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统计学论文范文参考 心理统计学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心理统计学论文范文参考：脑瘫儿童心理行为障碍的临床特征及针刺干预的实验研究
2. 第二篇心理统计学论文样文：行政管理类公务员职业紧张与健康及其与工作能力变化的评价研究
3. 第三篇心理统计学论文范文模板：社区居民抑郁状态及早期干预有效性研究
4. 第四篇心理统计学论文范例：城市社区老年人规律体育活动行为的社会生态学探索及健康干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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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心理统计学论文范文参考：脑瘫儿童心理行为障碍的临床特征及针刺干预的实验研究

研究背景

脑性瘫痪是目前影响我国儿童健康的严重致残性疾病.该病严重影响了儿童日常生活的独立、活动和参与,以及生存质量,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家长及医生往往关注的是患儿身体运动功能的康复,对患儿心理行为障碍的关注则不够.随着ICF-CY在儿童康复领域中的应用,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对脑瘫儿童心理行为障碍领域的研究.本研究临床调查部分旨在通过对408例脑瘫儿童心理行为障碍状况的调查,掌握脑瘫儿童心理行为障碍的临床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实验研究部分通过观察针刺百会、四神聪对脑瘫模型大鼠行为学指标的影响,采用病理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TUNEL染色、蛋白印迹检测等方法,从促进BDNF、GDNF蛋白表达、抑制海马神经元凋亡,促进突触重塑等方面对针刺百会、四神聪治疗脑瘫共患行为障碍的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本课题共分为两部分,摘 要 如下：

第一部分脑瘫儿童共患心理行为障碍的临床特征

研究目的：

1、研究不同年龄阶段脑瘫儿童心理行为障碍的共患率；2、研究脑瘫儿童共患心理行为障碍的相关影响因素、高危人群等有关流行病学的调查信息；3、研究分析目前我国小儿脑瘫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4、为我国小儿脑瘫康复医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研究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设计的研究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对2012年6月-2013年12月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南海妇产儿童医院、湖南湘雅博爱康复医院、东莞妇幼保健院病房及门诊进行康复治疗的408例2-6岁脑瘫患儿的一般情况(人口学资料、疾病高危因素)及心理行为障碍共患情况进行临床调查,并进行CBCL量表测评、GMFcs评估、中西医临床类型判定.总结分析脑瘫儿童心理行为障碍的共患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并对其临床特点进行全面分析.

结果：

1、2-3岁脑瘫儿童CBCL各因子得分水平,不良习惯、睡眠障碍、情绪障碍、排泄障碍的共患率均高于正常儿童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习惯的共患率依次为发脾气52.2%、吸吮手指27.1%、喂养困难26.1%、咬指甲18.8%、屏气发作17.1%、偏食14.0%、撞头3.4%、口吃1.0%、异食癖0.5%；睡眠障碍的共患率依次为夜醒34.8%、入睡困难24.6%、睡惊症10.1%、磨牙症7.2%、梦魇1.0%；情绪障碍的共患率依次为分离焦虑51.7%、惊恐发作32.9%、恐惧症13.0%、广泛性焦虑0.5%；排泄障碍的共患率为30.9%.

4-6岁脑瘫儿童CBCL各因子得分水平、不良习惯、睡眠障碍、情绪障碍、排泄障碍的共患率均高于正常儿童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习惯的共患率依次为发脾气56.7%、咬指甲37.6%、吸吮手指36.0%、偏食19.7%、喂养困难16.9%、屏气发作10.1%、撞头5.1%、拔毛发癖3.4%、异食癖3.4%、反复疼痛1.1%；睡眠障碍的共患率依次为夜醒33.1%、入睡困难17.4%、磨牙症15.7%、睡惊症10.7%、梦魇1.7%；情绪障碍的共患率依次为惊恐发作21.3%、分离焦虑19.7%、恐惧症10.1%、强迫症7.3%、广泛性焦虑4.5%；排泄障碍的共患率为28.1%.

2、2-3岁脑瘫儿童：影响CBCL睡眠问题因子得分变化的主要因素有脑瘫临床类型、GMFcs分级.不同中医辨证分型、不同临床类型间睡眠问题因子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混合型脑瘫在睡眠问题因子得分水平上高于其他临床类型,肝肾亏虚型脑瘫睡眠问题因子得分高于其他中医辨证分型,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GMFcs分级间社会退缩、忧郁、睡眠问题、躯体述诉因子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影响不良习惯发生的主要因素有看护人文化程度、GMFcs分级水平、性别及临床类型.脑瘫儿童不同临床类型间喂养困难的共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混合型脑瘫喂养困难共患率高于其他临床类型,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GMFcs分级间屏气发作、喂养困难的共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V级患儿屏气发作、喂养困难的共患率高于其他级别患儿,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看护人不同文化程度间入睡困难、磨牙症的共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影响睡眠障碍发生的主要因素有脑瘫的临床类型、看护人的文化程度、家庭的收入水平；不同临床类型间夜醒的共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混合型脑瘫夜醒的共患率高于其他临床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发生情绪障碍的相关因素有看护人文化程度及临床类型,不同临床类型间恐惧症的共患率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混合型脑瘫恐惧症的共患率高于其他临床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其发生排泄障碍的相关因素主要为GMFcs分级水平,Ⅳ级脑瘫儿童排泄障碍的共患率高于其他级别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6岁脑瘫儿童：影响CBCL抑郁、攻击因子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有脑瘫儿童的GMFcs分级水平,Ⅲ级脑瘫儿童CBCL抑郁、攻击因子得分高于其他级别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共济失调型、痉挛型脑瘫儿童交往不良因子得分水平高于其他临床类型儿童,痰瘀阻络型脑瘫患儿抑郁、社交退缩因子得分水平高于其他临床类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其发生不良习惯的相关因素有中医辨证分型、看护人文化程度、瘫痪部位、脑瘫类型.各不同临床类型间分离焦虑及撞头的共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肌张力低下型脑瘫分离焦虑、撞头共患率高于其他临床类型脑瘫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GMFcs分级、中医辨证分型间咬指甲、喂养困难、撞头的共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Ⅰ级患儿咬指甲的共患率高于其他级别儿童,Ⅱ级患儿喂养困难、撞头的共患率高于其他级别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强脾弱型脑瘫儿童喂养困难共患率、脾肾两虚型患儿撞头共患率均高于其他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其发生睡眠障碍的主要因素有GMFcs分级水平、中医辨证分型,不同GMFcs分级间入睡困难、磨牙症的共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Ⅴ级患儿磨牙症及入睡困难的共患率与其他级别儿童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影响其发生情绪障碍的相关因素有性别、脑瘫类型、瘫痪部位、GMFcs分级、看护人文化程度、中医辨证分型；脑瘫儿童不同GMFcs分级间恐惧症的共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Ⅰ级患儿恐惧症共患率与其他级别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看护人不同文化程度间脑瘫儿童强迫症的共患率差别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看护人文化程度为高中的脑瘫儿童强迫症的共患率与其他儿童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3、我国小儿脑瘫发生的危险因素有妊娠早期感冒病史、宫内缺氧、低体重、巨大儿、早产、母孕期睡眠状况差、病理性黄疸7种.

