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病毒学论文范文参考 医学病毒学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医学病毒学论文范文参考：1.拉米夫定耐药CHB患者挽救治疗的系统评价 2.MOV10在HBV感染中的表达及作用研究
2. 第二篇医学病毒学论文样文：慢性丙型肝炎中医证候分布特点及治疗方案的研究
3. 第三篇医学病毒学论文范文模板：我国部分地区HIV/AIDS初治患者的原发耐药与亚型流行状况及特殊患者的疗效与耐药研究
4. 第四篇医学病毒学论文范例：柴胡方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之研究
5. 第五篇医学病毒学论文范文格式：柳州市初始HAART的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失败和死亡危险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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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医学病毒学论文范文参考：1.拉米夫定耐药CHB患者挽救治疗的系统评价 2.MOV10在HBV感染中的表达及作用研究

背景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拉米夫定耐药是临床面临的重要挑战.早先对于拉米夫定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Chronic hepatisis B, CHB）挽救治疗包括换用恩替卡韦单药治疗,加用阿德福韦酯联合治疗,或换用替诺福韦酯治疗.现恩替卡韦单药治疗已不推荐为首选治疗.本研究的目的在与评价拉米夫定与阿德福韦酯联合治疗和恩替卡韦单药治疗的疗效比较,为临床决策提供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方法:制定检索策略后,计算机检索Medline/Pubmed、 EMBAS、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Cochrane图书馆(The Cochrane Library)中所有有关拉米夫定与阿德福韦酯联合治疗和恩替卡韦单药治疗疗效比较的研究.检索到相应文献后,并追溯所获文献的参考文献.根据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献,以及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采用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作为合并效应量的统计量,对病毒学应答、生化学应答、血清乙肝病毒e抗原(HBV eantigen,HBeAg)转换,以及病毒学突破进行分析.采用Cochrane协作网推荐的Revman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研究合并效应量前先进行临床异质性检验,若无统计学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如存在统计学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1).共计纳入8篇研究文献,入选822例患者,其中425例采用拉米夫定与阿德福韦酯联合治疗,397例采用恩替卡韦单药治疗.1篇文献为中文发表,6篇文献为全文发表,2篇以摘 要 形式发表.(2).在挽救治疗48周时,meta分析显示联合治疗组与恩替卡韦单药治疗组在病毒学应答率(RR等于1.12,95%CI:0.94-1.33, P等于0.2)、生化学应答(RR等于1.01,95%CI:0.92-1.11, P等于0.9)、血清HBeAg转换率(RR等于0.64,95%CI:0.33-1.24, P等于0.19)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病毒学突破在拉米夫定与阿德福韦酯联合治疗组明显低于恩替卡韦单药治疗组(RR等于0.23,95%CI:0.12-0.47, P<,0.0001).(3).基线低病毒载量、HBeAg阴性的拉米夫定耐药患者对拉米夫定与阿德福韦酯联合治疗有较好的病毒学应答.(4).无论联合治疗组或单药治疗,患者均有良好的耐受性.结论:对于拉米夫定耐药患者,加用阿德福韦酯治疗有更低的病毒学突破,长期治疗疗效优于换用恩替卡韦单药治疗.此次研究为该题目资料维护和更新得出的最新证据,与先前研究得出的证据一致.先前的研究发表在国际期刊后,已被引用18次（Google学术引擎）,并被会议多次引用,为临床医疗诊治提供了循证医学的依据.由于纳入研究数量有限,且包含了非随机对照试验,需随着研究文献的发表,继续对资料进行维护和更新,以增加证据的强度.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目前全球公共卫生健康问题,现全世界约有3.5亿人感染HBV,尽管有有效的乙肝疫苗的出现,在全球仍然每年有超过350万的新发感染者.乙肝病毒感染是引起慢性肝脏疾病的重要因素,持续感染会导致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细胞癌.其中肝衰竭、肝硬化和肝癌是HBV感染的三大不良结局.据统计85％的肝衰竭由HBV感染引起,而有约10％～25％的慢性HBV感染者会最终演变为原发性肝癌.

研究已证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疾病进展与HBV处于高水平复制相关.因此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治疗目标是通过长期的抑制HBV复制,阻止或延缓肝脏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虽然在HBV感染抗病毒治疗上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延缓或减少了肝脏失代偿、肝硬化、HCC和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改善了HBV感染者生活质量和延长其生存时间,但仍缺乏根治慢性HBV感染的办法.以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由HBV感染导致的慢性乙型肝炎,肝炎肝硬化等,多是乙肝病毒与宿主肝细胞生物分子间彼此相互长期作用的结果,对于乙肝病毒感染和复制的相关机理及调控机制认识不足,是导致不能开发彻底抑制或清除HBV病*物的重要原因.

随着近年蛋白质组学研究技术的发展,为解决慢性乙型肝炎和HBV相关并发症的的研究难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机遇.尤其是iTRAQ技术（同位素相对标记和绝对定量技术）,是近年最新研发的新的蛋白组学定量研究技术.在我们的前期研究工作中,通过此技术对正常人肝组织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组织蛋白组学表达谱进行了分析,发现莫罗尼白血病病毒蛋白10（Moloney leukemia virus10protein,MOV10）为其中一个差异表达蛋白,相较正常肝组织,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组织表现为上调.

MOV10蛋白属于RNA解旋酶超家族-1成员之一,研究发现其参与RNA诱导沉默复合体的形成.对于MOV10功能的研究,其详细的生理功能还不清楚,目前主要集中于HIV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通过前期的蛋白质组学筛选的差异表达蛋白MOV10,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组织、正常人肝组织行表达验证,以及研究人肝癌细胞株HepG2.2.15、HepG2的MOV10表达情况,并初步探讨MOV10对HBV复制可能的作用,为治疗HBV感染提供新的靶点和理论依据.

