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挑战和应对: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应重视价值判断教育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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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大学论文范文

教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既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又有充分的政策支持,发展势头不可谓不迅猛.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受到怎样的挑战?应当坚持怎样的立场?是否有良好的因应之策?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把握教育活动的内在本质和外在特征,寻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着力点、突破方向和应因之策是当务之急.现代教育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价值传导过程,而不仅仅是技能传授过程.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主体性的削弱须通过价值判断教育予以弥补,本文聚焦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社科教育①,辅以笔者熟稔的法学专业教育为分析样本,以略窥价值判断教育的内涵、方法和重要意义.

一、省思人工智能时代传统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教育活动受到技术发展的挑战并不是人工智能时代所独有的,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有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尝试使用机器进行自动化教学[1],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有人提出充分利用公共视听传媒介质满足教学需求的观点[2].由于当时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技术在教育活动中的引入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教学的发展,但总体来讲影响无足轻重.人工智能时代不同,各行各业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人工智能浪潮之冲击,教育人工智能確确实实在诸多方面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在教育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忽视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本身对现代教育产生的威胁和存在的隐忧.

1.多重挑战的呈列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高等教育之场域、主体、内容和方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人工智能时代各行各业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而高等教育至少面临着如下挑战：

第一,高校作为知识普及和技能传授的主要场域之地位正在消解.人工智能时代,人们能够十分便捷地从移动终端获取自身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必备知识,大学从中世纪带来的那种先天的神圣性开始消解.当然,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文化权利的下移,意味着大学的祛魅[3].但这种大众化趋势的演进在人工智能时代急剧加速,正如电影电视技术普及后,人们所担忧的那样,学校机构是否会被彻底地改造[4]?在人工智能时代,线上教育获得了更高智能技术和更多资本的加持,高等教育是否会被彻底改造?在笔者看来,人工智能时代虽不至于重弹“学校消亡论”之老调①,但无疑高校如何保有自身发挥作用的场域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第二,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和权威地位不断被削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非侵入性脑机接口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而诞生的新型“教师机器人”,足以撼动传统上教师的教育主体地位[5].即便是早已有之的智能导师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System,ITS）,也对自然人教师提出了较大的挑战.ITS能够模拟人类教师实现一对一的智能化教学,能够从个体特征出发构建妥适的学习方案和路径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6].ITS甚至能够通过学生的面部表情实现交互情感感知[7],调节学生的学习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自然人教师的能力范畴.教育人工智能下的另一智能系统——自动化测评系统具有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进行客观测评的功能,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大学老师这个“卡里斯马（Charia）”正不断承受着来自围墙外界的挑战.

第三,传统高等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人工智能时代改变的不仅仅是学习者的学习场域和途径,还涉及到教学者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传统意义上,高等教育往往采用课堂教学、课后交流和实践教学等方式,教授学生特定学科的基本理论、方法论和实务工作.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学方式因诸多先进的教学设备的引入而改变,学生常常跟随着计算机进行学习和研究,运用计算机软件解决学习问题,因而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必然需要重点关注教授学生如何掌握先进的计算机设备以提高自身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譬如通过SPSS、Access、Matlab等计算机数据处理软件,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精确描述和分析,并深度挖掘数据背后的相关性,这给需要调查研究的学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而社会学类、管理学类科目等讲授的内容便不再仅限于如何进行社会调查,还需要熟练掌握使用数据分析软件的能力.即便是并不需要大量使用统计学分析的法学教育课堂,面对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也不得不对教学内容和方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重视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学习.