结论：

1、脑瘫儿童共患心理行为障碍的发生率高于同龄正常儿童,共患情绪障碍、睡眠障碍、排泄障碍以及不良习惯都较为常见.

2、脑瘫儿童共患心理行为障碍不是某一因素单独影响的结果,而是性别、GMFcs分级水平、看护人文化程度、脑瘫类型、家庭收入、中医辨证分型等多种影响因素混杂作用的结果.

3、不同年龄段、性别、GMFcs分级水平、看护人文化程度、脑瘫临床类型、家庭收入、中医辨证分型的脑瘫儿童其心理行为障碍各有特点.

4、我国小儿脑瘫发生的危险因素目前主要有妊娠早期感冒病史、宫内缺氧、低体重、巨大儿、早产、母孕期睡眠状况、病理性黄疸7种.

第二部分针刺对脑瘫模型行为障碍的干预作用及机制研究

目的：

通过建立缺血缺氧所致的脑瘫模型大鼠,探讨针刺治疗对脑瘫模型大鼠行为障碍的干预作用及相关机制.

方法：

将SPF级7日龄SD大鼠60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对照组,针刺治疗组3组.假手术组只分离出左侧颈总动脉,然后缝合皮肤,而模型对照组及针刺治疗组则双重结扎并离断左侧颈总动脉,待术后乳鼠复苏后,将实验动物置于密闭容器中3.5h并通入8%氧气与92%氮气的混合气体2L/min,使实验乳鼠窒息引起缺血缺氧性脑损伤以建立脑瘫模型.脑瘫大鼠模型复制成功后第2d,针刺治疗组给予针刺干预治疗；其余2组每天只抓取不针刺.1次/d,5次为1个疗程,疗程间间隔2d,连续针刺4个疗程.分别于干预的第1w,2w,3w,4w四个时间点动态观察实验动物的行为学指标,并于针刺疗程结束后即造模后第4w取脑组织行western blot检测cleaved-caspase3、BDNF、GDNF蛋白的表达；取脑组织制作石蜡切片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BDNF、GDNF蛋白的表达和定位；行TUNEL染色检测海马神经元的凋亡情况；并采用透射电镜观察突触亚显微结构的变化.

结果：

缺血缺氧性脑损伤所致的脑瘫模型大鼠学习记忆能力下降,情绪发生变化,海马CA1、CA3区凋亡细胞增多,cleaved-caspase3、BDNF及GDNF表达升高,突触的亚显微结构发生破坏.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针刺治疗可明显改善实验动物的学习记忆能力和情绪,显著抑制凋亡的发生和下调cleaved-caspase3的表达,促进突触亚显微结构的重塑,上调海马神经元BDNF及GDNF蛋白的表达.

结论：

针刺治疗对脑瘫模型大鼠具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可改善脑瘫模型大鼠的行为学指标,其机制可能与其抗凋亡,调节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促进突触结构重塑有关.

