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文参考 环境保护调查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文参考：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调查研究工作体系的中日比较研究
2. 第二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样文：关于构建环境规划法的思考
3. 第三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文模板：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及确定修复目标的方法研究
4. 第四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例：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环境研究
5. 第五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文格式：我国农地资源利用的碳排放及减排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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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文参考：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调查研究工作体系的中日比较研究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从影响因素角度,它涉及到制度、技术、观念等诸多方面.从保护开展角度,它表现为称号申报、规划编制、规划落实、后续管理、学术研究等诸多环节.其中,调查研究工作既是保护开展的环节之一,渗入其他诸多环节,其成果的科学与否也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成功与否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调查研究的成果是确定被调查研究区域是否符合条件被授予历史文化街区称号的依据,是历史文化街区称号授予后保护措施制定的依据,也是保护措施实施若干时间后检验保护方向和力度的依据.所以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而言,调查研究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保护的成效.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还未形成一套健全的调查研究工作体系.对于调查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少有评价,更缺乏学术支持.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坚实基础和首要步骤的调查研究工作亟待完善.作者通过留学日本一年时间的研究学习发现,日本针对历史文化街区类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在调查研究阶段有具体落实形式,即“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对策调查”.它是日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开展的首要步骤和必要前提.“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对策调查”工作体系以其独立完善的运行流程,系统、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内容设定,客观先进的调查研究方法运用,确保了针对不同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调查研究成果的权威性、科学性,从而为后续的保护措施制定和落实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日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调查研究工作完善的体系,给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调查研究工作体系的进一步健全以重要启示.

本文在比较研究我国和日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调查研究工作的制度建设、实践操作、成果表现等现状的基础上,以我国的现状为立足点,结合系统论的观点,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尝试在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制度中建立完善的调查研究工作体系.该体系通过资金保障机制,程序机制,以及调查研究内容导向机制三方面共同作用,确保调查研究工作的有效开展,确保调查研究成果的科学呈现.在调查研究工作的政策引导,资金扶助,人员构成与职权所属,调查研究内容设定和对应内容的方法使用及成果表达等方面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办法,通过中日比较,本文特别强调提高我国历史文化街区调查研究工作的权威性.为保证权威性,借鉴日本“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对策调查”运作流程和我国各项保护工作流程,架构程序机制对调查研究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外,进一步借鉴当前我国建设工程项目中可行性研究工作的开展模式,建立调查研究成果的审批制度,通过中日比较,本文还特别强调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其在后续保护工作中的可操作性.为保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首先在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双重作用下架构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内容框架,明晰各项内容的设立目的.一方面参考中日实例,引入客观、先进的调查研究方法,并规范化调查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

第二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样文：关于构建环境规划法的思考

环境规划是应对环境问题的产物,是国家以环境保护优先为宗旨,以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对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环境和保护与利用环境的行为所做的总体部署.

环境规划是解决环境问题不可或缺的工具.其一,环境问题的本质决定了人类必须将自己的行为及其影响力限定在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单纯通过环境法律对每个个体的环境行为进行限制并不能保障环境保护的效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只能依靠先行确定和分配环境极限的措施,这种措施就是环境规划.其二,环境损害具有的不可逆性等特性决定了事前预防比事后救济更为科学合理.环境规划属于必然有效的预防措施,是“最适当且能实现预防原则要求的一种措施类型”.环境规划预先设定了环境可为人类开发利用的限值,然后将这一限值分配给不同的环境行为主体,这就保证了全部环境行为主体的总行为量及其影响力不会超出环境的极限.这样的环境损害防范措施必然有效.其三,环境保护的任务是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保障人体健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规划体现了生态文明的要求,是人类思维逆向推理的产物.它不是从约束和限制每个环境行为主体的行为入手,追求环境极限不被突破的结果,而是从环境所具有的极限入手,限定每个环境行为主体的行为量及其影响力.

环境规划由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在环境规划的诸多构成要素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被称为基本要素.环境规划的基本要素包括规划的目标、主体、手段、程序和保障.其中,环境规划的目标是规划的核心内容,决定着规划对象未来某一阶段环境质量状况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环境规划的主体包括制定主体、审批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环境规划的手段是实现目标的“居间步骤”,主要有环境调查、环境评价、环境功能分区、环境预测等；环境规划的程序是做出环境规划时所依据的一定的方式和顺序,分为制定程序、审批程序、实施程序、修改程序和监督程序；环境规划的运行需要组织、制度、技术和资金保障.

