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北国萧红和沪上张爱玲之比较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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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萧红论文范文

[摘要]从客观实际角度讲,萧红和张爱玲两人成长轨迹的差异致使她们的文字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风格.尽管研究者已经非常全面地阐述了两人迥异的家庭背景,但萧红和张爱玲个性上的巨大差异,往往被掩藏于对二人的评价之中,其原貌亟须廓清.同为漂泊者,萧红和张爱玲的灵魂之根又分塞北和沪上的不同,另外在二人的创作动力方面存在的萧红突出感性、自然笔致,张爱玲直面理性、反思的差异也需进一步论证.

[关键词]北国;沪上;感性;理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5-0073-07

萧红和张爱玲二人有着天然被研究者置于比较视野之中的联系,从个体生命印记折射历史时空光影的角度看,她们二人就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灰色天空上飘着的一片颜色奇异叶子的两面,无疑萧红是那迎着阳光风雨、颜色热烈的正面,萧红在文学世界里原色式地再现了她乡土本源与城市想象对立、融合的镜像,其文学创作留有现代文学乡土与城市对话的总体特征性延续.而张爱玲则像那少有奔放却沉着冷静的背面,相较于萧红带有乡土与城市空间的碰撞式生命力度,张爱玲则是深入城市私人和公共空间,从而洞悉明察.最终她们把这源自生命本源的色调流注在了各自的作品中.

一、塞北边疆的后花园與孤岛沪上的里弄

在萧红的笔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铺展着自然的色彩,蔓延着生命的力量,这不仅仅表现为那些典型带有中国北方特色的春之暖意、夏之迷恋、冬之肃杀等自然景致,还呈现为萧红笔下“生死场”中的人物原始生命气息的流淌,以及人之求生本能固化成的坚定与抗争.金枝、王婆、翠姨、小团圆媳妇等,她们就像秋日挂在枝尖被风雨侵袭的叶子,飘落抑或坚强地留下,都与自然同步.与自然本身的神秘、博大和悠远相映衬的是人之原始生命中浸透的茫然、无可把握又始终渴望存活的内蕴图景.萧红把自然界的生机绿意、秋凉黄叶、冬雪漫卷投射在人物的生存轨迹上,使人物的生命律动立刻彰显出自然属性和原始野性的张力.不论是恃力而骄的男性缺乏理性节制的,还是文化与自然共同烙印着弱者符码的女性的屈从和忍受.塞北土地的广袤、神秘与生命的广博、未知,二者互为镜像,它们共同构筑了好似未曾打开的混沌,各自如波涛滚滚奔流运行其中.基于对自然的崇尚,萧红的文字传达出了生命与自然同调的和谐.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了后花园洒满了温暖的阳光,在艳阳里翻飞的蝴蝶,翅膀闪着多彩的光,悠游自在,浪漫欣喜.有时那后花园又被阴雨骤袭,而后造成的安静,和狂风肆虐里显出的坚韧,以及冰封不住、隔年仍会涌动的春水,夏夜鸟鸣啁啾的热力,是萧红始终张开生命怀抱努力迎接的对象.而在《生死场》中麻面婆洗衣服、丢羊,那种在恐惧中尽力让自己做点什么的表现,也许从某个进化或进步了的所谓现性视角审视,无疑是麻木与机械的,而萧红显然更着意呈现自然与人的互文性存在关系.北国之乡的广袤大地、风雪艳阳和在这土地上生存的人,为萧红提供了感知、理解和想象生命的敞开式空间.每一次萧红在作品中写下的塞北风光都是她对生命原初记忆的召回.北国乡土是萧红对世界认知的窗口,乡土人情培养了萧红原初的生命体验,而这种生命体验与自然生命彼此和谐统一.萧红对乡土人情的再现绝非站在现代文学时期知识分子大多会持有的现代性批判视角,而是将北国乡村作为思考的起点,从乡村印象里获得思考生命价值、合理性和必然的逻辑和动力.这样的书写方式既是对现代文学知识分子视角乡村形象的补充,也是对现代性批判视角乡土定位的一种修补.二十世纪初的乡土叙事和形象塑造,不应仅是现代性批判视野里的积习积弊、封闭落后,进而作为现代文明征服和审视的对象存在.二十世纪初的北国疆土同时还内蕴着生命本质的肌理脉络,它贡献着历史车轮下众生存在的一段厚重喘息,它讲述着被看和自审相异的情感和态度,它刻写着历史时空里北国边疆特有的生命价值整体.北国家园的情感浇筑和文化想象是萧红在一生漂泊辗转于多个城市（哈尔滨、上海、西安、重庆、武汉、香港等）时,用以对抗温情短暂、爱情易失、罹乱多灾的永恒力量之源.而在生命弥留之际,萧红最想实现的仍是回到故乡去.