第二篇心理统计学论文样文：行政管理类公务员职业紧张与健康及其与工作能力变化的评价研究

目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很多行业的职业紧张程度正在不断提高,而且在当前的职业环境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紧张源,它们可能对劳动者造成各种严重的以及持续的紧张反应,具体表现为个体的短暂心理、生理以及行为的改变,所以对职业紧张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80年代,有专家在几种基本职业紧张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OSI-R模式,该模式认为应变能力对于确立任何职业紧张和职业紧张心理卫生模式都至关重要.该类模式认为各类紧张因素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紧张反应,并通过个体调节因素予以缓和,该模式认为职业紧张可能影响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会产生工作满意度方面的落差,最终导致影响个体工作绩效.本研究框架是对新疆的行政管理类公务员职业紧张因素、职业紧张水平、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工作能力的调查与测量,分析与探讨其相互关系,对行政管理类公务员职业紧张、职业健康以及工作能力这三者进行相关性研究,形成了本研究的整体研究结构,为进一步全面揭示公务员紧张效应个体差异,保护和提高公务员工作效率,为公务员心理与生理健康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等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新疆行政管理类公务员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量表5,700份,收回符合要求量表5,000份,有效回收率为87.72%.其中南疆、东疆（包括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吐鲁番地区）1500人,北疆（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勒泰地区）1500人,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2000人.其中包括男性2900人,女性2100人；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民族；厅级、处级、科级、科员职务级别；年龄在23~60岁之间,平均42.62岁,工龄在1~40年之间,平均工龄16.32岁.通过问卷调查,所有数据资料录入EpiData3.1数据库,利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进行计量资料的单因素分析；对于计量资料多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并进行多重线性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结果：1）本次研究人群中,城市人口占72.14％,非城市（包括县、乡镇、农村）占27.86％；年龄以35～45岁段的最多,占到总人数的40.58％,其次为23～35岁年龄组（36.94％）；男性占58％,女性占42％；汉族占51.72％,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占48.28％；学历以本科以上学历比例最高,达到了45.74％；科员所占比例最大,为52.76％,其次为科级干部（包括正科级和副科级）,比例为30.74％；已婚比例最高,占77.90％,其次是未婚,占18.14％；月收入﹤3000元比例最高,占42.34,其次为3000-5000元月,占32.04％.2）将公务员职业紧张应激因素（ISTA6.0）与乌鲁木齐市脑力常模比较,除不合理体位要求和环境紧张因素外,公务员在职业紧张其它15个维度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参与和工作干扰得分,公务员低于乌鲁木齐市脑力常模（P＜0.01）；复杂性、变化性、合作的需求程度、任务控制、时间控制、交流的可能性、合作的可能性、任务的不确定性、工作组织问题、注意力需求、时间压力、任务危险性、合作的紧密性的13项得分,公务员都高于乌鲁木齐市脑力常模（P＜0.01）.3）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的职业紧张因素各不相同.除变化性、不合理体位要求和环境紧张因素外,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工作紧张（ISTA6.0）其它14个维度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复杂性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厅级公务员得分最高；科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合作的需求程度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和处级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高于厅级公务员（P＜0.01）；任务控制得分,科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高于处级公务员但是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参与得分,科员、科级、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时间控制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和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交流的可能性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公务员（P＜0.01）；合作的可能性得分,科员、科级和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任务不确定性得分,处级公务员最高,科员和科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和厅级公务员低于处级公务员（P＜0.01）；工作组织问题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低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工作干扰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科员低于其他组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注意力需求得分,科员低于其他组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时间压力得分,科员低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低于处级公务员（P＜0.01）.任务危险性得分,科员高于其他组公务员（P＜0.01）.合作的紧密性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科员低于其他组公务员（P＜0.01）,科级和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4）公务员工作紧张问卷的均分为8077.16,标准差为1437.09；工作压力问卷的均分为4587.49,标准差为1698.71；组织支持缺乏问卷的均分4035.08,标准差为1750.1.5）公务员里高度紧张的人数为334人（6.68％）,中度紧张的人数为1354人（27.08％）,低度紧张为3312人（66.24％）.6）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的职业紧张水平不同,女性的工作紧张程度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工作紧张指数、工作紧张频度、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方面（P＜0.05）；职业紧张在不同民族之间没有差别（P＞0.05）；厅级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高于科员,尤其是在工作紧张指数、工作紧张频度、工作压力指数、工作压力频度、组织支持缺乏指数方面（P＜0.05）；＞20年工龄组和10～20年工龄组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都低于＜10年工龄组；尤其在工作紧张指数、工作紧张频度、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组织支持缺乏频度方面,工作紧张指数、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均表现出随着工龄增加有下降的趋势（P＜0.05）；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高于其他学历公务员,尤其是在工作紧张指数、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组织支持缺乏频度方面（P＜0.05）；公务员职业紧张程度在已婚、未婚、离异、丧偶方面没有差异（P＜0.05）；经济收入水平高的公务员工作紧张指数、工作压力指数、工作压力频度、组织支持缺乏指数较高（P＜0.05）.7）以公务员性别、民族、学历、职级、工龄、婚姻、月收入的个体特征为自变量,以公务员职业紧张相关工作分析ISTA6.0量表各维度为应变量,进行逐步多重回归分析.得出工龄、学历是影响公务员职业紧张应激因素结果最多的两个变量,其次为性别、民族两个变量,再次为婚姻、月收入两个变量（P＜0.05）.8）以公务员性别、民族、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婚姻、月收入及职业紧张因素各维度为自变量,以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高、中、低）为应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职务级别、工龄、调节需求、调节可能性均进入方程,是影响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的主要因素（P＜0.05）.9）公务员处于零倦怠水平的公务员400名（检出率为8.00%）；轻度倦怠水平的公务员1692名（检出率为33.84%）,处于中度倦怠水平的公务员2287名（检出率为45.74%）,处于高度倦怠水平的公务员621名（检出率为12.42%）.