我们通过实时定量RT-PCR技术、Western-blot技术对其在不同组织和细胞株的研究发现,MOV10在基因水平和蛋白水平的表达,均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组织上调；同样,在具有HBV背景的HepG2.2.15细胞表达也上调.同时观察了HBV复制对MOV10表达的影响,通过拉米夫定作用于HepG2.2.15后,发现当HBV DNA转阴后,MOV10在基因和蛋白水平均表达下调,进一步证明了HBV感染和复制对MOV10表达的影响.我们还通过siRNA敲除抑制MOV10表达和质粒转染过表达,初步探讨其对HBV复制可能存在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MOV10siRNA干预或质粒转染过表达MOV10后,上清液中HBV DNA的水平较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的变化,而且乙肝表面抗原、乙肝e抗原表达水平,在对照组和干预组之间也无统计学差异的变化.表明MOV10蛋白表达水平的变化,对HBV复制无直接显著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虽然没发现宿主抗病毒蛋白MOV10对HBV复制的影响,但研究发现MOV10在具有HBV背景的肝组织和HepG2.2.15细胞株中是上调表达的.有研究表明MOV10mRNA水平及其蛋白在癌细胞内的表达均比正常细胞内高2至3倍,而且证明MOV10是端粒末端转移酶相关蛋白,结合我们的研究发现HBV感染可导致MOV10表达上调,推测MOV10可能参与了HBV感染导致的肿瘤发生.

第二篇医学病毒学论文样文：慢性丙型肝炎中医证候分布特点及治疗方案的研究

研究背景：

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CHC)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呈全球性分布.肝病患者中CHC感染率高,其自然感染史长,慢化率为50%-80%,易转化肝硬化、肝癌.临床用于CHC治疗的西药主要是干扰素等抗病*物,其适应征要求严格、且禁忌症和副作用较多等局限性.中医药用于防治CHC具有较大优势.但由于目前CHC的中医证候诊断不规范、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临床上无确切、有效、安全的治疗方案.因此,开展CHC中医证候分布特点的研究,探讨安全、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研究目的：

1.通过文献研究和临床调查,总结CHC的中医证候分布特点,探讨中医证候分布规律,提高辨证的准确性和临床、实验的可重复性,使其更科学化、更规范化.

2.通过对CHC患者的临床观察治疗,探讨安全有效的治疗CHC方案,以期改善临床疗效,降低病死率和肝硬化等的发生率、病毒学阴转率、生化学改善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研究方法：

1.证候分布特点研究：按照病证结合模式,根据文献研究和临床调查研究,遵循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与原则,使用SPSS 17.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通过频率描述、logistic回归分析及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各证型的主症、次症进行筛选,对CHC的中医证侯分布规律特点进行探索性研究.

2.治疗方案的临床研究：通过临床观察137例病人,随机分中西医治疗组和西医组,治疗12个月,随访6个月.使用SPSS 17.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将患者临床资料建立数据库,运用t检验等统计方法,通过临床一般资料、总体疗效分析、症状改善、血清生化学指标、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病毒学指标、病理学改变、生命质量研究等多层次、多指标的分析,探讨CHC治疗方案的疗效.

研究结果：

共收集到合格文献32篇,临床调查合格问卷200份.临床治疗病例137份,中西医结合治疗组86例,西医组51例.

1.证候分布特点研究：

综合文献和临床证候调查研究,拟订了CHC的证素、临床症状、初步诊断标准.

结果1：慢性丙型肝炎辨证的主要证素中,病位因素以肝、脾为主；病性因素则以气虚、肝郁为主.

结果2：倦怠乏力、口干、胁肋胀痛、脉弦是CHC的主要临床表现特点,倦怠乏力症状已逐渐成为CHC最主要临床表现,男性感染比例高于女性,患者大多以输血或血制品因素感染.

结果3：CHC临床常见证型为：①肝郁脾虚证；②脾肾阳虚证；③湿热蕴脾证；④肝肾阴虚证；⑤气虚血瘀证；⑥无证可辨；⑦瘀血阻络证；⑧肝胃郁热证；⑨正虚邪恋证；⑩脾气亏虚证.

2.治疗方案的研究：

总体疗效方面：中西医结合组86例,基本治愈36例,占41.8%；显效11例,占12.7%；有效18例,占20.9%；西医组51例,基本治愈15例,占29.41%；显效5例,占9.8%,无效17例,占33.3%.两组总有效率比较,X2等于0.006303,P等于0.020559(P<,0.05),总体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临床症状、体征和舌脉方面,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症状积分明显下降.通过秩和检验,对照组和治疗组比较P<,0.001.临床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肝功能指标方面：两组治疗均有保肝降酶作用,与治疗前比较P<,0.03.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各项指标变化均无显著性差异,且在肝功能改善方面具有后续性,提示远期疗效较好.

肝纤维化指标血清HA、LN、PC-Ⅲ和Ⅳ型胶原测定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程度均有显著改善,治疗后两组各指标较治疗前均好转,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P<,0.01,对照组与治疗组比较P<,0.05其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中药有逆转早期肝纤维化的作用.

病毒学疗效指标观察中：①定性转阴检测中,经卡方检验,治疗后6个月X2等于6.037,P等于0.14；随访6个月,X2等于3.139,P等于0.76,两组比较虽无显著性意义,随访半年有部分HCV RNA的转阴情况将有所改变,定性转阴结果表明两组治疗均有显著抗病毒作用.②病毒定量检测中,经秩和检验,Z值等于-2.926, P<,0.05,两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③定量下降的随访观察中,与治疗前相比较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肝脏病理组织积分变化中：(炎症活动度)两组比较,P<,0.01；(纤维化程度)两组比较,P<,0.05,两者均有显著差异.分级分期中炎症活动度经秩和Kruskal-Wallis检验：Z等于-2.321,P等于0.20；纤维化程度经秩和Kruskal-Wallis检验：Z等于-2.558,P等于0.11.虽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

*-36作为简明健康调查问卷,经用Cronbach',sa标准其信度系数为0.764,提示内部有较好的一致性.治疗后*-36量表中八维度条目均较治疗前有显著改善,两组比较P<,0.01,具有统计学比较意义.

