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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平 口述 沈海平 整理
1952年初,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主持下正式创刊,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中国建设”这个名字不仅表明这个杂志的主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我于1949年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因此参加了《中国建设》杂志创办全过程,历任《中国建设》办公室主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
回想这段历史,我很自豪：能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曾参与了《中国建设》杂志的筹办与发展,亲聆她的教诲,感受她的永恒魅力和崇高精神.
杂志诞生的背景
1950年4月底,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宣告诞生,宋庆龄当选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自此,全国的救济工作统归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自1938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募集资金与物资,开展救援工作为主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改组,调整工作范围与制订新的发展计划.
宋庆龄在思考未来工作目标与重点时,希望加强自己擅长的对外宣传工作,在《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成功向世界发布中国真实消息的工作经验基础上,着手成立国际宣传机构,突破西方敌对势力的新论文范文,以非论文范文的渠道,将新中国的信息传播到全世界.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是宋庆龄一直有的设想,为此,宋庆龄做了较充分的准备.记得有一次,李云对我谈了宋庆龄的这个设想,并让我参加这项工作的筹备.为了落实宋庆龄的这个计划,李云和张宗安、邹尚录等专门到我家开会,研究落实这项工作.后来还组建了一个办公室.当时,我与林德彬就在即将成立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办公室工作,负责人是金仲华.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给周恩来写了多封信与正式报告,并派谭宁邦、陈维博等带着中国福利会的改组方案与计划,专程赴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其中就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的计划.只是因为工作目标与方向尚不明确,所以计划与方案只是一个框架.宋庆龄急切地盼望得到周恩来的意见.
1950年7月25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的问题,并通过了《中国福利会章程》,其中第三章第十条明确规定：
本会设国际宣传委员会.
(一)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推行关于中国人民建设的国际宣传工作.
(二)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席由本会主席兼任之,委员若干人由本会主席聘请之.
(三)国际宣传委员会以下各级组织另订之.
但是,在现实工作中,章程中有的这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似乎从未开展过工作.虽然在宋庆龄当年与爱泼斯坦的往来信函中,多次提及这个机构,甚至欢迎并邀请爱泼斯坦加入国际宣传部工作.
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10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建议宋庆龄可以先办个对外的刊物.周恩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建议宋庆龄以她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刊物.宋庆龄完全同意.于是195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会见了刚从美国回国的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商谈办刊事宜.并且委托陈翰笙到上海与金仲华一起,依靠中国福利会的力量筹办刊物.同时,宋庆龄邀请正在美国的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和耿丽淑尽快返回中国参加办刊.她认为爱泼斯坦是最佳编辑人选,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与编辑《保盟通讯》的经历.耿丽淑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与推广经验.因此,让耿丽淑负责杂志的推广发行工作也是十分称职的.
宋庆龄决定为杂志取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文的意思是“中国的重建”.之前,陈翰笙曾提议刊名为China In Reconstruction,意为“建设中的中国”,但是宋庆龄坚持用China Reconstructs.这个名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孙中山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名为《建设》的刊物.《中国建设》这个名字不仅标明这个杂志的主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1951年8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会议室主持《中国建设》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金仲华、陈翰笙、顾淑型、爱泼斯坦、谭宁邦、吴耀宗、文幼章等,我与林德彬也参加了会议,同时负责具体落实会议决定.会议确定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读者对象及报道内容,决定“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职业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刊物将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宋庆龄提出要成立一个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也是由宋庆龄提出的.主任：金仲华,副主任陈翰笙.其他编委委员是：钱端升（政治学家）、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刘鸿生（实业家）、吴贻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还提出,邀请耿丽淑到中国,从事杂志的推广发行.宋庆龄强调,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要继承和发扬它的前身《保盟通讯》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
宋庆龄对编辑方针有明确的要求,她要求多写人民群众的努力和业绩,因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她还强调要实事求是.根据宋庆龄的要求,编辑部作出具体规定：每期必须有一篇观点新颖的文章,一篇扎实的文章,还要有一篇生动的文章.具体表现为,杂志按既定编辑方针,在筹划各期报道观点与内容时,强调：(1)写好每期首篇的《致读者》,结合各期的重点内容,进行分析与提升,表明杂志对当前中外形势及重大事件的鲜明观点（宋庆龄曾亲自写过《致读者》）.(2)深度报道国内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多由本刊记者深入采写专稿,以主题文章或若干文章从各个角度透析主题.(3)约请权威人士或专家学者撰写通俗而观点鲜明的重要文章（创刊初期宋庆龄、金仲华、陈翰笙及社会知名编委均亲自为杂志撰稿；以后也很重视约请各界专家学者撰稿或访谈）.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杂志仍坚持自己采写或约稿,故论文范文也曾肯定说《中国建设》还有自己的东西,以批评《北京周报》照抄照转国内报刊.
