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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和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主题:士子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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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和三农论文范文

士子论文

目录

  1. 二、伯喈思亲:被人忽疏的一条暗线
  2. 三、伯喈的困局:逾越阶层之阵痛
  3. 五、结 语

[摘 要]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关键词] 《琵琶记》;乡村元素;生角主线;蔡伯喈;人生困局

[中图分类号] I20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0)02—0088—08

An Analysis of the Main Story Line of the Male Character

in the Story of the Lut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Dilemma of Scholars From the Village

CHEN Zhi-y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modern times, the protagonists of the Story of the Lute in the eye of the public he changed from Cai Bojie to Zhao Wuniang. In the various Chinese literary works such a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Chinese Operas, the Story of the Lute is also regarded as a Yuan drama that speaks highly of the Zhao Wuniang's kindness,filial piety,virtues and high morality. But this, to some extent, affe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 story line of Cai Bojie, the male lead, and related topics of him. The rural elements of the Story of the Lute indicated Cai Bojie's poor family where his father supported his study by plough. The poverty and blood continuation of the family generated a strong desire in Cai Bojie's father that changed the family's destiny through Cai Bo-chi's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clues of Cai Bojie's Missing His Family indicated the author Gao Zecheng's efforts in taking Cai Bojie as the main character or the main clue. All these are trying to prove that the Story of the Lute is a story about the life's dilemma of a poor scholar from the village who wants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social hierarchy, and his family tragedy resulted from his failure to change his class.

Key words: The Story of the Lute; rural elements; the main story line of the male character; Cai Bojie; life's dilemma

元末溫州人高则诚所创作的《琵琶记》,通常被看作第一部文人南戏,明初已有“词曲之祖”之谓 刘畿修、朱绰等纂:《(嘉靖)瑞安县志》卷八谓:“今所传《琵琶记》,关系风化,实为‘词曲之祖’,盛行于世.”条末又注:“见旧志”.旧志,乃《(永乐)瑞安县志》(已佚). .由于它达到相当的艺术成就且“意主风化”,受到统治阶层的推介,成为各个阶层喜闻乐见的戏曲名作.直至今日,《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多持褒扬孝妇赵五娘、贬抑负心汉蔡伯喈的评论立场,将《琵琶记》视为一部宣扬古代社会忠孝节义思想的戏.元本《琵琶记》构建了两条线索,旦角线宣扬封建规范和家庭人伦秩序,以及褒奖克己复礼的赵五娘,而生角线则是书写乡村士子蔡伯喈通过科举考试改变阶层和自身命运所面临的人生困局.学界已有成果对“旦角线”言说甚多,而于“生角线”关注较少,故需对此再作些阐释,为全面审视这部戏曲名著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 乡村元素:不可轻忽的阅读视角

《琵琶记》的故事以蔡伯喈和赵五娘夫妇的离、合为中心展开,他们二人皆是全剧的主角.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高则诚将故事主要场景安排在一个普通的耕读家庭,丰富的乡村元素不仅透露出蔡伯喈特殊的家庭出身,也预示着其后各类矛盾冲突的 展开.

蔡伯喈农家读书人的出身,元本《琵琶记》隐约有所提及,例如第二出“蔡家祝寿”,新婚燕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夫妇合唱“坐对送青排闼青山好,看将绿护田畴绿水浟”的曲词,描画出蔡家居住在青山绿水、田畴绕村的乡间.一家四口春日称觞,其乐融融,因此蔡母认为“真乐在田园”,最好的家庭状态就是家庭团圆、孙儿绕膝的平静生活.这种以农寄生、以耕养读的家庭,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薄弱,当陈留郡连续三年遭遇水、旱灾时,蔡家因无积蓄,成员的口粮受到严重影响,才会出现赵五娘无力奉养公婆,两位老人相继过世的悲剧.

《琵琶记》第十六出描写了乡村基层政权的管理者社长和里正,以及“义仓”的日常与灾时的运作情况.元代县下设乡,乡有里正;以乡统都,都有主首,都下为村社.村社中,10户为率,5率为社.

本来,里正、主首和社长的职责区分明确,里正与主首分别负责管理基层税役的核准和征收.《元史》卷九三志第四二“税粮条”载:“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

而社长是由“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任之,职责是“教督农民为事”“专一劝课农桑”.可实际上,朝廷征调差科税役所依据的丁口与产业变化信息,都依赖社长的掌握和报告,其遂深深卷入差科征调诸事.

