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模块化分工背景下我国企业新型劳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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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模块化分工背景下,我国传统模式的劳资关系正面临着新一轮构建和调整,从劳资关系历史演化进程和研究方法入手,通过分析两者的内在关联性和对立性,论证得出“资本愈强,劳动愈弱”的分化格局日趋显著,劳资关系间力量对比正处于失衡状态的结论,随后探究全球模块化生产模式对劳资关系所造成的冲击和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的双向作用机制,并以美国经济发展范式和劳动力市场为例揭示劳资间力量对比失衡与爆发经济危机的潜在联系.针对目前我国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区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以及制度缺失对劳资关系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进行分类比较说明,反思调整劳资关系中的诸多缺陷,提出抓住机遇加快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劳动者技术积累,进一步完善收入差距的调节制度,逐步放开国际市场促进灵活就业等举措构建新型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的探究结论.
[关键词]全球化;模块化分工;技术进步;劳资关系
[DOI]10.13939/j.cnki.zgsc.2020.06.161
1 引言
“工业4.0”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智能技术所推动的现代化生产将成为未来产业的主导方向,同时全球模块化生产模式正促使资本要素在资本构成中的占比不断攀升,产业大规模转移,且内部结构发生新一轮调整.自2018年伊始持续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拉锯战一直引发多方热议.不论是中兴企业受到美方制裁,还是停止供应华为芯片,多家加工贸易型企业因此受到冲击,企业内劳资矛盾出现激化.事件背后反映的正是全球产业布局调整所引发的国际争端,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下全球竞争.对面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传统劳资关系正面临结构性调整.决定劳资关系的关键因素将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力量与劳动者所提供的无差异劳动,还需将劳动者内在技术资本对劳资“天平”所产生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以更深刻剖析其中机制.文章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劳动关系本质入手,分析在全球模块化分工的时代背景下,新型劳资关系的核心要素及现实问题,运用相关理论把握解决路径.
2 劳资关系探究视域
2.1 劳资关系研究演化过程
真正全面地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进行详细、深入研究的是马克思.在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关系.[1]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的萌芽阶段,由于该理论只深刻地说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的对抗性质,并未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做出全面解释,从而未能说明劳动和资本对立的根源.经过数年不懈研究,马克思在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特别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中,对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经济对立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的来源、资本的本质做出深刻阐释.马克思研究视角已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事实转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阶段的研究,他得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资本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的结论.[2]
劳资关系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可以回溯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下生产方式的演变.20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首次系统提出“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独特观点,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作出动态分析,为认识“李嘉图之谜”提供新研究视角.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劳动是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劳动和资本之间除了买卖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固定统治和从属关系,而在资本主义成熟时期则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3]
3 全球模块化分工下劳资关系转型路徑
3.1 全球化模块化生产对传统劳资关系产生冲击
20世纪80年代起,由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信息和交通传递成本呈现大幅下降,市场化、金融化以及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全球流动提供了多种可行渠道,各国间经济领域合作不断加深,跨国资本在脱离主权国家控制后流动性及重组能力显著提升,形成动态依存的一体化格局.正如马克思在《宣言》中所描述“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体的全球化,实质是资产阶级世界体系建立的过程”.[4]同时技术革命改变了传统企业治理及生产组织方式,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型为资本密集型,又发展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基于提高经济实力的总体目标,各国纷纷对各类资本实行扶持计划.一大批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集团,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将涉及核心技术的相关部门留在本国,而把生产要素投资到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地区,其实质即资本的全球化.从分类整理的不同产业的特征及分布特点,可以看出依赖自然资源和简单劳动力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分布于亚洲和南美等地,低附加值的特征使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弱势,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被少数发达经济体所掌控,巨大的差异势必引发新一轮产业间调整和劳资关系转型.
基于提高资源配置并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发达经济体中大批资本选择外流,寻求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规模投资.跨国企业利用时间和空间的灵活组合对生产组织、管理方式进行战略规划调整,借助全球范围内已建立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为资本高效流动搭建起畅通无阻的桥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生产网络为模块化生产模式,凭借独特优势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之下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各个模块将置于要素密集度最大的地区进行规模生产,通过廉价劳动力组装销往世界各地,既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又为全球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岗位.[5]资本与劳动之比随着全球化推进也正不断被拉大,劳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自由灵活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外部环境.[6]以新兴技术为核心的模块化分工重组国际产业体系,解构传统劳资关系,新型劳资关系在全球分工平台上得以重构,国际规则也随之进行调整.
3.2 全球模块化生产对美国劳资问题影响演化机制
美国作为“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在科技、金融、贸易等诸多领域位居世界前列,特别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优势地位显著,因而在模块化分工中极具研究代表性.20世纪末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模式下的美国出现资本过度金融化的不良趋势,对国际市场的金融投机使得本国实体产业逐步萎缩,工人规模也逐年缩减,资本在逐利作用的驱使下疯狂融入全球金融市场.[7]而在用工制度方面美国倡导采取弹性雇用制度,提高临时工的用人比例,此举提高了劳动力在市场中的自由流动性,但也为失业问题率埋下隐患.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激化劳资矛盾,伴随着金融泡沫化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劳资间悬殊的力量对比显现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的时期也是劳资薪酬差距最大的时点.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意识到解决劳资问题的迫切性,开始号召公司进行回国投资,此后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也提出“把工作带回美国”的口号,试图扭转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局面.美国政府一味将国内失业归咎于全球化下的产业转移和涌入美国的国际廉价劳动力,却忽视资本过度金融化和技术进步对传统产业的替代作用,试图引发贸易战却未达预期目的.