1952年《中国建设》第1期正式出版,为英文双月刊.实际上,创刊号提前于1951年12月便正式印刷出版了.《中国建设》第1期印刷1万册,向国内外发行.
杂志创刊号的彩色封面为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的喜悦形象；封底为木刻,内容为重建的钢铁基地鞍钢.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的生活的变化等它将用权威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图片、插图和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文章,如陈翰笙的《中国工业的新发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业》、赵朴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济工作》、傅作义的《制止洪水为害》等.
当年香港时期的保卫中国同盟第一届论文范文委员及主编《保盟通讯》的元老,又成了《中国建设》的领导与核心.金仲华任编委会主任、社长,陈翰笙任编委会副主任,主管编辑部,爱泼斯坦任执行编辑.
宋庆龄作为杂志的主办人,对杂志给予了特别的关心,从选定办刊领导与骨干以及刊名、编辑方针、内容、文版的确定与封面设计、插图与版式,以至重要文章,她都亲历亲为,她曾先后为杂志撰写了30多篇文章,每期杂志出版后,她都以“林泰”的名字亲自将杂志寄给国外亲朋好友.可以说,创办《中国建设》杂志是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和贡献.
我的感觉是,宋庆龄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先创办一份对外宣传的刊物《中国建设》,但是并不等于放弃她已着手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她筹办《中国建设》,仍然是在国际宣传委员会的框架之下.而先办一份刊物,正是作为国际宣传委员会的一项工作的尝试.在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的信件中,明确地表达出这一点,宋庆龄说：“欢迎你们成为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部的正式成员等顺便通知你们已分别被任命为《中国建设》杂志的执行编辑和助理编辑.”爱泼斯坦在回信中说：“我们很高兴受到您的委托,能参与这项工作,并期待与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部进行合作”.
宋庆龄委托金仲华具体负责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任命金仲华担任《中国建设》的编委会主任和社长.我就是在金仲华直接领导下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宋庆龄十分信任金仲华,她希望由金仲华负责杂志的全部工作.但是,当时金仲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工作担子已经很重,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杂志上.因此,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办公室,实际也是替金仲华具体执行与落实他所分管的有关中国福利会机构内的工作.
杂志创办初期的困难
早期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在编委会下设立业务部和编辑部,共12人.分为北京与上海两摊.业务部在上海,地址是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本部,负责印刷出版及发行业务.编辑部设在北京大草厂16号,负责采编及翻译业务.
具体参加杂志筹建和创刊工作的人员,还有顾锦心和从美国回来的论文范文社天津分社记者李伯悌.顾锦心那时受宋庆龄的委派,作为中国福利会的代表,出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同时担任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办公室主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最早在北京,挂靠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下面,办公地点（北京大草厂16号）是属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院子,原是他们几位负责人的家属宿舍.
《中国建设》创办初期,困难很多.