环境规划的运行离不开法制保障.首先,法律制度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是保障环境规划目标实现的最为有效的规范.其次,适格的环境规划主体需要依法设定,以明确制定主体、审批主体、实施主体、修改主体和监督主体在规划运行中的权力（力）、义务与责任.再次,环境规划手段的设定必须依法而为,以防止于法无据设定的措施对合理利用环境的行为造成不合理限制.最后,环境规划的运行,即环境规划的制定、审批、实施、修改和监督五个环节,需要法定的程序予以保障.

环境规划法是确认和保障规划有效运行的一部法律.由于环境法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是要求人类承担保护环境义务的法律,环境规划法作为环境法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也以义务为本位.环境规划确定可被使用的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是义务设定；可被使用的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的分配是对义务的分配.环境规划法的立法目的是加强环境规划的管理,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实现这一目的,环境规划法应当坚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预防原则、谨慎行事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环境规划法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部分.

第三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文模板：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及确定修复目标的方法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得城市中的土地更显珍贵.许多城市制定发展规划时,要求原城区中的工厂和企业迁入工业集中区.这些措施实施后,对改善当地城市人居环境、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对场区土壤造成污染.企业搬迁后,城区中留下了大量严重污染的土地,将会对当地环境产生长期的影响.鉴于此情,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近几年来不断要求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和修复,并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开展污染场地再利用的环境风险评估”,并且“禁止未经评估和无害化治理的污染场地进行土地流转和开发利用”.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正式纳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范畴.

基于人体健康的场地风险评价是指在场地开发之前,对存在于场地中污染物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风险进行评价,以保证人体健康为目的确定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健康风险评价理念在场地管理中的引入,很好地克服了传统环境标准治理模式仅针对污染物的共性,而使得治理目标要求过高导致治理费用高昂、治理周期漫长等问题.相对于传统的基于环境标准的评价和治理模式,健康风险评价模式有其广泛的优越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先后建立了适合本国实际的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体系,指导场地管理和修复.

本文首先对污染场地的概念进行确定,分析和阐述了实施场地健康风险评价的优越性和健康风险评价的基础理论.其次,从模型概念、污染物迁移模型、相关特征参数和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等方面,对美国《超级基金场地风险评价指南》RAGS模型、美国测试与材料协会RBCA模型、荷兰CSOIL2000模型及英国CLEA模型进行阐述、比较和分析.然后以RAGS和RBCA模型为基础,构建了我国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的技术构架,并确立了制定场地修复目标值的方法.同时,根据我国相关数据和资料,对模型中的部分参数加以修正.应用文中建立的方法,以典型有机污染场地和重金属污染场地为例,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和健康风险评价,确定场地的修复目标,并模拟雨水对修复后的土壤淋溶,验证修复目标的合理性.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

(1)对污染场地进行了定义：因堆积、储存、处理、处置或其他方式(如迁移)承载了危害物质的,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危害,或具有潜在风险的区域,并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某一地块内一定深度的土壤和地下水.从人体摄取污染物质的机制与剂量、化学物质毒性和污染物摄取量与人体不良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健康风险评价的基础理论.分析了健康风险评价的优点：就评价对象而言,主要是对支配土地利用的人类,评价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针对性强；评价范围可以是具有完整生态系统的片区,也可以是具有特定用途的地块,灵活性较强；研究时间长,技术理论和方法标准比较完善,评价结果准确程度较高.