现实中社长和里正的所司事务,在《琵琶记》中也有所反映.第十六出,丑扮演里正,上场时说“我做都官管百姓”,可见剧中的里正明确是上面派下来管理“义仓”的都官.因为获得如此肥缺,他“到州县百般下情,下乡村十分高兴”.平日里他把义仓里的粮食拿回家养老婆孩子,哪知遇到连年灾荒,要开仓赈灾,却无粮可粜,故而抢夺赵五娘购买的仓粮来平复亏空.设置义仓是元代仿效汉唐以来历代的救荒政策,世祖至元六年(1340),在全国设置常平仓和义仓.常平仓是由政府主导的赈粜措施,设置于州郡;义仓设置于基层的乡社,每社(五十户)设一仓,由社长、社司掌管,采取“丰年则验口而收,荒旱则随人而给”的运作方式.具体的做法是,“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

各地多采取以息养仓的办法维持义仓的运行,“令附近税户,各以差等出谷为本,每年收息谷一斗,候本息相停,以谷本给还原主,以利为本.立掌仓循环规运,丰年贮积,凶年出贷.”

义仓作为元代乡社调剂盈歉、救灾备荒的民间自救措施,却在实际运作中因仓官徇私舞弊,“但见其害,而不见其利”,未能有效地发挥出凶年赈济的作用.《琵琶记》中的里正和社长狼狈为奸,幸亏遇到下乡来督查义仓存储和放粮情况的上级官员,才得以发现他们监守自盗问题.高则诚借蔡父之口控诉这两只硕鼠的罪行:

官司差设你为里正,交你管着乡都.义仓乃丰年聚敛,以为荒歉之储.

你却与社长偷盗,致令赈济不敷.比及这娘子到来请谷,仓中已自空虚.相公督并你赔纳,于理不亦宜乎!你颠倒半途与他夺去,又将他街衢.等我历数你从前过恶,真个罪不容诛.(第105页)

乡村“义仓”的管理者贪占和抢夺仓粮的恶行,是赵五娘陷入欲死不能苦境的直接原因,也从侧面映照蔡氏父母缺粮少食、相继死亡家庭悲剧的外部环境.

此外,《琵琶记》还多次提到乡村设立救济机构——养济院.元代自世祖开始,设立养济院、济众院,通过集中居住,“以粮赡之”,解决“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天民之无告者”的救济问题.从《元史》“食货志·赈恤”所记载的政令来看,元朝政府对于失去生活能力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救济,几乎涵盖了包括钱粮、冬衣布絮、房舍、柴薪、医药和棺木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琵琶记》第四出,蔡母讲了一个东村李员外家的故事:李家儿子进京赴试,无人抬举,流落叫化,后遇平章,得个养济院头目的职位;等他返乡,爹娘无人赡养都入了养济院.蔡母以此來告诫伯喈不要因为赴试,而落得爹妈无人照看、进济养院的下场.

《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出生于瑞安崇儒里的一个小山村,熟悉乡村的生活;后来又历充下层吏员佐官,对农人、农事多有接触.《琵琶记》第二十出“五娘吃糠”就很自然地写到杵臼舂米的农事活动,谷子经过砻被舂杵,再用筛子簸扬分离糠米,尤其是以米喻蔡伯喈,糠喻赵五娘,更是贴切情景而颇有深意:“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一贵,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第221页)将砻舂、杵臼、筛簸等农家物件和谷变糠、米的经过谱入曲中,为《琵琶记》“糟糠自餍”这场戏增添了无限文情曲意.

以上《琵琶记》所含蕴的乡村元素,透露出蔡伯喈家居乡村、出身耕读家庭的基本信息和故事发生的特殊社会环境,这些为我们准确把握蔡家悲剧发生的原因和揭橥《琵琶记》主旨提供了新的思考 角度.

《琵琶记》将故事安排在蔡伯喈离家赶考之后,连续发生水旱灾的大背景之下,蔡家因为依靠田地而过活,薄弱的农业收成不足以养活一家四口人,“有三五个孩儿的人家,供膳不得爹娘”(第122页).恶劣的外部生存条件,打破了家庭生活的宁静和平衡,也挤压了本就错位的人际关系.颇有意味的是,高则诚将蔡家设计成一个极为特别的成员结构:一是父母年纪八十开外,唯有独子蔡伯喈,别无其他子女.二是剧中自始至终也未提及任何蔡氏宗亲,在蔡家危难之时伸出援手.三是新娶之妇赵五娘也是无任何娘家亲眷.也就是说,在唯一的儿子离家赴试后,这个家庭要想实现内部自我救济是完全不可能的.

既如此,蔡家是否可以借助社会和政府的救济而度过灾年呢?剧中特别提及蔡父与邻居张广才关系不错,每在蔡家处于紧要关头时,张广才多会伸出援手.但是,其帮扶救济功能是十分有限,如蔡公离世,张广才就没有再出现,而是任由赵五娘来罗裙包土成坟.况且,邻居也不可能深入参与蔡氏的家庭生活中来,蔡母对赵五娘的猜忌,蔡父病重缺衣少药,都不是邻居可以解决的内部难题.即便是在经济和财物上的帮助,也只是“救急不救贫”,三年的大灾荒也让张广才自身难保,无法给予蔡家更多的扶持.