第一是人分两地办公.造成分两摊工作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外在条件所致.宋庆龄认为,《中国建设》作为一个对外宣传的刊物,信息要灵通,既要把握论文范文的大政方针,又要了解国际信息,所以编辑部必须在首都,要紧靠论文范文.但是当时北京没有外文印刷厂,所以杂志社只能分两地办公.北京一摊是编辑部,由陈翰笙与爱泼斯坦负责,负责采稿、编辑,当时陈翰笙的身份是外交部顾问,编制在外交部,他每天上午来上半天班.上海一摊是业务部,由金仲华挂帅,分推广工作组与出版工作组,由我与林德彬分管,主要负责印刷、发行等.杂志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编委会.每次发稿前,北京的编辑带着稿子到上海,排版、拼版后交付印刷.印刷厂校样出来后,再赶来上海校对等.每出一期杂志,需要在北京与上海往返多次,很费时,也很不方便.杂志周期拖得很长,还经常出现拖期现象.
第二是人手不够.杂志创办初期,社领导与骨干的编制都不在社里,《中国建设》杂志真正编制内的人很少,金仲华、陈翰笙、顾淑型、顾锦心等的编制都不在中国福利会.爱泼斯坦夫妇初到北京时期编制也在《人民中国》,且主要工作精力也放在那里.由于《中国建设》开始是双月刊,时任出版局副局长的刘尊棋不肯放爱泼斯坦到《中国建设》来,而要求爱泼斯坦夫妇兼做《中国建设》的工作,每周到杂志社来3天.后来同意放邱茉莉到《中国建设》全职工作.另外,杂志社从创建初期陆续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前前后后共计有93人.其中,英文26人,法文20人,西班牙文19人,阿拉伯文12人,德文12人,葡萄牙文4人.这些外籍专家都是通过外国专家局聘请的,不占编制.他们在杂志的各个文版从事外文编译改稿工作,有时也为杂志撰写介绍中国的文章.1953年我到北京后,成立了办公室,管行政、人事、出版与发行.林德彬、陈修征以及耿丽淑、王安娜等负责的推广部门仍然留在上海,直到1955年,才全部搬到北京.后来,我们与高等教育部联系,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招聘干部,最终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这主要也是从实际出发考虑,一是方便,二是也免除了为上海调来的干部职工解决住房、分居以及生活习惯不适应等麻烦.
第三是办公地点经常变换.记得我们初到北京,第一要务就是找房子,作为一个单位,办公、住宿必须有房子才能安顿下来.最初,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大草厂16号,也就是中国救济总会宿舍的前院.其后几经搬迁,直到1958年6月迁往阜城门外百万庄路24号外文局办公大楼,才算稳定下来.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杂志社长期以来,在业务上一直没明确应归哪一个上级部门具体分管.一开始我们的上级单位名义上是救济总会,但当时我们的编制还远在上海中国福利会,而他们对我们的业务、行政困难,往往爱莫能助.为了找一个性质和我们比较接近的“娘家”,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杂志社归口到外文出版局,这样工作起来会比较顺利.我向宋庆龄汇报后,她同意了.于是我去与外文局谈,结果全部解决了.外文局对我们也不是全管,他们不管我们的业务.当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有个宣传组,我们争取到业务上由他们给予指导.具体联系我们的是宣传组组长辛冠杰与副组长王楚良,我们在业务上碰到问题,就直接去找宣传组,甚至直接请求廖承志帮助.我们的业务挂靠在外事办公室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信息灵通：当时外办宣传组组织港澳报刊,如《大公报》等的领导定期开会,吹吹风、沟通一下信息等.每次开会时,也通知我去听听.廖承志和另外一位副主任张彦经常出席会议并主讲,有时陈毅也讲.外办召开宣传方面的会时,也通知我去参加,对我们帮助很大.
后来,唐明照担任编委会的副主任兼总编,陈麟瑞为副总编,我调到了编辑部任总编室主任,李伯悌为副主任.唐明照时任论文范文论文范文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局长,编制在中联部.他到任后,各方面关系处理得都不错.唐明照不是论文范文来,而是有空来.杂志社的日常工作基本上由我具体负责,特别是送审与定稿.后来,我和李伯悌又被任命为副总编.这样,一切工作逐渐开始理顺,杂志工作也越来越发展.