研究结论：

1、中医学没有慢性丙型肝炎的病名,根据临床症状符合“胁痛”“肝着”等范畴.

2.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临床调查研究,对CHC辨证的主要证素中,病位因素以肝脾为主,病性因素则以虚、郁为主.CHC病机以肝郁脾虚、湿热疫毒、正虚邪恋等为特点.病机复杂多变,其中,肝郁脾虚、湿热疫毒是形成证素组合复杂化的主要因素,提示疏肝健脾、清热解毒在CHC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3.通过中医宏观辨证和西医微观辨病的方法,在统计分析四诊信息及某些实验室检测指标与证型相关性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中医证候十种分型标准.

4、治疗以清热解毒、疏肝健脾为方法,以固定中药基本方为主方,同时根据临床辨证配以固定方药和固定剂量的加味药,结合西医学抗病毒治疗,既增强临床疗效,便于广泛使用,又能充分体现中医辨证论治和西医微观辨病的特色.

5.临床治疗结论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具有显著的保肝降酶、改善患者肝脏病理学变化、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肝纤维化指标、病毒学指标等,并通过*-36量表分析,提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不仅有效、安全,未见副反应的发生,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第三篇医学病毒学论文范文模板：我国部分地区HIV/AIDS初治患者的原发耐药与亚型流行状况及特殊患者的疗效与耐药研究

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被认为是现今治疗HIV/AIDS

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但HIV-1病毒的耐药突变是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主要障碍,无论是未治疗患者体内HIV-1原发耐药突变还是已接受治疗患者体内的HIV-1继发性耐药突变,都会导致治疗失败,加重患者的病情和艾滋病传播概率；而特殊亚型的HIV-1毒株也会加快疾病的进展.因此,分析HIV-1病毒的原发耐药突变状况和亚型分布的动态变化有助于及时了解HIV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指导临床的针对性治疗；此外,由于国内用于艾滋病救治的药物还非常欠缺而且分布不均衡,目前国内对合并HBV等其他病毒感染以及一线治疗失败的特殊艾滋病患者群体的耐药和疗效缺乏总体分析和评价,将不利于这些患者的长期可持续性治疗.因此,本论文就上述几部分内容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第一部分未治疗患者的HIV-1病毒原发性耐药及亚型/噬性研究

第一节：HIV-1病毒的原发性耐药与亚型分析目的：分析我国部分地区近20年来在HIV/AIDS患者中的HIV-1的原发性耐药发生情况,及在这种长时间跨度中流行病毒株亚型的变化情况.

方法：以1990-2012年间收治的全国20多个地区的914例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成年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In-house的RT-PCR加测序的方法检测pol基因的耐药突变,并通过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http://hivdb.stanford.edu)获得耐药突变位点及耐药分析结果.采用REGA HIV BLAST确定病毒的基因亚型.利用计算生物学比较pol基因中非同义突变/同义突变基因(Ka/Ks)比例,确定不同选择压力之下pol基因耐药突变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规律.

结果：(1)本研究原发耐药检测成功率为82.5%(754/914),其中70.9%的患者是经性途径传播的.20年来平均原发耐药率为4.64%(35/754)左右,其中针对一种药物原发耐药率为3.97%(30/754),针对两种药物的是0.66%(5/754)其中90年代初期最低,后缓慢增加到2004年前后快速增高,近5年则达到较高水平,原发耐药率为8.67%的,显著高于其他三个时间段：<,1995年的1.61%(p等于0.01),1996-1999年间的2.0%(p等于0.004)和2000-2004年间的4.58%(p等于0.013).(2)针对RT基因的原发耐药比例为68.57%,针对Pro区的占42.86%.其中NRTI发生原发耐药15例次(1.99%),NNRTI有13例次(1.72%),针对PI有12例次(1.59%).原发耐药率在三中药物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等于0.759).NNRTIs原发耐药中有10例为高度耐药(10113,76.9%),而NRTIs耐药病例中只有1例为高度耐药(1/15,6.7%),对Pls耐药的病例中有3例为高度耐药(3/12,25.0%).最常见的NRTI突变位点在TAMs中是K70NR(11.11%)和L210WM(8.33%),非TAMs区是V75IML (13.89%)和V118I(13.89%),多重耐药位点中T69Ins的比例也达到13.89%.针对NNRTI中最常见的突变时K103N(13.89%)%,还有VI79AE(11.11%):和Y181C(11.11%).针对PI类药物常见的位点有M46I(11.11%), N88D (8.33%)、N83K (8.33%)和A71T(8.33%).35例原发耐药患者中有34.1%(11/35)来自北京.(3) Ka/Ks比值显示在02-06年及07-10年间,HIV-1pol基因受到较强的正向选择压力,突变率显著上升.Ka/Ks比值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pol基因中蛋白酶基因Pro(36-99aa)、逆转录基因RT-1(162-333aa)和RT-thumb (337-406aa)区段,与国内使用的药物相符合.累计Ka/Ks比值动态反映了pol基因突变频率可能在受到国内整体治疗策略和实施方案的影响下的动态变化规律.(4)在754例患者中,主要亚型分布是AE亚型227例(30.13%)、B/B’亚型205例(27.18%)、BC亚型187例(24.82%)为主,三者占总体亚型的82.13%.在95年前感染的患者60%是B亚型,但到了2010年减低到13%左右(p<,0.05)；AE亚型在90年代初期不到1%,目前已经上升到47.3%(p<,0.01).但07/08BC的总体变化稳定在20.8-25.9%之间.(5)共754例患者的亚型分布有地区性的差异,其中各地区中B亚型主要分布在河南(76.4%),还有北京(26.8%)、陕西(35.0%)、上海(21.9%).AE亚型主要分布在北京(占32.6%)、上海(占37.0%)、广东(占42.1%)、福建(40.4%)、陕西(占40.0%)等地区.07/08_BC亚型主要分布在云南(占58.0%),还有广东(占23.8%)、北京(占24.7%)、福建(占21.7%)等地区.(6)在754例研究对象中,性途径感染520例(占69.0%),其中异性性接触感染314例(占41.7%),同性性接触感染206例(占27.3%)；血液途径传播152例(占20.2%).CRF01_AE亚型占全部性途径感染的38.8%%,占同性性传播途径感染者的42.7%,占异性性传播途径感染者的36.3%.(7)B亚型、CRF_01AE和07BC/08BC的原发耐药率分别是8.78%(18/205)、5.29%(12/227)和1.07(2/178),三者间有显著差异(p等于0.017).