公务员累计检出中度及以上水平倦怠程度的检出率为58.16%.10）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职业倦怠状况不同,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得分,男公务员均高于女公务员（P＜0.05）,情感耗竭得分,女公务员高于男公务员（P＜0.05）；成就感降低和职业倦怠总体得分,少数民族公务员高于汉族公务员（P＜0.05）；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情感耗竭得分,＞20年工龄公务员得分最高（P＜0.05）,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得分,﹤10年公务员得分最高（P＜0.05）；情感耗竭得分,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低于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P＜0.05）,人格解体、成就感降低及倦怠总分,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高于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P＜0.05）；情感耗竭得分,未婚公务员低于已婚公务员（P＜0.05）；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得分,未婚公务员高于已婚公务员（P＜0.05）；情感耗竭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P＜0.05）,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得分,≥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P＜0.05）.11）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心理疲劳状况,活动减少、动力下降、脑力疲劳和疲劳总分,男公务员都高于女公务员（P＜0.05）,体力疲劳得分,女公务员高于男公务员（P＜0.05）；体力疲劳、活动减少、动力下降和疲劳总体得分,少数民族公务员高于汉族公务员（P＜0.05）；疲劳总分、体力疲劳和动力下降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P＜0.05）；体力疲劳得分,10~20年工龄公务员最高（P＜0.05）,活动下降得分,﹤10年工龄公务员最高（P＜0.05）,疲劳总分,＞20年工龄公务员最高（P＜0.05）；体力疲劳得分,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均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活动减少、动力下降和脑力疲劳得分,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则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活动减少得分,未婚公务员高于已婚公务员（P＜0.05）,体力疲劳和疲劳总分得分,已婚公务员高于未婚公务员（P＜0.05）；体力疲劳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P＜0.05）,活动减少及动力下降得分,≥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P＜0.05）.12）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社会支持状况不同,客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女公务员均高于男公务员（P＜0.05）；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得分,少数民族公务员最高（P＜0.05）；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P＜0.05）；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得分,＞20年工龄公务员最高（P＜0.05）；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得分,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得分,已婚公务员均高于未婚公务员（P＜0.01）；主观支持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低,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最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低.13）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应对方式状况不同,应对方式的解决问题和求助得分,女公务员高于男公务员（P＜0.05）；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得分,男公务员高于女公务员（P＜0.05）；解决问题和求助得分,汉族公务员高于少数民族公务员（P＜0.05）,自责、退避和合理化得分少数民族公务员高于汉族公务员（P＜0.05）；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应对方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解决问题得分,﹤10年工龄公务员低于10~20年和＞20年工龄公务员（P＜0.01）,自责和幻想得分,﹤10年工龄公务员高于10~20年和＞20年工龄公务员（P＜0.01）；解决问题和求助得分,中专以及大专学历公务员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自责、幻想及合理化得分,中专以及大专学历公务员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解决问题得分,未婚公务员低于已婚公务员（P＜0.01）,自责和幻想得分,未婚公务员高于已婚公务员（P＜0.01）；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低于3000~5000元及≥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P＜0.01）；解决问题得分,3000~5000元月收入组公务员最高,﹤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次之,而≥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低,求助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3000~5000元月收入组公务员次之,而≥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低.14）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不同,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在职业倦怠总分及各项目得分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职业倦怠总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处级、科级、厅级公务员和科员,整体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情感耗竭得分,科员最高,厅级公务员最低,两两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人格解体维度得分,处级公务员最高,科员最低,两两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成就感降低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科员最低,两两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心理疲劳测量结果显示,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各项目得分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疲劳总体水平得分,处级公务员最高,科级公务员次之,厅级公务员最低；体力疲劳得分,科员和科级公务员高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活动减少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科员最低；动力下降得分,科员低于处级公务员（P＜0.05）；脑力疲劳得分,处级公务员最高,科员最低.社会支持测量结果显示,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各项目得分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得分,科员最高,处级公务员次之,厅级公务员最低；主观支持得分,科员和科级公务员高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客观支持得分,科员高于处级公务员（P＜0.05）；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科员和科级公务员高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应对方式测量结果显示,除退避项目外,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各项目得分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解决问题得分,科员最高（P＜0.01）；自责维度得分,科员最低,自责维度得分,科级公务员低于处级公务员（P＜0.01）；求助得分,科员最高,处级公务员最低；幻想得分,科员最低（P＜0.01）,科级公务员最高（P＜0.01）；合理化得分,科员最低（P＜0.01）,科级公务员最高（P＜0.01）.15）公务员生理健康状况：公务员患病主要是心血管疾病和内分泌和代谢系统疾病,这两类疾病占到公务员总人数的68.0%,占公务员所患疾病的29.8%.公务员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主要是高血压与冠心病,这两种疾病占到公务员总人数的18.50%,占公务员所患慢性病的85.48%.16）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高度紧张公务员的中高度倦怠程度比例较高,达到了70.78%.而且每个紧张组的高度倦怠和中度倦怠所占比例较高；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心理疲劳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高度紧张水平公务员心理疲劳得分较高；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社会支持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随着紧张程度的加深,社会支持逐渐降低；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应对方式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应对方式不同,公务员紧张程度越高,成熟应对方式得分越低,不成熟应对方式得分越高.17）不同职业紧张水平对引起各类疾病及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影响（P＜0.05）,随着公务员职业紧张程度的增高,患病比例由高到低为高度紧张、低度紧张、中度紧张.18）公务员心理健康中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与职业紧张得分及应对方式呈正相关（P＜0.05）,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P＜0.05）；患病情况呈现同样的相关关系；19）性别、月收入、职业紧张水平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P＜0.05）；性别、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应对方式是影响公务员心理疲劳的主要因素（P＜0.05）；20）职务级别、工龄、职业紧张水平、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均进入方程,是影响公务员生理健康的主要因素（P＜0.05）；21）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的工作能力有差异（P＜0.01）：工作能力指数得分,男公务员高于女公务员（P＜0.05）；汉族公务员高于少数民族公务员（P＜0.01）；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工作能力指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厅级、处级、科级公务员和科员（P＜0.05）,两两比较,厅级公务员得分高于科员（P＜0.01）；处级公务员得分高于科级公务员（P＜0.01）；不同工龄公务员工作能力指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10年、10~20年、≥20年（P＜0.01）,两两比较,﹤10年工龄组公务员得分高于10~20年及≥20年工龄组公务员；10~20年工龄组公务员得分高于≥20年工龄公务员；大专和中专学历组公务员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组公务员（P＜0.01）；工作能力指数得分,未婚公务员高于已婚公务员（P＜0.01）；不同月收入公务员工作能力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5000元、3000~5000元和﹤3000元,两两比较,≥5000元组得分高于﹤3000元及3000~5000元公务员组（P＜0.05）.