在上海的张爱玲则是一种囚于里弄,生长出向内自省思维的存在模式.在张爱玲的叙事中混合着自在其中又抽身旁观的视角,人物塑造中携带着观察和自省的二重奏.张爱玲的深刻自省是通过她笔下人物完成的,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是张爱玲生命体验复杂能指的一一落实.张爱玲在作品中善于探查人物外表下的内心活动,在人物的苦涩与艰难中回响着叩问究竟的余音.她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了如指掌,她能为那些人物所指找到其能指本源.曹七巧作为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新旧断裂、续接时空里的母亲,她的病态行为与其病态内心轨迹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张爱玲在塑造人物和故事时就像一个雕刻人性的大师,她深谙人性的峰峦与沟壑.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鲜活演绎着来自生活日常加诸人物身心的迫害,在柴米油盐里浸染着七情六欲,活着对任何一个人都变成一场考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缺乏阳光下的色调,阴郁、逼仄的环境与幽深、低缓的叙事语调透露出人物情绪和体验的复杂.张爱玲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十里洋场在喧嚣和繁杂外奉献了另类的典型.张爱玲笔下的生命形态,仿佛是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背面,是那条不能向阳的逼仄小巷弄堂的灰暗门屋里的生命.人物在物质上也许并不匮乏,甚至富足,但她们却像游离在物质之外的孤独灵魂.如果说萧红笔下人物的生命价值是期待被理解,那么张爱玲笔下的生命则是等待价值介入,他们的生命体验缺乏重量,纵使坠落也将无声.张爱玲作品的文化属性是传统文学的字句韵律与现代启蒙重塑重压之间的调和变奏,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张爱玲也如萧红一样并不是现代性批判话语的代言者,这方面张爱玲与萧红的创作表现出了求同存异.但与萧红充分地在乡土汲取营养不同,在张爱玲的价值建构中城市是与其命运紧贴一起的.城市是存在明显区隔的空间,它与敞开的沃土极为不同,城市的区隔空间是隐秘和孤独的温床,那种穿街过巷的密集和热闹是人与人彼此陌生的各自狂欢.融入人群和退回自我是张爱玲思考的主题,而且在这样的时空中,女性的生存选择是张爱玲特别关注的.

二视角掩盖的个性特征

轻言萧红和张爱玲性格孤僻、敏感未免欠妥.在对于萧红和张爱玲个性描述的措辞方面,一旦使用孤僻和敏感,便自然带有惯常的标准.孤僻在日常的文化习惯中明显带有贬义.一旦带有贬义,便失于对萧红和张爱玲个性特征的客观判断.萧红和张爱玲表现出的与人隔阂,是她们本能地保护自己而显得孤立无援的一种状态.敏感,则是天赋给她们抵御环境中威胁的能力,是她们在困境中养成的一种生存技能.原生家庭令萧红和张爱玲形成了一种抗拒和提防的心理.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是,人的根本需要应该是向群体融入的,但家庭作为萧红和张爱玲第一个接触到的人群环境,展现的却是处处充满了冷漠和压迫的属性,所以萧红和张爱玲为自己涂上了防御、洞察和隔绝的色调就显得理所当然.

对萧红和张爱玲的个性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是她们各自的父亲.父亲在中国现代文学形象中是一个内涵深厚的象征,他涉及生物、心理、家庭、社会、情感、历史、文化等复杂内容.现代文学时期父亲作为一个特殊形象,其亲子隔绝和封建家长身份象征的角色属性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萧红和张爱玲各自的父亲和原生家庭对她们的影响,最直接的便是对二人个性的塑造,而她们的个性常常又会在各自作品里直接投射到人物身上.个人对诸如父慈子孝的亲子关系的想象,最初都应是某种基于故事中的讲述和传播所形成的印象,父亲的形象在个人认识建构中被文化继承稳稳把控.历史文化继承里的印象需要与生活现实的真实体认协同一致,才会令个人接纳和认同文化定义的讲述和传播.个人对亲人的认知建立在彼此日常生活的相处之上.因此,真正的悲哀,不是人们得不到文化继承里共识式的亲情,而是亲眼所见以及加诸心灵之上的对面那个父亲是“没有热气的鱼类”般的人.

