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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文摘要：台湾专业型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创新管理模式之研究
社会福利多元化的发展,使得非营利组织发展极为快速.然而在金融危机及政府债务负担持续增加、经济景气持续低迷,加上社会价值观快速变迁的影响下,非营利组织的角色及所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变化.非营利组织正面临同业竞争、资源取得不易以及长期发展受限的生存压力,显示非营利组织亟需透过管理手段,重视使命、目标与绩效,才能维持组织的永续经营.然而过去国内有关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学术研究多偏重宗教或一般公益型的非营利组织,并缺乏从整体的角度,完整的探讨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管理策略.基于研究者的实务经验与学以致用的动机,希望能针对专业型非营利组织管理,作一全面性的深入研讨,以供产官学各界参考.
土木技师公会乃具有执业土木技师资格者组成之社团法人组织,兼具业务服务与非营利专业型组织双重的特质.依据司徒达贤(1999)的CORPS模式分类中,土木技师公会是属于专业型非营利组织,除了在决策核心(Decision Core)的组成份子之外,同时也表现在参与人员(Participants)、业务运作(Operations)以及所提供的服务(Services)之上.决策核心的专业性,指的是该非营利组织是由专职人员或志工,藉由本身的专业、理想与热情来领导.这些专业的职工与志工同时也是主要的参与人员,其透过组织内专业化的运作程序,提供给特定对象专业的服务.上述所谓的「专业」,其实就是指「知识密集」.因此专业型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特性,就是一个知识型的组织.
然而,在外部法令政策的限制及鉴定业务竞争,加上公会选举制度及人才素质的提升的迫切需求,都让土木技师公会面临到一个转型的临界点.土木建设法是保障土木技师的母法,然而在各界利益冲突下,让深根保障土木技师执业权益的法源,始终无法顺利立法.没有土木建设法的保障下,加上竞争者的业务竞争,让土木技师公会的环境更为险峻.而内部组织因业务利益冲突,往往造成公会选举成为有心人士笼断公会资源的机会.
本论文以司徒达贤(1999)CORPS非营利组织管理模式为研究模式基础,而CORPS概念就是一种结合人力资源(P)、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R),经由某一些有组织的活动(O),创造某些有价值的服务(S),以服务社会中的某一些人(C).然而CORPS组织管理模式的方法论,强调一种单向的组织流程研究,而本研究加入了资策会融合德国Fraunhofer IAO的服务研发流程SEE(Service Experience Engineerilng,SEE)服务体验工程方法,加强服务体验的概念,加入了SEE的概念,将传统CORPS非营利管理模式强调P(participants)参与者、R(resources)财物资源的单一出发点,转化成以服务导向以客户(Client)及服务(Service)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的双向管理架构,整合服务体验工程方法(Service Experience Engineering,SEE)和司徒达贤(1999)所提出的非营利管理模式CORPS,本研究定义为SEE-CORPS模式,更能掌握客户服务的需求,进而推动策略规划的发展.SEE-CORPS模式是选用SEE及CORPS两种模式为基础,并采用创造学家中山正和(Nakayama Masakazu)教授所提出的NM法来整合两种模式.为让模式验证其实用性,选择以个案研究方式,选择台湾省土木技师公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个案公会目前面临问题及可实行之经营模式.
在研究结果中,根据SEE-CORPS模式针对公会政策建议包括：
(1)公会资源：进行节流的计划,包括推动县市政府计划、争取政府资源.
(2)会员部份：加强会员的交流互动,并推动产官学合作计划.
(3)会务改革：建立公开、透明的选举方法,禁止不良的同业业务竞争行为.
(4)政府单位：对政府单位所提出的建议,除了加强推动土木建设法的推行,并改善不公平法令政策(如建筑法第十三条等),并提升国内工程质量为主要诉求.
而在后续的研究建议上,也提出对于营销议题及人力资源创新方面提出一些研究建议,以供后续的研究者能在专业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议题上新的研究方向.
第二篇摘要范文：后金融危机时代外贸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下滑,对我国影响巨大,尤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江浙沪等长三角、珠三角沿海省市.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出口增速放缓,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和以外资企业为主的贸易主体也使浙江外贸面临较大的风险.此外,生产成本的增加、新型国际贸易形式的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面临困境,尤其是因此引发的人才发展困境.通过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形式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外贸人才需求现状进行分析,在对国内外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基础上,进行外贸人才适应性培养模式的探讨.在稳定保持国际贸易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下,针对现行市场的需求,以宁波第二技工学院为例,开展高级技能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发展模式的研究,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对外贸人才的需求.
