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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论文范文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与《高加索灰阑记》具有相似的矛盾解决方式,且布莱希特在剧本中明确标注情节来自于中国传统戏曲,所以这两部剧本成为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中的范例.本文尝试从女性形象的对比与不同文化对创作的影响入手,阐明《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与《高加索灰阑记》的人性追求.

一女性形象塑造的合理性借鉴

在戏剧史的不断推进中,戏剧家会从个人出发合理地整合前辈们的经验,或秉持或推翻,形成独具个性的戏剧风格,在细读《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与《高加索灰阑记》两部文本后,可明显地感受到布莱希特作为后来之辈对于中国戏曲的敬仰,同时也能感受到布莱希特独特的戏剧思想.仔细对比两部作品,可以发现其戏剧情节并不一致,但是由于都在戏剧矛盾爆发处使用了“灰阑”,所以历来被戏剧评论家们拿来进行对比,对比的焦点不外乎因戏剧结局的不一致而衍生出的不同的戏剧内涵,如《中德两部<灰阑记>下的中西文化差异》[1]将戏剧内涵的产生简单归于包拯与阿兹达克不同的人物形象的设置,或者是某单一元素的直线演化;《接受与创新：两部<灰阑记>的差异性比较》[2]一文中提到的“真假母亲——张海棠与格鲁雪”“真假法官——包拯与阿兹达克”.但是对于女性人物性格的创造性融合尚未进行深入解读.

(一)张海棠：庸懦的慈母形象

细读李行道《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的女性人物可知,张海棠的人物性格是单一的、静止的.在前三折中,剧作者塑造了一个单纯善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女性形象.

在该剧作的楔子中,老旦宾白“俺家祖传七辈是科第人家,不幸轮到老身,家业凋敝.”可推断出张海堂本是官宦人家的女子,幼时生活在严苛的家庭环境之中,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老身出于无奈,只得着女儿卖俏求食.”可推断出张海堂由于家庭的衰落只得做上厅行首以此来赡养母亲度日.纵观元杂剧中题材戏,对于上厅行首的性格塑造集中表现为乐观、果断、聪慧等,但是张海棠的人物性格并不同于其它作品中的形象,如五年之后已产下一子的张海棠面对哥哥张林索要盘缠这一戏剧情节,张海棠没有如马员外曾许下的诺言成为管理家财的夫人,而只能无奈地在府门与张林说：“俺这衣服头面,都是马员外与姐姐的,我怎做的主好与人.”可见,曾经作为官宦子弟的她无法摆脱幼时礼教教育的影响,也无法忘记家道中落后无奈以色示他人的遭遇,她努力在封建社会中做一名贤妻良母的女性.在张林上门讨钱的情境中,虽然已经生有一子,但是张海棠并没有显示出一个当家人的样子,而是唯唯诺诺地逃避哥哥的责问,只说全部家私都是马员外与大浑家的;在大浑家混赖她毒死亲夫并拉她去官府的情境中,张海棠的反抗行动极其微弱,乃至完全丧失了行动而任大浑家摆布;面对大浑家恐吓她去官府解决此事时,在她身上也看不到曾经作为行首的社会经验,而是单纯地认为官府定会为她伸张正义、洗刷冤屈.且在前三折中,没有出现表现张海棠母爱的戏剧情节,直到第四折中当张海棠与大浑家在衙门拉扯寿郎时,张海棠身上的母爱才得以展现.

由此可见,张海棠这一女性形象生命的底色为“庸懦”,表现在行动上,单纯善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眼前.

(二)大浑家：机智多谋的形象

在诸多戏剧家的文章中对于大浑家负面形象的判定是趋于一致的,具有代表性的是《<灰阑记>与<高加索灰阑记>比较》一文中,直接断定“大浑家因奸杀夫、夺人之子,又谋取全部财富,用白花花的银子腐蚀人的良心,污染官场风气,体现的正是人性的假、丑、恶,是人性恶的肆意膨胀”[3],在《中德<灰阑记>中“母亲”形象比较研究》中评价“大浑家是一个非常典型化的人物,性格可以以‘伪’‘恶’两字概括”[4].