再就社会和政府救济而言,元代实行的是自我救济和政府救济并重的保障体制.尽管元蒙政府规定对于“不能自存”者,养济院必须收养,“不行收养者,重议其罪”,但前提是鳏寡孤独,且“亲族亦贫不能给者”.换言之,入养济院的前提是那些没有家庭或亲族依靠的孤寡之人,蔡氏父母因为有儿、有媳,并不具备入院的资格,无法获得政府救济.政府救济的另一种方式是获得“义仓”的粮食供应,可是现实之中,管理义仓的里正和社长狼狈为奸合伙盗粮,里正又半路抢夺赵五娘的粮食,将蔡家彻底推向崩溃的境地.

可见,生存于农村的蔡家,在元代既无法实现家庭内部的自我救济,也无法获得政府的赈灾救济,邻居及宗族在大灾面前能输出的社会救济也极为有限.处于如此极端的外部环境和特殊的家庭结构之下,蔡伯喈被逼离家赴试,家庭悲剧难以避免.

二、伯喈思亲:被人忽疏的一条暗线

基于蔡家独特的家庭结构,当初父亲逼迫伯喈赴试,就遭到了家庭其他成员的反对,主要的担忧是无人赡养年迈的双亲;即便接受父亲严命前去赶考,蔡伯喈也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中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琵琶记》中生旦分离后的生角线,反复被作者灌注伯喈思亲的情绪,绵延不辍,而这或是理解此剧的关节点,实不可轻忽.

元本《琵琶记》全剧42出,生旦分离的戏共有26出,其中赵五娘的旦角线有12出,蔡伯喈的生角线有14出.从蔡伯喈离家开始,赴试路上,书馆之中,花园观荷,中秋赏月,直至携妻返乡,出出戏都写到他对父母妻房的思念,基本涵括了蔡伯喈离家与归家之间的所有场合.

《琵琶记》以蔡伯喈入赘相府与牛小姐结亲为界,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有6出戏,描写了伯喈带着对父母妻房的思念踏上实现人生梦想之道.第七出伯喈赴试途中,是其思亲之始,“衷肠闷损,叹路途千里,思亲”,在路上听到鸟儿啼叫,内心悲怆不已,“休回首,欲断魂,数声啼鸟不堪闻”.这出戏联缀四支【甘州歌】,唱尽伯喈离亲思亲的精神痛苦.

高则诚还着意描写蔡伯喈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随着境遇的改善和地位的逾越显得更为强烈,第九出蔡伯喈高中状元,在杏园赴宴时却流露出思家之情,“传杯自觉心先痛,纵有香醪欲饮难下我喉咙.他寂寞高堂菽水谁供奉.”(第63页)第十二、十五、十七、十八的四出,是伯喈拒婚、辞婚、允婚、结婚的连环戏出.“拒婚”一出,蔡伯喈连唱八支【高阳台】表达自己拒绝媒婆说亲的理由,其间也有诸如“非别.千里关山,一家骨肉,教我怎生抛撇?妻室青春,那更亲鬓垂雪”的曲词,表达对自己家中亲人的无限眷念(第81页).“辞婚”一折,蔡伯喈上表朝廷,慷慨陈词自己辞官辞婚的理由,也包含着对家人的担忧:

【衮第三】那更老亲,鬓垂白,筋力皆癯瘁.形只影单,无弟兄,谁奉侍?况隔千山万水,生死存亡,虽有音书难寄.最可悲,他甘旨不供,我食禄有愧.

【歇拍】不告父母,怎谐匹偶?臣又听得,家乡里,遭水旱,遇荒饥.

多想臣亲,必做沟渠之鬼,未可知.怎不教臣,悲伤泪垂?(92页)

蔡伯喈虽承圣旨而允婚,但内心“闷杀我爹娘也,珠泪空暗堕”(第110页).第十八出敷演蔡伯喈与牛小姐结亲,一面他志得意满,“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一面又在洞房花烛夜,内心难安,忧思“高堂孤独”,“受恩深处亲骨肉”,难舍结发妻子,“兀的东床,难教我坦腹”.这是因受外部压力而导致的分裂性人格.

卷下也有8出戏展示蔡伯喈在登阶人生高峰后的场景,在“结亲”之后,高则诚特别插入两个场次,着力抒写蔡伯喈对家乡亲人的担忧和思念.一是第21出荷亭弹琴诉怨,三支【懒画眉】把蔡伯喈对妻房赵五娘的牵挂描摹得淋漓尽致,“顿觉余音转愁烦,还似别雁孤鸿和断猿,又如别凤乍离鸾”(第127页),从而引出蔡伯喈与牛小姐“新弦”“旧弦”的一段对话.二是第23出,蔡伯喈书馆思亲,全出的主题词是“思量”“悲伤”“梦回”“悒怏”,强烈抒发蔡伯喈对父母妻房的思念之情,“在家不敢高声哭,只恐人闻也断肠”(第140页),可谓“举足动念,不忘二亲”.此外,第二十五出“拐儿脱骗”,第二十七出“伯喈牛小姐賞月”,第二十九出“牛小姐盘夫”,第三十出“牛小姐谏父”,第三十二出“牛相派人接伯喈家眷”,直至第三十六出“伯喈五娘相会”,都有“伯喈思亲”词曲的舞台呈现.以上构成了蔡伯喈思亲的 主线.