工作能力指数为优的比例,男公务员高于女公务员,而在工作能力为良、中和差的比例则低于女公务员（P＜0.05）；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汉族公务员高于少数民族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中和差的比例低于少数民族公务员（P＜0.05）；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处级、科级、厅级、科员,为良和中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处级、厅级、科级和科员,为差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科员、科级、处级和高级（P＜0.05）；不同工龄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10~20年、﹤10年、≥20年；为良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10年、10~20年、≥20年；为中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20年、10~20年、﹤10年；为差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20年、10~20年、﹤10年（P＜0.05）；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高于大专和中专学历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中和差的比例低于大专和中专学历公务员（P＜0.05）；未婚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高于已婚公务员,而在工作能力为中和差的比例低于已婚公务员（P＜0.05）；不同月收入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5000元、3000~5000元和﹤3000元；为良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5000元、﹤3000元和3000~5000元；为中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3000元、3000~5000元和≥5000元；为差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3000~5000元、﹤3000元和≥5000元（P＜0.05）；22）公务员不同紧张水平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度紧张（62.4%）、高度紧张（58.8%）和低度紧张（50.2%）,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工作能力为良和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均为中度紧张、高度紧张和低度紧张（P＜0.05）；23）公务员不同职业倦怠状态下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零度和轻度倦怠组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最高,而高度倦怠组的差比例最高；而且随着倦怠程度的加深,工作能力得分降低（P＜0.05）；24）公务员不同心理疲劳状态下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体力疲劳组工作能力得分最高,活动减少和动力下降得分最低（P＜0.05）；25）公务员患病与未患病两组比较,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患病组工作能力为中和差的比例较高,未患病组优和良的比例较高,而且患病组的工作能力指数比患病组低（P＜0.05）；26）公务员不同社会支持水平下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主观支持组工作能力得分较高,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较低（P＜0.05）；27）公务员不同应对方式水平下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解决问题组工作能力得分最高,幻想和自责组得分最低（P＜0.05）.28）以性别、民族、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婚姻、月收入的人口学特征和患病情况、职业紧张因素与水平、职业倦怠、心理疲劳、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为自变量,以工作能力评分为应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性别、民族、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婚姻、月收入的人口学特征和患病情况、职业紧张水平、职业倦怠、心理疲劳、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均进入方程（P＜0.05）；其中,职务级别、工龄、职业倦怠、心理疲劳、患病情况、职业紧张水平的标准偏回归系数绝对值较高.结论：1）公务员在脑力劳动者中承受较高的职业紧张：公务员职业紧张应激因素测量,在复杂性、变化性等的13项维度得分都高于乌鲁木齐市脑力常模.2）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职业紧张因素存在差异：任务危险性是科员的主要紧张因素；交流的可能性是科级公务员的主要紧张因素；合作的需求程度、任务不确定性、工作组织问题、注意力需求、时间压力等是处级公务员的主要紧张因素；复杂性、任务控制、参与、时间控制、合作的可能性、工作干扰以及合作的紧密性是厅级公务员的主要紧张因素.3）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存在人口学差异：女性公务员职业紧张和工作压力的水平高于男性；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高于其他学历公务员；厅级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高于科员,职务级别对职业紧张有一定影响；＞20年工龄组和10～20年工龄组公务员的职业紧张水平低于＜10年工龄组,工龄短的公务员职业紧张程度高；经济收入水平高的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较高；4）工龄、学历是影响公务员职业紧张应激因素结果最多的两个变量,其次为性别、民族两个变量,再次为婚姻、月收入两个变量.5）职务级别、工龄、调节需求、调节可能性均进入方程,是影响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的主要因素.6）公务员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工龄等会影响职业倦怠的发生,男性、少数民族、高学历、低工龄、未婚和高收入公务员职业倦怠相对较高；而女性、低学历、高工龄、已婚和低收入公务员更容易体验到情感资源过度消耗；7）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心理疲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少数民族、高学历、高职级、高工龄、已婚和高收入公务员疲劳程度较高,女性、10~20年工龄及低收入公务员更多地感到心理疲劳；8）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社会支持状况有差异,女性、少数民族、低学历、高职级、高工龄和高收入公务员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支持,低收入公务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比较高；9）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应对方式有差异,女性、汉族、低学历、高工龄、已婚和中收入公务员比较倾向于使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成熟应对方式,而男性、少数民族、高学历、低工龄、未婚和高收入公务员倾向于使用自责、幻想不成熟应对方式以及合理化的混合应对方式；10）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都有差异：职业倦怠总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处级、科级、厅级公务员和科员,整体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科员更容易体验到情感资源过度消耗和体力疲劳,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倾向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成熟应对方式；处级公务员工作倦怠和心理疲劳程度相对高,待人方面常采用负性的、冷淡的、过度疏远的态度,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少,倾向采用自责、幻想的不成熟应对方式,或者合理化的混合型应对方式；厅级公务员更多地体验到成就感上升；11）心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和冠心病）和内分泌和代谢系统疾病这两类疾病,是影响公务员健康的主要疾病.不同职业紧张水平对引起各类急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影响,随着紧张程度的增高患病比例也在增高,职业紧张越高引起急慢性病患病率升高的可能性越大；12）不同紧张程度的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差别）,高度紧张更易造成公务员感到更高程度的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高度紧张公务员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不成熟应对方式越强,工作紧张越严重；13）不同职业紧张水平对引起各类疾病及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影响,随着公务员职业紧张程度的增高,患病比例由高到低为高度紧张、低度紧张、中度紧张.14）公务员心理健康中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与职业紧张得分及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患病情况呈现同样的相关关系.15）性别、月收入、职业紧张水平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性别、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应对方式是影响公务员心理疲劳的主要因素；16）职务级别、工龄、职业紧张水平、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均进入方程,是影响公务员生理健康的主要因素；17）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工作能力有差异,男性、汉族、高学历、处级和科级、高工龄、高收入公务员工作能力较强,分别高于女性、低学历、厅级和科员、低工龄、低收入的公务员；18）不同职业紧张水平公务员的工作能力有差异,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工作能力为良和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均为中度紧张、高度紧张和低度紧张.如果公务员的紧张处于适度的水平,对于提高健康水平和工作能力是促进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处于过于紧张的状态,就会影响公务员的身心健康,从而导致健康水平和工作能力下降；19）不同心理健康状况下的公务员工作能力不同,随着公务员职业倦怠程度的加深,工作能力降低；活动减少、动力下降、脑力疲劳程度越高工作能力越低；20）不同生理健康状况下的公务员工作能力不同,患病组工作能力较低,未患病组工作能力较高；21）主观支持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最大,主观支持度越高工作能力越好；解决问题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最大,越能解决