第四,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对职业人才需求的转向.我国虽幅员辽阔但人口众多,一直以来就业市场的形势本就非常严峻,加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自动化”“无人化”之冲击,以往较重依赖人力资源的行业正在不断转型,不久的将来,大量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已不是危言耸听之事.甚至一些在公众看来具备较高技术含量和人才需求的工作岗位,都隐含着被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的风险.譬如具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自我学习能力的“写稿机器人”撰写文稿的能力某种程度上已超自然人编辑②.又如2019年阿里智能发布了“突破性”成果,创制了“AI法官”,这让本就捉襟见肘的法学专业就业情势更陷水深火热③.法律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已给法律从业者带来了直接的威胁,法律人工智能技术已开始支持甚至替代法律从业者执行诉讼程序任务,甚至能够较为精准地分析法院的判决数据以评估客户胜诉的可能性[8].传统法律行业对职业人才的定义正在转变,对具备人工智能+法律背景的人才需求十分迫切.

2.应对挑战的基本立场

人工智能给高等教育带来了诸多挑战,但无须制造和扩大人工智能威胁论.高校作为知识普及和技能传授的主要场域之地位面临着消解,但高校作为价值观引领和文化传承主要场域的作用并不会被消解,甚至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地位被削弱,但依然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高等教育不是简单的技能教育,而是内涵技术、方法论和价值观的综合教育类型.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之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在发生着转变,更多新兴的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将会被引入高等教育,但这些技术性的教育必须要有价值教育的引导作为前提,也就是必须秉持工具主义立场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不能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立场;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确实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向,但对人才的需求不可能是唯技术性追求,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也是考察人才的重要参考因素.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我们需把握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人工智能仅仅是一种技术的突破,体现着人类主体地位和根本价值的价值判断依然属于人类本身,而提高学生价值判断能力是高等教育所必须重视的问题.人类世界总体上来讲可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现代教育的核心目标无非是增加物质世界财富的总量,提高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认知水平,而这两者又是不可分立的,物质财富需要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积累.我们必须秉持工具主义立场看待技术的发展,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何以保证人永远是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归属问题,因此,在人工智能大发展时代,高等教育必须充分重视价值判断教育,以巩固人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主体性地位.教育必须是以人为本、以人为先的努力而不能是以技术为中心的“生产制造”过程[9],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授学生作出判断的方法和依据,以使人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下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而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时代显得非常之重要.

以法学教育为例,教育的主要场域从校园转向网络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法律人工智能的发展,“激进论”者甚至乐观地认为必然会出现全能型“AI立法者”“AI执法者”甚至是“AI法官”,那么相应的,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所谓人才可能并无多少用武之余地.尽管目前司法实践部门主流的做法倾向于法律人工智能的“有限智能化”[10],这并不代表将来发展之形势.我们需要注意,AI能否取代人类进行立法、执法和司法,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处理人类社会的价值问题.从司法程序来看,司法判断包含实体判断和程序判断,而实体判断又包含事实认定判断和法律适用判断[11],两者都包含了逻辑推演和价值判断.尽管逻辑推演最为主要的方式是形式逻辑（三段论）,恰恰是人工智能所擅长的领域,因为算法本身就遵循着逻辑推演的基本规则,并且逻辑推演因为其形式化、规则化和程序化等特性,易被算法化,但价值判断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难企及的,价值判断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却是所有人文社科学科都无法回避的共性问题.无论是对法律关系的调整还是对个人行为的规制,背后都包含了某种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如何提高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正是人工智能时代诸如法学教育等人文社科类教育需要关注和重视的方面.

3.价值判断的内在规定性

现代教育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价值传导过程,而不仅仅是技能传授过程.技能传授是教育最为基本的功能,但仅有技能传授不称其为教育,譬如古代的工匠师徒相授只能被称为技艺传承,而注重思想传输和价值观传导的庠序之教方能被称为教育,因此只有内涵思想的传授活动才是教育,而思想的基本内容就包含了主体的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是指基于主体的主观价值取向,对一定客体作出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对价值等级进行排序的活动,经验、理性、感性、情感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价值判断.从哲学层面来看,所谓的“价值”从属于关系范畴,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康德区分了市场价值、欣赏价值和道德价值,马克思则将价值定义为凝聚在商品中的人类无差别劳动,并区分了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尽管在哲学意义上“价值”本身的定义和使用语境存在区别,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康德,都强调价值的人类专属性.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价值关系,一切实现人类价值的教育都是价值教育[12].人类社会是一个交往互动型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动物群体,人类群体整体上存在一套价值判断标准体系,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互动活动必然是在这套价值判断标准体系之内运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而参与社会协作.