(2)论文阐述了4种国外认可程度较高的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并分析了模型之间的差异.模型之间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暴露途径的设定：①经口摄入途径,RAGS和RBCA模型综合考虑了土壤经口摄入量,CSOIL和CLEA模型则分室内、室外两种情况；②皮肤接触途径,RBCA和CLEA模型考虑了室外接触土壤,RAGS模型还考虑了游泳时接触污染地表水的情况,CSOIL模型则考虑洗澡时接触污染洗澡水也会产生暴露；③吸入土壤颗粒,CLEA和CSOIL模型综合考虑了室外和室内吸入土壤颗粒的情况,而RAGS和RBCA模型只考虑室外暴露的情况；④饮水暴露途径,CSOIL模型综合考虑了饮用污染的水所产生的暴露,RAGS模型更细分为地下水和地表水,RBCA模型则只考虑污染地下水被饮用时的情况,CLEA模型则未涉及；⑤吸入污染物蒸气是挥发性物质重要的暴露途径,RAGS、 RBCA和CLEA模型不仅考虑了室内和室外两种情景,更细分了污染物在表层土、深层土和地下水中挥发的情况,CSOIL模型还特别考虑了洗澡时吸入水中污染物这一路径；⑥饮食途径暴露,除RBCA模型未考虑该暴露途径,RAGS、CLEA和CSOIL模型都考虑了该途径,而RAGS模型同时包括食用植物和鱼类；⑦土壤和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雨水的淋溶作用进入地下水,从而引起污染,RAGS模型考虑了污染物垂直淋溶进入地下水,而RBCA模型还考虑了侧向迁移的情况,由于地下水风险评价另有技术规范,CLEA和CSOIL模型则都未涉及.

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模型之间的第二个差异是动力学模型的不同,主要涉及的动力学过程是土壤颗粒的挥发及污染物蒸汽的迁移.文中的模型都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RAGS、RBCA和CLEA模型在土壤颗粒的挥发分析中使用的是基于场地地理环境及气象条件的实地扩散系数(Q/C),对于污染物蒸汽的迁移模块中则使用了Johnson&,Ettinger模型进行分析.由于CSOIL模型默认了理想状态下的土壤参数值,在对土壤颗粒的挥发分析中,使用了受体导向的TSP浓度值来计算暴露量；而污染物蒸汽的迁移模块采用了基于逸度概念的Volasoil模型进行分析.Johnson&,Ettinger模型和Volasoil模型的原理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①三相平衡计算原理差异；②室外挥发模型中室外暴露浓度分布假定不同；③室内挥发模型中对于建筑物结构和运移过程分解不同.

暴露参数的差异是引起评价结果差异的第三个因素.由于各国土地利用类型和污染场地产生的时间并不一致,因此,对于暴露场景和周期的考虑也不同.荷兰CSOIL模型将人群暴露划分为7种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场景,敏感受体都是成人与儿童,危害周期则考虑终生70年,其中儿童暴露期为6年,成人为64年,并且不同季节的暴露情况是不同的.英国CLEA模型将暴露情景划分为3类,关注的敏感受体为女孩和成年女性,并将1-16岁中的每一年为一个暴露期,16-59岁和60-70岁分别为两个暴露期.美国的RAGS和RBCA模型在大体上将暴露情景分为住宅和非住宅两类,危害周期分致癌和非致癌考虑,致癌风险考虑终身70年危害效应,非致癌危害考虑暴露期30年内的危害,其中儿童6年,成人24年.

污染场地情势和人口分布密度对场地风险水平的设定具有很大影响.美国RAGS和RBCA模型明确将污染物的危害分为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以日均单位体重摄入量和致癌斜率因子的乘积表示致癌风险CR,推荐使用10-6为单一污染物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并且以10-4为累积致癌风险水平；以日均单位体重摄入量与慢性参考剂量的比值表示非致癌危害HQ,可接受非致癌风险水平以1为标准来衡量.荷兰CSOIL模型使用日均暴露量与最大可允许日均暴露量(MPR)的比值(Risk)来评价场地污染物的危害程度,当Risk≤1,说明风险是可接受的；当Risk>,1,说明污染场地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MPR在制定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化学物质的致癌效应和非致癌危害,对于非致癌危害也是以1为标准,致癌效应则以10-4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英国CLEA模型的风险表征与CSOIL模型类似,以日均暴露量与健康标准值(HCV)进行比较,使用1作为判别风险的标准.HCV同样也考虑化学物质的致癌效应和非致癌危害,但致癌效应是以10-5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作为基准.

