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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道路英文论文范文参考：胡适与古典小说研究
2. 第二篇道路英文论文样文：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
3. 第三篇道路英文论文范文模板：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
4. 第四篇道路英文论文范例：上海法租界传媒审查制度（1919-1943年）
5. 第五篇道路英文论文范文格式：史沫特莱与中国*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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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道路英文论文范文参考：胡适与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一代宗师,是用先进科学的、中西方结合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进行小说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巨大变革的领头人之一.对于他小说考证的学术、文化、社会意义,已有不少论著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但还只是被发掘出了很小的一部分,也缺乏足够全面而深入的整体性阐释,因此对这一方面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本书连同绪论在内共有十个部分,大体内容如下：

绪论主要介绍胡适的小说研究在各个范畴的成就和意义,各时代对他这些成果的探讨的得失成败,以及本书正文各章的主要内容等.

第一章《胡适研究古典小说的缘起、观念和方法》,从胡适对古典小说的爱好、研究古典小说的动机和研究古典小说的方法三个方面,全面论述了胡适是如何走上古典小说研究道路的.前人研究中不乏对胡适的某小说研究之缘起的论述,如宋广波的《胡适与红学》等,但像本文这样的全面细致的论述,应当还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章《胡适研究古典小说之分期及成就》,是从四部《胡适文存》入手,阐述他从少年到去世这近60年时间里,对小说研究的态度、关注重点、投入心血等方面的高低起伏,探讨造成这些现象的缘由.笔者相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理念具有很大的扩展潜力,可应用到对胡适的某部小说研究、哲学思想研究、社会活动研究等诸多方面,望能为方兴未艾的胡适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第三章《胡适与“新红学”》,是应用第二章对胡适古典小说研究生涯分期的研究的有关理念与方法,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所做的整体性的阐述.尤其是对他晚年的《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可远观而不可近赏”的情形及其缘由,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第四章《胡适的水浒研究》,是从胡适的《水浒传》研究入手,论述他是如何将水浒故事的历史演变、《水浒传》的作者、版本和金圣叹的水浒批评等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主题,一步步建立起现当代“水浒学”的主要框架的.

第五章《胡适的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研究》,是从《吴敬梓年谱》、《吴敬梓传》和《重印<,文木山房集>,序》着手,论述胡适是如何搜集资料,一步步将吴敬梓的生平、事迹、成就展现在世人而前的,以及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白描技术、体裁结构和思想社会价值的看法.

第六章《胡适对<,聊斋志异>,和<,醒世姻缘传>,的研究》,是从三个版本的《聊斋全集》、《醒世姻缘传》和其它文学作品与史料出发,阐述胡适是如何研究蒲松龄生平、《聊斋志异》和《醒世姻缘传》的艺术成就和思想社会价值的.

第七章《胡适的小说史观》,是从胡适1926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和1941年在美国华盛顿做的演讲《中国的小说》演讲入手,分析探讨他在其中展现出来的对中国小说发展演变史的整体认识.这两场演讲使用的都是英文,前者已由范劲先生译成汉语并略作评释,写成《胡适的一篇重要轶文》,发表在2005年第3期的《文艺理论研究》上.后者长期以来无人关注,笔者从《胡适全集》中发现了英文原文,将其译成汉语,发表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一期上.

附录一《胡适小说研究论著系年》,是将与胡适古典小说研究有关的专著、论述、信件、日记、札记等,按照写作时间先后一一列出,每篇下附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收入该文的书籍报刊.某些篇章附有解释.

附录二《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的考证为例》,是阐述胡适如何从赫胥黎的Agnosticism概念中截取出“存疑主义”,并将其应用于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研究上的.

附录三《中国的小说——1941年2月15日胡适在华盛顿文学协会的演讲》,是笔者自行翻译的胡适一篇英文演讲.其后还有该英文演讲的原文.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根据《胡适文存》,指出在上世纪20～40年代,胡适在学术、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关注重点和研究重心的演变轨迹,由此推出他的小说研究在这种演变下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而且笔者相信该演变的影响具有普遍性,不仅是对小说研究,对胡适在其它方面——国故学、语言文字学、教育学等——的研究,或多或少也会造成影响,这对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胡适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是发现了胡适的一篇轶文——1941年2月15日在华盛顿文学协会的英文演讲《中国的小说》,并将其译成中文,发表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一期上.这篇演讲与他1926年10月27日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同名演讲是前后相承的,都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史的论述,先者定下基调,后者在此基础上补充、修正、发扬.由于胡适的小说研究中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论述极少,这两篇演讲堪称是我们研究他对这一方面的认识的宝库,因此笔者相信这个发现的价值是比较高的.

