因此没有收到好的效果.第二阶段(1943年)变工组织初步发展时期.以兴县温家寨为个案对这一年边区互助运动进行研究,发现劳动互助一般是在相互间存在亲戚朋友或主佃依存关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资料条件相差不多的家庭,或生产条件差别明显而互相有所求的家庭.互助变工组能解决各阶层的不同困难,吸引更多人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变工组的规模要适当.变工互助方式要由简单而复杂,范围由小而大,时间由短而长.互助干部要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做事公道.第三阶段(19441945年)互助劳动组织普遍发展时期.其中1944年各地互助组比例较往年有明显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还存在很大不平衡性,在发展成效上也很不乐观.1945年针对这一问题,边区政府提出在农业上要巩固扩大变工组织,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到各种各样的变工互助组织之内.在副业上要吸收余资余力,用顶钱股顶工股顶身股及按股分红的方法组织各种变工合作小组.在妇女纺织上要发动全家男女老小都参加变工互助小组.在工矿业上要用公营、民营、合作经营等方式组织互助合作组织.部队机关公营企业也要注意吸收民间力量发展互助合作组织,采用“*评定,按质分级分组的制度,贯彻‘公私两利’、‘公私分明’、‘军民两利’、‘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来完成各种生产任务,从而使变工互助在质量上也大大改观.在互助种类上,1944年以前主要是利用旧有变工形式组织,1944年以后在各地在变工互助组的基础上,又组织成立纺织、开荒、运输等多种类型的变工合作社,迈出了互助合作组织近代化发展的第一步.在变工原则上主要坚持自愿原则,尊重群众意愿结合,劳武结合原则.此外,还规范了变工互助组织的记工、折工、还工办法,总结了互助变工组织的意义及偏差.

本文创新点在于：(1)研究范式的创新.*经济建设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民间社会、广大并非完全被动的角色,民间传统运行方式、传统心态及其行为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的政策,塑造着*各项经济政策本身.因此突破过去研究中的上层视角,重视*经济建设与乡村社会的双重互动,对*乡村建设的全貌考察是大有裨益的.(2)研究内容的丰富.以往对于晋绥边区经济的研究大多数只是对某个问题的单独研究,而本文将对晋绥边区农村地权和租佃关系；新式金融建设与乡村借贷关系；互助合作运动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全面反映战争背景下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3)研究资料的创新.本文充分运用山西档案馆有关晋绥根据地的大量原始资料对边区经济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扩大了根据地经济研究的资料范围,尤其是当时边区政府所作的许多调查报告,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民应对政府措施的真实反映.

第九篇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论文摘要：山区农村贫困机理及脱贫机制实证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绩效.同时,贫困人口分布不均衡趋势也越来越严重.农村贫困人口除了呈现三大经济带的中西部聚集现象以外,还呈现山区农村地区聚集现象.虽然山区的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快于非山区,但贫困人口仍有进一步向山区地区集中的趋势,山区的贫困问题更为普遍.中国农村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山区农村的贫困,山区农村贫困成了中国农村贫困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贫困人口向山区聚集的现象增加了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难度.可以说,没有山区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农村的全面小康；没有山区农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全国农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没有山区农民的普遍富裕,就没有全国农民的普遍富裕.有效减少山区农村的贫困对象也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本文以山区农村贫困为研究对象,研究山区农村的贫困形成机理和脱贫机制,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背景之下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可能的贡献和创新有以下三点：(1)基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交易成本对农户贫困发生概率的影响.单独研究农村贫困以及交易成本的成果很丰富,而将农村贫困与交易成本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不多.本文采用入户调查的微观数据,以山区农村贫困为研究对象,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研究交易成本对农户贫困发生概率的影响.得出了山区农村交易成本高的农户其贫困发生概率也高的研究结论.这在农村贫困机理的研究视角上可能有一定的创新.(2)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研究交易成本在山区农村贫困形成机理中的*效应.*效应研究方法在管理学领域较为成熟,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还不太普遍.关于农村贫困形成原因的研究多围绕制度等诸多因素的直接效应展开,深入剖析农村贫困特别是山区农村贫困内在形成机理的研究不多见.本文引入交易成本作为*变量,采用层级回归的分析方法,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了农村交易成本在制度等致贫因素与山区农村贫困之间关系中存在部分*效应的研究结论,使得山区农村贫困形成机理在解释上更具逻辑性.这在山区农村贫困机理的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3)采用层级回归方法研究交易成本改善在山区农村脱贫机制中的调节效应.关于农村扶贫措施与扶贫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多地关注扶贫措施产生的直接扶贫绩效,少有研究真正从机制设计角度探索相同的扶贫措施在山区农村产生的扶贫绩效为什么不如非山区农村.本文引入交易成本改善作为调节变量,采用层级回归的研究方法,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研究得出了交易成本改善在扶贫措施与扶贫绩效关系中存在半调节效应的研究结论.基于机制设计理论,本文还从交易成本改善角度进行了山区农村脱贫机制设计,使得山区脱贫机制更具针对性和目标性.这在农村脱贫机制的研究方法上可能具有一定的创新.