结论：本研究首次对我国部分地区近20年来的原发耐药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平均原发耐药率为4.64%.从最早的1.61%逐步增高到现在的8.67%,20年间原发耐药率提高了近5倍,且多是针对RT区的耐药突变.计算生物学的Ka/Ks比值动态反映了pol基因突变频率随在药物种类以及国内宏观治疗策略和实施方案影响下的动态变化规律.在非静脉吸毒的初治患者人群中早年以B亚型为主,近期以AE亚型为主,相应的传播途径也由血液途径转为性途径为主.性途径传播的主要亚型是AE亚型,并且亚型分布也随着感染途径的不同呈现地区性差异.

第二节：AE亚型病毒及噬性与疾病快速进展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研究HIV-1的亚型CRF01_AE作为一个可能的危险因素,其分子流行病学的特点与经性途径感染患者出现疾病快速进展的相关性.

方法：本研究收集了来自12个分中心的201例未治疗的患者,采集抗凝血浆进行了HIV-1病毒噬性的分析.噬性的判断是通过v3环的序列测定得到的.共有包括这201例患者在内的235例未治疗的性感染的患者参与研究,并回顾性的评估了可能血清学转阳的时间(EDS).从EDS到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的平均时间用Kaplan-Meier曲线进行分析.风险比值HR用Cox模型分析完成.

结果：在研究患者人群中CRF01_AE亚型占优势(46.0%),特别是在*性恋者(M*)组中.进一步分析显示,×,4嗜性的比例在CRF01_AE亚型中的比例(45.5%)要显著高于在其他亚型中的比例(CRF07/08_BC,4.3%, B,6.1%, P<,0.001).与非AE亚型的患者相比较,感染了CRF01_AE亚型与患者从EDS快速进展到艾滋病期(4.8年Vs6.4年,P等于0.018)密切相关.在多变量模型的分析中,感染CRF01_AE病毒的校正风险比值(AHR)为1.42(95%CI,0.99-2.03, P等于0.057),且和病毒载量因素无关.AE亚型的存在也与快速进展到艾滋病严重免疫缺陷的晚期密切相关(AHR,1.81,95%CI为1.03-3.18,P等于0.038).

结论：CRFO1_AE亚型在我国性途径传播的HIV感染中占主要优势,感染了AE亚型的病毒与快速进展到艾滋病期以及出现严重的免疫缺陷密切相关.在CRFO1_AE亚型中出现×,4噬性的病毒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亚型中×,4噬性出现的比例.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危险因素对今后针对这一类患者的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有显著的意义.

第二部分特殊艾滋病患者的疗效评价与耐药分析

第一节：HIV-HBV共感染患者的疗效评价与耐药分析目的：研究合并HBV共感染的HIV患者,使用含3TC单药HAART方案与含有3TC+TDF双药HAART方案的针对HIV和HBV病毒的抑制效果,以及共感染患者体内的HBV和HIV在治疗过程中耐药的发生情况.

方法：从913例初治的成年艾滋病患者中挑选出HBsAg阳性至少6个月时间的HIV-HBV共感染者共55例.给予3TC+TDF+EFV/NVP或3TC+AZT/d4T+EFV/NVP两种方案治疗96周,分别在基线、12周、48周和96周检测这些患者的HIV-RNA和HBV-DNA的载量.对这些点采集的血浆标本,用Luminex液相芯片技术同时检测共感染者血浆中HIV-1病毒和HBV病毒针对3TC的耐药突变情况.同时用普通sanger测序方法进行比对.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重复测量检验(Kruskal-Wallis nonparametric test)来比较CD4计数、HIV-1RNA和HBV DNA在基线和各随访点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接受HAART治疗96周后,共感染患者的CD4细胞的计数在治疗前的基线时为149个/uI,96周治疗后上升到281个/ul.HIV-1RNA载量和HBV-DNA载量均下降到了检测下限(<,20拷贝/ML和<,201U/ML).HIV-1RNA在治疗12W时已经显著降低,进一步按照是否含有TDF的方案来分组发现,含有3TC+TDF方案的组中HIV VL下降的速度略低于3TC组.而HBV-DNA的载量在治疗过程中也呈现显著降低,但完全控制的比例较低.有趣的是HBV的载量在3TC+TDF组中被抑制的更快,到治疗48周时,几乎达到100%完全抑制.在10例患者中没有1例出现HBV-DNA反弹,而在3TC单药组有26.7%(12/45)出现了HBV-DNA反弹.HBV针对3TC的rt180和rt204的耐药突变分别为60%和80%左右.在3TC方案组中有1例患者(2.2%,1/45)发生了HIV针对M184V和K103N的耐药突变.

结论：本研究首次报道了我国HIV合并HBV感染患者抗病毒治疗2年的疗效和耐药分析.含有3TC或3TC+TDF的HAART方案均能控制HIV和HBV病毒的复制,但仅使用3TC单药治疗HBV的效果比3TC+TDF的效果差,并且长期治疗后易引起HBV针对3TC的耐药突变.