第三是阐述胡适与现当代“水浒学”的关系.现当代“水浒学”的几个主要范畴——水浒故事的发展演变史、《水浒传》作者问题、《水浒传》的版本问题——在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中已经初露端倪,在其后的《<,水浒传>,后考》和《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终成气候.后人的研究就是在胡适这几篇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篇道路英文论文样文：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

作为一名跨语际、跨文化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刘若愚既是古今文学的传承者,也是中西文化沟通的实践者.他运用自身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努力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提取出来并形成一定的体系和框架,将中国诗学纳入世界文论系统中,建构独具特色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本文以刘若愚艰苦卓绝的用西方诗学的理论骨骼支撑和托起中国诗学的思想血肉,将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世界性转变的理论体系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跨文化对话和融合的语境出发,梳理刘若愚的学术思想基础和脉络,重新审视他的伟大尝试,探讨其跨文化诗学思想体系在现代视野中的拓展与延伸,并由后殖民语境向后现代和全球化转换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让中国诗学走出“失语症”,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让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同时也为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四章、结语,共六部分内容.

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存在的疑难问题.刘若愚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美籍华裔汉学家,他是跨文化沟通的典型代表,并形成独特的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其理论素养扎实深厚,著述视野宽阔、立论精当,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古典诗歌、诗论和文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他从自身的文化基础出发,既不赞成把西方现代的理论、概念、评判标准和方法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地运用在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同时也不固步自封,仅仅拘泥于中国传统的诗学,而是采取审慎的考辨和严谨的比较态度,汲取中西诗学的资源并加以综合,热情洋溢地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顺应世界文论研究的发展新趋势,积极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方法论转向问题.他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他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刘若愚的思想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兴起以及深入发展指明了重要路向.其次,中国近现代文论界一直围绕着“要回到中国还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走不出来,甚至患上了所谓的“失语症”.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势不可挡,只有把民族文学理论放置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宏大背景下,在跨语际和跨文化中进行审视,民族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才有可能变得澄明起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学理论交流与对话打造一个共享的平台.探寻刘若愚的学术之路,综合评价其贡献和存在的不足正是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更好前行积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第一章是探寻刘若愚的学术道路并对其主要著作进行简要剖析.刘若愚1926年出生于北京,其家庭是书香门第,秉承着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他的父母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文化教养,其兄弟姐妹也是勤奋好学,因而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 mbAlunWen.net中成长起来的他此后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刘若愚在国内就读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都是选取中国当时教育理念最先进、教育模式最正规、教育程度最扎实的学校,而且由于他自小就表现出来的语言天赋使得他的英语才华极为突出,所以他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争取到去英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在其指导教授的直接引领下走向跨文化和中西比较的研究道路,在毕业之后选择留在英国的高校教授中文,而后辗转到香港的新亚书院任教,随后又在美国的好几所高校待过,最终在美国西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找到了最佳的学术单位、事业平台和终生依托,并登上了事业发展的巅峰.追寻刘若愚所走过的路,只有在真正了解之后我们才会深刻体悟到他的学术信仰和追求.刘若愚共著有《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1982)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八部英文专著,每一本著作的构思与写成都是在岁月的辗转与磨砺中,部部都是精华,都是泣血之作,而在此处对其八部著作做简要的剖析,既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全面展现其学术思想的需要.