《琵琶记》不厌其烦地对蔡伯喈离家后全程思亲的描写和渲染,目的是塑造出一位有良知、有底线的读书人形象,虽发迹变泰而不忘本.之所以蔡伯喈能做到高中状元仍心怀善念,没有像宋元时期戏剧《李勉负心》《张资鸳鸯灯》《张协状元》《江天暮雪》里的李勉、张资、张协、崔君瑞那样富贵休妻、不认妻甚至杀妻,关键在于蔡家是一个有爱的家庭.诚如清初毛声山所言:

今观《琵琶》一书,所以绘天性之亲者,抑何其无不逼真,无不曲至乎.于父母之爱子,则一写其逼试,一写其嗟儿;于舅姑之爱媳,则一写其见糠而悲,一写其遗笔而逝;于子之念父母,则写其却婚,写其辞官,写其思乡,写其寄书,写其临风而悼;于新篁池阁之时,写其对月而嗟;于万里长空之夜,于媳之奉舅姑,则写其请粮,写其进药,写其剪发,写其筑坟,写其画真容于纸上,何啻忾闻僾见之诚.写其抱琵琶于道中,不减行哭过市之惨,其描画慈父慈母、孝子孝媳,可谓曲折淋漓、极情尽致矣.

《琵琶记》开场就是新婚的儿和媳置办酒宴为父母称觞,全家喜气洋洋,其乐融融.这出“高堂称寿”本无太大的看点,但明清时期多个戏曲选本都有收录,个中原因除了具有很强的演出场合性和仪式感外,其间所包含的家庭之爱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更令人感动的是,丈夫赶考后,妻子赵五娘将自己的首饰衣衫都拿去典当,换回粮食为公婆作炊,自己却吃难以下咽的糠.当然,我们可以将之归为封建对家庭妇女根深蒂固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丈夫三年未归,连遭大灾的荒年,赵五娘能坚持留下来竭尽所能奉养公婆,仅以规范与秩序对赵五娘的牵绊来解释恐怕是苍白的,更重要的应该还是赵五娘善良的品性.正是因为赵五娘超出儿媳本分的无私付出,才感化了蔡父,公公临终前无比悔恨,执意写下休书,希望赵五娘离开蔡家,寻找自身的幸福.可见,蔡家不缺人伦之爱.

家庭的人伦之爱,让所有成员内心充盈着满满的温暖,尤其使之在灾难或人生抉择的紧要关口,不丧失做人的底线,抱持做人的基本准则.正因如此,《琵琶记》才会多次写到蔡伯喈的内心纠结,说明伯喈是有良知的读书人.蔡伯喈在功名富贵面前有心动,也有游移动摇,但最终没有彻底沦陷.《琵琶记》的妙处在于写出了人性和事件的复杂性,成功塑造了蔡伯喈这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因此,蔡伯喈在两难困境的抉择中体现了功名富贵的诱惑与做人良知、底线之间的较量.其实,这种诱惑对于底层的读书人而言,更加撕咬心灵:一方面要改变原来的阶层,往上攀爬,另一方面在进阶的过程中,会牺牲到他人甚至是亲人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蔡伯喈内心的撕裂感特别强烈,极富戏剧性.

可是,明清读者和观众并不领情高则诚关于蔡伯喈赴试思亲这条暗线的雕琢和铺陈,不大关注蔡伯喈如何想,却看他如何做;不看经过,却看结果.《琵琶记》的结果是伯喈入赘相府,三年不归,双亲见背,原配蒙难,故而蔡伯喈一直是被视为忘恩负义之徒.明代青阳腔戏曲选本《徽池雅调》卷二、《玉谷新簧》卷一选收的折子戏“伯皆父母托梦”,演述蔡伯喈的父母亡故之后,二老的鬼魂来到书馆,向伯喈托梦,告诉他家中的变故,痛斥儿子一番,叮嘱他一定要将“明日里早认前妻赵五娘”.这样的戏出为元本《琵琶记》所无,是民间青阳腔改本的增益,蕴含着普通百姓对蔡家父母妻子死难而蔡伯喈在京享受荣华富贵的强烈不满,甚至不惜拿出“杀手锏”——让蔡伯喈父母的鬼魂来托梦,以诉原委.又如,清代有人创作《赛琵琶》,创作手法上处处蹈袭《琵琶记》,但却对蔡伯喈形象的塑造极为不满,改为以负心汉陈世美弃妻、终遭审判而被处死作结.前半部分写陈世美抛弃结发妻子,发妻则在家赡养公婆,情节与《琵琶记》相类,故而焦循说“此剧自三官堂以上,不啻坐凄风苦雨中,咀茶啮檗,郁抑而气不得申”.而当陈世美被包拯开公堂时,则“忽聆此快,真久病顿甦,奇痒得搔,心融意畅,莫可名言,《琵琶记》无此也”,“花部中有剧名《赛琵琶》,余最喜之等古寺晨钟,发人深省.高氏《琵琶》,未能及也”,表達对《琵琶记》塑造蔡伯喈形象及相关情节的不满.