第二节二线治疗患者的疗效评价与耐药分析

目的：通过建立多中心、前瞻性的队列,开展我国一线治疗失败的耐药患者在使用TDF/3TC/LPVr的二线方案治疗两年时间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方法：本研究入选条件为一线方案治疗失败的成年患者,病毒载量要求>,400拷贝/ml.共有符合条件的患者84人被纳入,进行国家二线方案TDF/3TC/LPVr治疗为期两年.每3个月随访一次,采集基线和每个随访点的CD4+T细胞计数和病毒载量.对每例患者在基线和病毒反弹时采用RT-PCR的方法检测基因型耐药.对病毒学无应答或病毒反弹的患者用HPLC+UV的方法检测了血浆中LPV的药物浓度.对基线和治疗2年时的患者的血肌酐、eGFR和CrCI进行了检测.

结果：在基线,84例接受二线方案治疗的患者中分别有47.6%、19.0%和17.9%的患者发生了针对3TC、TDF或者是3TC+TDF的耐药.最常见的耐药是TAMs、 M184V、K103NS以及Y181CI.治疗2年后,CD4细胞计数中位数从基线的191增加到341个/mm3(P<,0.001),病毒载量从4.391g下降到低于检测下线(1.60lg)(P<,0.001).共有66.7%的患者在治疗2年后病毒载量低于40cp/ml的检测下线,但同时有11例患者发生了病毒反弹,这其中有72.7%(8/11)的患者血浆LPV的浓度远低于有效药物浓度的下线.治疗2年期间在26.6%的患者*发生68例次的药物相关不良事件,其中胃肠功能紊乱、肝毒性以及皮疹最为常见.94.1%的不良事件为Ⅰ级或Ⅱ级.检测结果显示血肌酐、eGFR和CrCI等指标在治疗前后有显著性差异(p<,0.01).

结论：在为期2年的治疗时间里,对于一线治疗失败的耐药患者,采用二线TDF/3TC/LPVr的方案能有效控制病毒复制；对于那些原本就有针对3TC和TDF耐药的患者,在仅有LPV单药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仍能很好的抑制病毒复制.治疗失败的患者中有因为服药依从性差导致的病毒反弹,反映了血药浓度检测能有效地帮助监控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有利于合理分析和评估药物方案的临床疗效.

第四篇医学病毒学论文范例：柴胡方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之研究

目的:

现代医学对于病毒感染性疾病,直到今日仍存在以下三个难题:(一)没有特效药,(二)抗病*物多有副作用,(三)当病毒突变时所开发的疫苗及抗病*失效的问题.反观中药使用了两千年以上,可以不受时空的影响,在历代医家以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有是病用是药,在病毒感染性疾病的预防、治疗上效果仍显着,故针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医仍处于领先的地位.

病毒感染性疾病在中医诊疗上被归类于“温病”的范畴.东汉医家张仲景之《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与其传世本《伤寒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卷四为温病诊治的专章.这不仅解开了仲景详于寒略于温的疑虑,也较符合仲景撰书的原意.其温病篇第一方即是小柴胡汤加减,从相关的研究及临床发现,柴胡方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疗效显着.故本研究以《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温病篇为主,进行柴胡方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机转、运用等研究,并且探讨中医药如何与现代病毒学接轨,以发挥其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的优势.

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为理论依据,故第一章首先针对《桂林古本》之来源、刊行及考证提出探讨,第二部分则以温病篇为主探讨温病与病毒性疾病的关系,并依据文献研究推导以柴胡方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理论及其药理机制:排出病毒及清除伏气.第二章从简介分子病毒学来认识病毒,尤其是常令人生病的流感病毒,和全球所关注的禽流感疫情,第二部分则研究流感病毒依经脉的传变路径.第三章首先针对运用柴胡方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研究近况着手,从现代医家运用柴胡方治疗多种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文献进行综述,并验证以柴胡为主的方药来治疗病毒性疾病是值得大力推广的.第四章提出依病毒感传路径的柴胡方治疗,并实际运用于临床治疗分阶段用药上,以验证柴胡方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之显着性.第五章则提出柴胡方与明清温病学在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上的理论与治疗之异同,以推论《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为理论依据的柴胡方可与现代医学的解剖病理相对应,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时,有助于彼此的沟通.

结果:

一、《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系在清末民初,才由仲景后人流传出来,其真伪受到不少医家质疑,有些医家虽然认为系后人托古而作,但仍认可其方药之可用性及其对医学发展研究重大的意义.相关的研究则提出此书可以了解温病学说在较早时期的认识和发展情况,也推翻仲景学说无温病诊治的说法.整体而言,《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版本的真伪,应该是文献工作者该探讨的问题,以临床医师而言,医书只要说理真实,应用有效,即不可忽视其实用性和学术价值.

伤寒与温病都是会引起机体发热的外感热病,但其本质却大不相同.以发热来说,伤寒乃传经化热,温病则是伏气变温,温病之热较盛.狭义伤寒中的“伤寒”、“伤风”,乃是属于物理性之风、寒,“温病”之邪则为生物学中有一定结构的生物体,以细菌的潜伏期很少长至一季,故温病之邪,当为“病毒”,所以“温病”即“病毒感染性疾病”,而“瘟疫”则为“大的流行性病毒疾病”,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本研究首先以《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温病篇为主,依据并综合诸多中、西医整合研究文献验证以柴胡方“排出病毒”及“清除伏气”是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大法之推论.

二、病毒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生物.在现今分子病毒学的发展下,对于病毒的认识愈来愈多,只是面对病毒的多变异性,在治疗及预防上仍有许多瓶颈.现代医学每每花费不少人力、物力开发出来的抗病*物及疫苗,却有可能引起许多的副作用.而更甚者,当病毒适应突变后,这些抗病*物及疫苗随即失效,造成疫苗开发始终落后于病毒感染性疾病流行的大问题.反观中药,自仲景《伤寒杂病论》以来,距今已一千八百多年,其以柴胡方为主的温病诊治还是可以放在现代病毒感染性疾病上,没有因病毒变异而失效的问题,且在辨证论治原则下,也没什么副作用.藉由现代病毒学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病毒传变的路径,使得我们可以针对病位、病性给予相对应药味、药性的柴胡方,对于令现代医学头痛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是非常值得推广使用的.