第三篇金融技师论文摘要：抗战时期重庆与长春城市发展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建筑史突变性地由兴盛期进入萧条期,整体上建筑活动停滞,城市与建筑遭受战争破坏,但1937-1942年间上海、天津租界区仍有少量建筑活动；全国性抗战期间陪都重庆等城市有所发展；1931年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城市,尤其是长春开展了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
论文定位于研究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与伪满洲国国都“新京”(长春)城市发展,以及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法规体系的建立.
论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及既有研究成果,确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界定了论文中“抗战时期”和“现代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等基本概念.
论文回顾抗战时期以前重庆与长春城市发展史,包括重庆1891年开埠、1921年设商埠督办、1927年重庆建市等时期城市建设管理与城市建设史；以及长春宽城子老城、俄国宽城子铁路附属地、“满铁”铁路附属地、商埠地等区域城市建设管理与城市建设史.
论文首先剖析抗战时期重庆和长春城市政治地位的突变,及其引发的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变化.其次以相关历史文献,尤其是当时颁布的城市建设法规为资料源,论述抗战时期重庆和长春不同的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包括城市建设管理机构的变迁、城市规划与建筑法规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最后论述抗战时期源于不同政治目的、不同投资渠道、不同建设法规和规划控制的重庆和长春不同的城市发展进程.
主要创新性研究成果：一、抗战时期中国国家层面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这主要体现于当时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建设法规；伪满洲国政府颁布的相关建设法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地区城市建设,是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法规体系的补充.二、抗战时期是重庆和长春城市发展史的重要阶段,现代城市建设管理机构渐趋完善,城市规划与建筑法规体系逐渐建立,现代城市建设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促进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和制度化；三、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在以开辟防空袭、防火的通道为起点的现代城市道路网建设,为现代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长春在制定城市规划后开始城市建设,资金运作较为成功,城市中心区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实施,但是定位于伪满洲国国都的城市建设随伪满洲国灭亡而失去发展依托,使城市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本论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创新研究观念与创新研究方法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5083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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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金融技师论文摘要模板：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源泉.回溯历史,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责难,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也从未如今天这样波澜迭起.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和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不断重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实现了办学规模上的跨越式发展,为全社会培养了大批急需的高技能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但由于近年来办学规模急剧扩张,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办学条件、育人模式、就业水平三大瓶颈的矛盾日益突出,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中仍存在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对接不够紧密,办学目的定位不清,学校运行机制不顺,尤其是还没有真正建立与践行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些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和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与此同时,目前对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研究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与科学的分析框架,由此导致了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实践的混乱.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调动行业企业积极性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针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现实困境,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方向,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创新与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近30年来办学模式改革的实践为分析样本,尝试在影响其办学改革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交互、冲突与协调中,理解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的本质和作用机制,并就如何在制度层面延展和深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做了进一步的思考.本文聚焦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实践,关注前沿问题,尝试通过系统且独特的视角来尝试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为何迫切需要改革即为什么要改革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是什么力量在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发生、发展和蔓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规划和实施改革他们期望通过改革实现怎样的愿景与以往改革相比,现阶段高职办学模式改革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又遭遇了哪些新的矛盾其次,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改革触及谁的利益即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模式改革过程中都存在哪些利益主体哪些利益主体直接影响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改革第三,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需求是什么存在的利益冲突是什么各利益的均衡与冲突如何促进或羁绊改革的进程第四,国际范围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给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利益多元化趋势显现的中国社会,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面临怎样的挑战第五,行进中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何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发展和超越基于上述分析逻辑,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绪论部分就本问的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核心概念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说明
第一部分,即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历史分析与现实思考.通过客观描述和系统梳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历程,总结经验与教训,探寻历史规律；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历史规律,并回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都经历了哪些过程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办学模式的问题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向着哪些方向去改革等,从而分析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下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理论和现实空间.