我们知道,《琵琶记》是高则诚对民间流传的“赵贞女”故事的改写、重编.在《琵琶记》之前,不少元杂剧都有“赵贞女包土筑坟台”的台词;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也有冲撞引首《蔡伯喈》,说明元代赵贞女替夫行孝,为公婆养老送终的故事已经广泛流传.明代《南词叙录》“宋元旧篇”第一本就是《赵贞女蔡二郎》,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透露了此剧的情节梗概.高则诚改写《赵贞女蔡二郎》发迹变泰杀妻的故事,不再将问题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写出人性的复杂性,让利益、地位、美色的诱惑成为检验人性的试金石,谱写出书生蔡伯喈发迹变泰却又不忘糟糠之妻的剧目新篇.

也许高则诚意识到对《赵贞女蔡二郎》的不彻底,故而特意在卷首“副末开场”中讲到,观众不要将注意力放在插科打诨和寻宫数调上,真正的“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另眼看”什么呢?我们说,既要看赵五娘的贤惠,更要看到蔡伯喈的“孝”.这份“孝”,正是作者在《琵琶记》中反复渲染的,尽管事实上蔡伯喈没有为双亲尽到养老送终的“孝”,但心目中对父母的“孝心”却从未泯灭,反而因为不能尽孝而时时处于牵挂与自责、焦虑与愁闷的挣扎之中.正可谓是,人皆知赵五娘之“难”,而不知蔡伯喈之“苦”.故谓,只有真正体悟到“伯喈思亲”这条暗线的款曲,才是高则诚的“知音君子”.

三、伯喈的困局:逾越阶层之阵痛

蔡伯喈“思亲”这条暗线,指向蔡伯喈在科举、做官、重婚的人生道路上如何处理自己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对新、旧两个家庭的取舍,决定蔡家势运的走向,也支配着赵五娘的人生命运.由此言之,“伯喈思亲”的暗线,实际是一条重要的主线.

绵延不绝的思亲情绪,连缀起来体现的是蔡伯喈的精神困境,折射的是其人生困局.伯喈的人生困局起于蔡父的逼试.《琵琶记》在第二和第四出重点铺陈蔡父行使父权,将自己要求儿子蔡伯喈求取功名的意愿上升为家庭意志.第二出“祝寿”酒宴上,蔡父提出“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与蔡伯喈的“百年椿楦,长似他三春花柳”的祈愿和蔡母“孙枝荣秀”的祈盼格格不入(第6页).第四出,蔡父私自向郡守申保蔡伯喈应朝廷招贤的黄榜,并严命伯喈“快赴春闱,急急整着行李”(第27页),从而引发了伯喈留家行孝和离家赴试的争论.蔡伯喈认为人之大孝就是为父母养老送终,但蔡太公认为“以家贫亲老,不为仕禄”实为不孝,真正的大孝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第29页).辩论的结局是儿子服从父亲的意愿,前去参加科举考试.

其实,蔡父逼迫伯喈去赴试另有深意,改换门闾才是其真实目的.蔡父在逼子赴试的过程中多次申明,“指望你换了门闾”(第4出,第30页),“孩儿做官,也改换门闾”(第4出,第37页),“教他去做官,要改换门闾”(第10出,第73页),甚至说出“你若锦衣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终是喜”(第4出,第30页),希冀儿子科考做官、改变家庭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烈.第四十出伯喈回乡祭奠父母,张太公宽慰他“况腰金背紫,不枉了光荣门户”(第226页),深契蔡父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宗族门户观念.