三、现代文献研究显示,许多医家采用内含柴胡的方药来治疗不同种类的病毒感染性疾病,都可以取得良好疗效,这些文献间接地证明柴胡可以排出病毒的理论,并且足以让吾辈推论使用柴胡方排出病毒时不必分别是那一种病毒,只要“有是病”即可“用是药”.只是一则,病毒性疾病相当于中医所说的温病,温病的特性除发热盛之外,还有热耗阴津而燥及犯血分,即伏气变温的部分.所以,除了针对它的侵犯部位给予不同的柴胡方来排出病毒之外,对于所产生的热、燥、瘀也必须同时处理,亦即所谓的清除伏气,如此才是完整的治疗.二来,仲景柴胡方是根据病毒的传变路径而有所不同,治疗有深浅层次,掌握“病位”与“病性”,给予相对应的“药味”“药性”,更能达到治疗的效果.

四、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在“排出病毒”、“清除伏气”的药理机制下,须掌握病患的体质、病毒的传变规律,确立其病位、病性,采用相对应药味、药性的柴胡方治疗.以流感而言,病毒首先侵犯咽喉,继而由少阳经传变,再来病毒将深入传至五脏六腑引起全身的病变,治疗上分别处以不同阶段的柴胡方.如此的治疗步骤,在临症时往往可以发挥相当良好的疗效.

五、《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之温病与明清温病说,在理论渊源上都是从《黄帝内经》、《难经》而来.然而因传世本《伤寒论》没有温病的诊治,在临床上治疗温热病的效果不彰,故明清温病学乃从《内经》及《伤寒论》的架构下,逐步发展、演进而形成.二者在温病的发生上,都指出与伤寒不同,故仲景将温病别立一单章,但一直到明末医家吴又可才明白提出别有一种病邪从口鼻而入.在治疗上针对温病发热重、易化燥伤阴及犯血分的特性,则皆以“泻热、实阴、补不足”为治疗原则.

所不同的是,在传变路径上,《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之传变推论系根据中医的解剖生理理论,其临床症状及检验可与现代医学的解剖病理相对应,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时,有助于彼此的沟通.明清温病学以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及吴鞠通的三焦辨证为主,只是“卫气营血”、“三焦”,都不易与现代医学的解剖、病理结合,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时,没有共通的语言,不易形成彼此的共识及整合.

本研究所提的各类对应之柴胡方,一则具备“排出病毒”、“清除伏气”的治疗原则,又因病毒侵犯传变的不同路径给予不同病位、病性的药方,所以,治疗步骤清楚且全面,临床疗效反应亦佳.由于柴胡方不是只针对单一或特定的病毒,故不仅可治疗一般流感,对于也许会发展成全球大流感的H5N1禽流感病毒,同样有防治的效果.更有甚者,由于在传变路径上之推论可与现代医学的解剖病理相对应,这将有助于中、西医双方的沟通,更能有机会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于病毒感染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上.

结论:

病毒感染性疾病是现代医学的难题,中医药治疗在此议题上具有绝大的优势.面对病毒的千变万化,在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指导下,依据“病位”、“病性”处以相对应“药味”、“药性”的方药,就可以达到治疗的功效,不必理会病毒如何基因突变,更不会有疫苗的研发始终落后于病毒流行的难题.

中药一般而言没有毒副作用,以“柴胡方”来论:自《伤寒杂病论》问世至今已一千八百多年,临床使用率仍高、仍有效,并没有抗药性的问题,也不是只针对个别的病毒.对于愈来愈多样的病毒感染性疾病而言,可大大地简化药物的研发,在病毒感染性疾病的防治上,非常值得开发及推广.另外,面对愈来愈多且愈棘手的病毒感染性疾病,中西医联手治疗将是必然的趋势,其传变路径必须是双方都可以清楚、接受的,才能有助于双方的沟通及达成整合治疗的共识.本论文以《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为主,提出在“排出病毒”及“清除伏气”治疗原则下,依病毒传变路径,确立其病位、病性,采用相对应的药味、药性之柴胡方治疗,并进行临床运用研究,不仅验证此理论及处方临床可行性高,而且在传变路径上之推论可与现代医学的解剖病理相对应,有助于中、西医的沟通与结合治疗.

本研究毕竟相当粗浅,不能阐述《伤寒杂病论》温病理论千万分之一.但希望有抛砖引玉之功,让更多医者认识仲景有关温病的诊治,并投入理论及临床实践之研究,一则让理论愈辨愈明,再者更清楚其“病位”、“病性”与“药味”、“药性”的对应,不仅可在门诊适用于各种病毒感染性疾病,甚至可运用于其它临床各科疾病上,更甚者,亦可以在急症上也发挥桴鼓之效,不只是减轻罹病患者的病痛,更可以救危亡于顷刻.这应该是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之初衷与期望,也是吾辈中医工作者所该继承与发展的责任.

第五篇医学病毒学论文范文格式：柳州市初始HAART的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失败和死亡危险因素的研究

背景自2006年以来,柳州市的HIV/AIDS患者突然暴发性增长,病死率逐年上升.为了有效控制柳州市艾滋病疫情快速漫延的趋势,按照广西“艾滋病攻坚工程”的要求,柳州市政府于2010年开始实施十大防治艾滋病专项工程,为了评价开展“艾滋病攻坚工程”以来的成效,有必要对本地区已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进行多中心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目的掌握柳州市已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的临床流行病学特点,为艾滋病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在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下载1998年～2013年的HIV/AIDS患者的历史卡片,利用Exce12007建立数据库.汇总柳州市8个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的HIV/AIDS患者的基线临床资料,从时间分布、地区分布、人群分布和临床特征四个方面对柳州市初始接受HAART的HIV/AIDS患者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1、柳州市1998年～2004年共有46例HIV/AIDS患者接受HAART,死亡6例(13.05%)；2005年～2013年分别有226、502、813、925、1115、1295、1487、1277和993例HIV/AIDS患者开始接受HAART,死亡人数分别为54(23.89%)、68(13.55%)、82(10.09%)、73(7.89%)、110(9.87%)、95(7.34%)、113(7.60%)、72(5.64%)和27(2.72%).

