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该文是关于阿来论文范文集与时间有关论文范文集.
在过去的一年里,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是获得各种长篇小说奖项最多的作品.
《云中记》被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评委们评为年度长篇小说大奖作品.这个奖项以中青年作家为评选对象,只评当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创图书.在文学的大海里,发现隐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岛屿和灯塔,标记点亮这些文学地标,是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宗旨.
阿来没想到自己会当作家,靠文字吃饭.“小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和别人一样,种青稞,放羊,娶妻,生子,在偏远的小山寨里,安安静静地过活一辈子.”
1959年,阿来出生在四川阿坝的一个山村里.他的藏族血统来自母亲,父亲是回族.家里几个孩子中,阿来排行老大.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赤着脚,在山坡上放牛羊了.
天地辽阔,太阳、白云、群山千古不变,时间停滞,有翠绿的植被和草地,盛开的小花和飞舞的蜜蜂、蝴蝶,有牛羊听他说话,这个孩子,一点也不觉得孤单.
“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他开始上小学,开始学习普通话.一二年级,习惯了藏语表达的阿来,根本听不懂老师的话.一直到了三年级,他突然听懂了老师的汉话.
“”期间,阿来父亲因为经商经历,成为批斗对象.“走资派”的罪名,让这个家陷入政治恐慌中,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让阿来变得敏感、细腻,沉默寡言.
小学上完,父母准备让阿来回家放羊.他想念初中,翻山越岭采草药、打柴,筹集学杂费.初中读完,家里经济条件还是不好,作为长子,阿来放弃读高中,回到村寨和父母一起干活养家.
在水电站工地上打工时,阿来通过阅读改变了自己的环境,见他在读《这里黎明静悄悄》,工地的领导安排他去学开拖拉机.工资从十几块变成了四十几块,他和父母都高兴.
1978年,恢复了高考,阿来考上了县里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中专.毕业后,原本分配留县城工作的阿来,因为没有背景和关系,成为了乡村教师,被分配到一个比家还要偏僻的山寨小学.
《云中记》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心灵史”.
那个小学很偏僻,坐大半天汽车到公路尽头,要骑马或步行三天,翻越两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后,才能抵达.在孤寂的冬夜,陪伴他的只有一本本书,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惠特曼,聂鲁达等
教师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小学待了不到一年,阿来被调到中學,又一年后,他调到县中学教历史.在县城,喜欢读书的他,结识了一批“文学青年”,他们写诗写散文,有的给报刊写通讯.
学校平时有食堂,到了假期就关门.阿来只好顿顿在外面餐馆吃饭.一个同事的父亲,让阿来去参加县文化馆的笔会,每天交8毛钱,每顿饭都有肉.阿来参加了笔会,因为在会议上和别人打赌,把自己的日记改成了诗,交给了上面来的杂志编辑,过了一阵子,他的诗发表在了《西藏文学》上.
阿来就这样成为了一名诗人,这一年他25岁. 在发表一系列的诗歌后,阿来离开学校,调入阿坝州文化局,在《新草地》当文学编辑,也要写上级交待的地方志.
诗越写越长,细节越来越多,阿来开始写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处女座,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小说写的都是他熟悉的藏族生活.第一阶段的小说,他结集成《旧年的血迹》,后来入选中国作协的“20新星”丛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看起来发展很顺利,他当时却陷入了虚无.调到成都工作的梦想基本无望,他的写实风格和当时的先锋文学差异很大.
1989年,阿来外出游历,行走两个月,翻越雪山,漫游草原,风餐露宿,感受自然,认识脚下的大地.回来后不久,他写了《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献给自己的30岁.
1994年,阿来在新买的286电脑上,写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5个月后,小说写完,开始在全国的出版社编辑部“旅行”.一直到1998年3月,《尘埃落定》才找到了知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看中了它,告诉他“一个字也不用改就可以出版”.
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阿来一夜成名,成为获奖的首位藏族作家.2006年,阿来辞去了《科幻世界》主编职务,调入四川省作协,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如今,阿来已经是四川省作协主席.