笔者在重新研究文本时,发现大浑家的人物形象是极为立体、丰富的,绝不能仅仅以后期人物的转恶而忽视了这一人物前期的光芒.大浑家这一人物形象在戏剧情节中发生了一次突转,突转的情节点在张林到府上拿钱这一戏剧情境中,在突转前大浑家的人物性格虽然在人物对话中有所显露其不是善类的一面,但是通过张海棠口中说到的大浑家照顾寿郎长达五年,并且视如己出,在寿郎生辰这一天陪同马员外带寿郎去寺院烧香的事件,可以看出大浑家虽不是生母但对于寿郎的确事事上心,宛如生母.这一点是极易被大浑家负面的行为所遮盖的,而这一点恰在布莱希特塑造格鲁雪的人物特点上得以延伸.在突转之后的戏剧情节中,大浑家的恶行印证历来对于这一人物的分析,因奸生恶、谋杀亲夫、恶杀他人、夺人之子无一不是十恶不赦的罪状,使得这一人物前期表现出来对寿郎的爱被消解.在大浑家所作恶行的戏剧情节中,虽然大浑家行为的结果为人所不齿,但是大浑家机智、果断的性格特点无疑得到了展现,比如在送走张林,面对马員外时栽赃张海棠偷情一事中,相隔时间不长便心生一计,决定借张海棠之手使马员外动气,在汤药中适时投毒,这表现出来大浑家的机智与果断.又如大浑家在公堂上抵死不松口,因为大浑家知道只要自己不松口,包拯对此案件也无济于事,直至赵令史被打招认后心知已无回天之力,这也体现出大浑家这一人物并不是浮于表面、头脑简单的恶人,而是心思细腻、机智过人的恶女人.

由此可以看出,大浑家前期对孩子无私的爱与后期行为中机智多谋合二为一,组成了大浑家这一人物完整的感性生命.

(三)格鲁雪：智慧与爱并存

反观《高加索灰闌记》中的女性人物——格鲁雪,布莱希特对格鲁雪这一人物的塑造颇具功力.围绕着格鲁雪展开的戏剧行动层层递进地赋予了这一人物所有美好的性格品质,可概括为三种性格的综合体：

其一,格鲁雪继承了张海棠单纯善良的性格特征.格鲁雪在总督府只是一名低下的女仆,总督被杀、大公逃跑使得上下陷入慌乱,总督夫人一味地收拾华丽的服饰出走而拖延了时间使得在最后的逃跑中忘记带走孩子.格鲁雪不舍将孩子抛弃,陪着孩子度过了漫长的一夜,天亮之后毅然决定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个无辜的生命,所以她选择了一条不可回头的路,面临着与未婚夫的难以见面与随时被追兵责难的多重难题,格鲁雪做出这一抉择的心理动机并不复杂,只是出于不愿让这个孩子遭受无辜痛苦的人性之善.

其二,格鲁雪对于孩子的爱继承了情节突转前大浑家的性格特点,面对孩子的格鲁雪与大浑家的态度是一致的.格鲁雪抱着孩子朝着安全的乡村走去,在路上发生的一系列遭遇,从各个方面塑造了格鲁雪作为一名女性对幼儿的无私之爱.在格鲁雪高价为孩子买牛奶的戏剧情节中,格鲁雪是有抱怨之言的,但是她仍是花了将近自己半周的工资为孩子购买了牛奶,突显出格鲁雪与《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大浑家相似的性格特征,即女性特有的母爱.但是从文本内容上来看,这一特质在张海棠与总督夫人身上并不存在.