杂志的推广与发行
《中国建设》创办初期,发行与推广工作在上海进行.宋庆龄十分重视杂志的推广与发行.
第一,宋庆龄推举耿丽淑返回中国,专门从事推广与发行工作,谭宁邦与耿丽淑都亲自做这方面工作,王安娜也被安排在推广发行部.
第二,宋庆龄坚持主张走自己独立发行的路.当时．所有对外的刊物、书籍皆依靠国际书店,而宋庆龄坚持强调杂志的民间性与高效率,要求自己发行,以区别于论文范文渠道.我们通过国外的代销书店开展杂志的销售和征订工作,杂志重点发展订阅户,这些是我们的基本读者.他们经常来信,反映对杂志的评论、看法与要求.自己发行的好处在于：一是,与读者直接发生联系.针对读者来信,我们及时了解到读者的愿望与口味,帮助编辑调整采稿的方向与内容.二是,我们对来信做到每信必复,而且规定回信不能超过两周.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特殊的需要,如提供旅游信息、论文范文物品等,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三是,采取各种措施,使发行与推广更加深入.我们坚持自己负责发行工作,可以根据杂志的特点策划推广发行方案,开展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当时,全社上下都重视发行与推广工作,记得我们曾主动到各个国际会议的会场去现场设摊,宣传推广我们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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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宋庆龄坚持亲自为杂志写文章,向知名人士约稿,向国外论文范文邮寄每期杂志,带头做推广发行工作.
事实证明,宋庆龄采取的措施很有效.《中国建设》的发行量在当时是最大的,那个年代,只有《中国建设》能够打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其他中国的英文报刊做不到这一点.当然,这一点也取决于《中国建设》杂志的性质——民间机构主办,不是论文范文的,读者对象锁定西方尤其是美国,这是宋庆龄特别强调的.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对我们强调坚持非论文范文这个问题,告诫我们,一定要明确,《中国建设》是孙夫人出版的杂志,不是论文范文喉舌,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政治性不要强,颜色不要红,西方才能接受.周总理还告诫我们：要内外有别,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要有区别.要和《北京周报》有个分工.这样读者才能接受.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仅周总理反复叮嘱,陈毅和廖承志也多次强调,要求我们报道新中国各方面真实的信息,反映经济、文化、教育成就等等就行了,调子千万不要高.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也就是宋庆龄的风格与特色.陈毅曾给杂志题词“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讲话.
记得在《中国建设》创办10周年时,也就是1962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出的是我们杂志历年来每期的封面,要求参观者论文范文评选最佳封面.周总理、陈毅和廖承志都来看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正在批判复古思想,对外宣传口径也很谨慎.我们展出的杂志封面里,有一张是中国古钱.这是一本50年代杂志的封面,如果是在60年代,我们绝不会选作封面.但是,廖承志偏偏投了这张封面一票,选它为最佳封面！我在一旁十分感动.我明白他的用意,他并非真正认为这张封面多么好,他的思想一向非常解放,一点不教条.他是以这个举动,表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宋庆龄对杂志的关心
宋庆龄对杂志的方方面面都很关注.她细心阅读每期杂志,及时把她的意见与想法告诉我们.1961年1月,为纪念杂志创办10周年,她撰写专文《真实报道的传统》,阐述了杂志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强调指出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就是继承发扬它的前身《保盟通讯》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她有时把我们找去当面提意见,但大多数时间以信函表达她的意见与想法.对如何办杂志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宣传报道,她很在行,意见很具体,很明确.比如1953年斯大林逝世,她要求我们的杂志必须刊登有别于《人民日报》、论文范文社的文章.在爱泼斯坦要求她写关于“三反”运动和细菌战方面的文章时,她拒绝了,因为她认为这样的文章不适合由她来写.我们很尊重她的意见,全都遵照她的意见努力去做.