(3)借鉴美国RAGS和RBCA模型所建立的系统的方法、技术和标准,构建我国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技术框架.在此过程中,首先考虑我国污染场地的情况,将场地分为住宅用地、公共用地和工商业用地,其中住宅用地还考虑我国农村住宅的特征,分为城区和乡村两类.在对暴露途径的分析中,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给予考虑,除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吸入污染物蒸汽一般暴露途径,还特别考虑饮用污染的地下水和使用污染土地上的作物两个暴露途径.对于污染物的迁移分析模型,选择了压差驱动流情景下Johnson&,Ettinger模型,并考虑了土壤污染物随雨水淋溶进入地下水的情景.基于现有的场地风险评价参数资料,对情景暴露参数、人体暴露参数、场地特征参数、建筑物参数、土壤与地下水参数按照不同用地方式进行了本土化的修正.在场地风险表征中,将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分为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并分析了风险评价中的不确定性,建议以敏感性分析法来进行定量分析.在制定修复目标时,参照了美国环保局的方法,即以污染物引起的致癌风险为10-6时的浓度值与非致癌风险等于1时的浓度之间的倍数关系来确定.

(4)论文以即将作为住宅社区开发的某省会城市炼油厂退役场地为目标,对场地环境开展调查.以美国环境保护局9区场地通用筛选值作为评价依据,识别出场地主要的污染物是土壤中的苯并[a]蒽和苯并[a]芘,二者的浓度范围分别为0.07-24.83mg/kg和0.13～4.91mg/kg,样品中超过对应标准的数量占总数的42.4%和37.9%.确定场地上敏感人群主要的暴露途径为：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和吸入土壤中的污染物蒸汽.根据污染物相关毒性数据的检索,从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两方面进行风险值的计算,苯并[a]蒽的致癌风险为6.6E-05,非致癌危害为6.87,苯并[a]芘分别为13.03E-05和19.08,超过了单一物质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10-6和非致癌风险水平1,而场地累积风险则达到了19.63E-05和28.95.以10-6和1作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来推导两种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确定苯并[a]蒽的修复目标值为0.34mg/kg,苯并[a]芘为0.032mg/kg.

论文对中南地区某化工厂污染场地开展了健康风险评价.将场地环境监测结果与相关标准进行比较,场地土壤中锑污染较为普遍,最高浓度达到1262.7mg/kg,远高于风险筛选值31mg/kg,并有54%的测试土样超过该标准,主要集中在3m以上的地层中.根据场地未来的建设规划,确定了敏感人群为儿童和成人,所考虑的暴露途径为：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检索现有锑的环境生物危害效应研究成果,锑被认为是“可能的人类致癌物,没有人类数据,动物致癌证据也有限的物质”.据此,对锑造成的非致癌危害进行评估,结果为：场地的代表性风险18.8,极端风险65.65,平均风险4.94,均超过1.以场地中锑的所有浓度值的95%置信区间的上限值作为污染物的代表性浓度,计算出了基于非致癌危害为1时,场地的修复目标值为19.3mg/kg,低于美国环保局9区初步修复目标值31mg/kg,但高于我国《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标准12mg/kg.

对依据论文建立的场地健康风险评价技术模型计算确定的场地修复目标设计淋溶实验行验证.实验配制了修复后的模拟场地土壤,以修复目标19.3mg/kg作为土壤污染物浓度值.以当地雨水中物质的浓度比例,按照pH分别为3.0、4.0、4.9、5.6和7.0的情况模拟雨水淋溶,以3-7天为间隔收集淋出液,共进行45天,淋出液中锑的浓度范围为3.0-7.1μg/L,优于场地地下水所执行的环境标准,进一步说明论文研究内容的具有实际可行性.

第四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例：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环境研究

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居民生产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不断加强.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部分地区出现了地下水蒸发浓缩作用加强、地下水水质恶化、地下水污染地表水、地下水超采严重、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土地荒漠化、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等地下水环境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地下水环境研究已提升为国家战略性研究课题.本文以宁夏卫宁平原为例,开展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环境研究,选题对于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和地下水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在广泛查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宁夏环保专项、长安大学博士生助研项目,通过大量室内外试验、统计模拟及理论推导与分析,得到了以下创新性成果：

（1）发展了地下水环境的定义,扩展了内涵,将地下水环境看作是一个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概念,一切与地下水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自然作用和社会作用均应归到地下水环境的研究范畴之内.将人类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归纳为三个方面：过量开采或排泄地下水、过量补充地下水和污染地下水；两种类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影响地下水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大了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环境研究的复杂性.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下水环境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多学科的、复杂的研究领域,需要综合利用多种研究方法和多学科理论.

（2）针对卫宁平原,构建了一套充分考虑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下水环境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该方法体系包括了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价、地下水环境试验、地下水环境预测、地下水环境监测、地下水环境保护与管理五个子系统.介绍了地下水环境研究的主要方法手段,并强调了监测和管理的重要性,有利于推动地下水环境的保护与管理的发展.