第二部分,即我国高职办学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与利益需求分析.要研究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和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就必须首先明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利益相关者到底有哪些其影响程度的排序等采用米切尔的分类法,从合法性、合理性、紧迫性三个方面,通过实证调查厘清影响高职院校办学模式的利益相关者都有哪些影响的程度如何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利益相关者的内涵、构成及其需求分析：包括高职利益相关者的内涵界定、范围识别、成员构成等.然后分析高职办学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需求是什么
第三部分,即高等职业教育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在上一章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在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之间的冲突是什么从而了解各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影响和制约办学模式改革的,从而进一步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障碍何在.
第四部分,即高等职业教育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在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运用利益协调理论,分析各利益相关者在高职办学模式改革过程中应当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寻求高职办学改革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点.
第五部分,即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经验举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章通过选取高等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德国和英国,分析其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典型模式,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其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和运行机制,并了解其改革动向,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寻求经验借鉴.
第六部分,利益相关者参与逻辑下的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对策研究.以多元化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为基础,借鉴历史经验、国际经验和国内成功经验,结合存在问题,提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化为中长期改革的目标、步骤、主要任务、重要措施,以及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制度环境创新.
第七部分,案例研究.选取某市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政校企”一体化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进行剖析,以验证本文提出的思路的可行性与实际效果.
最后,在全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研究的一些初步结论、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本研究既注重理论性和学术性,更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力求对国内外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的同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尝试提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建议.
第五篇金融技师论文摘要怎么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而经济特区在深化改革、推动开放、探索经济体制新路径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试验田”和“窗口”作用.回顾历史,经济特区创办之初肩负着更多的探索和试验的历史重任,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特区已经悄然升级,特区经验、特区模式、特区道路等都成为了大家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在国内外不断推广.面对当前深化改革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建设,具有深刻而广泛的意义,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有利于指导自贸区等新兴经济模式的新实践,有利于推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进行研究: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的理论研究.本部分主要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对兴建经济特区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及*经济特区思想三部分展开分析.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发展研究.本部分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特别以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过程为背景进行系统的分析.第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面临的挑战.本部分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重新审视经济特区建设的新环境,为创新经济特区建设提供现实依据.第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推进措施.本部分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前面对经济特区理论、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借鉴国内外经济特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特区的推进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具体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经济特区与对外改革开放符合国际化大生产的趋势,经济特区与对外改革开放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需求,经济特区与对外改革开放的思想是*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特区能够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经济特区能够充分展示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经济特区能够通过政策优惠平衡落后地区的区域劣势,经济特区能够为国家提供政策创新试验田.*经济特区思想明确回答了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通过实验场的定义鼓励大胆探索的精神,指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激励措施.经济特区的功能从本质上看最直接的功能就是发展经济,而从经济特区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看,经济特区承载着更多的试验功能.中国经济特区的创新性集中体现在区域创新、规模创新、体制创新等.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发展成果丰富.经济特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特区GDP增速明显,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显著,进出口贸易规模日趋壮大,人均收入显著提高.我国经济特区的成果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检验了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探索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仍然面临着各种挑战.经济特区从宏观上看仍然存在着整体分布不均匀、出口加工区层次低利润少、产业结构调整缺乏协同性等问题.经济特区在创新方面的薄弱导致其在国际行业中缺乏话语权,无法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团队的缺乏、关键技术装备的支撑不足和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不健全.经济特区发展中土地资源的高度紧缺、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失衡、能源与环境的压力,逐渐显示出对经济特区建设的制约作用.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推进措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应重视区域整合与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营造技术创新环境,加强经济建设与社会改革,实现经济特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第六篇摘要范文：跨国公司和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升.2011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总产值,相对于2006年,增长了一倍,达到9.2万亿人民币,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其中移动电话、彩电、计算机等主要高技术产品的产量已位列世界第一.同年,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超过5000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的29%,是世界第一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然而,作为世界规模最大高技术产品出产国之一,中国在自主研发方面却又显得异常落后.2011年,高技术产业的自主研发支出占总产值的比重仅为1.6%,而日本在2008年的水平是10.6%,美国在2007年即达到了16.9%.而且,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也开始凸显,对优化结构的结构的需求愈加强烈.这两点显示,从产出构成来看,我国经济已经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然而,从价值链的构成看,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却显得落后.
本文试图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探讨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价值链的构成的影响,进而评估其对我国经济竞争力的作用.