许多年来,阿来一直在书写西藏.从《尘埃落定》到《空山三部曲》,从《格萨尔王》到《瞻对：终于融化的疙瘩》,从虚构到非虚构写作,阿来一直书写藏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境况,超越个人的民族文化情感,从人类社会发展层面审视民族历史和经历,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的责任.
去年12月25日晚上,在颁奖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专访了阿来.
发生后,我奔赴四川前线采访报道.那个时候,阿来是的志愿者.十年后,阿来的《云中记》以小说的方式,在十几年后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撰写评语：“作家阿来的《云中记》是2019年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这是深具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关于藏族祭司祭祀亡灵,关于如何治愈人的疼痛与伤痕,也关于如何安妥无以依归的灵魂.将生死与灾难思考置于人与神、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云中记》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心灵史’.沉痛与爱惜并在,喧哗与澄明共存,这是阿来以深具魅性与魔力的文字为无数心灵奏起的安魂曲.高贵悠扬、哀而不伤,《云中记》是属于我们时代、也能跨越我们时代而不断流传的文学名曲.”
不想和新闻竞争写伤口
张英：我读了《云中记》之后,还是很意外.没想到你找到了一个老人给地震中的逝者招魂、安魂这个角度,“政府管活着的乡亲,死去的乡亲归我这个祭司管”,写当年的那场地震,居然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方式.
阿来：对,现在我们很多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好像文学要像新闻一样,做一个全纪实性的反映,但我想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应该是这样的.
2008年,我就在成都.老家阿坝州也是震区,我开了两天的车,盘山回去.目睹过非常震撼的死亡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看到人类在自救和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
我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再往北,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一个村四个村民小组184 户人家、一所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
当时和麦家倡导,他和我加上杨红樱发起了捐款.麦家还在成都工作,他拿出二十万作为首笔捐款,杨红樱也捐了二十万.我家在农村,负担多,只能表示心意,捐了五万.最后很多人参与捐款,这笔基金最后达到百多万,定向给阿坝州教育局,想贡献一点力量,参与建设一所希望小学.
后来因为各地政府对口支持建设学校,一省支援一个重灾县,一个地市支援一个乡镇,我们选定建校的乡,由广东一个地级市负责.在他们的援建规划中,学校自然是重中之重.我们的那笔捐款,最后给了四川映秀漩口中学作了奖学基金.
我是一个志愿者,我也是一个作家,想写点东西.自己写的东西,怎么和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区别开来?那个时候,网络媒体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是一个人想知道的资讯,媒体基本上都已经全部提供了.摄像机没有拍到的和没有写到的那些情景,深度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所能够叙述的场面,我也看到了.问题是我不能重复,后来出现的很多文学作品,就遭遇到我担心的这种情况.当然,面对这种突发性,媒体怎么反应,可能现在也没有结论.但是我至少不会在媒体都已经充分报道的地方直接再下手,那就没有意思了.
第二个,本身讲故事这件事情,新闻也可以做,电影电视也可以做,也并不是只有小说才能讲故事.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小说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古由很充分,你没有影像,媒体也很落后,或者是没有媒体.那小说,它就是全新的艺术.
张英：这一找就是十年.《云中记》后来是怎么找到的?
阿来：确实很困难.2008年5月12日,我在成都家中写小说《格萨尔王》,下午2时28分,楼房开始摇晃,震动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抬头看,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当时通信已瘫痪,楼道被封锁,只能坐在街邊的车中,静待消息.当天晚上,我靠着越野车上的野营装备,在公园支了一个帐篷睡了一晚上.
《云中记》.
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在我老家阿坝州的范围.我们那个县,我家那个村也经历了剧烈摇晃,但房没倒,也没有人员伤亡.只有三妹妹带车跑长途,她和一车乘客正在震中附近,幸运的是,我妹妹带的一车乘客,无一伤亡.妹夫从成都出发徒步进山去寻找,妹妹弃车带着旅客往外走,半途遇到前去接应的妹夫,徒步一个通宵加一个半天,走出余震频发的重灾区.