若联系蔡伯喈的乡村士子的身份,就不难体味到蔡父逼试背后的两个特殊家庭因素.其一,家穷.第四出蔡父自言“家私空又空”,第十六出赵五娘亦称“家私没半分”.事实上,当遇到水旱灾时,赵五娘无力赡养公婆,“衣衫首饰尽解”皆拿去典当,换银籴米.其二,丁口稀少,受人欺负.蔡家居于乡村,宗族房头势力客观存在,现实生活中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的现象并不鲜见.蔡家人丁不旺,父母老迈,膝下只有蔡伯喈一儿,根本无力在宗族生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琵琶记》第四出中,蔡母也希望蔡伯喈考中做官,哪怕如东村李员外的儿子得取养济院公差,也免除父母受人欺负,“你今日去,千万取个养济院头目,卑田院大使回来,也休教人欺负我”(第29页),或一定程度反映出蔡家在乡村的生活境况.事实上,后来赵五娘因为家中公婆老矣又无男儿,只得亲去“义仓”买米,遭遇里正的欺凌,将她的米抢了去,令五娘顿起轻生之念.这一幕正是蔡家在乡村生活真实处境的反映.除此两点,当然还有蔡父内心深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读书的终极目标就是做官,而做官名利双收,既能解决家庭经济困难、遭人欺凌的局面,又能赢得乡党的尊敬,实现社会地位的跃升.不难看出,蔡父逼迫儿子蔡伯喈去赶考,为国尽“忠”的想法其实很稀薄,更多是出于解决生存困境的考虑,即如蔡母所言“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第30页),这也符合封建时代多数乡村读书家庭的实际想法.

蔡伯喈的农村士子身份和家中独子的特殊情况,意味着他从步入科举之路开始就步履艰难、备受煎熬,他每向前迈进一步,皆经受人生种种两难困局的磨折,无论如何选择,都无法释怀所舍弃的另一方.在《琵琶记》中,蔡伯喈先后面临着人生的三大困局.

首先是求取功名与事奉双亲的困局.困局起于蔡父急欲摆脱家庭贫穷和受人欺负的现状而逼迫儿子去博取功名,但对于蔡伯喈而言,事亲和做官成了矛盾激烈冲突的两端.他是家中独子,奉养双亲的担子无人承接,更严峻的现实是蔡家是贫寒的农家,没有相对厚实的家底以维持家庭成员的生活.剧中尽管没有提及蔡家的经济来源,但从家庭结构而言,父母八十开外,显然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实际的情况是蔡伯喈半农半读,以农养读,此可从第十五出蔡伯喈辞官奏表中“诵诗书,力学躬耕修己”(第92页)诸语获得证实.如此,蔡伯喈则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故而当他被父逼试时,才会遭遇赴试与事亲的取舍之两难.

其次是身居高位与辞官归田的困局.通过科举考试,蔡伯喈高中状元,金鞍骏马拥赴杏园宴,“姮娥剪就绿云衣,折得蟾宫第一枝.宫花斜插帽檐低,一举成名天下知”(第59页)唱出了他踌躇满志、分外欣喜的神情意态.对于任何读书人而言,状元及第都是科举之路的巅峰,是蔡伯喈第二出上场时所唱“鱼龙将化”(第5页)人生目标的达成,因此他高中魁榜后的种种表现也是封建时代士子的正常反应.以此角度观之,当初蔡父逼试与蔡伯喈的人生追求,本质上是一致的.

蔡伯喈在辞官的表文中也提到自己本在乡村“诵诗书,力学躬耕修己,不复贪荣利”(第92页),只是迫于父亲的威逼才来赴试,在此伯喈也认为科举之途就是一条追求“荣利”的道路.“荣”代表着社会地位的跃升,能给家庭尤其是蔡父带来无上的荣光;“利”意味着经济地位的极大改善,彻底摆脱生活无着落的窘境.联系蔡家“家私空又空”贫寒的经济条件和受里正欺负的情景不难体会到,伯喈参加科举其实背负着改变家庭原生阶层的责任.尽管蔡伯喈早就提出离家赴试的风险,若不中,既不能事君也不能事亲,“可谓两耽阁”(第29页),但蔡父仍愿意承担不中的风险来搏一把.这种人生道路的抉择本身就包含浓厚功利化的色彩,蔡伯喈所谓事君的“忠”,实质上已经退化为对功名富贵的追求.

再次是联姻高攀与忠守原配的困局.蔡伯喈状元及第,被牛丞相招赘入府,但作者为了保有伯喈的正面形象,先是写到他拒婚,丞相逼婚,皇帝主婚,造成蔡伯喈入赘相府是“被逼”的事实.第十三出,官媒去说亲遭到蔡伯喈的拒绝,回来向牛丞相禀告蔡伯喈家中的情况:“念父母八十年余,况已娶了妻室”(第85页)和其上表辞官的决心.可是当蔡伯喈入了洞房,却颇有欣喜之情:

【画眉序】扳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堪观处丝幕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这回好个风流婿,偏称洞房花烛.(第112-113页)