其三,格鲁雪继承了大浑家机智聪慧、果断敢为的性格特点.格鲁雪带孩子出逃途中将被追兵赶上时,恰好碰到前面有富贵人家的女人便立即跟随她们走入一家旅店入住,体现了格鲁雪机智的一面;在面对伍长走向角落去抓筐中孩子的千钧一发之时,格鲁雪毅然决然地用木棒将伍长打晕在地,面对即将断掉的破桥与身后的敌兵,格鲁雪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这无疑体现了格鲁雪的果断敢为的性格特点.

这三种性格特点无一不是继承与发展了李行道《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张海棠与大浑家的性格特点,使得格鲁雪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与立体,成为了更具饱满人性的女性形象.布莱希特剧作《高加索灰阑记》的主要人物的性格特质都可以在李本《灰阑记》中找到原型,可见李本《灰阑记》对于布氏的影响之深,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戏剧创作的影响.布氏与李行道处于两个迥然的现实世界,其作品都流露出对于善行的追求,对于女性之爱的体察,对于违反道德行为的鞭笞.二人虽相隔百年,但对于人类最原始、最为本质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

二女性形象的演变

虽然在两部《灰阑记》的戏剧处都使用了“灰阑夺子”的形式,但是其审判结果却迥然不同：《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包公因张海棠不忍拉扯寿郎为她洗刷冤屈;《高加索灰阑记》中阿兹达克因格鲁雪不忍争夺孩子为她伸张正义.通过细读、比较文本,核心人物身份地位的演变可以帮助探微戏剧结局的不同选择与文化内涵.

(一)身份地位的演变

张海棠的双重人物身份使得这一人物懦弱、单纯、谨小慎微的性格特点得到有力的支撑.在这一人物鲜明的身世对比中更能感受到张海棠在戏剧行动中的不同动机与引发的情感共鸣.李行道通过塑造张海棠这一女性形象,深刻揭示了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的现实和封建礼教观念对于女性的沉重枷锁,同时体现出李行道对于身处当时社会中的女性鞭辟入里的观察.张海棠不仅仅是戏剧作品中单纯的人物形象,而是代表着生活在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的普通女性,她们无力反抗现实社会的压迫与封建礼教的束缚,这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性.

在《高加索灰阑记》中布莱希特没有赋予格鲁雪双重身份地位,而是谱写出一首关于底层人民美好品质的悠扬小调.布莱希特笔下的格鲁雪作为一名平凡无奇的底层人士,围绕她展开的戏剧行动的动机都源于人性之善,而在剧本情节所处时代人性之善却在上流社会消失殆尽,这种阶级间的对比无疑是布莱希特刻意为之.格鲁雪的人物设置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指向性表现出布莱希特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与重视,而布莱希特之所以如此关注底层人民是和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分不开的.布莱希特生活在德国变动危机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日益显现,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的特性展露无遗,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改变社会现状,更相信人民在社会变革中起到的决定作用,所以他热烈地歌颂底层人民,为底层人民画像.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塑造过很多各异的底层人民形象,但是都赋予了他们共有的特质,即人性之善.格鲁雪就是其中一个.

从人物身份与地位的变化来看,两位剧作家都坚定地站在时代的前沿为人民画像,为时代立言,塑造出符合该时代的典型人物.布莱希特将张海棠的身份地位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格鲁雪没有经历身份地位的转变,而是彻彻底底的社会底层人士的代表,较之张海棠无疑具有更为革命性的特质.虽然这样的身份设置与剧作者生活的时代密不可分,但是站在当时的社会中格鲁雪为底层人民代言是进步的.同时正是由于这一革命性的改变,为戏剧不同的结局方式奠定了更具合理性的基础.