第二章较为系统地梳理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的中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在后殖*义和文化认同中的冲突与抉择.刘若愚的父母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代表,而他自小就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汇通的家庭教育中汲取着养料而走向成熟.一方面,他的中国文化积淀和根基极为深厚,诗词歌赋、理论文学随手拈来；另一方面他后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和学术圈中打拼,因而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用得较为娴熟,所有这些都是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他能够自觉运用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概念、方法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所以他与现代西学的关系是极为深刻和密切的,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新批评和现象学.刘若愚在其研究中对“作品”、“语境”、“语言”、“语言悖论”等问题的关注是在对新批评理论的吸收与改进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而他的关于“诗是不同境界和语言的探索”这一概念中对“境界”、“创境”的讨论,存在主义中的“存在”概念对于形而上学文学理论中的“道”的并比性等问题,以及在他的思想中与现象学的某些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等等,正是其理论建构与现象学理论相得益彰之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下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刘若愚在后殖*义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中坚守着、抉择着,他努力纠正西方学界对汉字、汉语、诗学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他凭借自身的奋斗占据欧美学术前沿,在自身不断的辛苦努力中寻找和建立文化身份,同时也争取着一份他人的认同.

第三章重点阐述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问题.刘若愚建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这也是为他赢得身前生后极大声誉的代表作.他撰写此书主要有三个目的,即：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第二个也是直接的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为此,他在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提出的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四要素说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即改创为“宇宙—作家—世界—读者”双向流动的过程,并进一步将中国诗学理论分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这六大板块,为每一种理论形式找寻中国文论的依据.这既是刘若愚为建构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因为他确实做到了“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这也是日后他饱受其他学者批评的所在,将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强塞在这个不甚完美的框架中,总是有些削足适履、强而为之.而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中对语言为中心的方法论转向也是其努力之处,他自觉的语言文字贯通达至文化贯通的意识、方法论转向的探索与创新、以及努力对其建构的诗学理论体系进行实践,既做到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也从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理论,都可看出他扩展和深化中国诗学的不断努力.

第四章重点探讨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当代现实意义.刘若愚的综合性诗学研究之路对其他汉学家或是从事比较诗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可谓影响深远,其中就包括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叶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扬弃了刘若愚的理论,他根源性地质疑与结合西方新旧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机,肯定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并通过中西文学模子的“互照互省”,试图寻求更合理的文学共同规律建立多方面的理论架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他对思维模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绝对化的色彩,还是没有走出比较文学的圈圈,因而在探寻文学作品表面之下更深层的理论方面还是稍显逊色.而比较文学必然要走向比较诗学才会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中外很多学者一致看到的地方.中国诗学研究既要拿来也要送去,只有在中西互为借鉴、互相融合、共同进步的基础上才会走得更远、更深入,因而文化认同、双向阐发的原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秉承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文论研究的“失语症”问题才会消失.

中西跨文化之间的诗学或文学理论的比较,不是要求所有的部分都要达到对话的完美结局,即寻找到最好契合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两者可能进行对话和结合的地方,进行有重点的努力,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作为今天的资源和基础,然后与新时代的诗学和文论进行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沟通,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有重点、有目标,而我们所看到的刘若愚就是这样去做的.作为一个有偏见的、执着的批评家,刘若愚也为让更多的西方学生和读者更深入地去了解和感受中国的文化精华,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来,他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但是由于英年早逝,他毕生的努力却只是未尽的事业,今天的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接过其手中的笔,让其思想和精髓可以走得更远！

第三篇道路英文论文范文模板：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

在传统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一直以文本分析为主要任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新方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翻译家研究一般集中在对其翻译活动和翻译观的介绍上,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对翻译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思想、审美意识、人格修养及其所译作品对译入语文化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出现.这种发展趋势值得翻译研究界予以重视.