“扳桂步蟾宫”喻其得中状元,“丝萝在乔木”意谓他攀附上丞相的高枝,“风流婿”则描画出蔡伯喈新中魁榜又得娇妻志得意满的人生状态.《琵琶记》没有因为凸显蔡伯喈入赘相府背负愧疚而对此予以回避,而是真实描绘出这位状元及第的“读书人”从社会底层跃升顶层的喜悦与幸福的真实精神状态.第二十九出通过牛小姐之口道出蔡伯喈物质条件的巨大改善,“吃的是煮猩唇和那烧豹胎”,“穿的是紫罗襕系的是白玉带”,出门“五花头踏在你马前摆,三檐伞儿在你头上盖”(第168页).正因如此,蔡伯喈才会在辞婚、辞官与回乡奉亲问题上产生纠结,他一方面难以放弃既得的阶层“红利”,而回归到以前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向皇帝辞官、向丞相辞婚不准的情况下,强大外部力量的干预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内心的愧疚,让其选择了顺其自然的心理惯性.然而,因为良知未泯,蔡伯喈时刻处于富贵自适与弃亲自责的煎熬之中,这也是黄仕忠先生所言蔡伯喈性格上真正“粘乎”的原因.

绾结上言,蔡伯喈的三大人生困局皆可归结为其内在良知与外在诱惑之间的激烈冲突,冲突的根源是他农家士子的出身.其贫寒而丁口稀少的原生家庭,决定他要负载自身科举求名之外的责任,即通过科考实现阶层的逾越,实现家庭荣耀且富足的人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琵琶记》演述的就是乡村书生蔡伯喈在突破阶层的固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人生困局.

四 从蔡伯喈到赵五娘:主角认知的移位

纵观明清以来《琵琶记》的接受史,受众对此剧的主角认知有一个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移位.

明人多视蔡伯喈为《琵琶记》的核心角色,不少文人更是热衷从蔡伯喈这个角色着手,来考索作者高则诚创作《琵琶记》的隐秘意图.例如,有人考订汉代蔡伯喈的史实,提出高则诚“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的“翻案说”.又如,读者对《琵琶记》题目标榜的“全忠全孝蔡伯喈”并不买账,认为蔡伯喈“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可谓孝乎?辞官不得,思乡,将国而忘家,之谓何而名之曰忠也?”

“全书极言其孝,而父母饿死一节,已令人难堪,岂有不关名教乎?”从这些评论可看出,明清时人多不去体悟《琵琶记》中蔡伯喈寸寸思亲之衷肠,却因蔡母、蔡父相继离世而形成“伯喈不孝父母”的阅读或观剧的“突出印象”.故而,出现两个维度的“反向解读”:一是一些文士将主要的兴趣点集中在揣测高明创作《琵琶记》是讥刺读书人攀附权贵、变泰易妻的丑行上,遂有刺蔡生、王四、邓敞、蔡卞、慕容喈诸说.二是认为《琵琶记》明写伯喈之孝,实是处处骂其不孝,“纯是一部嘲骂谱.赘牛府,嘲他是畜类;遇饥荒,骂他不顾养;餍糠、剪发,骂他撇下结发糟糠妻;裙包土,笑他不瘞.抱琵琶,丑他乞儿行;受恩于广才,致他无仁义;操琴赏月,虽吐孝词,却是不孝题目;诉愁琵琶、题情书馆、庐墓旌表,骂到无可骂处矣.”总之,明清时期文人在阅读和点评《琵琶记》时,往往将关注点落于蔡伯喈身上,将其视为核心角色.

若将审视的目光从文人群体扩大到整个社会阶层,亦可看到民众对《琵琶记》主角、主线的基本接受倾向.戏曲选本是剧坛演出的“晴雨表”,据笔者对50余种存世明清曲選作统计,《琵琶记》最受时人青睐的散出主要有七折:生旦离合的戏有2出,分别是“长亭送别”和“书馆悲逢”;生角戏有“荷亭玩赏”“中秋赏月”“书馆思亲”3出;旦角戏有“临妆感叹”“写真辞墓”2出.此外,“辞亲赴选”“上表辞官”“牛氏盘夫”这三出生角戏也入选率较高.

出人意料的是,极写赵五娘苦情苦境的“糟糠自餍”“剪发买葬”却入选率并不高,收录它们的曲选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满足文人清唱为主的只曲选本,如《词林逸响》《吴歈萃雅》《南音三籁》《南北词广韵选》等.这类选本更注重于唱词的文学性,它们择选只曲,几乎覆盖了《琵琶记》全部的场次,“糟糠自餍”“剪发买葬”所选曲牌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另一类是大型的散出选本,如《缀白裘》系列,多以《琵琶记》作为南戏散出的开篇,所选折子戏数量较大,故旦角戏被选也多,“糟糠自餍”“剪发买葬”一并被选入.总体而言,明清戏曲选本收录《琵琶记》散出中,生角线的折子戏明显占优.