为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将首先着重探讨在面对来自国外和港澳台的跨国公司时,我国企业如何调整自身的价值链结构,特别是价值链的长度、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根据企业调整的情况,推断出进入的跨国公司将对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明晰这一影响之后,我们将以企业研发水平和技术劳动力相对工资两个方面,估算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经济的竞争力的影响.最后,本文还将分析已然形成潮流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从这些投资的区位分布,以及投资企业的特征和从事的业务,探讨走出去的企业对经济竞争力的可能影响.
本文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进入后,国内资本密度低和技术密集度高的企业退出市场的相对可能性增加,那些选择继续留在市场的企业也会相应地收缩价值链,更集中于高资本而低技术的价值链环节.可以认为,跨国公司在总体上加深了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提升了价值链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但降低了价值链结构的技术密集度.也就是说,跨国公司进入在资本密集度方面优化了我国的价值链结构,而在技术密集度方面恶化我国的价值链结构.
这种技术密集度方面的恶化,在自主研发上的体现尤为明显,无论是自主研发的企业占比还是自主研发的强度,都因跨国公司的进入而趋于下降.一方面,跨国公司,即便是技术领先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子公司,自主研发水平低于国内其他企业,导致对我过自主研发水平的直接负向作用.该负向作用主要源于纯外资企业极低的自主研发水平,对于国外合资或合作企业,特别在外资所占份额不是非常高时,企业自主研发水平随外资份额的增加而下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因造成本省其他企业和外省企业研发水平下降,而产生负向的间接效应.不过,就经济意义和稳健性而言,跨国公司对本省其他企业自主研发的间接影响更为突出.
这种影响一定程度上已经传导到了技术劳动力的报酬.本文从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上下游关联效应、价值链效应、和资本输入效应,多个维度探讨了跨国公司影响我国技术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影响时,发现,跨国公司进入对东道国技术劳动力相对工资既存在促进的机制,也存在的抑制的机制,但在总体上,负向作用较正向作用更为突出.进一步的分析指出,跨国公司对相对工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了低技术的企业,而对高技术企业,则显现出非常显著的负向作用.
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分析发现,我国参与境外投资的企业是那些优势企业,具备高资本和高技术,同时还有优良的组织结构,和国际经验；这些企业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大,工资水平低而人力资本丰裕,贸易成本高而当地经商壁垒较低的近距离国家；境外投资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是贸易和销售,也有部分企业投资的目的是到国外进行产品研发和设计,而很少企业以向国外转移低端价值链环节.这表明,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对我国价值链结构的影响可能和跨国公司进入存在类似之处.
总体上来看,无论是跨国公司进入,还是国内企业走出去,都能够促使我国经济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这种分工模式主要是,国外向我国输入先进的技术,而我国在这些先进技术的影响下,进行产品或零部件的生产和国际输出.这种模式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促使我国先进产品的产出急剧增加,另一方面降低了我国企业创造技术的动力,表现为企业自主研发水平下降,以及高技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降低.这也就部分解释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出规模世界领先,而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异常落后.
当我国经济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时,国内技术水平和国际技术前沿差距甚远,可以凭借引进技术而迅速发展.而当我国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地发展的当下,国内技术水平和国际技术前沿接近时,能够引进技术的空间急剧下降,要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竞争力进一步加强,就必须更多的依靠国内企业的技术创造活动.此时,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研发等高技术含量的价值链活动的不利影响,就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考虑.
第七篇金融技师论文摘要范文：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立意要与中国特定的工业化过程相联系,而具体工人的生产与不同管理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工厂制度相结合.中国农民工向新产业工人转换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但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相比较也具有共同点,都是符合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有着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这一客观规律.自工业革命起,工厂制度作为资本积累方式和劳动生产组织在国家干预、市场力量、劳动过程共同作用之下发生着变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鲍尔斯与金蒂斯归纳了美国历史上工厂制度变迁与教育制度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联系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的“符应原则”.狭义上的“符应原则”指学校教育的社会关系与工厂劳动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对应性,而广义的“符应原则”指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将潜在劳动力统合至社会经济结构中去.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是为工业化提供产业工人的教育机构,近年来农村户籍的学生逐渐成为中职教育的主体,毕业之后成为企业一线用工的主体.但鉴于工业社会中教育层次与职业层次的联系,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存在“阶层再制还是劳动力提升?”的争论.学校和工厂都已成为培养产业工人的地方,本文应用“符应原则”运行机制从知识技术、个性品质、阶层意识三个方面对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职校工（生）在中职学校、制造业工厂接受的训导进行分析,应用“符应原则”传送机制对这一潜在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过程进行区分,从中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工厂制度的强制与同意因素.