对父亲的抗争并不是萧红的倔强,而是天赋给萧红的自由的本质,是对外在压迫的本能反抗,尽管还不是有意识地反封建.来自群体里权力者的打骂和驱使,萧红绝不可能忍受.对于萧红来说,仅仅活着是不够的,她渴望自由地活着.天性纯净让萧红认识到了父亲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生存构成威胁,父亲对别人也如此.因而她才说“过去的十年我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人的成长是不断与环境冲突、和解并形成判断的过程.幸运的是萧红的祖父给了她一个可以自由与周围相处的前提.换句话说,这个前提是适于生命不断成长、向上和成熟的.在萧红的性格构造里,这种顺应生命的基本诉求,在祖父的身边,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满足和保全.加之萧红的二伯,不仅没有对她的攻击,而且还带来了一些令萧红超越生存感性层面,触及思考和理性的内容.这使萧红对生命有了超越生存本能的高阶体认,她开始了用思考面对周遭的道路,并不断感受到了思考的力量.尽管有人说,萧红曾写了些有着温暖人性的父亲形象,这些形象曾被某些研究者认为是萧红创作成熟的表现.事实上,这种对父亲的想象是萧红基于“亲人”一词的文化释义的再造,是一种知识化、认知式、旁观式的塑造,而不是真实情感记忆的温情再现.至于有人以萧红曾说出了“现在我要在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了”作为证据,不过是一种自圆其说罢了.仔细想来,这段话分明是萧红在香港病重、身体状况恶化的反射,而绝非要与父亲和解.作为萧红精神的保护者,有人说鲁迅是萧红精神上的父亲,自然更显不妥.在萧红的评价里她说父亲是个“没有热气的动物”,所以萧红更喜欢说鲁迅“像极了祖父”.鲁迅使萧红相信了这个世界除了祖父外,陌生人群里仍存有良善和美好.祖父培养了萧红尝试用爱和温暖面对这个世界的梦想和憧憬不至于落空,好似那个充满生命力的“后花园”不是记忆里的幻觉,正是这一处精神的后花园给了萧红在生死疲劳外可以挡风遮雨的安全一隅.萧红的个性就是她亲族情感现实的反证,她的个性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化符号.她的个性既有独特性,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初文化、历史的沉积和映射.

张爱玲的父亲是让她既投以關注又迅疾隔绝的男子.张爱玲的父亲即使作为一个陌生人,对于张爱玲来说,也有着某种魅力：他富有诗文才情,能熟读成诵,常吟咏和谐,但他也确实做了嗜烟土、坏婚姻的败行.这个眼前想要让张爱玲走近的亲人,却往往做着陌生人会做的事情,他曾对张爱玲大打出手,并且曾言要“弄死她”.任何在童年时的个体都不可能懂得所发生这一切的诡秘逻辑.因而,与萧红一样的是,在围绕父亲这个人所能做的,只有描绘,而绝非懂得.直到她们可以用笔书写自己的生活时,她们都不能解释清楚,自己的父亲到底是怎样的人,而自己对父亲到底有着怎样的情感和认识,所能做的便是不断尝试把父亲的形象简单勾勒出来.与萧红滚烫的内心不同的是,张爱玲的个性核心是冷冽,因为亲族世界给予张爱玲的只有冷酷的一面,即使是姑母也只是增加了严苛的一面而已.

三直觉与理性的思维差异

萧红和张爱玲在书写生命的深度和温度时,女性群体本能地成为她们各自创作的隐秘动因.书写女性存在既带有生命潜意识层面的自发,也是萧红、张爱玲这样对自我和世界反复实践着洞察和反思的作家必然的担当.同样是对笔下的女性形象描写得极富深度和独特性,但二者的风格却存在明显差异.张爱玲令她笔下的女性具有较明显的自我意识,而萧红笔下的女性对生存本身的认识仍是基于活着本能的自发层面.

萧红在书写女性生活个体特征时,常常表现出的思考方式是“以描”.这样的写作是萧红将个人长久、深刻、新鲜的生命经验在人物身上的直觉复现.萧红塑造人物的过程就是她对自我经验的思考过程,她也通过这样的直觉方式实现了与人物的沟通.进而她会把灾难中的女性写成各种颜色,图染成极富视觉冲击的画面和场景,病中的月英被丈夫折磨,她眼白变绿,整齐的一排牙齿都跟着变绿的描绘,五姑姑因难产而躺在血光之中,至今令人刺目.