（3）深化了径向收敛流弥散的研究,并将该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卫宁平原不同含水层岩性、不同地貌单元的野外试验.径向收敛流弥散试验可以同时确定水文地质参数和弥散参数,而且还具有试验成功率高、避免含水层人为污染和试验费用低等优点,值得在地下水环境研究中推广.

（4）首次在卫宁平原展开了系统的水文地球化学、同位素、数值模拟和监测体系建设等研究.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多种先进技术与方法,突出了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环境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5）论述了人类活动影响下地下水环境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带来的机遇.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下水环境研究是一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研究课题,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对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合作与数据共享机制和先进技术手段都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给多学科交叉发展、地下水环境基础理论研究和地下水科学基础教育等方面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第五篇环境保护调查论文范文格式：我国农地资源利用的碳排放及减排政策研究

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给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的不利影响,并由此成为了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科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关注的重点.实施碳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2009年我国已确定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减少40-45%的目标.推进农地利用的碳减排是实现我国减排目标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推进我国农地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此外,农地利用碳减排较之其它生产活动具有更大的正外部效应,除了减少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外,有助于提高土壤营、改良土壤结构以及改善土壤环境品质等,而由农地资源环境的改善又能带来较大的环境正外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其它国民经济部门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农地资源环境的优化利用,又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基于环境经济学视角来定量测算并分析农地利用碳排放的增长规律及经济动因,进而科学提出促进碳减排的对策建议,对于现实中我国农地碳减排政策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意义.

本论文基于农户行为、环境外部性等重要理论,利用调查分析法、logit模型、EKC、脱钩理论、Kaya恒等式等多种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对农地利用碳排放及减排政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微观农户农地利用与保护现状以及碳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揭示了农地利用碳排放的微观机理；科学构建农地利用碳排放测算体系,测算并把握碳排放历史规律和空间特征,对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从定量上明确碳排放驱动机制和经济动因；从减排和增汇两个方面归纳分析碳减排技术及特征,并对技术需求影响因素进行微观实证检验.最后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合理构建了农地利用碳减排的政策体系.本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分为：文献综述与农地资源环境现状分析(第1、2章)、农地利用的微观机理分析(第3章)、农地利用碳排放的测算与驱动因素分析(第4、5、6章)、农地利用碳减排技术与政策体系构建(第7、8、9章)共四大部分.通过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结论：

(1)总体把握我国农地资源与环境的时空特征,并定量分析农地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研究发现,耕地面积呈现持续下降态势；林地、园地面积保持微弱的增长态势；牧草地面积呈现下降态势；2000-2008年间导致耕地减少的因素大小依次为生态退耕、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灾毁耕地.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建设占用占耕地减少的比重近年来迅速增长,远高于其它3类因素.从2008年区域耕地变动来看,北京、天津、上海等6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警戒线.河北、山西、内蒙古等19省(市)为耕地面积为净增加,而其它12省(市)为净减少,尤其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净减少量最大.与此同时,由化肥、农药、农膜等导致的农地生态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农地环境质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耦合分析发现：1985～2008年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地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胁迫发展关系,但从趋势来看其胁迫性逐年弱化.

(2)从微观层面调查分析农户农地利用与保护现状并模型检验农户农地利用碳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农户化肥、农药平均支出分别为324.25、145.71元/亩,其它方面的生产性投入为556.92元/亩；务工和农业收入构成了农民的收入主体,收入来源多元化趋势较为明显；农户对农地保护支出的响应较高,但对不同类型农地保护的积极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农户希望政府能对农地保护行为进行补贴,但针对不同类型农地的期望补偿标准存在差异；武汉市、潜江市、宜昌市、天门市典型地区保护支付和补偿意愿差异明显；对农户碳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检验发现,农地特征对农户农地利用碳方式影响显著；年龄对化肥使用的碳方式影响显著,对农药、废弃物处理的碳方式影响不显著；生产特征仅对化肥使用碳方式影响显著,对农药、废弃物处理的碳方式影响不显著；农地保护认知对化肥和农药使用碳方式影响显著,对废弃物处理的碳方式影响不显著；是否具有专业技能对农药、废弃物处理的碳方式影响显著,对化肥使用的碳方式影响不显著；农地经营规模对化肥、农药使用碳方式影响显著,对废弃物处理的碳方式影响不显著.