(二)身份演变导致戏剧内涵的差异

李行道创作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是一部旦本戏,其主要的戏剧人物是张海棠.围绕张海棠展开的戏剧动作与之产生出的戏剧内涵都应是剧作者李行道对于客观世界做出的艺术化表达,也无不反映出李行道的思想在戏剧创作中的潜意识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地位极为低下,女性依附在男权社会中长大成人、婚配嫁娶、养儿育女,社会现实的压迫使得女性无法反抗,女性从出生到老去一生都在依附于男性,围绕着家庭劳苦一生,家庭是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唯一生活追求,亲情是女性所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真情.反观张海棠这一人物的生活节点：在年幼家境优越时是依附于严格家法的父权,在家道中落后坚定地寻找可以给她一生依靠的男性,在嫁给马员外后她又成为依附夫权的代表.剧作者赋予张海棠的人生目标也没有逃脱男权社会的限制,这无疑体现出李行道虽然是为民立言的大剧作家,但是仍无法摆脱封建男权思想的影响.虽然剧作者在创作中将张海棠的身份地位做了一次突转直下的设置——成为上厅行首,但是张海棠并没有像赵盼儿、谭记儿这些敢于突破封建男权束缚的人物一样,而是在竭力追求男权的庇护、成为贤妻孝妇的一员,回归家庭、拥有亲情是张海棠这一人物的毕生追求,也是剧作者企图宣扬的思想观念.所以在第四折包公设“灰阑”一计中张海棠依靠自己一直追求的亲情战胜了大浑家,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包公凭此判定了孩子的归属权,无疑是站在女性追求家庭与亲情立场之上进行的选择,所以引生出“亲者原来则是亲”的戏剧内涵符合张海棠的人物身份设定,同时其戏剧内涵的社会意义也只能局限在封建社会中.

布莱希特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则不然,正如黑格尔所说：“始终既维持住东方的基本色调,又完全满足我们的近代意识和他自己的个性要求.”[5]布莱希特所塑造的格鲁雪更贴合西方的艺术审美要求,她作为底层社会中的一员更具革命性,致使这部剧本的戏剧内涵较之《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決定性力量.布莱希特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且其生存的年代战火纷飞,在长年的旅居生活中他看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以为继、不堪重负,同时看到了他们身上的淳朴、善良.所以布莱希特的作品总会塑造普通人民群众高尚的品质与优良的品格,并以此传递给社会正面的思想引导与力量.格鲁雪正是布莱希特戏剧艺术中完美的典型.正如上文分析格鲁雪最为核心的特质是“善”,“善”在阿兹达克划定“灰阑”审判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格鲁雪虽不是亲生母亲,但是她保护孩子出城,养育孩子长大成人,不愿伤害孩子而不与总督夫人争夺都将人性之善的星光点亮,最终“一切归于善待的”的戏剧内涵也是符合格鲁雪的性格特质.布莱希特面对现实世界接连不断的战乱与资产阶级的欺骗虚伪,企图在戏剧作品中使观众得到人性至真的合理引导,用人性之善美来唤醒人们心中浮沉已久的美好品德,重塑这个逃不掉又离不开的黑暗世界.这部作品的“一切归于善待的”在这一层面上达到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目的.

三结语

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张海棠的人物身份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变,曾作为官宦子女的她在沦为底层人士后仍然努力回到依附男权的社会中,沦为底层人士的经历只是促使她维护男权统治的动机之一.而布莱希特将这一缺陷在格鲁雪的身上得以弥补,彰显出底层人民的美好品质.虽然《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与《高加索灰阑记》在创作时间上相隔了几百年的历史,在空间上跨越了两个大洲,但是凭借着“灰阑”一计的情节设置令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方现代戏剧呈现出人物上的充分借鉴,同时不同思想传统对于特定情节的处理衍生出迥然不同戏剧内涵的分野.

参考文献：

[1]曹月秋.中德两部《灰阑记》下的中西文化差异[J].理论界,2011（6）：127-128.

[2]翁瑜.接受与创新：两部《灰阑记》的差异性比较[J].安顺学院学报,2018（6）：40-45.

[3]周敏.《灰阑记》与《高加索灰阑记》比较[J].戏曲研究,1998（0）：3-5.

[4]刘志超.中德《灰阑记》中“母亲”形象比较研究[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1）：80-83.

[5]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8：349-350.

本文结论:这是关于中欧关系相关专业的经典范文,可作为中德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参考和中欧关系论文开题报告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中欧关系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