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最具独特性的价值角度是生殖体验和母亲角色.女性生殖体验的残酷和隐藏的可敬意义是彼此相生的,萧红通过细腻的笔触,把东北沃土上的人高度自然化,女性的生存紧紧贴合着自然的气息,这种模式是对现性高拔的自然人化过程的深刻嘲讽.繁衍对于人和其他牛马的意义没有差别,封建文化禁锢着关于生命起源的思考,而女性对于自己的特殊性认知完全空白.而母亲的身份和社会价值认同则在王婆、金枝、翠姨的生命轨迹里成为女性自我高尚虚构化的反讽.这种女性生存图景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乡村被异族侵略,在文明向前奔袭时无法回避的停滞.萧红笔下的女性行为和言语具有自发性.她们混沌地存活在周遭环境里,不自觉地挣扎,爆发出强烈的生存,因而萧红小说呈现着原始生命的张力.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自觉于环境的,她们的抗争是以思考为起点的,并且这种斗争是过程性的.人物不断地在环境中谋求自觉生存和利益期许,而当一切事与愿违时,必然落得惨淡与悲凉.

总体而言,现代文学中大部分女性创作呈现出的特点是女作家们凭本能经验记写了自己熟悉的世界,作品往往描述了女性主人公的生存遭遇,为读者展示了女性的种种不幸与困厄,引起读者深切的同情和思考.有的也描画一种解救上述女性命运的策略,但也不过是让女性像男性一样投入到现实社会的实践斗争中去.女性创作几乎都在讲述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写她们自己熟悉的生活造成的结果.正如男性作家的创作一样.如此这种先天的与男性创作融合的,而不是清晰区分的心理 ,使女性创作成果多是对女性遭受的现实命运的实录式展现.五四时期的冰心、庐隐、凌淑华等,以及后来的萧红和丁玲,她们的笔下都刻写出了在痛苦中求出路的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作家本人在人物塑造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不幸和痛苦成了女性作家意欲表现的女性代名词,而女性的全部独特性就掩埋在这些痛苦的现实刻画中了.某种意义上,还原生活真实体验的写作存在着叙事简单或混沌不清的风险,带有自述性的叙述则易于导向疏离历史宏大背景的狭隘和局限.现代文学初期的女性创作常被小自我的书写诟病.

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最后理想有一种是追求“双性同体”.回顾上面的现代文学女性创作的女性意识展露中总有这种理想的模糊表现.然而,人们反对“双性同体”对女权运动意义的消解和颠覆,说白了就是认为这种理想定位是一个信号,它将抹杀之前的一切带着区别特征存在的女性创作.以这样的观点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创作从一开始就是異质于西方女权运动的女性创作实体.西方女权主义的口号和追求恰恰在现代文学女性创作中先天就获得了.现代文学时期的女性创作,在三个十年里从莎菲到王婆再到白玫瑰,最终到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转变,是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从稚嫩向深刻、自觉到成熟的进化过程.

从一个作家的发展角度说丁玲最后彻底成功了,而这成功正是因为在莎菲身上已经预示的她最初的创作追求落实了.当初莎菲痛苦于一个女性在社会里的弱势地位,其本质是女性要与社会实践融合,与男性世界融合的愿望极难实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丁玲的创作使得这个愿望得到了实现.丁玲的成功给女性创作提供了范例,好比从前仅靠描绘女性的不幸而表现的幼稚状态,一跃到了找到出路的成熟状态.但女性在与男性分离下的隔绝和融合下的被压制都是不幸的,而当以这双重不幸作为女性创作的主要内容时,女性独特的自觉精神往往是枯萎的 .

五结语

萧红和张爱玲的作品距离当下的时间越来越远,如此一来,萧红笔下寒风漫卷的广阔北疆,张爱玲笔下灰色幽暗的江南街巷,放到数字媒体装饰的高楼林立之间,便顿然生出了历史的颜色.在时空背景的匆匆更迭之间,萧红和张爱玲笔下那些生命蓬勃之力却仍然保持着恒久的热度.风沙漫卷的北疆和青石街巷的沪上,作为记忆的底片封存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萧红和张爱玲的文字里.而今的世界渐趋被钢筋水泥填充,生命活动的场景已拓深到太空、深海,但对生命的感悟和体认仍前路漫漫,在金钱已被电子虚拟化而丧失重量的时代,《生死场》和《传奇》因豁然显出了可触碰的质感而常被追想.

[参考文献]

[1] 马菁菁.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J].名作欣赏,2013,（33）：11.

[2] 肖晓.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北方文学,2017,（32）：11.

[3] 来凤仪.张爱玲散文[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屈海燕〕

总结：简而言之：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北国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的毕业生以及可作为关于张爱玲和萧红论文开题报告和相关职称论文课题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北国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