杨宪益(1915-)学贯中西,集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西交通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和中国古典诗人于一身.他是一位在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而且同许多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坛巨匠一样,他曾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沐浴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最终走上了翻译道路,将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伟大的翻译事业.以翻译成就而言,特别是中译英领域,同辈人中能望其项背者寥寥无几.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宪益为中国文学向国外译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毕生译著煌煌千余万言,但鲜见翻译界对其翻译思想、地位、影响等作系统而客观的梳理与评价.因此,以“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为选题,尝试对这样一位罕见的学者型翻译家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文将从杨宪益翻译什么(作品的选择),如何翻译(翻译的方式),为何翻译(翻译的动机)这三方面为着眼点,把杨宪益翻译的轮廓和细节都真实地带到人们眼前.本论文探讨杨宪益在翻译实践中所体现的文化思想、价值追求和政治关怀,描绘杨宪益精神变迁的轨迹.对杨宪益的文学翻译状况进行研究是一项繁杂的工程,本论文着重讨论译文的接受文化,试图对新文化语境中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过程进行爬梳,探讨该时段文学翻译有哪些突出的变化及特征,出版机构或译者本人选择了哪一些作品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去介绍给当时的国民,译者使用的基本翻译方法是什么,这样的选题与翻译方法对译入语文学及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译作对作者的创作是否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经验及教训可资借鉴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重要转折,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描述翻译学的兴起,继而文化研究取向的盛行,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逐渐凸显于翻译研究中.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影响都是通过译者来体现的,而翻译家的选择、翻译的方式、翻译的策略等等,反过来又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可以说,翻译研究的转向,使翻译家——翻译主体——研究成为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

杨宪益在译介中国文学上所做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国内外有相当的评述文章,但都是零星的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杨宪益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显现出新的趋势,不仅出现了自传、还有传记或者评传.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邹霆著《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李辉著《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雷音著《杨宪益传》等.传记全面介绍了杨宪益的人生历程,书中都多次提到杨宪益的翻译事业,但不是主要笔墨.杨宪益本人也曾应邀写了一部自传,1990年时,他用英文写成这本自传,名为White Tiger(《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改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薛鸿时将其翻译成中文,题目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杨宪益为中文版写了后记.这便是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杨宪益研究的发展概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缺少从翻译的角度对杨宪益进行研究呢经过大量的材料分析,以及对国内外翻译研究发展史所作的思考,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是翻译研究发展的历程决定的.由于传统翻译研究工作的重点不在翻译家研究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研究工作还没有着手探讨“谁来译”的问题,因此,多年以来,较少有人从事以翻译家为对象的翻译研究.其二,杨宪益仍然健在,很难引起翻译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传统的观点认为,译者是隐身的.高明的译者不应让译文读者察觉到读的是译文,而非原作.但是,目前国内外翻译界逐渐意识到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不是隐身的,而应该有其自身彰显的风格与特点.

从风格本身来说,风格是可译的,但有一定的限度.译者如果忽视了风格意义或风格价值,是很难忠于原文的.文学作品风格的翻译是高层次的审美活动,有些译者由于缺乏较深的文学修养,对风格缺乏辨别、鉴赏能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丧失原作的风格或使风格消退.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原文风格的丧失或减色归因于风格的可译性限度,更不能得出结论说风格是不可译的.既然风格是可译的,那么译者就应该有风格意识,想办法在译文中传达原作风格.

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原作风格和译作风格的关系是研究文学翻译中风格传达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

1.译者风格无疑应该服从作者风格,但过分拘泥于原作的表层结构,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趋,只注重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容易导致死译、硬译,结果反而违背了原作风格,求信而不信.

2.译者风格在译文中有意无意地会显露出来.但是,过分强调译者风格,强调以译者为主,译作可以在艺术上超过原作,只注重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容易导致曲译,甚至是滥译.多数译者都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翻译工作,有意识的曲译、滥译现象已基本绝迹.然而译者在不知不觉之中仍有可能过分突出了自己的风格,使原作的风格成为名存实亡的东西.

本文将讨论杨宪益在毕生的翻译生涯中是如何既积极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又恰如其分地展现译者的风格,如何将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或者向中国介绍外国文学时,都能做到这一点.

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杨宪益翻译研究的现状,杨宪益与戴乃迭古典文学英译领域的成就,包括西方文学名著的汉译和中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为“杨宪益的个人风格”.首先讨论了翻译风格论,提出风格翻译的理论基础、必要性、困难、可能性与必然性、先决条件以及共性,为文章的立论做好铺垫.接着,论文探讨个人风格与思想性格的关系,翻译风格与思维结构的关系,个人风格与生活经历的联系等.并且,本章还着重探讨了杨宪益的爱国情怀与其选题、翻译策略的关系.翻译理论界一直强调“诗人译诗”的优势,杨宪益作为诗人,他不仅自己创作诗歌,也翻译诗歌.