第三篇心理统计学论文范文模板：社区居民抑郁状态及早期干预有效性研究

抑郁症是一种以持续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常见情感性精神疾病,其主要特点为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致残率,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及负担.抑郁症早期治疗可达到临床缓解或痊愈,如果未能早期有效的诊治约有1/3的患者将转为慢性,长期服药的毒副作用及医疗费用更加重了患者及家属的负担.

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心理、生活功能等伤残的发生及加重会随着抑郁症状逐级加重而呈梯度显著相关,轻度抑郁状态与重度抑郁是一个连续的疾病变化过程,而且国外报道普通人群中这种未能明确抑郁症诊断仅有抑郁症状的抑郁状态者约高达20%～30%,同样会因抑郁症状导致较高的自杀自残率及医疗负担.因此,深入研究社区普通居民轻度抑郁状态的早期识别和早期有效干预对于加强抑郁症的防治及促进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降低医疗负担、改善居民生存质量及和谐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本课题以抑郁症的早期发现和干预为切入点,基于课题组前期工作基础,针对北京市社区居民采用综合量表为筛查手段,探讨社区居民中轻度抑郁状态者的抑郁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心理学变化特点,同时分析抑郁情绪对社区居民生存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并且针对筛选出的轻度抑郁状态社区居民给予针灸、认知行为心理疗法、针灸结合认知行为的综合疗法等不同方案干预,以期探讨早期干预的有效性及切实可行的优化方案.

目的

1对北京市社区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方面是否影响抑郁发生,应激生活事件对社区居民的情绪及生存质量等的影响,以及情绪抑郁者的人格特征,探讨社区居民抑郁状态者的抑郁易感性,为早期识别提供借鉴.

2针对调查研究中筛选出的轻度抑郁状态社区居民进行早期干预,探讨采用电针、认知行为心理以及两者结合的干预方案对其早期治疗的有效性和不同方案的作用特点及疗效优势.

方法

研究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对北京社区的常住居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及部分社区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发放调查问卷(650例),包括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中国生活事件量表(LES)及大五人格问卷简版(NEO-FFI).对于CES-D量表评分≥16分的社区居民进行访谈及HAMD量表评定,对于HAMD量表评分>,7分,<,17分的轻度抑郁状态者严格按照研究纳入及排除标准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随机分组,分别采用电针、认知行为心理、电针结合心理等方案早期干预与不干预观察者进行对照并于治疗／观察8周后再次进行综合量表评定以评价结局.

结果

1调查研究

1.1社区居民抑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吸烟与否、饮酒与否、参加体育锻炼与否、自我保健与否、出生地等因素对抑郁症状的发生无明显影响(P>,0.05),而职业类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因素为社区居民抑郁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上述因素分别结合CES-D量表评分进行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不同职业类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社区居民的情绪状态不一致(P<,0.05).其中职业类型易感人群为：教育医疗人员、退休及无业、待业者；文化程度易感人群为研究生,其次为初中、高中；收入水平易感人群为低收入者.

1.2社区居民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吸烟与否、饮酒与否、体育锻炼与否、出生地的社区居民生存质量满意度无显著差异(P>,0.05),而不同职业类型、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生存质量满意度有差异(P<,0.05),退休及无业、待业人员、低收入低者、低文化程度者对生存质量各维度满意度均较差.

1.3抑郁情绪对社区居民生存质量影响研究显示,抑郁状态与非抑郁状态社区居民的WHOQOL-BREF量表的总评分及各领域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抑郁状态居民的生存质量各维度满意度相对较差；相关性分析表明,抑郁症状程度与生存质量评价呈显著负相关(P<,0.01).

1.4负性生活事件对社区居民抑郁情绪的影响研究显示,社区居民CES-D量表评分与LES量表负性生活事件总分及负性家庭有关问题、工作学习问题、社交与其他问题方面生活事件评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

1.5负性生活事件对社区居民生存质量的影响研究显示,社区居民负性生活事件总分、负性家庭、负性工作学习、负性社交等生活事件与生存质量各维度评价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

1.6不同情绪状态的社区居民的人格特征差异研究显示,抑郁与非抑郁状态社区居民的情绪稳定性(神经质)、外向性、随和性、责任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者开明性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7社区居民抑郁状态与大五人格特征相关性分析表明,社区居民CES-D量表总分、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化症状与活动迟滞、人际关系评分与情绪稳定性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外向性、随和性、责任心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

2早期干预研究

1.1 ITT、PP分析结果显示,根据HAMD减分率统计早期干预组与不干预观察组疗效等级分析发现,观察组与干预治疗组组间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1.2 ITT、PP分析结果显示,早期干预组的显效率分别为64.58%、68.89%,总有效率为79.17%、82.22%,完全缓解率分别为64.58%、68.89%,不干预组自行缓解显效率为11.76%、13.33%,总有效率为41.18%、46.67%,完全缓解率为5.88%、6.67%.