二、人工智能时代价值判断何以重要

1.人工智能难以取代人类主体的价值判断

诚如上文所言,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某种程度上依赖特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体系,构建这套价值体系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鲜明表征,而价值体系的建构需要人类主体的智慧,也就是利用知识经验作出好的或者善的决策和判断的能力[13].而所谓的“好的”或者“善的”本身就不是一种客观性描述,而是内涵主体价值取向的价值判断.做出价值判断不能依赖技术,价值判断是一个复杂的内涵主体价值取向和心理活动的过程,经验、理性、感性、情感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价值判断,而这些因素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完全取代的.人类是理性与感性的集合体,如果说理性包含了经验归纳和逻辑推理易于被人工智能技术所识别,那么至少在感性认知上,人类所具备的情感要素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也是人类区别于智能机器的一个关键特质[14],而人文社科类学科无法排除人类的感性认知,甚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的感性认知.

从法学教育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取代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立法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凝聚和价值表达活动,司法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活动,并且是一种内涵价值判断的活动.法律活动包含着人类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依据的是法律从业者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映射进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之中从而做出的判断,这些参数人工智能是无法量化的,并且法律经验并不能被完全算法化[15].举例明之,对物品的认定,怎么评价一幅画作、一篇文章、一段视频是物品?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但却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答案,艺术家与普通民众对物品的评价标准不可能完全相同.另外,人工智能不具备感性思维的能力,但在妥善处理法律纠纷的具体程序中,法律适用者以及诉讼两造的情感意识、文化背景和社会经历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在这样一种主观性强,很大程度上依赖主体价值判断值的范畴里,人工智能并沒有太多可作为的空间.

2.价值判断体现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

教育本身是一种交互性活动,而这种交互性往往表现在价值观点的交互上.理解教育活动需要把教育放在人类社会的交往互动关系中,“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16].教育这个词本身包含着主客体的交互关系,主体是教师,客体是学生,内容是包含技术、方法、价值和情感的综合体,所以教育本质上是精神流互动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是简单的技能传授.教育是人类社会系统中至关重要的群体活动,其根本性的任务和目标是培养人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品性,这在本质上必然包含主体的价值判断问题.技术的使用必然是与使用者的使用目的相契合的,而技术的使用目的无非是达致使用者所追求的价值结果,即使是最尖端的技术,处理的也只是物质层面的东西而已,教育活动中人工智能技术之使用也同样如此,体现教育活动本质属性的永远是价值观、道德观和内在精神的传导,而不是技术的传授.

教育活动所依赖的是教育主体本身所具有的智慧,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和方式,达致教育的结果,它不是一种程序化的车间作业,“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17].技能获取和知识积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教育系统得以实现,但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培养需要教师的人格感化和精神引导.对个人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是观念,而观念是抽象的,观念的外化形式之一就是个体和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以法学教育为例,教师不仅需要传授法律解释和法律运用的方法和技能,更需要引导学生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尊重制定法中凝聚的群体价值共识,理解诉讼两造在司法程序中基于自身利益需求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准确把握司法判断对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作用,不能做机械的法律解释者和适用者,毕竟法律“不仅包含着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 [18].

3.特定文化传统的传承需要依赖价值判断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高等教育的内在使命,而文化本身又大致可以分为技术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对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人工智能作为的空间十分有限,而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应当更有作为的空间.换句话说,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技能[19],还需要文化意义上的传承.近代以来,高等教育以不同的培养模式和教学系统满足着社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无论在体力还是脑力上都不可能与人工智能体相提并论,当人工智能体能够取代人类大部分技术性工作时,高等教育的目标便不再仅仅是培养技术性人才,不再是传递知识和传授技能,而是不断地探索新领域和新知识,促使教育目标从知识的传递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转变[20].