2、全部病人分布在柳州市的8个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其中62%(5800例)在广西龙潭医院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其次16%(1497例)在鹿寨县人民医院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8%(716例)在柳州市人民医院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柳江县人民医院、柳城县人民医院、融安县人民医院和融水县人民医院等5个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分别有6%(582例)、6%(545例)、1%(120例)和1%(112例),三江县人民医院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最少,只有7例.各个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的死亡例数依次为：广西龙潭医院占61%(425例),柳州市人民医院有7%(48例),鹿寨县人民医院有23%(159例),柳江县人民医院、柳城县人民医院、融安县人民医院、融水县人民医院和三江县人民医院分别有4%(28例)、5%(33例)、0.6%(4例)、0.4%(3例)和0.

3、男性病人有6096例(65%),女性病人有3283例(35%).

4、年龄：中位年龄38(14～87)岁,平均42±,14岁；其中小于20岁的有119例(1.27%),20～40岁者有5043例(53.77%),40～60岁者3006例(32.05%),大于60岁者1211例(12.91%).

5、婚姻状况：未婚1752例(18.68%),已婚或同居6224例(66.36%),离异或分居644例(6.87%),丧偶759例(8.09%).

6、传播途径：无母婴传播病例,输血传播者有25例(0.26%),静脉吸毒者有1125例(11.99%),同性性传播者有35例(0.37%),异性性传播者有8194例(87.37%).

7、WHO临床分期：Ⅰ期3395例(36.20%)、Ⅱ期1472例(15.69%)、Ⅲ期1635例(17.43%)和Ⅳ期2024例(21.58%),未提供明确分期的有853例(9.09%).近4年来柳州市的初始ART的HIV/AIDS患者有50%～60%的患者已达到WHO临床Ⅲ期或Ⅳ期.

8、CD4+T淋巴细胞和病毒载量：基线CD4+T淋巴细胞的中位值为80个/mm3(1～1363)个/mm3,平均值(128±,132)个/mm3；有基线病毒载量的病人只有1665例(17.75%),基线HIVRNA对数值的中位值为4.945(2.30～6.96)logio (copies/ml),平均值(4.89±,0.739) logio (copies/ml).

9、有HBsAg检测人数有4335例(46.22%),其中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656例(15.13%)、阴性者3679例(84.87%)；缺失5044例(53.78%).有AntiHCV检测人数4271例(45.54%),其中阳性者379例(8.87%)、阴性者3892例(91.13%)；缺失5108例(54.46%).

10、初始HAART采用一线方案的病人有8955例(95.48%),含LPV/r的二线方案的病人有424例(4.52%).

11、在开始HAART前3月至1年内有1种或多种机会性感染(0I)者5082例(54%),无0I者2863例(31%),不详者1434例(15%).排在前5位的0I分别是：结核病(28.18%)、口腔念珠菌病(23.77%)、带状疱疹(6.46%)、肺孢子菌肺炎(4.57%)和马尔尼菲青霉菌病(3.64%).

12、93.78%的HIV/AIDS患者在HAART之前有不同程度的皮肤粘膜损害,间断或反复发热超过1月的病人达到28%(2328/9379),持续腹泻超过1月的病人有6.23%(585/9379).

13、HIV/AIDS患者的基线血常规和生化指标绝大部分都在正常值范围.

结论

1、“艾滋病攻坚工程”在降低柳州市已接受HAART的HIV/AIDS患者的病死率方面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2、柳州市三分之二的已接受HAART的HIV/AIDS.患者集中在市区二家*医院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这二家医疗机构是稳定降低柳州市在治HIV/AIDS病人病死率的重点单位.

3、柳州市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以青壮年为主(20-60岁),老年HIV/AIDS患者逐年增多,有高龄化趋势；以男性病人为主(是女性的2倍)；已婚或同居者所占比例高于未婚者；柳州市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接触途径；近4年来柳州市一半以上的HIV/AIDS患者启动ART的时间仍然较晚.

4、柳州市初始接受HAART的HIV/AIDS患者的基线CD4+T淋巴细胞小于50个／mm3的比例较高,近年来开始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的基线CD4+T淋巴细胞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5、柳州市艾滋病合并机会性感染的疾病谱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结核病、口腔念珠菌病、带状疱疹、肺孢子菌肺炎和马尔尼菲青霉菌病；皮肤粘膜的损害是艾滋病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临床发现持续腹泻大于1月和持续或间断发热大于1月要高度怀疑HIV感染的可能.

背景自1995年开始出现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以后,艾滋病的治疗发生了里程碑式的改变,HAART有效地逆转了艾滋病的病程,重建了艾滋病病人的免疫功能.由于HIV本身具有高度的变异性,在抗病*物的选择压力下,随着抗病毒治疗(ART)时间的延长,各种原因可能会导致抗病毒治疗失败,抗病毒治疗的失败可以从病毒学、免疫学和临床等三个方面来衡量.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后,HIV/AIDS患者如果出现病毒学失败和/或免疫学失败,必将引起临床治疗失败,AIDS相关病变仍然发生,最终导致其病死率增加.分析影响HIV/AIDS患者病毒学失败和免疫学失败的临床影响因素,可以为HIV/AIDS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HIV/AIDS患者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出现病毒学失败和免疫学失败的临床影响因素.