在成都的西门汽车站,见到妹妹和妹夫,我以为我会流泪,但没有.他们也没有流泪,只是以超乎寻常的平静,讲述如何在长夜里穿行几十公里破坏严重险象环生的山路.讲到路上房倒屋塌的老百姓,在露天用大锅煮粥,周济路上逃难的人群.
讲一个小故事.地震后抢救人有一个救援时间,先说是黄金24小时,就是希望第一天能够把被埋的人救出来,又说是黄金36小时,后来又变成72小时,最后到100小时等有个别被救出来的人在地下呆了超过120小时.但那是极其个别的案例,被埋在下面100小时的时候,生命救援就已经结束了.
那几天见到的死亡太多了,我所在的镇子有13000多人,其中一半都死了.当时,我在想一个问题：中国人不知如何对待死亡,对于死亡很难表达出一个恰当的情感.比如,孩子死了,家长哭晕过去,被抬到帐篷里输液,强行灌点吃的,醒过来他又回到那个地方继续哭,我们在旁边的人很难对死者表达一个恰当的情感,都不知道怎么对待死亡.我相信,很多死者的家庭成员随着时间的消逝,悲伤、痛苦过后,会麻木.
映秀镇.
有些死者被挖出来,亲人哭几声;有些死者没有亲人,救援人员对死者进行消毒处理后就直接埋葬了.难道我们只能把死亡当成纯粹的自然现象?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更庄重、更有仪式感一点?
张英：听说这个故事与一张新闻照片有关.
阿来：当年和我一起参与志愿救援的有一位摄影师朋友,我跟他说不准带照相机到灾区,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人哭晕过去,居然有三四个记者的镜头几乎碰到痛哭的人的脸还在拍,我不能接受.其实,志愿者不是专业救援的人,没有专业的工具,只能在旁边帮点小忙,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后来,我们帮着各村做一些调配的工作,然后,我看到祭祀的场面,有祭司在废墟上面敲鼓.地震后,因为有的村落不适合重建,整体迁移,摄影师在一个废弃的村庄,拍到了巫师孤身一人为逝去的乡亲们做法事.这个画面让我难忘,但只是一个故事的萌芽.
这十年里,地震不断发生,2013年芦山地震,2017年九寨沟地震,地点都离发生地不远.2017年6月24日,一个叫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60余户人家,近百条生命瞬间消失.地质专家认为,滑坡是因为后造成的地质应力改变.
大地并不与人为敌,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但生存在大地上的人,却无从逃避.怎么描写这场带走成千上万的人的灾难呢?或者,我只是写出创痛吗?或者人的顽强?但这种顽强,在自然伟力面前,又是多么微不足道.
等到十年后纪念日的下午,我在家里书桌前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下午2时28分,整个成都响起致哀的号笛,在尖锐长长的嘶鸣声中,我泪流满面.十年间,我经历过的一切,我看见的画面,那张照片,连同我在地震灾区所感受到的一切,被神奇激活,一幕幕在眼前重现.
灵感降临了,我知道该怎么写这个灾难的故事了.我要书写一个人和一个消失的村庄的故事,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那场大灾难,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歌颂生命,甚至死亡.
《云中记》就是这样来的.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殒灭与毁伤时,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强烈,把世界照亮.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必须雅正庄重,必须使情感充溢饱满,同时又节制而含蓄.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如颂诗般吟唱.
文学不是体育比赛
张英：《尘埃落定》之后,你差不多有6年时间没有新书.有人说,《尘埃落定》起点太高,你后面的作品很难超越了.
阿来：题材多的是,凭我的手艺写出来,也能找到出版社,大概也能賣个一二十万本.
公众希望有这种刺激,刺激了一次还想下一次更强烈一些,客观来讲这不太适合文学,更像体育竞赛,总得逼着运动员不断打破世界纪录.文学很难说作家超越了什么.
看看文学史,作家的状态,要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准上,才能够往前走.文学不是股市市场,牛市来了,一路上蹿,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中国文学当中,把那些所谓的自我超越,强调得有点过头.
