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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核心价值观和时政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3-07

核心价值观和时政论文范文

核心价值观和时政论文

目录

  1. 一、 治理效能的价值观意蕴
  2. 二、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3. 三、 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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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

[关键词]治理效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机制

[作者简介]李兰芬,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体现我国综合实力最核心、最深层的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1]163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政治保障.治理效能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的度量系统,无论其主体关系、机制规范、资源整合还是路径过程,都需要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的价值观意蕴、治理效能体系的价值层级及其实现

路径,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所必须考量的基本问题.然而,当下我国治理整体效能还不强,资源分散、效能低下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治理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治理成果转化为社会和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不足;会议治理、文件治理、填表治理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仍较突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价值观引领力相对薄弱.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治理效能体系,将成为整治治理效能整体不足,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提升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战略.认真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的学术思想和知识资源,解析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动力和阻力,建立凝聚民心、协同机制、整合资源的思想理念和知识架构,是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更加立体、更高质量治理效能体系的新战略、新征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深意,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越严峻、越复杂、越具挑战性,就越需要强化基于基础性、黏度性、认同性战略定力的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置于建设国家治理效能体系的战略背景,也有助于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问题意识场和话语导向域.

一、 治理效能的价值观意蕴

价值观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个性人格倾向.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及自我行为的意义、作用和效果的总体信念,价值观是人的需要、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统帅,犹如大海中航船的指南针与原动力.基于一定的主体、需求、利益关系、社会环境基础上的价值观,一旦成型,将深刻地支配、决定、调节着人们处理个人與社会、现实与理想、公平与效率等一系列矛盾、冲突、关系中的轻重排序和好坏权衡的价值选择及取舍标准.价值观的这种实践品格,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评价事物、唤醒态度、指引和调节行为的定向功能.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概念澄清、命题分析、思想论证,关涉能否深刻理解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体系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治理效能的价值观意蕴,植根于价值观与治理效能的关系机理,生发于治理效能蕴含的价值取向.价值观作为治理效能体系的本质属性,构成从价值观维度建设治理效能体系何以必须、何以可能的逻辑理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治理效能作为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是一项需要在治理“主体—机制—目标—过程”的关系链中加以考察的价值系统,治理效能的价值观意蕴表达治理主体、机制、目标、过程的内在价值特质以及人们对治理价值信念的期待和渴望.我们要想淬炼出正确的治理效能体系,就必须在治理效能体系深处打造一个价值观坐标轴,不断修炼以确保其能客观地顺应人民群众对治理价值的渴望和期待.治理效能的考量与提振归根结底是价值观塑造的过程.治理效能的价值观意蕴包含为谁

治理、如何治理、靠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成效等主要内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理论解析,需要研究和回答以下问题:治理效能具有何种价值品性?治理效能中的价值内容是什么?治理效能与价值观是什么关系?

治理效能具有价值品性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人们考量治理效能价值品性的视角和偏好差异会导致内生变量的要素排序和结构形态的变化.在任何社会,人类要生存、要劳动,就必须要进行治理.从哲学层面上看,、利益、价值构成治理效能的三大影响因子.是人性本能,利益是社会关系,价值是文明诉求.受自然资源、生活产品、生产能力的历史限制,人们的本能、利益关系、价值诉求都有可能滋生公平与效率、整体与局部、眼前与长远、发展与代价等社会冲突和人际纷争.依循一定的权威体制、机制,运用价值观引导、均衡、规范各种不同、利益、价值诉求中的公民行为方式,维持社会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即“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有望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2]则为“治理”.面对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价值风险,只有建构人类价值观智慧才能在“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六回》)中,规避、化解、平衡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并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善于从底线看弊、从高线看利的价值观智慧是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境界.

从价值立场意义看,治理效能本质上是一种定国安邦之价值理念.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3]治理效能的本源、最终目标是追求一定社会约定俗成的价值理念,以降低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治理效能的价值观意蕴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治理效能是一种集体行为.治理是多元主体通过对话、协商、协调、合作等的互动方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达成一致的导向行动、联合行动,以解决社会问题和利益冲突,满足社会主体价值诉求的系统集成过程.其次,治理效能是一种契合人性的社会行为.从应然意义上理解,只有契合人性的治理才是有效能的治理.马克思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4]社会治理作为经验世界,只有契合人性原则,才能化解社会矛盾,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降低不和谐因素.最后,治理效能蕴含治理者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等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这既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也是治理者必须守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6]国家治理的本质是“人民之治”.人民既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更是受益者、共享者.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是中国治理的显著制度优势.