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劳动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化的工业劳动.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对农村劳动力采取封闭措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才使得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与这段历史相似的是,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一开始只招收少量农村家庭的精英子女,1992年之后开始对农村人口放开,但之前的分配工作、落户等政策不再具备,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生存教育.工业生产体系内部是多元化的,即使是在制造业工厂,工作岗位也分若干层次,而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在所有工业社会中本质都是一样的,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就是要将社会身份不同的潜在劳动力分配到分层化的教育格局和劳动格局中去.中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应着不同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并通过教育分流进行分配.农村家庭子女由于受限于各种资本,客观的结果是其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逐年扩大,而其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层次有降低的趋势,难免引起教育再生产的讨论.工业化带来的另一相似影响是企业与工人之间是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在国际分工领域,中国位于产业链的中后段,国际资本强调的是弹性的积累,在劳动领域表现为低层次工人工作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制造业需要在竞争中壮大,提升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为转型的关键,这也对中职校工（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代工厂往往通过劳动分工和等级区分对企业进行复杂控制.统治阶级在教育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劳动力的再生；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符应原则”在学校层面的运行机制在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也显示了它的作用：在知识技术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由于性别、家庭经济条件、个人喜好等因素,选择的专业也不尽相同,这对其进入制造业一线生产岗位产生了影响；在个性品质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特别强调纪律约束和规范内化,这与之后的工作要求是对应的；在成层意识训导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宣传的是蓝领文化,通过隐性课程来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中职学生在此训导之下分化为积极、消极制造两类群体.进入工厂之后,极大多数中职校工（特别是流水线生产上的用工）被安排在劳动等级制分工的较低层次,工厂对等级制分工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个性品质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中职校工（生）必须接受工厂的再次训导,职业教育再次发挥了作用.与学校教育的相对公平而言,工厂的训导更带有技术、官僚控制的意图.在结构的限制之下,部分上进的中职校工（生）寻求工厂外部的职业教育资源,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达到符合职业层次提高所需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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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发达国家的工厂制度的变迁相比,中国沿海开发区的制造业工厂在劳动分工、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方面呈现趋同性,当然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下沙开发区的制造业有四大行业,每个行业的一线生产的工种基本上可以分为普工和技工.“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在中职校工（生）被分配至东部沿海开发区时出现了新的内容,与制造业专业关系不大的中职校工（生）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形式来工厂充当普通操作工人,地区差异成为异地工作制造同意的基础.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在工厂内部转换为劳动,光靠强制手段是不行的,必须结合同意才能达到有效生产的目的.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成为下沙制造业工厂普遍采用的控制方式,这一控制方式的合法性来自于工业社会普遍适用的技术决定论--选优任能论.工厂对处于劳动等级制分工不同位置的中职校工（生）进行再次整合,并促使其形成与工作相联系的阶层意识.而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分化的过程,中职校工（生）发挥个人主动性追求个人的利益时也在维护着工厂的利益.由于企业职级的金字塔结构是既定的,中职校工（生）最终成为一线生产的主体,部分中职校工（生）经过时间磨砺成为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者,从而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的目的和“符应原则”所反映的劳动等级制分工的再生产.
