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本旅行中的文化交往——评李卫华《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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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新时期的中国,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文学完成的,中国的作家与读者几乎都是通过翻译的外国文学文本接触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对作家来说,这种影响会渗透进其创作中；对读者来说,这种影响会导致其形成对外国文学景观的视界.这种影响是势不可挡的,外国文学的异域性和现代性自发地被认识被体认；这种影响也是静水流深的,缓缓地渗入并与本土观念进行深层次的碰撞.李卫华博士在其专著《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研究：1978 - 2008》中,他一开始就洞察到这种影响背后的复杂性,摆脱了传统研究只关注翻译文学的输出与接入的两端,而将翻译文学置于一个不断处于动态变化的场域,来深究影响产生的经络.由此,本专著的首创性是显而易见的,迄今为止学界上还没有一篇以翻译文学期刊研究为视角来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等一系列的文本旅行过程进行探讨的论文,况且此专著的研究基点也正在于通过审视了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文学期刊的文本旅行过程,来重点审视翻译文学如何在旅行过程中对中国的文学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又是如何在这种互动影响中建构自身的现代性和主体性.其次,对作者用动态开放的视野来关注翻译文学这一命题是新颖独到且发人深思的,向读者展现了文本旅行中正进行着无形无声却深远的文化交往.

事实上,这样的论题会稍显空泛,然而,李卫华博士的研究显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着扎实的材料支撑和详尽的文本挖掘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用的是“笨功夫”,也是真功夫,那就是大量收集占用相关资料,然后再爬梳、整理、提纯、吸收,最后不遗余力地表达出来.作者选取了《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三种极具代表性的翻译文学期刊,对中国新时期30多年以来的外国文学文本在中国的翻译、编辑、形成与影响等历经过程进行实证考察,足见这研究对象的宏富壮大,正如他自己感慨,“显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①,然而,笔者认为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上,对文学文本在中国的旅行中的复杂进程进行了充分解说,几近揽括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通过解说现象,剖析了文本旅行中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交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观点是具有参见性、创见性的,而且证据确凿充分,令人心悦诚服.

翻译是外国文学文本在中国旅行的开始.在翻译这个始发站上,本书关注了翻译活动的内外两因素,对内是翻译文学期刊关于译介对象和策略的选择,对外则是翻译文学期刊对译者的身份定位及其开展的翻译实践.作者对这两因素的考虑一开始就从文本旅行的源头把握住了翻译文学为何呈现出“中国化”的现代性.中国新时期伊始,这三家代表性的翻译文学期刊均以“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作为各自创刊追求,并不是巧合,而是当时中国文学界现状,试图突破文学单一观念和模式的潜在需求,打开国门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注入,正好应合了中国文学界苦于进行艺术创新的渴望,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和模仿.因而,理论上讲,在译介对象上,这三家期刊都应该会有目的的选择合适的文本.然而,中国新时期的社会现状又决定了他们选择上的局限性,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文化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解冻,为免遭政治上的祸患,翻译文学期刊的译介对象的选择受到无形的限制.鉴于这种现实尴尬,翻译文学期刊在对待外国文学文本时有意识地将西方现代派的文本内容与文本形式区别待之,实行对内容以归化为主,对形式以异化为主的策略,这种策略一来强化了译者的民族本土文化身份,二来排斥了外国文学文本本应呈现出的异域文化多种可能性.也许正因为翻译文学期刊对文本内容以批判为主,对艺术形式以借鉴为主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也解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有关“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的说法.由此可见,翻译文学从一开始营造出的世界文学语境就与自为状态下的世界文学语境不一致,相应地,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批评方法、创作者的借鉴方法以及读者的阅读方式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这是外国文学文本旅行中“第一站”时遇到的“中国化”选择,经历了初步的一次文化碰撞和交流.

外国文学文本经由翻译之后,还需经过编辑加工“第二站”才能形成翻译文学期刊文本.可以说,翻译活动已经把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初次重新语境化了,文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他者文化,经受这种他者文化中的文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再次考量和建构,即编辑活动的参与.作者意识到,编辑活动事实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又是一种物质生产和社会活动”(62),因为编辑行为涉及到要充分了解文学话语的两面性质,一来对原稿进行审美理解和阐释,二来基于对期刊规划发行等方面考虑,对文本的再编码会进行把关审酌.由此可见,翻译文学期刊编辑活动并非是翻译文学从生产到接受旅行过程之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而是文化交往最为关键的*,对本土文学现代性的建构有着重大意义.作者以80年代中国兴起的“拉美文学热”为例,着重细致描述了编辑活动在对这个文学景观的塑造上不可小觑的力量.中国新时期初期,国内对拉美文学的译介甚少,翻译文学期刊最初对两三位拉美作家进行了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引进了现代性气息的拉美文学,继而在国内文学界引发了拉美文学热潮.可见,这“拉美文学热”如果没有编辑活动首当其冲的参与,至少会在时间上拖延引进.应该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初期引起了拉美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拉美文学景观,而因翻译活动及编辑加工各环节中涉及到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化现状的考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必然的选择,以至这种我们所见的拉美文学景观与事实面貌相比,有不小的变形.期刊发行的规划和反馈,也促使编辑环节内在的调节改进,作者注意到翻译文学期刊从最初集中对三两位作家的新鲜引进,逐渐发展到对异域作家及作品的文学现代性的慎重选择上,可以反映出期刊编辑环节中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现代性的发展需求矢志不移的追求.由此也得出,文本旅行历经编辑过程中再次深度的文化交往.