4 国内劳资关系发展特征及现实困境
4.1 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价值链
随着我国进入新经济时代,劳动力成本相应提高,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弱化,一些企业却借资本转移为由不断试图压低劳动力.产业分工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加剧劳动力对资本的依附性,因而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占据高附加值领域.中国因创新不足仍处于模块化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尽管对多国呈现贸易顺差,但劳动力价值仍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相比.[8]《资本论》曾阐释长期资本稀缺将引致国家沦为资本主导型市场,产生资本垄断和社会分配不公.核心技术资本的缺乏正是我国处于“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的根本原因.[9]此外东南亚其他国家近年来也寻求通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吸引国际资本进驻,这意味着中国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的传统优势将逐渐被削弱.如无法及时调整产业布局,提高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遭遇重大失业危机,劳资关系亦将遭受严重破坏.
4.2 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阻碍劳资关系调整
全球化模块化分工模式强化了资本在再分配中的地位,一方面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舒适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各国劳动力以低价雇用策略进行竞争.[10]自由的全球市场竞争和合理的国际劳动定价规则的缺失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者在遭遇劳资纠纷时常处于被动局面,只能接受所谓国际市场分配所确定的工资水平,更没有参与利润分配的话语权.国际规则的天平似乎时常倾向资方,工人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犯.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1—2015年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7.3%,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但实际工资增长率却停留在4%,不相匹配的增幅预示着国内劳资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隐患.另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尼系数保持0.3左右,且逐年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达到峰值0.49,其后略有下降,至2017年基尼系数为0.4670.较2016年上涨0.002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5）.重组社会结构中“马太效应”的发生屡见不鲜,企业经营者和资产所有者凭借自身优势扩大分配差距,导致就业、社保、福利等领域的问题愈加显著.[11]可见解决我国劳动者间贫富差距仍任重道远.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已在多个工作领域取代劳动者,面临失业危机的劳动者在薪酬议价方面也将失去更多话语权.
4.3 制度的缺位阻碍劳动关系健康发展
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尤为推崇经济效率至上的原则,一切围绕资本增值核心运转,迫使劳动异化为获取利润的工具,劳动的合理价值被极大低估.“资本愈强,劳动愈弱”的局面更为显著,普通劳动者在遭遇劳资纠纷时难以获得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及时援助.从国内劳动力市场特殊性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城乡二元分化结构,劳动力的自由配置和流动受到多重因素制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目前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为2400万人,而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900万个,城镇年度就业缺口达到1500万个左右,总体来看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还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供求失衡的就业状态使劳动者之间彼此竞争,为了保住工作岗位,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些企业提出的一些不合理条件.[12]
5 中国新型劳资关系调整路径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劳资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框架下視为阶级间不可调和矛盾,以富有建设性的积极眼光,促成劳资合作关系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共同参与协商,寻求利益均衡点是解决劳资纠纷的理性选择.
5.1 加快企业自主创新,提高劳动者技术资本积累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和扩散不断影响着生产的各个环节,资本愈加偏好高技能型专业人才,因而对劳动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信息和人工智能时代,专业分工愈加普遍,技能水平决定了劳动者收入.早在工业化初期,马克思就已洞悉科学劳动的宝贵价值,这也正是当前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研发自主创新技术的初衷.[13]唯有在新一轮智能化浪潮中掌握创新研发的关键技术,我国产业才能在全球生产链中立于主导地位.大批传统产业正面临淘汰命运,即预示着大量的失业隐患,因而产业转型刻不容缓.实施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应当并重而为之,以差异化竞争策略努力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同时提高低端产业运行效率,扩大劳资间利益协调空间.经历产业升级转型的阵痛期后,摆脱低附加值的企业将在劳资关系改善方面获得更大的可调节空间.[14]
5.2 企业和政府通过制度调整劳资间差距
劳动力市场无法自动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适度的政策干预可以防止失灵,此举同样适用于初次分配作用被弱化的情况,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合理化再分配.当劳动者的报酬处于竞争性工资与最低工资水平之间时,劳动供给意愿将会上升,市场化就业稳定性得以巩固.所以保证每一位劳动者最低收入,创立公平就业环境需要从劳动保护立法做起[15].对劳动者的保护应依托立法赋予其应有的权利,除工资外对劳动者应享有的休假、保险、福利等应进行细化规定,强化劳资双方法律意识,推动立法进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此外立法保护与集体协商在很大程度上相得益彰,现实中劳资关系冲突往往源于集体协商缺少规范渠道,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以“掌舵人”的角色参与劳动调节,设立负责解决该问题的劳资关系调解委员会为劳资双方搭建畅通的交流平台,“主体自行协商”与“政府适时调整”有机结合,既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又可了解企业的发展的诉求.
5.3 适当采取灵活制度安排,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当以稳定就业为大前提,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
全球化生产对弹性和自由流动劳动力的需要逐年提高,确保国内劳动力市场有序的自由流动成为当前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政府既要承认稳定就业是对总需求的保证,又要以更全面的保障换取劳动力就业的灵活性.弹性化劳动关系模式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及时调整,降低劳动者工作搜寻成本.[16]当前高新智能产业的涌现和扩张令各国纷纷意识到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和战略性作用,人才引进策略已成为推动发展的一剂良药,为国际劳动力市场中知识技能型人才提供安家落户便利,建立公开透明的劳动力市场,及时发布更新就业信息,促成国际人才流入国内劳动力市场,实现劳资双方最优化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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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焙尧（1993—）,男,安徽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经济理论、劳动力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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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和模块化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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