农村户籍的中职校工（生）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需要一系列稳定性因素的保障.受葛兰西思想的影响,鲍尔斯、布洛维从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两方面探讨阶级结构稳定化的作用机制,强调国家干预导致霸权制度的出现.将青年人统合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去是“符应原则”传送机制的功能,而这一功能的发挥与工厂制度的变迁紧密联系.下沙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正发生着重构,这一案例体现了政府、资方、劳工各自的变化情况.总体上说,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若干问题.职业是工业社会中进行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教育--职业--阶层是分层与流动的逻辑.调查数据显示：中职校工（生）在下沙开发区制造业初步形成了稳定的职业群体,标志着这一群体向产业工人进一步的转化,从而说明中等职业教育的有效性.整个工业社会都力图将工人变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而不是阶级的一员来建构,但“符应原则”最终揭示的是“少数人控制着大部分生产资料,大多数人只有劳动力”的社会现象,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必须重返
第八篇金融技师论文摘要格式：沈阳近代建筑技术的传播与发展研究
科学研究的过程总是由点到面、由表及里,不断拓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经历了对个案的研究、对基础资料的积累、对建筑样式与空间的探讨等将进入到对建筑技术的研究、对城市发展的探索和对近代建筑史编撰的层次与阶段.中国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从本质上说是从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转变为以近代建筑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建筑技术体系的过程.因此,对近代建筑技术的研究是抓住建筑近代化的根本,只有充分认识建筑近代化进程中建筑技术的发生、发展的状况,才能看清建筑现代化的走向和途径.近代,沈阳作为东三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其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更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首先,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传统建筑技术底蕴深厚,其次,作为严寒地区的典型代表,地方做法特色鲜明,再者,受奉系军阀、日、俄、欧美等多方位外来影响为其提供了多元渠道与发展的契机,最后,沈阳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典型城市,历经自主近代化、半殖民、殖民地等多个社会形态,具有代表性.从技术角度,近代建筑技术的转型虽然包含了中国原有的传统建筑技术的自我演变、发展、更新,但其根源与本质则体现为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的传入、融合、提升以及传统建筑技术遇到外力介入后积极应对的过程.所以本文以沈阳的近代建筑技术为研究对象,应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以建筑技术的传播过程为结构主线,通过对沈阳近代建筑技术的传播背景的内外因分析,找寻现代建筑技术传入沈阳的动力与契机,分析传统建筑技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和问题,通过对技术传播的途径与方式的研究,发掘在传播过程中“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传播媒介的作用,通过对媒介者的背景、受教育情况以及设计立场的分析,总结出建筑技术在传播过程中媒介的“直接导入”和“转移嫁接”的传播方式及渠道,通过传播学中的“以量化取向”同“以质化取向”结合分析沈阳近代建筑技术的传播特点,提出沈阳近代建筑技术的传播是“建筑技术人”为媒介的以“单向主导型”、“复杂多样性”、“传承与转移”为传播模式的“分板块式”、“非进化式”发展的特点.从文化学角度,关注文化移入与适应现象,通过对近代建筑砖木、砖混、钢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典型建筑和重要构造节点的分析,总结出“自上而下”外来建筑技术本土适应性以及“自下而上”本土建筑技术西洋化的发展特点,结合结构力学、建筑材料学计算方法,通过对“三角形木屋架”与“承重墙体的墙厚”计算,提出“以三角形木屋架为先导的力学引入”观点.从社会学角度,关注社会行动网络中的上层团体,从上层建筑中找到对技术发展的助力和制约关系,分别对建筑管理机构以及建筑管理体制与制度从是否促进建筑技术变革的视角对其进行利弊分析,提出建筑技术的科学化与体制法律化是近代建筑技术体系形成与成熟的标志的观点.总之,本文是首次从技术层面展开对沈阳近代建筑发展的研究,涉及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追溯沈阳近代建筑技术传播的各要素,总结近代建筑技术在沈阳的传播与发展的特点,进而分析沈阳近代建筑的发展特性.
第九篇金融技师论文摘要：重庆陪都时期建筑发展史纲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它凭借便利的水运及防御优势,自古以来就是大西南区位险要的军事重镇.也是近现代西南地区开埠较早、城市近代化程度较高、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较快的特大中心城市.其中陪都时期是重庆历史中最光辉时期,无论在重庆还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十分重要.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各地建筑活动较少,无力从事大的建设的时期,重庆却因其战时首都永久陪都地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大批机关、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随之内迁,使重庆从一个区域中心城市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的中心.重庆市区人口由战前的47万猛增到124万多人,城市建成区膨胀了近两倍,为了及时解决城市问题,建筑业的任务异常繁重.与任何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战争成为重庆近代建筑发展的促进因素,致使建筑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临时性、防御性、灵活性、快捷性等）.此时重庆应对重大战争,在建筑业及城市发展活动中所采取的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对当前及未来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及参考意义.