1.3 ITT、PP分析结果显示,两组HAMD量表评分观察／治疗前、后(8周末)自身组内比较分析发现,不干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并且观察／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1.4 ITT、PP分析结果显示,根据HAMD减分率统计四组(不干预组、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疗效等级分析发现,不干预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41.18%、46.67%,心理组的总有效率为66.67%、71.43%,电针组的总有效率为75%、80%,综合组的总有效率为94.12%、93.75%,四组组间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1.5 ITT、PP分析结果显示,根据治疗8周末受试者HAMD<,7分来统计抑郁症状完全缓解率,不干预组8周后完全缓解率分别为5.88%、6.67%,心理组为46.67%、50%,电针组为62.5%、66.67%,综合组为82.35%、87.50%,四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1.6 ITT、PP分析结果显示,四组HAMD量表评分组内比较分析发现,不干预组观察前后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治疗前后自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1.7 ITT、PP分析结果显示,四组HAMD量表评分观察／治疗8周后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与不干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综合组与心理组、电针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组与电针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8四组HAMD量表靶症状因子分观察／治疗前后组内比较结果显示：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HAMD焦虑/躯体化因子、睡眠障碍因子、认知障碍因子、阻滞因子评分治疗前后自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1.9四组HAMD量表靶症状因子分观察／治疗后组间比较结果显示：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与不干预组睡眠障碍因子、认知障碍因子、阻滞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焦虑／躯体化因子比较电针组、综合组优于心理组、不干预组(P<,0.05)；睡眠因子改善电针组、综合组优于心理组(P<,0.05)；认知障碍改善心理组、综合组优于电针组(P<,0.05)；阻滞因子改善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体重因子改善不干预组、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10四组CES-D量表评分比较结果显示,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治疗前后自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与不干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综合组与心理组、电针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11四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电针6.25%,综合组11.76%,心理组、不干预组未发生明显不良事件,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12四组生存质量各维度评分比较结果显示,观察／治疗前后自身比较,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在生存质量总评、健康状况总评、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及环境领域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1.13四组HAMD量表评分在观察/治疗结束后4周随访时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心理组、电针组、综合组HAMD评分均显著低于不干预组,综合组与电针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合组与心理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电针组和心理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调查研究

1.1职业类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为社区居民抑郁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1.2职业类型、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是社区居民生存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1.3抑郁情绪对社区居民生存质量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抑郁症状越严重,生存质量各维度满意度越低,并且抑郁症状对生理和心理领域影响最显著.

1.4负性的家庭、工作学习、社交等方面生活事件对社区居民抑郁症状均有显著影响,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

1.5负性家庭、工作学习、社交等方面生活事件对生存质量各维度均有显著影响,生存质量总评与负性家庭方面、负性工作学习生活事件最显著相关,心理领域与负性社交生活事件最显著相关.

1.6人格特征对抑郁的发生有显著影响,情绪稳定性差、个性较内向、随和性差、责任心差的社区居民更容易发生抑郁.

1.7社区居民情绪稳定性、外向性、随和性、责任心等人格特征对抑郁症状各维度均有显著影响,情绪稳定性(神经质)与抑郁症状各维度最显著相关.

2早期干预研究

2.1针灸、心理及两者结合方案早期干预轻度抑郁状态社区居民疗效确切,并且针灸结合心理综合干预方案疗效优于单纯心理和单纯针灸方案,针灸和心理两种干预方案没有显著性差异.

2.2三种干预方案均可以明显改善轻度抑郁状态社区居民抑郁症状及HAMD焦虑／躯体化因子、认知障碍因子、睡眠障碍因子、阻滞因子等抑郁靶症状,并且综合方案优于单纯心理或单纯针灸方案.

2.3针灸在改善轻度抑郁状态社区居民的HAMD焦虑／躯体化因子、睡眠障碍因子等躯体症状方面具有优势.

2.4认知行为心理疗法在改善轻度抑郁状态社区居民的HAMD认知障碍因子等心理症状方面具有优势.

2.5针灸结合心理疗效确切,抑郁症状改善明显,并能明显提高生存质量各领域较全面的健康状况满意度,是轻度抑郁状态社区居民早期干预较优化方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第四篇心理统计学论文范例：城市社区老年人规律体育活动行为的社会生态学探索及健康干预策略研究

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疑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为了应对二者对全人类所产生的重大负向作用,健康老龄化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即在老龄化社会中,绝大多数老年人处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使社会发展不受过度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规律体育活动(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RPA)行为对于延缓老年人机能衰退和改善慢性病症状具有极其重要作用,其低成本高效益性更使其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是老年人动态、连续健康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干预措施.然而大部分老年人尚未达到推荐的体育活动水平,RPA对于老年人慢性病防治及健康水平的提高所应具有的重大意义尚未充分体现,国内外研究均显示RPA行为干预是健康干预的难题.

为了对体育活动行为进行有效的干预,准确锁定干预的切入点,必须明确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健康相关行为研究显示,个体的行为是在其社会文化背景、经济水平、身体心理状况、知识和资源框架内形成和改变的,体育活动行为是健康行为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最终RPA行为的形成亦是错综复杂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外对于RPA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融入了社会生态学理论思想,涉及了人口学、社会支持、心理状态、健康状况、健康知识、慢性病等因素,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1)研究中大多是应用简单方法对单一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而且年龄、性别、职业、经济收入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作用在各项研究中的结论存在不一致现象；(2)单个研究中考虑因素并不全面,未将尤为重要的社会因素细致分化,未考虑社会因素的各个不同维度的影响作用；(3)尚未研究各因素在影响体育活动行为时的相互作用关系,未说明各因素对于RPA行为除了直接作用外,还存在间接作用及其具体路径关系.国内老年人RPA行为影响因素理论研究部分基本是国外研究的理论综述,人群实证研究多数为老年人体育活动现状的分析和讨论,多数研究样本含量较小,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的老年人体育活动行为研究尚属空白.