第三章为“杨宪益的翻译实践活动及其翻译观”.本章首先从杨宪益的民族主义、历史理性主义、沉重的历史感与忧患意识、民众与现实立场入手,进而探讨其翻译观.本章接着对新中国成立后,杨宪益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评价.本章还根据杨宪益汉语作品英译与外语作品汉译两个模块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就汉语作品英译而言,又分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国近代文学作品英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三个子模块,突出杨宪益在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外语作品汉译而言,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与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得修纪》为切入点,证明杨宪益在外译汉领域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在第四、五、六章中,论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翻译家:戴乃迭、霍克斯与许渊冲,通过详尽的文本比较,深入挖掘杨宪益的翻译风格与其他翻译家的翻译风格的异同.

第四章为“翻译名家之风格比较”.从总体上分析了戴乃迭、霍克斯与许渊冲三位翻译大家与杨宪益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戴乃迭是杨宪益翻译事业上的好伙伴,但是由于母语的差异,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仍然存在分歧,探讨两人合作翻译的模式.以《红楼梦》为例,对两译本展开比较,探讨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的异同.许渊冲在诗歌翻译领域堪称翘楚,故对其风格与杨宪益翻译风格进行比较.

第五章为“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之深层分析”.首先从文化力量、原文地位与起始规范入手,然后剖析翻译委托人、预期读者对象与翻译目的,接着探讨道德规范、评价、诠释与文学观的差异.本章最后着重比较了在人物语言风格翻译上的差异.

第六章为“杨宪益与许渊冲诗歌翻译风格之深层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在诗词翻译领域成绩斐然.本章从乐府、唐诗、宋词三方面入手,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的翻译风格,并探讨造成翻译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乐府以《上邪》、《江南》为例,唐诗以《长恨歌》为例,宋词以《西江月》为例.

第七章为“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本章结合上述六章的内容,提出影响杨宪益依着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教育经历、社会背景、翻译目的、出版商或翻译组织机构、预期读者与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是本章的升华部分,总结了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即比较文化视野下的翻译观、忠实与“信”的比较、文化与意义、消除历史距离、对古籍今译的观点等.

第八章为“结论”.对本项研究进行回顾之后,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研究价值、其局限性,以及研究的发展空间.

在杨宪益的翻译生涯中,他把中外文学遗产都纳入到自己广阔的视野中.他深谙中国人民需要了解外国的文学遗产,外国人民也需要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翻译是达到此目的的重要途径.他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主,也做一些英译汉的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翻译的特点是能把中国古典文学中许多难懂的词语译成非常通顺、晓畅的英语.有时读者反而觉得与其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原著,倒不如阅读它们的译本来得容易些.

从以上取自不同体裁、题材、风格、作家、时代和社会的意象翻译的分析看,杨宪益凭借深厚的语言、文学、文化修养,丰富的想象力、审美力、跨文化比较能力、创造力,以及长期的翻译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思想内容忠实原著,理解深刻,表达准确,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善于传达隐含的意义、思想和情感,翻译方法灵活多样,偏重直译,语言生动活泼,简洁流畅,富有变化.

杨宪益的翻译成就足以证明,文学翻译要获得成功,翻译主体首先必须热爱翻译和文化交流事业,翻译态度严谨,具备社会责任、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感,译品要对原作、原作者、原语文化和译入语社会和读者负责.其次,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学、文化修养,必备的研究能力,做“真正的文化人”(王佐良语),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和跨文化比较的能力.再次,必须具备对语言艺术的感悟力,丰富的想象、情感、创造力和人生体验,良好的判断鉴别能力和审美能力.其四,必须具备必需的翻译理论修养、辩证的翻译观、正确的翻译目的和动机.最后,必须勤于勇于翻译实践,不断丰富翻译经验,并把翻译理论、学术研究和实践翻译结合起来,既发挥主体性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又不逾距.“风格即人”,译者个性、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制约翻译质量及风格.通过对杨宪益译者风格的研究,加深了对文学翻译者的主体性因素的理性认识和深入思考,推动该领域研究的纵深发展.

