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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论文范文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现阶段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问题主要是指人口负债,在医疗、财政支付和养老保险制度上.随着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消失,社会老龄化的现象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我们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是对往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收入,那么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变迁所呈现的经济、社会负债.

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主要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和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两个方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是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下提前发生和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到90年代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始显示,但是随之2000年,全国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7%以上,也预示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也提前到来.

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到1987年都处以一个上升时期,最高点在1987年达到23.33个百分点.但从该年以后出生率都处于一个下降趋势,从最高点开始下降到2010年11.90个百分点；死亡率的变动情况一直处于一个变幅不大的水平区间,但是2000以后可以看出,死亡率开始上升.由于死亡率保持一种不变的速率,人口增长率的起伏与出生率正相关,在1987年是一个临界点,该点之前,人口增长率表现出高增长水平,1987年以后,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从人口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和老人赡养比的情况来看,总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正相关.自改革开放后,人口总负担比与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7年,在这一阶段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迅速下降,可表现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儿童数量开始下降而劳动者开始增加；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9年,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变化不大,处于平稳波动过程,可认为经过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率陡然下降,但是随后出生率达到平稳下降水平,此时劳动力却在之前儿童成长后开始增多,也达到劳动者数量略有增长的平稳过程；第三阶段是2000年到现在,经过十多年人口变化后,十年前的劳动者开始走向老人阶段,老龄化开始出现.因此,总负担比中老人负担比开始增加,儿童负担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加理性地对待“一个孩子“的问题,出生率下降.老人抚养比在三十多处于平稳增长阶段,以2000年是一个临界点,在2000年老人负担比上涨到7.0%以上,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　

中国经济奇迹有很大因素是来源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劳动力的贡献超过了25%.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对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的发生改变,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15岁－59岁的劳动者在2008年出现下降,2012年出现负值,15岁－6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将会持续到2014年,达到9.97亿人口.社会总供给劳动力数量开始递减,劳动力出现短缺既能表现在总数量,也能表现在质量上面,中国对儿童成长教育的观点是以读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为荣,而对少年去参加技校,学一门技术的职业学校却带有鄙视心理,这种心理的作用也造成了我国劳动者在蓝领阶层出现短缺,在大学生及以上学历的水平上毕业生出现过剩的现象.

通过分析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动轨迹可以总结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体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劳动人口在总人口比重逐渐上升,其中劳动人口中的就业人数也呈增长态势；第二,相比劳动人口比重,少年和老人人数在总人数的比重呈现相反趋势,儿童少年人数逐渐下降,老人人数比例逐渐增加；第三,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人口结构转变速度要高与经济增长速度,这种人口转变速度不是指的是人口增长速度,而是人口逐渐老龄化速度加快,与之相配套的经济增长总体结构并不能与之相适应,会呈现养老福利基金缺口现象；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和人口红利的出现、消失以及老龄化的出现是在计划性政策的干预和经济发展共同驱动的结果；第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具有不均衡特征,表现在城乡变动不均衡和地区变动不均衡.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农村中存在无限劳动供给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相东部地区迁移,随着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政策和中部地区的崛起政策,以及东部发达城市生存成本过高导致东部地区劳动者又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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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负债分析

随着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变迁所呈现的经济、社会负债.老人的增加,势必会增加财政支付和较少生产劳动力,降低社会总体收入,对于这一系列的影响,可认为是人口负债.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负债上面.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但是中国经济尚未达到应有的发达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质的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中国现行家庭的“四二一”格局使得家庭赡养压力增大,中国将会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国由于在政策上对人口变动实行强制性的管理,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其他国家变动不一致,在中国经济运行规律上也表现不一致,使中国在没有达到富裕水平的时候人口就已经在开始老龄化,而这种“先老”的局面也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供给紧张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在2030年以前,中国0-14岁区间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15-64岁区间的人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情况.劳动人口的绝对规模在2015年将会达到最高点.从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人口总体不仅出现老龄化,并且劳动力人口也在将来出现老龄化现象,这种现象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也可以认为是提前到来的人口红利对在未来进行经济补偿,也就是人口负债会在我国出现.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分析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其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了9.79%,这种高速增长状况一直保持着持续性,被世界称为“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以高投资为主要形式,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促使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与索洛模型所得出来的结论向左.索洛模型认为,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与人均产生水平成正相关,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使人均产生的增加,但是这种稳定状态不是稳定的,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因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有充足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各部门自由流动,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使得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逐渐增加,劳动者所占比开始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开始向有限供给方向发展,“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基于此背景,中国一直保持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战.另外,具有工作收入的人群具有投资扩散效应,他们对投资和储蓄的需求会导致外资流入国内；但随着人口偏向老年型转移,这种投资扩散效应也开始消失,随之对资本流入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规模,也体现在人口质量上.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使得劳动者中有一部分具有学历成分,而且通过“边干边学”的模式增加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冲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对经济的负作用.但是,中国在20世纪末的大学扩招,是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到了一个极限值,所带来的结果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速度也开始放缓.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达到一个极致水平.

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因素将会发生改变：人口红利的消失,无限的劳动供给转向优先供给、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开始走向稳定数量,这些因素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是中国继续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必须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通过政策手段进行引导.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机制,发挥老龄人口的第二个人口红利；防止人口过快老龄化.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使得其他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能够顺利运行,即使人口红利消失,其他因素也可以相互配合,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对就业方面做充分的政策扶持,消除劳动者区域流动中所产生的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