而价值判断与文化的传承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传承,一定是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需求,而不符合社会发展和人们价值需求的文化则会被社会所淘汰.譬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所遵从的三纲五常秩序传统在近代被彻底打破,因为其与人们自由、平等和公正等价值追求相抵牾,在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中被摒弃.而自古以来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传承,因为其符合时展的需求,符合人们的基本价值选择,他不是对人性的压制和剥削,而是对社会基本秩序的维护和坚守,所以一种文化传统的不断延续和传承必须要经过不同时期人们的价值判断的筛选.对特定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需要对文化传统本身作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一重要且艰难的任务是高等教育不能推辞的.

三、培养学生价值判断能力的基本进路

人工智能时代传统高等教育受到了一定的挑战,高校作为知识普及和技能传授主要场域之地位正在消解,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和权威地位不断被削弱,传统高等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急剧转向.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主体性的削弱须通过价值判断教育予以弥补,必须充分重视人文社科教育中的价值判断教育,掌握价值判断的教育方法,探索价值判断教育的有效路径,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

1.坚守高校价值判断教育的主体地位

尽管教育人工智能给高等教育带来诸多挑战,但坚守高校价值判断主体性地位仍然是一种共识,高校不会灭亡,在机械智能时代如此,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如此.洛韦尔甚至认为,大学是最稳定的机构,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永恒的需要,它的存在时间将超过任何现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21].时代在发展,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但大学始终是高等教育最主要的组织体系和形式.人工智能尖端技术在各领域的使用使得人们在将其引入教育领域时,容易将人等同于物.但人的培养与机械系统的调试、使用和维护存在本质的区别,教育活动的对象是人不是物.人类世界是由所有人经过价值判断的行动所创造的[22],而不是机器的运转所构建的.

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被附加了让人区别于机器而保持人性之目的,必须坚守高校价值判断教育的主体地位,进而必须保证高校教师的主体性地位.高校教师的基本使命在于技能的传授和知识的普及,但更高的使命还在于通过价值引导和情感说服使被教育者保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的基本属性.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注重人性教育,保持人性,进而保持社会性,能够根据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处理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冲突.尽管教育人工智能已广泛介入高等教育的课堂,但我们还是需要保持院校教师的施教主体身份不动摇.以法学教育为例,培养一个机械适用法律条款的“法律工作者”并不难,任何人经过一定的特殊训练都能够掌握这项技能,但法律的适用并不是流水线上的工程作业,而是一门谨慎的“艺术”,必须具备厚实的人文素养和敏锐的人性洞察能力才能够胜任.而掌握这门艺术灵魂的人正是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社会实践和观察反思的广大法学教师.并且也只有教师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崇高的法律信仰和强大的人格感化能力才能够引导学生构建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所不能企及的.

2.掌握提高价值判断能力的教育方法

价值判断存在两个内在面向,一是主体的价值取向,二是主体自身价值取向外化的过程和方法.任何人类主体（自然人、法人、社团组织等）都存在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可以理解为是主体自身的内在价值评价体系,而根据这样一个内在的价值评价体系,对外在事物进行价值识别和价值选择的过程就是价值取向外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到价值的冲突与协调,需要使用价值衡量等方法.因此,提高学生价值判断能力的教育方法需要从这两个内在面向着手.一是引导学生构建自身的价值评判体系,二是教授学生根据自身的价值评判体系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以法学专業教育为例,价值判断是指主体（主要是法律从业者）对一定客体（事实或者规范）进行有无价值及价值高低排序并对其进行取舍的活动[23].法学专业的价值判断教育首先需要引导学生构建一套价值评价体系.法学视野中“价值”这个词是有多维含义的,法学教育中的价值必然首先是指制定法中蕴含的价值,制定法不是干瘪的条文,法律规范是一种制度化的价值,制定法律的过程是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这是法官据以断案的前提和主要标准,因而司法是对立法凝聚价值共识的二阶价值判断;其次是指普遍的社会价值共识,法律的社会功能决定了任何与法律相关的活动必然需要考虑社会的价值共识;最后是指法律解释者和使用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法律活动是人参与的活动,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不可能隔离法律从业者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念.因此,在法学教育中需要引导学生建立这样的价值评价体系：制定法蕴含的价值优先,普遍的社会价值共识是制定法价值偏移时的重要补充,最后才能够考虑法律解释者和使用者的价值取向.