中国作家不是超越的问题,是起伏太大了.读他的前后作品,你都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写的.我对自己警告不是超不超越的问题,而是不要呼啦一下下去了,这才是重要的.
张英：写作有压力吗?
阿来：我有压力的时候,是《尘埃落定》写完,找不到地方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情绪比较沮丧.后来我从阿坝到了成都,涉及出版行业,面对杂志,有更现实忧虑.我们这代人和你们不一样,就业机会少,出现一个适合工作就去做,而且一定想把它做好.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做杂志是一个团队的事,人家拿多少薪水,年终奖多少,房子的按揭能不能按时付,这都和我有关系.做杂志做到后来,那种新鲜感已经不再,商业操作有固定的模式,杂志发行几十万,也觉得差不多了,就慢慢淡出了,再写小说《空山》.
张英：为什么不喜欢“藏族作家”、“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标签?
阿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界定,暗含了一种歧视.完全是汉族的划分,一旦被认定为“少数”,就会得到很多帮助、照顾、扶持、培训、获奖,会有许多好处.靠这些照顾和扶持,不能出大成就,因为文学是有艺术标准的,那就是你的作品,到底写得好不好.
张英：所以你用“边疆”和“边疆文学”取代约定俗成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文学”.
阿来：主要出自地理上的考虑,大多数所谓的“少数民族”,都居住在祖国的边疆.
我觉得,《刘三姐》、《阿诗玛》等“少数民族文学”,其实不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而是“多数”的汉族作家的作品,他们着力表现的,不是当地的“人”,而是异乡人走马观花得来的主观感受,是一种“他者”的写作.
《尘埃落定》电视剧剧照.
当这些作品被模式化,这些作者“少数民族”的身份被认定之后,写作者就受了这种既定模式的影响,他书写的不是本民族的东西,而是汉族人眼里的东西,写作不是为了表达自己,而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想象,获得 “多数”的承认,从而扭曲自己的文学创作.
中国的“东方主义”就是“少数民族”满足“多数民族”的想象.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你的写作必须要遵循文学规律,写本民族的真实故事,遭遇和命运.但这样的写作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无法得到以汉族为主的绝大多数认同,从而没有市场.这造成了当下边疆地带的书写困难.
我觉得《空山》比《尘埃落定》好
张英：我觉得《空山》比《尘埃落定》要好,但市场没有《尘埃落定》那样火.
阿来：我也这样认为.《空山》没有《尘埃落定》那样畅销,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按照写作畅销书的路数,在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今天,中国人整个文化趣味下沉,越来越娱乐化,你是跟这个方向,还是不跟这个方向走?
我想法很简单,放弃做官、经商,按照自己的内心走,认认真真学习写作.我不敢说什么使命、责任,我也不是佛教徒,但我在这个土地上长大,有很强的宿命感.
《格萨尔王》.
如果你光是强调独特性,你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之中.因为你要在这个主流知识背景依托下可以被人认知,过于独特的东西,没有办法和这个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当下中国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搞学术思想、搞文学创作、搞批评的人,谈的都是西方的观点,过去老一点的谈马克思,谈别车杜,现在谈本雅明,谈德里达.我觉得应该重视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需要好好地向民间文学学习.
张英：你在写作时,注重故事还是思想?
阿来：我觉得中国文学讨论意义太多.有时候过于强调意义,会把小说变得干巴巴的,不好看.
我说句极端的话,讨论意义是没有意义的.什么东西没有意义?什么东西都有意义.但是文学真正是靠意义存在的吗?如果真要追究意义,那就不要文学,真的.你有历史学、社会学,有哲学就可以了.
文学真正的深度是感情的深度,体验的深度.我们的人生观和思想观、价值观,很自然就包含在作品里头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作者,甚至有些作品里包含意义的丰富性超过我们自己所预期的.
张英：如何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心病,你怎么看?
阿来：我们太在乎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看法,特别是来自欧美的反应.我觉得有点过头了.汉语这么多人使用,这么多人在读,这么大一个市场,我们把来自国外的反应看得太重了.