本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通过对杨宪益的翻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凸显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二、通过杨宪益的个案研究,研究合作翻译、诗人译诗等独特的现象,从而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影响翻译行为的主要因素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三、通过探讨风格翻译的可能性、必然性、共性、先决条件等,证明译者必须对原文风格引起高度重视,既忠实于原文风格,又有保持一定自己的翻译风格.四、通过探讨译者思维结构的稳定性、译者理性思维的稳定性与创造性、译者思维结构的对立与统一,证明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译者的翻译风格保持相对稳定性,而针对不同的原作、不同的预期读者、不同的翻译委托人等因素,翻译风格可能出现适度的调整.五、通过对同一原作、不同译者、不同译作的深入分析,预测英语读者对各个阶段的中国文学的英译作品的期待,从而为汉语作品的输出提供借鉴意义,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也有助于深化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译者主体性、影响翻译行为的因素等方面的认识.六、对杨宪益的翻译风格研究也对杨宪益整体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杨宪益的个案研究可以为中国翻译史的编写提供一些有

第四篇道路英文论文范例：上海法租界传媒审查制度（1919-1943年）

本文从制度的角度系统研究上海法租界的新闻法和审查制度,从近代中国新闻法制现代化道路的维度,论述租界新闻法制现代化路径选择的重要性,并指出租界的新闻法制现代化和历届中国政府为主体的新闻法制现代化是两条近代中国新闻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线,没有上海租界新闻法制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上海近代中国传媒业中心,乃至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上海法租界的新闻法和审查制度是上海租界新闻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6月22日,《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颁布实施,标志着上海租界当局开始利用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规制新闻业,此后近30年,除纸媒之外,租界当局又开始在广播、电影和戏剧等方面不断扩大审查的范围,以适应媒体技术发展和时局的需要.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都利用自己的权力管制传媒业的注册登记、内容生产、出版、印刷和发行等各个渠道,并且都遵循着各自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不断进行着争斗、妥协和合作,从而维护各自政权的根本利益.笔者选取上海法租界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法租界特殊的政治地位,客观而又深入细致地呈现当时法租界传媒审查制度的历史状态,探究其间的复杂性与联系性,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所在,希望以此实质性地填补国内外学界在上海法租界新闻法与传媒审查制度研究上的空白,并且推动中国近代新闻法制研究走向深处.本文将主要研究从1919年开始持续到1943年上海法租界被汪精卫政权接收25年的上海档案馆珍藏的上海法租界的一手原始档案,辅以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一手原始档案以及英文、法文和中文等其他资料,厘清法租界传媒审查制度体系的内涵,并且试图指出法租界的传媒审查制度在上海整个传媒审查的角色,并基本展现出上海传媒审查的面貌,其要点如下:第一,法租界的传媒审查基本继承了法国本土管理传媒的传统,也结合了上海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区别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新闻法和传媒审查制度.第二,法租界制定的《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的出现,标志着法租界的新闻审查制度开始独立于公共租界,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是由于法租界比较公共租界的弱势地位,特别是新闻业大多集中在公共租界,使得法租界开始注重管理出版物的流通与发行,并且配以警务处特别是政治科严格的“双审查制”,体现出自己独特的法总领事和*管理共同管制的体系.第三,法租界对传媒的注册登记为批准制,需要经过警务处和总领事的审查才能出版发行,其次,法租界对传媒的管理根据媒介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审查方法,出版物主要采取的是事后审查,电影和戏剧是事前审查,广播起初是事后审查后来变成事前审查,警务处政治科负责收集相关信息,然后对问题传媒进行处理,最后,警务处和法租界会审公廨是传媒审查的执行机关.“公共秩序”和“道德”一直作为法租界不变的传媒内容审查的标准,但是在其他方面却一直在变化:表现在打击反对法租界政权和反帝的新闻,极力保护宗主国法国的形象,严厉打击共产主义宣传,保护租界的中立地位,法租界对传媒的审查来源于时局的紧张变化,越是租界动荡的时期,对任何传媒都进行严格的审查,在相对和平的情形下,则较为宽松.第四,在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关系方面,两租界的传媒审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沟通频繁,一起应对华界提出的任何问题.华界一直在上海的传媒审查中处于边缘地位,一直采用各种方法与租界争夺审查权,包括邮政系统和法院系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自从日本占领公共租界,操纵法租界以后,整个租界的传媒审查沦为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审查系统的组成部分,上海的传媒审查制度变成国民党政府旧政策和日本侵略者新政策的一种杂交,并增加了更加严厉的事前和事后审查,法租界完全沦为日军和汪伪政权的办事机构,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第五,本文解释了“上海传媒审查制度”作为一个互动变化的机制,核心是租界,租界对待传媒的态度决定了上海传媒业的整个面貌,华界通过对传媒的控制作为手段,不断冲击着租界的中立性地位,从而使得租界的审查制度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总体来说,公共租界的审查制度是租界审查制度的核心,建立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这也决定着上海审查体制的总体状况是柔和的、适度的,底线是租界的中立性和良好秩序,“上海传媒审查制度”的互动机制是不断变化的,根本上是上海政府环境和政权角力的不断变化,治外法权的存在是三界角力的基础,新闻业的经济发展和舆论环境的变化是三界角力的表象,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是三界角力的影响因素.第六,本文把租界的传媒法制现代化道路拔高到与中国历届政府的传媒法制现代化道路同等重要的位置,主要是由于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互相独立运作,甚至租界的传媒法制现代化比中国历届政府更加重要,同时指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包括了至少两个层面,首先是建立在租界社会的法律制度,另一层面就是中国法的现代化改革,二者是互动合作竞争的模式.在写作过程中,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来研究上海的传媒审查制度.笔者对上海市档案馆里面保存的有关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国民政府的部分原始档案做了相关研究,并查阅了上海图书馆报刊杂志(以《中法新汇报》、《字林西报》、《申报》、《民国日报》为主,),重点选取与法租界传媒审查相关的原始档案以及其他研究文献进行研究,将法租界传媒审查制度置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对法租界与原宗属国法国、公共租界、国民政府以及租界内各国之间的关系来透析法租界传媒审查制度,以此勾勒出上海法租界传媒审查制度的制度图景,填补这段传媒审查史研究的空白.