为此,本研究以社会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考虑一般因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就业状况、经济状况等)、个体健康知识、社会支持、环境条件、健康状况、慢病条件、心理状态等多个因素对城市社区老年人体育活动行为的作用,采用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路径模型分析方法,确定老年人RPA的社会生态学影响因子及各因子之间的路径关系,以期为RPA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总体研究目标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性分析,确定城市社区老年人RPA影响因素,探讨体育活动行为主要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体育活动行为时的相互关系及可能存在的间接路径,提出利用可控制因素提高老年人体育活动水平,为社区老年人生活方式健康管理提供政策依据.具体研究目的包括：明确我国城市社区老年人RPA现状及其社会生态学影响因素；将社会因素、健康知识、心理因素、健康状况对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细致化,确定在各因素中对体育活动产生影响的具体维度因子；分析一般因素、社会因素、健康知识、心理因素等在影响体育活动行为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确定各主要影响因子对体育活动作用的直接路径与间接路径.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复习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法收集了本研究的定性资料,通过社区现场和调查员入户问卷调查收集定量资料.在济南市的青年西路、棋盘街、佛山苑、正大城市花园4个社区对5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集了1580人的一般信息、社会因素、健康知识、健康状况、慢性病、心理状况、体育活动等方面的资料.对于该定量资料在统计描述的基础上首先进行了单因素分析,并且应用多因素分析方法明确了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终确定了各因子对于体育活动行为作用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本研究应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χ2检验、等级相关、t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PLS路径模型分析.上述分析采用SPSS16.0和SmartPLS2.0统计软件实现.

主要研究结果

1.RPA行为的现状及单因素分析：社区老年人RPA的参加率为60.8%,尚有近40%的老年人尚无规律的体育活动.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RPA与社区、年龄、就业状况、月收入有关,与性别、文化程度无关.青年西路、棋盘街、佛山苑、正大城市花园社区RPA的参加率分别为46.3%、67.2%、72.2%、90.7%,社区间比较的χ2等于98.19,P等于0.000；男、女组间RPA参加率进行比较的χ2等于1.33,P等于0.249；各年龄组间RPA比较的χ2等于25.21,P等于0.000,≥80岁年龄组RPA参加率最低,低于其他各年龄组,50～59岁年龄组RPA参加次低,低于60～69岁年龄组；文化程度组间RPA比较的χ2等于2.12,P等于0.832；不同就业状况组间比较的χ2等于17.78,P等于0.000,多重比较显示在业低于离退休组；不同月收入组间进行比较的χ2等于14.89,P等于0.005.

2.RPA行为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部分老人对RPA的认识还不够,部分老人有活动的意愿,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帮助,如有人带头组织体育活动,并且得到家人、朋友共同参加,最好由社区来组织,活动地点也能够在社区内部.对于其他社区活动,老人们也需要有个带头人,居委会也行,其他人也行,能心甘情愿地帮助他们的人就行.老人们都希望能够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原因一是老人对社区的信任和依赖,原因二是多数老人参加活动的障碍是活动地点远不方便,希望能够在社区内参加活动.老年人明确表示支持在聊天中学习健康知识,最好能有机会与专家和朋友一起聊天.目前的社区卫生服务尚不能解决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如对老年人进行心理疏导等.

3.体育活动行为影响因素的PLS路径分析：潜变量社区、年龄、社区活动、轻度活动、中重度活动与体育活动之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3、0.15、0.12、0.13、0.13,而且路径系数经检验在α等于0.01水准上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t0.01/2,9991≈2.58)；潜变量非高血压、社区安全感、与直系亲属交往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7、0.09、0.08,而且路径系数经检验在α等于0.05水准上均有统计学意义(t>,t0.05/2,999≈1.96)；就业状况、抑郁、非糖尿病、社会活动、高血压特异知识、医学知识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6、-0.07、-0.06、0.06、-0.05、0.06,经检验各路径系数在a等于0.20水准上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t0.20/2,999≈1.28).

4.体育活动行为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PLS路径分析：与社区安全相关的潜变量为年龄、社区、抑郁、社区活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00、0.182、-0.154、0.190；与社会活动相关的潜变量为社区活动、就业状况,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449、-0.067；直系亲属聚会与其他潜变量均无关,对于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具有独立性；与社区活动相关的潜变量为社区、抑郁、医学知识、中重度活动能力、社区安全、社会活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45、-0.083、0.121、0.100、0.169、0.375；与抑郁相关的潜变量为社区、中重度活动能力、社区安全、社区活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50、-0.228、-0.139、-0.107；与非高血压相关的潜变量为中重度活动能力,其路径系数为0.29；与非糖尿病相关的潜变量为高血压特异知识,但路径系数较小为0.100,对糖尿病变异的解释能力较小,故其对于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具有独立性；与高血压特异知识相关的潜变量为非糖尿病、社区、医学知识,但对于高血压知识解释能力太低,故其对于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具有独立性；与医学知识相关的潜变量为年龄、社区、中重度活动能力、社区活动,其路径系数为-0.178、0.240、0.113、0.131；与中重度活动能力相关的潜变量为非高血压、年龄、抑郁、医学知识、轻度活动能力、社区活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68、-0.184、,0.118、0.110、0.491、0.086；与轻度活动能力相关的潜变量为中重度活动能力,其路径系数为0.610,但根据其实际意义,该变量对于体育活动行为的影响具有独立性；与社区相关的潜变量为抑郁、医学知识、社区安全、社区活动,其路径系数为-0.167、0.248、0.191、

心理统计学引用文献:

[1] 心理统计学学论文选题 心理统计学论文题目怎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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