本文在建立山区农村贫困与交易成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首先描述了中国山区农村贫困的现状,分析了山区农村贫困的发展趋势；比较了山区和非山区省份的农村贫困状况.利用入户调查的微观数据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了山区农村的经济特征.然后在理论和实证上分四个方面分析交易成本对山区农村贫困的影响.从宏观上分析了交易成本与山区农村贫困聚集之间的关系；以微观入户调查为基础分析农户交易成本对贫困发生概率的影响；引入*变量分析交易成本在山区农村贫困形成中的*效应：引入调节变量分析交易成本改善在山区农村贫困减缓中的调节效应.最后以典型山区为研究对象,应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探索了交易成本改善视角下山区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在改善交易成本框架之下进行了山区农村脱贫机制的设计.

本文重点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山区农村贫困聚集和山区农村经济特征分析.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引入贫困聚集度来衡量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的聚集程度,发现山区省份农村贫困聚集度远大于非山区省份农村.山区农村不仅经济贫困比非山区农村严重,而且在信息、人力资本、文化素质等多元贫困表现上也比非山区农村严重.由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市场地位、市场化程度以及组织化程度等描述的交易成本变量中,山区农村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显著高于非山区农村.

农村交易效率与山区农村贫困聚集之间的关系研究.在构建农村交易效率指标体系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农村综合交易效率与农村贫困聚集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农村综合交易效率在省际间存在较大差距,山区省份农村综合交易效率明显低于非山区省份,交易效率低的省份与农村贫困聚集程度高的省份高度重合,农村综合交易效率对农村贫困聚集有显著影响.

交易成本与农户贫困发生概率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扩展的威廉姆森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建立了描述包括交易特征、交易地位以及家庭特征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指标体系,利用农村入户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交易成本与农户贫困发生概率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山区农民在参与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交易成本越大则贫困发生的概率也越大.

交易成本在致贫因素与山区农村贫困之间关系中的*效应研究.引进交易成本作为*变量,本文进一步剖析了交易成本在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坏境等致贫因素导致山区农村贫困过程中的*效应.研究发现,制度、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致贫因素均能显著负向影响山区农村贫困.交易成本在制度等致贫因素与山区农村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部分*效应.

交易成本改善在扶贫措施与扶贫绩效之间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引进交易成本改善作为调节变量,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和平衡面板两种数据剖析了典型扶贫措施与扶贫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农村交易成本改善在各项扶贫措施与扶贫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半调节效应,交易成本改善程度越高则扶贫措施的扶贫绩效也越明显.在整体上非山区省份交易成本改善对扶贫措施的扶贫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强于山区省份.

基于交易成本改善的山区农村脱贫机制设计.本文从交易成本改善角度设计了山区农村脱贫机制,以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作为典型山区,以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山区农村脱贫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改善机制.研究发现,改善交易成本的机制有助于增加山区农民收入,有助于帮助山区农村脱贫致富.

第十篇摘要范文：民族自治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广西农村调查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总支出和本年收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在5个民族自治区后列,影响区域内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除了村域区位和非农产业发展外,主要表现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配置和管理上.建议国家在",十二五",扶贫攻坚计划中增加支持村级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相关政策,同时清理村组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培训提升村组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配置与管理集体",三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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