与明清时期多将《琵琶记》的主角和主线首先归于蔡伯喈不同的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多强化赵五娘的主角和主线地位.检讨《琵琶记》的研究史,赵五娘“吃糠”“买葬”等“旦角戏”受到重视和赞赏,应是近百年来南戏研究猬兴之后的产物.20世纪初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褒奖《琵琶记》,尤其称赏“吃糠”等戏出,说《琵琶记》“独铸伟词,其佳处殆兼南北之胜.今录其《吃糠》一节,可窥其一斑”.王国维称道“吃糠”不仅是它曲词“佳处殆兼南北之胜”,更在于赵五娘具有“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的悲剧精神.在王国维看来,赵五娘吃糠、剪发不弃亲,在大灾之年替丈夫给公婆生养死葬,体现出舍身取义、崇德弘孝的“善”的理性意志.

1949年以后,基于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形成,尤其是“反映论”文学观念的主导,具有浓烈悲剧意蕴的赵五娘被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确立为具有中华美德的下层妇女形象,她被视为《琵琶记》的主角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琵琶记》备受责难的时候,赵五娘光彩夺目的形象,成为《琵琶记》得到有条件承认的主要依据”,正在于“糟糠自餍”等几出苦情戏深契那个年代戏剧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理念.例如,南戏研究的著名学者钱南扬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本戏(《琵琶记》)的中心人物是赵五娘,她的几场戏都在诉说她的苦难,一定是继承戏文《赵贞女》而来,又经过高明的润饰,非常的动人.”

在《元本琵琶记校注·前言》中,钱先生还引用了陈毅的话,“《琵琶记》赵五娘剪发、描容、挂画诸节,其悲苦动人之处,迄今恍然犹在心目”,以强化自己的观感.

进入新时期,学界回归到文学本位,从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来审视《琵琶记》,仍然认为“《琵琶记》最受感动的就是作为中国古代妇女传统美德之优秀代表的赵五娘,在《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罗裙包土》等一系列催人泪下的情节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毅力和美好情操.作者对此作了生动细腻的描绘,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功”.学界对“糟糠自餍”等单折戏的艺术价值予以再认识和重新评价,助推了赵五娘在《琵琶记》中的地位,其“主角”的定位和定性延续了此前的认知.

由上可见,《琵琶记》主角、主线的认知,从明初至今发生了移位,由蔡伯喈转移到悲剧色彩更为浓厚的赵五娘.这种移换,既是《琵琶记》传播接受过程中观剧感受和阅读体验的嬗变,更是时代赋予受众更大阅读空间的产物.

五、结 语

《琵琶记》作为一部文学名著,正在于它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阅读期待和阐释空间,今天的读者仍然能通过文字的阅读,调动人生体验和阅读经验,穿越时空,实现与古人对话,形成情感的共鸣.我想,即便再过千百年,《琵琶记》仍会被后人视为一部中国古代戏曲名著,永远地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但同时也应看到,文本阅读存在解构与重建主旨的各种可能,《琵琶记》的阐释随着时间和语境发生改变,会不断被读者赋予新理解和新的时代内涵,本文对蔡伯喈生角主线的重新阐释即是这一理念的尝试.

既往学者多强调《琵琶记》的悲剧是封建时*度、科举制度或婚姻制度的悲剧,而忽略了蔡伯喈农村家庭出身、蔡太公对改换门闾的迫切愿望,以及蔡伯喈自身对功名利禄的内在需求.我们还注意到,《琵琶记》没有笔涉官场的争斗倾轧,没有过多描摹相府生活,始终以渲染蔡伯喈思亲为主线.因此,高则诚对“伯喈思亲”暗线的绵延不断,意欲表现蔡伯喈即便离家科考、在朝为官、入赘相府但仍然维系着与原生家庭的联系,没有越出蔡氏家庭故事的范畴,而蔡伯喈正是这个家庭故事的主角.由此角度视之,《琵琶记》的故事也可理解为是描写一位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这些困局所带来的家庭悲剧.

最后尚要指出的是:本文突显蔡伯喈乡村士子的身份和贫寒家庭出身,无意强调科举制度只对封建时代农村书生,而非对所有以登科为人生目标的读书人具有诱惑力,只是希冀通过《琵琶记》蔡伯喈特殊家庭环境,来审视封建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乡村士子通过读书科考实现阶层的升逾极为艰难,并且没有完善的保障制度.《琵琶记》正是在以一种超脱而切近的姿态,演述一位农村士子在科举之路上所面临的各种人生困局,以期达成对社会、科举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的综合审视与思考.此其一.

其二,本文重点阐释现代以来《琵琶记》为人忽视的生角所体现的乡村士子科举求仕困局之主題,目的是提示人们对《琵琶记》思想内涵丰富性和深刻性有更充分的认知,而并非否定作者高则诚对忠孝节义意旨的苦心经营.换言之,科举求仕困局和忠孝节义标杆并存于《琵琶记》是不争事实,强化一面而轻忽另一面的做法,显然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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