本论文以重庆陪都时期的建筑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重庆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校史馆等,并采访杨嵩林、余卓群老师,获取了一部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对这些陪都档案、历史文献、报纸、地方志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分析,本论文将制度、技术、人才、教育以及历史文物保护这五个方面作为主要框架体系,来论述重庆陪都时期建筑业近代化的进程.论文的主要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从选题缘起、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内容框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这几个方面来阐述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中国近代城市史和建筑史的框架体系.
第二部分主要为历史背景,从时政、经济、社会概况出发,探讨陪都时期城市发展与规划的概况,并对当时建筑发展的文化背景以及战争对建筑发展的主要影响进行论述.
第三部分为建筑制度,通过建筑管理机构、建筑法规体系、建筑师的职责以及建筑业队伍这四个方面,从建筑制度层面对陪都时期建筑发展进行研究.
建筑技术是人类建筑活动的生产力水平.第四部分主要从建筑结构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两方面展开,对陪都时期建筑技术的发展脉络进行一定的梳理.
第五部分是建筑师及设计思想,陪都时期,有一批著名的建筑师随着国民政府西迁来到重庆,他们不仅为重庆地区带来了新技术、新制度、新观念,也为战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建筑人才.该部分主要从在渝建筑学术团体、建筑师在渝的建筑实践以及设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三个方面,来探讨建筑师带领下陪都时期建筑思潮的大融合.
第六部分是建筑教育,陪都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渝的,还有一大批文化教育机构,它们的到来极大的促进了重庆教育事业的发展,此时期重庆的建筑教育也得到繁荣发展,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建筑人才,在建筑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部分从陪都时期教育概况、内迁的*大学建筑工程系以及重庆大学建筑系三个方面来论述陪都时期建筑教育的发展.
第七部分是历史文物保护,中国营造学社西迁,并在战火中展开对西南地区文物建筑的调查工作,同时梁思成在重庆完成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是建国后我国第一批文保单位名单的基础.本部分主要从西南地区文物调查、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及历史文物的修缮三方面,对陪都时期重庆的历史文物保护的概况及贡献做出论述.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基于对陪都时期建筑发展的研究,总结陪都时期建筑发展的特点及历史规律,并论述对当今的启示及贡献.
第十篇摘要范文：中国东北和韩国近代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及建筑之比较研究
中东铁路南支线和京釜铁路分别是中国东北和韩国的干线铁路,铁路网络分别以这两条铁路为中心扩张.铁路沿线城市中,终始点城市、枢纽城市等主要城市的发展,快于铁路沿线的一般城市,引发人力、物质等资源的流入,促进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铁路成为这些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使得国家的行政、经济体系以铁路为中心重构.本文以近代中东铁路南支线沿线主要城市——哈尔滨(始点)、长春(枢纽)、沈阳(枢纽)、大连(终点)与近代韩国京釜铁路沿线主要城市——首尔(始点)、大田(枢纽)、大邱(枢纽)、釜山(终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近*达国家和殖民地城市的铁路形成过程及铁路对城市结构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交通发展与城市空间影响的研究理论,分析中东铁路南支线与京釜铁路的形成及扩张过程,并对两条铁路进行比较,以及铁路建设对中国东北和韩国城市的影响,进而涉及中东铁路南支线和京釜铁路各个主要城市及其空间比较,对两条铁路主要城市的类型从城市性质、城市结构、城市规划等方面进行比较,最后,分析铁路建设对铁路沿线主要城市的铁路建筑的影响.本论文将“铁路交通”作为近代城市及其建筑进行比较的参照点,对同一条铁路以及类似的两条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及其建筑进行比较,是新的尝试.从铁路建设及其扩展的角度分析中东铁路南支线和京釜铁路在时间、空间上如何影响各自铁路沿线的主要城市,进而从两条铁路的类似性质和相关城市结构出发,对三种类型的铁路沿线城市进行比较,分析铁路对各种类型城市结构及面貌的影响,以及其所具有表现出的近代性和殖民性双重性质,是本文的创新点.本文的主要成果在于明确提出:因铁路建设而诞生的近代铁路设施进一步促进了铁路设施的标准化,从而导致铁路中心城市的主要建筑设施考虑与铁路车站的位置布局,以功能为主要考量进行选址,反映出其建筑设计的近代性,由于这两条铁路同样在日本的经营下运行,其铁路沿线城市的建筑受到日本本土的重大影响,在其建筑风格、建筑技术方面均有明显表现,反映出其建筑设计的殖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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