二、 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内核的治理效能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战略部署,对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代表当代中国精神、凝结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思想风貌、道德境界、人文精神、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的“最大公约数”,是治理效能体系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竞争力的精神支撑和价值灵魂.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将成为我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时代使命和方法论基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效能体系的建构问题,“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91.所以,社會主义国家治理效能体系蕴含什么以及如何建构,是需要人们不断探寻的基本问题.建构“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新战略、新征程.

国家治理效能处于治理效能体系的顶端,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效能,也是检验治理效能的国家标杆.富强、、文明、和谐构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国家治理效能度量的基本指数.其中,富强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的机理手段,文明是国家治理的人文境界,和谐是国家治理的秩序规则.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效能集中体现为党和政府主政者的战略决策能力,包括社会制度建设、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应急治理体制机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蓝图谋划,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研判,都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民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国家治理效能的主政战略决策能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遇严重威胁的严峻态势,党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强大行动力,既不让疫情灾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不纵容关门上锁、截留物资的地方保护主义.举全国之力,与疫情竞速中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成壮举,生动诠释了在党坚强领导下,国家应对重大战役应急治理的迅速决策部署、迅速设计谋划、迅速动员建设的高超指挥调度、统筹协调、物质调配能力的国家治理效能.“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7],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国家治理效能的直观叙述.

社会治理效能既定位于治理效能体系的末端,又置身于基层治理难题的前位.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程中,高度重视社会治理效能将成为建构治理效能体系的关键层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构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社会治理效能度量的基本指数.其中,自由是社会治理的权利赋能,平等是社会治理的关系准则,公正是社会治理的行为规范,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直面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性、流动性和自媒体舆论信息的快速流行性的“三性”叠加凸显的挑战性,社会治理效能集中体现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是治理的主体,也是增强治理效能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治理观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社会治理经验.中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灾难的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就源于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的中国制度优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体力量依然是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联防联控的磅礴力量,把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物理隔离、个人卫生、适度运动以及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不侥幸等规则、知识宣传单张贴在居民楼单元门上,提振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社会治理效能,再次证明了人民治理是中国之治最大底气的制度优势.

公民自治效能是公民个体直接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

依法、以德、自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监督自律的一种公民素质的养成能力.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公民自治效能度量的基本指数.其中,爱国是公民自治的政治美德,敬业是公民自治的岗位履职,诚信是公民自治的人格守正,友善是公民自治的人性共情.如果说国家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侧重于“全国一盘棋”“社会共同体”的宏观、中观的治理行为论考量,那么公民自治效能关注的是“公民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的文明素养论检视,深刻表达蕴含了公民个体或群体的情感诉求、思维方式、人际关系及行为选择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丰富内涵.直接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优势的公民自治效能,是以确认和尊重个人权利为基础,通过多数人协商决定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治理机制.如果说,国家治理效能是权威度量,社会治理效能是认同度量,那么,公民自治效能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素养度量.从发生学意义上说,公民自治效能置于治理效能体系的微观主体和自律根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是否有效取决于整个社会公民个体自律精神和文明素养的协同配合.公民自治效能不仅是一个度量的观念,而且是公民个体和社群的价值认同和行动自觉.当大多数公民个体和社群都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视作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过程,少数反社会行为就能受到及时合法的训诫和惩罚,在疫情大考期,就不会滋生因隐瞒病情而错过治疗最佳时期导致死亡的悲剧,不会滋生因为父亲办寿宴隐瞒病情而导致医务人员被隔离的害己害人的恶行.每个公民都是疫情防控的主体,宅在家中也是一种责任,保护好自己就等同于保护好他人,增强健康理念、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是防控疫情的公民治理效能的大检验.

必须强调的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治理效能体系,并非“国家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公民自治效能”的简单相加和组合,而是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系统.实践反复证明,高效能的治理体系、机制、目标及其过程都是“国家—社会—公民”的三维协同治理.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阻击形势,采用大体上“一省包一市”的对口支援机制,是我国在恢复重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根据国情探索出的一种长效援助机制.这种“一对一”援助机制之所以能高效运行,就在于从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上建构了一套融合“国家—省—市区—街道—社区—市民”条块结构、纵向链条之间协同行动的治理效能体系.“一省包一市”援助机制高度彰显了党领导一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一行动、令行禁止、“全国一盘棋”的应急管理制度的效能优势.“一省包一市”援助机制充分发挥和地方的积极性,构建了从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企业到学校、从社区到家庭、从单位到个人的结构性政令通畅、权责清晰、流程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保证各级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有效贯彻落实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组织性、自觉性和方向性.“一省包一市”援助机制是一场亿万人总动员的人民战争,一人出征、全家担当.为党分忧、为国尽忠、为职坚守、为民造福的公民道德和家国情怀,在一场抗击疫情的大考中得到淬炼和重塑.“国家强、社会活、公民行”铸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社会共同体.