根据这样一个内在的价值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进行价值判断,将内在的价值评价体系外化,也就是教授学生根据自身的价值评判体系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在外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正确认识到价值评价体系的相对性,也就是说总体上而言存在一个价值优先级位阶,但这并不绝对,因为最终做出的价值选择可能与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能完全契合,这就需要教授学生在基本的价值评价体系指引下进行具体的价值选择.价值本身具有多元性,并不存在至高至上的价值,正是因为价值判断本身具有主观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容易成为僭越法律之理由,故而首先应当考虑制定法中凝聚的价值.但制定法从被制定时起便开始落后于社会生活,当制定法存在缺陷时,法律从业者应当能够辨明主流的价值共识,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是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价值共识,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是存在较为稳固的主流价值观,怎样发现和辨明主流的价值共识,并通过法律的规范论证确定这样的价值共识是学生需要掌握的能力,所以应该辩证看待价值评价体系,根据不同的情境做出最优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出准确价值判断的方法是学生需要掌握的能力.

3.适当平衡技能教育与价值教育

整体上来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技术性工作者,这也与我国工业技术落后密切相关,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内科学技术领域已取得了长足进步,部分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应当合理转换高等教育的产出目标,更加注重培养能够凝聚和引领社会整体价值观的高质量人才.以法学教育为例,无论是理性主义法学教育模式还是经验主义法学教育模式[24],都是以高等院校为施教场所,采取课堂讲授或者课堂讨论之形式,教授学生解释和运用法律规范的技术,注重法律基础理论的培养和思维方式的训练,通过法条讲授或者案例分析,着重培养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以使学生的自身素质能够与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良好衔接,这在整体上来看基本还是属于技能教育的范畴.但是人工智能时代,系统比人更能够掌握法律条款的内涵,人脑永远无法和人工智能的知识存储量相比,法学教育不是培养机械化适用法律者,因为人工智能系统比人更能适应这样的工作.人工智能必然取代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程序性事项,唯有价值判断不能被取代,那么未来的法学教育更应当重视价值判断教育.

尽管高等教育的基本功用就在于为社会输送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上,技能教育必然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样的技能培训是否能够给学生充足的竞争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法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系统所掌握的案例远远超过单个自然人,并且人工智能检索、分析和提取案件事实、分析法律关系和预测司法裁判结果的能力也是自然人无法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学教育的出路在于适当平衡技能教育与价值教育,在注重技能培养的同时注重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通过价值判断教育和技能教育的有效结合,培养学生对社会的人文关怀,成为既认同民族、热爱国家、尊重自然又具备基础职业技能的社会发展型人才[25].不仅仅是法学教育,所有的人文社科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学科都应当注重平衡本学科的技能教育与价值教育,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价值判断的主体性地位,而不至于陷入人工智能威胁论无法自拔.

四、结语

笔者并不反对秉持工具主义立场对待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渗入,这本身是一件不可阻逆的趋势.价值判断的主体性、模糊性和多元性决定了人工智能不能做價值判断.换言之,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本身的定位不仅仅应当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当是思想的引领者.如果教育摒除价值判断问题,那么所谓的教育不过是将知识灌输于待受“头脑”之中的一个机械程序,而这一点似乎人工智能比自然人做得更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担忧终有一天其会拥有超越自然人的能力,人工智能时代万物互联成为一种可期现实,人类生活的所有内容在理论上都有可能被数据化.如果说人类社会在人工智能面前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间自治的话,高等教育场域必定是其中之一,而坚守和维护这一场域的基本方法就是充分重视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

总结：结论,这篇文章为一篇关于经典人工智能和大学专业范文可作为人工智能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人工智能和大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人工智能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