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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20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8年,中国本科院校数量还只有590所,到了2018年,本科院校数量就飙升到了1245所.但这种高速的建校步伐,却依然无法缓解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河南、山东等大省的高考焦虑和毛坦厂中学上涨的复读人数.
2018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88.8%,但同年的本科毛入学率,只有48.1%.这意味着,有一半人的大学梦,从这一步开始,就要被拦腰砍断了.
中国高校建校时长,其实普遍较短
1998年的大学录取率还是34%,但仅仅在一年后,我国的大学录取率就瞬间飙到了56%,比那几年的GDP涨势飙得还要刺激.
这20年间,我国本科院校数量翻了2.11倍,招收人数也翻了7倍有余.换句话说,我国有655所大学是在近20年间成立的,相当于每年要新建32.75所本科院校,扩招34.13万人.
直到最近10年,新建大学的步伐才有所放缓,10年仅新增166所.
毫不夸张地说,1999年以后的本科生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大学扩招政策的受益者.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建校时长普遍在10年上下的原因.
翻开各个大学招生简章里的建校史,都无一例外地在忙着“做旧”自己.
上到武大、浙大这种Top10层级的一流高校,下到数校合并刚满10周年的三流本科,但凡能东拼西凑、左攀右扯凑足20年历史的学校,甚至都敢在招生广告里吹自己是百年树人,源远流长.足可见我国大学发展历史之新.
但这种运动式扩建,也遗留了不少弊病.
去年,曾有北大专硕学生吐槽“为了留在北大,我可能要花二十万”,就是因为学校无法保障每个学生的住宿,学生需要在校园之外租房读书,引起一片大学生共鸣.
然而,这并不是北大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早在1999年,伞国大学扩招的第一年北大就发生了宿舍吃紧的问题.2002年,北京市教委针对50所高校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6%的学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硬件不足和经费短缺问题,65%的学校因为缺乏师资而无力扩招.
如果说,从1999年开始的前十年中,新建大学的风潮,是为了单纯响应大学扩招政策而赶鸭子上架的下意识举动,那么近十年中新建或拟筹建的大学,则开始有了一点关于如何办学、办何种学的思考.
比如,还没正式出道就立下flag,要办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下凡当校长,清北教授镇场、政府部门亲自背书,对标斯坦福大学设置院系,更有香港科技大学核心团队协助筹备,发誓要成为真正的“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田”.
再比如,由马云、王健林倾情注资、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施一公牵头建设、对外号称“博士生”起招的史上最牛特色民办大学,西湖大学.
除了这些有大佬背书的新建特色办学,这几年崛起的野鸡大学也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听起来,首都财经贸易大学、北京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这三个名字,让人有些傻傻分不清楚,当你觉得其中肯定有一个是正牌大学时,其实这三个都是故意模仿名牌大学、混肴视听的山寨学校.
不断新建大学,保量却保不了质,这样的学校真的能承担起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职能吗?
新建高校,有没有缓解高考焦虑?
近20年里,新建的高校那么多,但每年被主流大众追捧的还是那几个.
在最新公布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TOP10高校里最早建校的是武汉大学（1893年）,而最晚建校的“小鲜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也有超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了.
无论在哪一份权威榜单中,都鲜少见到新建大学的身影.
哪怕是曾经站在巨人的风口之上,建校于2012年的南方科技大学.由于当年出道的声势过大,导致“南方科技大学现状如何了”几乎成为知乎上的每年例行一问.
但喧嚣过后的现实里,也曾出现“双非院校、名气不显,行政混乱、朝令夕改,走出广东省就要被问是什么层级学校”的困扰.
再如,作为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创办的中外合作办学典范,上海纽约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學奉行的研究型高校不同,这里倡导的是博雅教育,鼓励学生们进行自由的无用探索,可以说是国内唯一一所将散养型院校真正做到极致的特色高校.
全校仅有一栋15层楼的建筑,坐落在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没有操场没有校园,没有班主任也没有辅导员,完全开放式的自由探索教学.但这种绝对的自由,也意味着绝对的小众,毕竟单凭本科年均学费15万,加上复交分数线这两道门槛,就足以将95%的考生拒之门外.
不管是博雅教育也好,贵族办学也好,它都无法承担起缓解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压力,注定小众.
这样看起来,这些年大学确实是建了不少,但在这一队伍中,很多高校不是硬件不足,就是软件欠佳.有人好不容易搞起了实验性特色教学,可仍然无法避免在招生普适性和教学探索性之间的难以兼顾.不管是教学方向还是教学方式,它们都不太适合我国广大人口基数之下,力求普适化的高等教育模式.
新建大学固然容易,但大学建立之后,大学教学的去向和标准又该从何谈起?
如果只是一味地对现有大学,做完全一样的复制粘贴,改校名而不改风气,改地点而不改标准;或者,过多地玩起了少数人才能够得上的创新教育游戏.那么这些新大学的存在,能让中国学生上到真正的好大学吗?
中国的大学生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国内的大学教育一直被诟病“普遍较为宽松”,学风、教学、师资各方面都参差不齐,这些是属于无法单凭加快新建大学的建设就能解决的时代焦虑.
一向以“严进严出”之风立学的华中科技大学,在去年真的把因学分不达标的18名学生由本科转为专科的时候,震惊一片社交网络.
数据记载,在1928年到1937年间,清华大学每年的淘汰率为27.1%,最高的理学院淘汰率甚至达到69.8%但仅清华大学物理系在这10年间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就出现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事实证明,高淘汰率并不会折断科学的羽翼,过于宽松的准出率才会成为滋生懒惫的温床,让学生在大学毕业多年以后,遭到“回炉重造”的反噬.
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数据显示我国的本科生招考人数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年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与此相对的一个数据,则是高校教职工人数的增长迟缓.
1998年,我国普高教职队伍大军尚且拥有102.96万人,生师比11.6：1;而20年后,在校本科生已逼近3000万关口时,这个数字仅增长到248.75万人,生师比为17.42：1.尽管这个数字,仍低于我国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限制条件22：1,但距离整体合格仍有一段距离.
在更多的一般性大学中,老师常常面临的是1对40+的课堂,而学生接受的也是动辄数百的泛类教育.新建高校的数量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科生在整体人口的学历结构中占有的份额,但对于平均素质能力的提升,却毫无进益.
所谓的高考焦虑,实际上就是一种透支未来的提前焦虑.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上个好大学,是为了搭上一趟在未来最大限度规避社会障碍的顺风车.大学越好,豁免权限则越高.
但扩大学位的供给,并不意味着提升教学质量,也并不等于拥有了高水平教学,无法真正消除这个时代对“上个好大学”的执着焦虑.面对硬件缺失、软件不足的大学教育现状,就算当下成功入学、顺利毕业,进入社会以后该焦虑的还是得焦虑.
因为真正于学生有用的大学教育,交付给学生的,远不止一纸文凭.
摘自《新周刊》
总结：言而总之,这是关于大学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人相关大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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