三、 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机制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8]从培育、践行到引领,是一个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意义的实践过程.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系统核心位置的核心价值观,之于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引领力也总是在一定时空条件、方法路径中被形塑和共建的.会议治理、文件治理、填表治理、标语治理,浮在面上、不察实情、不接民意,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顽症痼疾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减速器”和“绊脚石”.在建设国家治理效能体系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既需要坚定党领导的引领权威,也需要主流的舆论阵地、科学的工具支持、充分的资源储备、先进的文化生态的全方位引领机制,方能实现“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从战略层面考量,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惠泽人民福祉和媒体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三大战略性机制.

1.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强化政治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9]党的领导是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定盘星”,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的领导核心.这种制度优势和领导核心地位不仅被党的近百年奋斗史证实,也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再次得到验证.突如其来的疫情发生后,“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成为党领导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高原则.全面动员,全面部署,从到地方层层联防、级级联控,汇聚起“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防控疫情的强大合力.中国政府在疫情面前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和卓越的领导力,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力量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国际社会友好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认同赞赏.

2. 惠泽人民福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聚焦价值目标

坚持以惠泽人民福祉为中心,以群众最关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最基本的逻辑必然.在创造历史的反复实践中,人民有权利、有能力、有动力也有资格为向往美好生活,分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发展成果.誠如同志所说:“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就是要集中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中,类似会议治理、文件治理、填表治理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会消解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任,进而产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焦虑和失望.这是因为,基层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神经末梢”,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的“毛细血管”,其治理体系中的任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大多直接关系民生福祉,不仅损害百姓切身利益,侵蚀群众获得感,还会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对基层治理现代化造成巨大阻碍.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必须坚持惠民福祉的价值目标,优化引领方向、引领机制、引领场域、引领契机、引领平台,做到民生需求在哪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就到哪里,确保人民幸福安居、乐业方便、社会安定、生活有序,建设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的治理效能目标体系.

3. 媒体融合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净化舆论氛围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净化舆论氛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等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8]以微博、微信、“脸书”、“推特”等为代表的网络信息、移动传播、大数据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信息传播方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提升建设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与形式、传播路径提出了“信息疫情”“信息恐慌”“信息焦虑”的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進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战略部署,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净化舆论氛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媒体为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与民间、专业与草根、国内与国外协同发声的多元传播主体和丰富的传播渠道,想要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影响力、增强话语权,必须要打造媒体融合矩阵,注入互动和分享基因,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广播电视、报刊、通讯社、政府门户网站、媒体网站等具有强大实力和竞争能力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承载着彰显富强、、文明、和谐等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任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层面、公民个体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则更多通过生活习俗、市民风貌、文化节会、影视植入、品牌赛事、旅游消费软件、旅游美食视频、微信公众号、社区论坛、网络音乐平台、网络视频平台、文化纪念品、手工艺品等多渠道覆盖到不同用户群体.总之,简单又有个性、带有人情同理心的新媒体传播元素更能激发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想象、热情,形成价值认同.因此,诉诸情感和精美制作的美育传输功能,注入“分享”和“传播”的文化基因,搭建传播矩阵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是集真、善、美为一体,高效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治理效能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7-41.

[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2020(1):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4335.

[5]马克思恩格斯.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39.

[7]中国发挥三大优势全力防控疫情[EB/OL].(2020-01-29)[2020-01-30].http://m.news.cctv.com/2020/01/29/ARTIp3vhfV8BHWp8 SXQTQY8F200129.shtml.

[8]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N].人民日报,2014-05-05(1).

[9]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10]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5.

(编辑:吴俊)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研究和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项目“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项目批准号:18VSJ032)的阶段性成果,受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该文点评:该文是一篇关于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核心价值观和时政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核心价值观和时政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核心价值观和时政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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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价值观和时政专升本论文范文 关于核心价值观和时政论文写作参考范文2000字
[3] 核心价值观和时政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核心价值观和时政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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