经由翻译、编辑工作之后,翻译文学期刊文本得以形成,使文本旅行流通到中国作家、中国读者的视野,发生了广深的文学、文化交往.此站也可理解是文学文本的接收环节,主要含纳两方面,一是对旅行至此的翻译文学文本的解读,二是本土作家对其选择性借鉴.正好俗语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翻译文学文本的解读,也应算作是文本旅行过程中文化的一次亲密交往,因为每个读者所受教育和知识文化程度不同,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人生价值取向不同,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不同等等,都可能会导致对同一个文本的解读大相径庭.新中国初期,外国文学评论文章中主张异域文学的艺术形式对本土文学现代性的借鉴意义,而批判异域文本内容中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以便来建构推崇本土的文化、文学观念.书中以新时期中国文坛对《百年孤独》的接收为例,例证说明了文本旅行过程中接收环节中的文化交往.《百年孤独》被解读成“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可见学界对文本的现代性形式的关注,也充分反映了人们迫切希望向西方现代表现手法学习的渴望.80年代,这部诺贝尔获奖作品在中国能迅速引起接受热潮,主要原因应在于其成功地将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与其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这无疑给中国新时期文坛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文学发展启示.作品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刺激了新时期一些作家对自身传统的反省,激发了他们的“寻根”热情,可以说,《百年孤独》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的产生,感染了人们从文化、传统层面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此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作家虽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众多现代文学流派的表现手法,但他们开始回望自身,更加强调确立本土的艺术价值规范,正如本专著所述,“从新时期文坛的‘现代派热’到‘寻根热’,是一部分中国作家自我意识逐渐深化的过程”(184).外国文学文本旅行至此,引发中国文坛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与忧思,可见这种文化交往会持续深化.

从宏观意义上讲,外国文学文本始发于翻译的旅行应是没有终点站的,因为要不断经受在本土语境下被接收的文学阐释与文化交往.正是这种不断往复的阐释与交往,赋予了翻译文学文本在异域的经典化过程.在狭义层面上理解,翻译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便可视为其旅行的归宿了.事实上,外国文学文本在异域的经典化过程,从其被翻译的第一站就发生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构过程.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外国文本都会在本土经典化,换言之,经典化不会是文本旅行中必经之站,因为此站意味着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多层面的文化交流.首先在于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因素,如果源语文本传达的价值体系与译语文本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相适应,这样的文学文本更可能成为经典.其次是翻译文学文本需接受本土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以及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等的重新考量,这实则也是文本是否得以经典化的考量.在书中,李卫华博士还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因素即翻译者,出版者和作为接受读者群体予以考虑,简直是面面俱到,这种严谨周密的治学态度着实令笔者仰之叹之.

文本:文学文本阅读教学策略（二）

跟踪文本旅行,深究文学、文化交往,这是笔者阅读《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研究：1978 -2008》所发现的一条脉络,然而,这本专著的研究及发现远不仅于此.正是关注了翻译文学文本的旅程,作者认定翻译文学更是两种文化内部交往,因而有必要在学科设定或课程编制上对翻译文学的身份及地位给予恰当的重视.面对这样的考虑,在本专著中,李卫华博士还诚恳地提出可资借鉴的做法,一来建议是否可在外国文学史讲授时添加有关文本翻译的情况,对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学生能对译介的本土文化语境有切身感受；二来建议是否可谈及中国本土对该文本的接收情况,观察到本国作家作品与外国作家作品的互动交往,这样学生既学到了外国文学,也学到了中国文学,这才真正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比较”实质.作者提出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独立思考,尽管还需要时日加以证明,但无疑显示出了作者对敏感的问题意识及对学术的高度自觉性.

总而言之,《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研究：1978 - 2008》内容宏富,材料翔实,论证周密,说理透辟,是一部质量上乘,富有创新精神的专著.

注解【Note】

①参见李卫华：《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研究：1978 -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以下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加注.

（艾可,原名曹艳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英语语言文学.Email:yanyun1210@ yahoo. com. cn)

（责任编辑：桂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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