我们一说国外什么东西,如数家珍.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多样丰富的国家,对中国所谓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不够,如此完整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
文学界对我们这样的人,有意无意之间,关注是不够的.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悲哀,还是在中国身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悲哀.大家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深厚,引经据典,对我们中国身边的文化,却没有人去研究.
张英：你编《科幻世界》的时候,发表了许多类型文学,你怎么看这类文学的价值?
阿来：我觉得很好,现在文学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出现了很多类型文学,科幻发展到奇幻,后来到穿越,非常有想象力,越过了“纯文学”这个单一的话语系统.
欧美有一种幻想型文学,它的图书在欧美占出版市场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顶尖的就是《魔戒》、《哈利·波特》.我们老的一套话语系统还没有认清它的价值,还没有仔细研究它,认为它没有价值.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么多读者,怎么会没有价值?
大家总说文学杂志活不下去了,我们《科幻世界》5本杂志,有3个是文学杂志,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为什么?对待新生事物,我们要尊重它,了解它,研究它,而不是视而不见.不能当文化多样性真正出现的时候,大家脑子还是一元化的认知.
现在的问题是文化成了经济的工具.整个社会衡量一个艺术家是不是成功,是看他赚了多少钱.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张英：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上升,文化影响力也在上升.政府力推的孔子学院,大学力推国学,民间的汉服、读经,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复苏之势.
根据你的观察,在百年西方一面倒的情况下,这些年,中国文化、中国概念或中国元素,在全球范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和影响?
阿来：没有什么影响,边缘状态.西方人把你当成一个文化标本,全球化了,他们又觉得需要一点别的文化元素.这是外部的要求,它对你的过去更感兴趣了.在我们自己,初衷则似乎不在于影响别人,而在让别人多了解我们.所以,我们包装了一些东西,传统的,文化的.人家误解我们,不放心我们.我们把传统文化中那些听上去看上去能让人放心的东西搬出来,以一种我们认为人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展示.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太注重包装,太注重人家的想法与感受,呈现出来的东西,往往就不是需要呈现的那个对象的整体.
张英：从本国出品的影视、戏剧、图书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到报纸上的文化版面几乎成为稀缺产品,读书节目在收视率上一败涂地,到最寻常可见的景象是：文化名人们追逐着新闻热点而非真问题,新晋的年轻人热衷于一夜成名式的投機冒险,大学没有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描绘出清晰的愿景等当今中国文化的创造力究竟如何?有没有创造力?
阿来：我不以为现在这种社会氛围是有利于培养文化原创力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不是文化本体,文化是一种工具——不要一说文化是工具,就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现在的问题是文化成了经济的工具.整个社会衡量一个艺术家是不是成功,是看他赚了多少钱,一部电视剧是这样,一部电影也是这样.在媒体上,在被媒体引导的公众心目中,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被谈论最多的都是挣钱很多的,而不是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
作家阿来.
张英：中国能否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请您谈谈自己的判断.
阿来：这个责任应该是政府、社会组织、商业集团、媒体等这样的团体来负,也就是整个社会来负.
当需要发现谈点原创能力的时候,大家总是责备艺术家个人.艺术家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作为个人,特别作为是艺术家的个人,是无从改变这个社会走向的.在这样一个功利的社会中,一个艺术家能够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不随波逐流,能够独善其身,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们总是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听到对原创力的呼唤,祈祷式的呼唤.但在具体而微的操作层面,在面对一个艺术家的劳动,面对一个艺术家的存在的时候,整个社会欢迎的又是那些并没有多少创造的、缺乏想像的、缺少内在精神气质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如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转型很难.我这里说的只是文化,没有包含科技与物质生产方面.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相信也有很多深怀文化信念的人,但他们在这种氛围里无法突围而出.
转型能否成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转型需要太多切实的工作.比如在地震灾害中,我就警告自己,与灾区百姓一样感同身受,观察,思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作为一个文化人,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表演救灾.文化的力量是自然呈现,而不是表演.
总结：总结:该文是关于经典阿来专业范文可作为时间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阿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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