(3)在科学构建农地利用碳排放体系的基础上,测算并分析了我国1993～2008年农地利用碳排放情况.研究表明,我国农地利用的碳排放呈现四阶段上升态势,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08%、2.38%.碳排放总量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农业大省,强度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发达城市、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由于资源禀赋不同,林地碳汇区域差异较大.草地碳汇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甘肃6省,6省合计占全国草地碳汇总量的94.65%；2001-2008年生态退耕年均碳减排率45.16%,建设占用所引发碳排放年均递增2.23%；生态退耕碳汇效应最为突出的地区是河北、建设占用耕地导致碳排放效应最为显著的省份是江苏；1991-2008年主要农作物碳汇呈现三阶段的“蝙蝠型”波动变化的特征；海南、宁夏、上海等10省(市)为农地利用净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华中地区和华北地区.

(4)基于协整、EKC和脱钩理论,探究了农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和短期变动关系.结果表明,人均GDP和总碳排放强度、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翻耕等5类碳源的排放强度量存在协整关系；人均GDP变化与总碳排放强度、化肥、柴油、翻耕碳排放强度变化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与农药、农膜排放强度变化仅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从EKC验证发现,总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为N型曲线,化肥、柴油、翻耕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分别呈现倒“N”型、“N”型、倒“N”型曲线关系,而农药、农膜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从短期关系来看,农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以扩张连接和扩张负脱钩为主.其中江苏、湖北、湖南以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为主；山东、广西以强脱钩、弱脱钩为主；黑龙江、河南、河北等6省多种弹性特征并存.

(5)基于Kaya恒等式和对数平均D式指数,定量分解了农地利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效率、结构、劳动力规模因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分别累计贡献12.95%、26.62%、33.29%的碳减排.农业经济发展则成为了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累计产生154.94%的碳增量.从区域来看,所有省(市)农业经济发展均导致碳增量；浙江、安徽、海南等9省(市)效率因素导致碳增量,其它22省(市)效率因素则实现一定程度的碳减排；上海、湖南、甘肃等3省(市)结构因素导致碳增量,其它28省(市)结构因素则实现一定程度的碳减排；黑龙江、辽宁、广东等10省(市)劳动力规模因素导致碳增量,其它21省(市)劳动力规模则实现一定程度的碳减排.

(6)归纳分析农地利用主要碳减排技术及特征,并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并检验了农户技术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农地利用碳减排技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基于耕地利用的减排技术,二是基于林地和草地的增汇技术.在农户技术需求的基本假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调查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农户科技需求强度最高为化肥农药的使用、环境污染人畜粪便处理知识、种植养殖技术三项农业技术.进一步模型检验发现,性别仅对种植养殖技术的需求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仅对环境污染和人畜粪便处理知识需求影响显著,家庭收入、是否参加培训、土地禀赋因素与三项农业技术需求呈现显著正相关,兼业化程度与种植技术或养殖技术服务需求成反比,而与环境污染、人畜粪便处理知识服务需求成正比.

(7)在借鉴国外农地利用碳减排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农地利用碳减排政策体系.提出碳减排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行政管制、财政手段等,具体包括：政府管制、碳排放税、财政补贴、碳排放交易、自愿减排协议等；我国农地利用减排应以结构减排为重点、能源减排为关键、技术减排为核心、政策减排为动力、自愿减排为趋势等方面的原则,最后基于论文研究,从宣传、政策扶持、技术推广、碳交易市场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农地利用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1)关于碳排放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工业、能源等领域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小范围精确实验等方面,而关于农地碳排放的测评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基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来定量测算并分析农地利用碳排放的增长规律及经济动因问题,体现了研究视角上的新颖性.

(2)本研究从微观视野出发,在实证分析农户农地利用碳行为方式关键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农地利用碳排放的测算体系,分析并归纳出我国农地利用碳排放的历史增长规律和空间差异特征,计量并找出了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长期与短期变动关系,分解了效率、结构等影响因素的影响性质和累计效应,体现了研究内容上的创新性.

(3)研究中,本文将协整、EKC、Kaya等理论和模型方法,延伸并应用到农地利用碳排放及驱动因素的分析上,得出了关于农地利用碳排放增长规律和区域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脱钩弹性等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结论,体现了研究结论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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