方法从在柳州市人民医院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初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的基线指标和临床随访指标中初步筛选出可能与病毒学失败、免疫学失败相关的临床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婚姻状况、传播途径、HAART之前1年内有无结核病、HAART之前3个月内是否有除结核病以外的机会性感染(OI)、ART开始时的WHOI临床分期、基线CD4+T淋巴细胞、是否合并乙肝和／或丙肝、基线病毒载量、初始ART方案和开始ART时的年龄等.首先对每个因素进行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然后把在单因素分析时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代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筛选出导致HIV/AIDS患者在ART过程中出现病毒学失败和免疫学失败的临床影响因素.根据ROC曲线下的面积(AUC)评价免疫学应答预测病毒学应答的价值.

结果

1、对临床上12个可能与病毒学失败相关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只有X4(有无结核病)(0R等于3.17095%CI：1.568～6.411)和X11(初始HAART方案)(OR等于0.19695%CI:0.071～0.538)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是X11无临床意义.

2、对临床上13个可能与免疫学失败相关的因素进行经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只有X1(性别)(OR等于3.87495%CI:1.660～9.044)、X7(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OR等于0.25495%CI:0.153～0.422)和X13(病毒学应答)(OR等于11.79295%CI:4.486～30.999)有统计学意义(P<,0.01).

3、免疫学应答和病毒学应答的相关系数(rs)为0.340(P<,0.01),免疫学失败预测病毒学失败的AUC达至()0.725(95%CI:0.631～0.820)(P<,0.01),SN达到56.10%,SP达到88.98%,PPV为29.49%,NPV达至()96.10％,Youden index达到45.08%.抗病毒治疗第12月时的CD4+T淋巴细胞的增加值预测病毒学失败的最佳诊断阈值是82个/mm3,AUC可达至()0.724(95%CI:0.610～O.839),SN达到70%,SP达到77.5%,PPV为20.57%,NPV达到97%,Youden index达到47.5%.

结论

1、在ART前1年内有结核病是HIV/AIDS患者在HAART过程中的出现病毒学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

2、影响HIV/AIDS患者在ART过程中免疫学应答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X1(性别)、X7(基线CD4+T淋巴细胞水平)和X13(在ART过程中是否出现病毒学失败)三个因素.

3、免疫学应答和病毒学应答有一定的相关性,HIV/AIDS患者在抗病毒治疗第12月时的CD4+T淋巴细胞的增加值预测其出现病毒学失败的最佳诊断阈值为82个/mm3.

背景随着HAART在临床的广泛应用,艾滋病相关原因引起的死亡不断下降,但是HIV/AIDS患者的病死率还是高于普通人群,因艾滋病死亡的绝对人数仍在持续增加.对于已经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有哪些因素与其预后相关是目前临床医生和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的重点.在2014年底实现已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的病死率控制在3/100人年以下是“艾滋病攻坚工程”的目标之一,目前“艾滋病攻坚工程”在柳州市已实施4年多,今年是收尾年,有必要对“艾滋病攻坚工程”成效进行评价.

目的探讨影响已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评价“艾滋病攻坚工程”对柳州市已开始ART的HIV/AIDS患者的成效,为政府制定艾滋病防控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资料来源于柳州市已接受HAART的HIV/AIDS患者的基线资料(多中心)和柳州市人民医院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己开始ART治疗的HIV/AIDS患者的基线和临床随访资料(单中心),根据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研究结果,我们对包括社会因素(艾滋病攻坚工程、医疗机构和传播途径),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临床特征(WHO临床分期、基线CD4+T淋巴细胞、基线病毒载量、HAART方案、ART之前的0I、病毒学应答和免疫学应答)共13个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样本率的比较、方差分析和寿命表等方法),对在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入多因素分析(采用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的方法),筛选出影响HIV/AIDS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1、攻坚工程实施后(2010年以后)的病死率明显低于攻坚工程实施前(2010年之前)(5.73%&,9.78%X2等于54.483P<,0.01)；攻坚工程实施期间的后2年的病死率低于攻坚工程实施期间的前2年(4.18%&,6.96%X2等于18.882P<,0.01)；攻坚工程实施前开始接受HAART的病人在第1至第4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0.96、0.94、0.92和0.90,攻坚工程实施期间开始HAART的病人在第1至第4年的累积生存率均保持在0.94.

2、基线CD4+T淋巴细胞≤50个/mm3组病人的病死率为10.93%,51-200(个/mm3)组病人的病死率为6.69%,201-350(个/mm3)组病人的病死率为3.34%,351-500(个/mm3)组病人的病死率为0.98%,>,500个/mm3组病人的病死率为0.五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等于154.838P<,0.01).

3、柳州市的*医院和二级医院治疗管理的HIV/AIDS患者的病死率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别(X2等于1.292P>,0.05).

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X22(开始ART时的年龄)(OR等于6.86295%CI:2.317～20.324)、X23(性别)(OR等于1.47795%CI:1.140～1.914).X24(传播途径)(OR等于2.12995%CI:1.601～2.832).X25(WHO I临床分期)(OR等于1.37095%CI：1.235～1.521)、X26(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OR＝0.70695%CI：0.608～0.819)和X30(病毒学应答)(OR等于13.04195%CI:4.214～40.361)等6个指标有统计学意义(P<,0.01).

5、全部HIV/AIDS患者在HAART后第1至8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是0.95、0.93、0.92、0.90、0.88、0.88、0.88和0.88.柳州市人民医院单中心病人在抗病毒治疗后第1至4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0.94、0.92、0.91和0.88.

结论

1、“艾滋攻坚工程”实施后,柳州市已接受ART的HIV/AIDS患者的病死率明显下降,累积生存率明显提高,按目前基线CD4+T淋巴细胞在≤350个/耐的标准启动抗病毒治疗,是可以实现使已接受ART的HIV/AIDS患者的病死率低于3/100人年的目标.

2、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随访管理工作可重点放在二级医院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

3、X22(HAART启动时的年龄)、X23(性别)、X24(传播途径)、X25(WHO临床分期)、X26(基线CD4+T淋巴细胞水平)和X30(病毒学应答)等6个因素是影响柳州市已经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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