第五篇道路英文论文范文格式：史沫特莱与中国*关系研究

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来中国之前,她经历了贫困潦倒的童年生活、艰辛曲折的求学之路.早年的曲折经历造就了她坚韧不拔、反抗压迫的性格.她同情人民*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1928年底作为记者来到中国.之后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革命之中,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史沫特莱来到中国不久,即与共产国际和*建立了联系.她曾多次参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秘密活动,帮助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情报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她以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方式,掩护、救助*地下工作者,并千方百计为*筹集医药物资,积极帮助*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在“左联”成立之后,她同鲁迅、茅盾、夏衍等左翼作家密切交往,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上海,史沫特莱成为一名*的党外“交通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史沫特莱终于获得了进入“红区”的机会.在延安,她以极大的热情采访*领袖和红军指战员,掀起了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第一个*.她参与创建延安的两座图书馆,发起健康运动,传播交际舞等西方的娱乐方式.对于刚刚落脚陕北的**来说,史沫特莱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延安单调枯燥的生活.她为延安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成为延安“新生活”的积极推动者.抗日战争期间,史沫特莱深入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场,从而对*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史沫特莱奔走于山西境内,采访报道八路军的抗日战况.1938年1月到10月,她往来于武汉、长沙等地,参加集会、发表演讲为八路军募集捐款、呼吁医疗援助.在她的呼吁下,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国际友人也伸出援助之手.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奔波于新四军华中敌后根据地,宣传报道在游击区的见闻,为新四军募集医药、救治伤员,并呼吁外界援助新四军.1941年5月,史沫特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美国.她到处参加演讲、发表文章以告诉美国同胞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并呼吁援助中国抗战.她常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被邀请演讲,但每次都将所有收入寄到中国以救济战灾孤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史沫特莱依然坚持支持*,呼吁美国政府放弃扶蒋反共的政策.由此,她不但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陆军部的调查,还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排斥.新中国成立后,*邀请她前来中国,在转道伦敦途中因病逝世.中国*一向重视国际友人,不忘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史沫特莱在英国逝世后,*将其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并召开隆重的追悼会,《人民日报》也连续刊文以示悼念.改革开放后,在*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三S即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以研究他们的事迹及作品,并定期举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既是对史沫特莱的纪念,也是对后人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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