有一次,她提出批评,说杂志拖期太厉害,如果杂志不按期出版,新闻到了美国就成了“旧闻”.因此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决新闻不新和拖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我们的杂志是月刊,一本杂志的出版有一个周期.比如8月号杂志,美国读者要如期收到,我们必须7月1日寄出.选题则从4月份就得开始,接着论文范文稿,编排需2个月,当中如果需要将重要稿件向上送审,我们不能去催,何时答复我们无法掌控.印刷环节如果再出麻烦,杂志就会拖期.准备工作再提前,几个月前的新闻,等到读者拿到手时,已是明日黄花,早已没有新鲜感了.另一方面,杂志早先是直接用英文写稿、定稿,费时很少.从1960年起,陆续增加了新的版本：西班牙文版（1960年1月创刊）、法文版( 1963年4月创刊)、阿拉伯文版（1964年3月创刊）、俄文版（1966年1月创刊,1978年12月停刊）.版本多了,就以中文稿为母版,各语种从中文版翻译过去,不仅增加了工作量,经过层层翻译,文章的意思与文采也大打折扣,校对更是问题.我们对中、英文版本比较有把握,而对小语种,一一校对把关就力不从心了.
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与要求,我们积极整改,想了很多办法,每一个环节都采取了措施,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定了“死期”.在走廊里竖了一块大板,每篇稿子进行到哪一个环节了,一目了然.我们专门设了一个“催稿人”,每天检查,哪一个环节过了“死期”,就要去催.虽然此人是杂志社“最不受欢迎的人”,但毕竟解决了按时出版问题.
宋庆龄对杂志的另一个意见是印刷质量问题,责成我们要设法改进.我们和外文印刷厂商量,决定全部都用进口铜版纸.财政部很支持,为我们专门拨了一笔外汇,从芬兰进口了一批铜版纸.后来由于外汇紧张,只能改用国产的,印刷质量明显下降.我们为此又跑去山东的造纸厂,和他们研究如何改进纸的质量.他们说主要是原材料中缺了一种从牛奶里提炼出来的干酪素,因而一上印刷机就要掉粉.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期间,哪里去弄干酪素?于是只能去求商业部.他们听说杂志是宋庆龄办的,很重视,千方百计为我们调了一些干酪素,总算解决了印刷质量问题.
宋庆龄始终关心杂志的编辑方针,并经常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她前后共为杂志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题材广泛,包括介绍新中国建设成就、开展儿童妇女社会福利工作、保卫和平与增进各国人民合作与友谊,纪念孙中山以及国际论文范文等.很多时候,宋庆龄是通过金仲华来关心指导杂志社工作的.宋庆龄与金仲华很熟,也很信任他.她常常通过金仲华来找我谈话,转达她对杂志的想法与意见.金仲华也很关心杂志,他从保盟时就参加《保盟通讯》中文版的编辑,一直担任机构的领导.因此,他很了解我们的情况,也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和面临的困难.他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抽空到杂志社来,及时转达宋庆龄的意见.
《中国建设》在出版5周年和10周年时分别办了两个展览会,宋庆龄特地请了周总理夫妇、陈毅、廖承志等领导人一起来参观,并接见了全体工作人员,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说明她对《中国建设》的确是引以为傲的.“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对杂志不能正常编辑出版十分痛心,在她给很多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这点.
记得早期中国福利会工作人员还不多的时候,宋庆龄经常到杂志社办公室,跟大家聚一聚,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在花园里喝喝咖啡,喝喝茶,聊聊天.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亲切,就像慈母一样.宋庆龄喜欢以英文写作,她为杂志写了文章,偶尔还让我帮她提提意见.我也曾就一些史实上的问题,对她的文章提出一些意见.她很谦虚,总能够接受.她的文风非常好,一点不八股,她的文章就像她本人,和蔼可亲,娓娓动听.她写的文章,不但文字优美流畅,而且能做到深入浅出,可以说是政治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典范.
（责任编辑 谢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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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范文建设杂志引用文献:
[1] 建设论文范文 建设有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2万字
[2] 建设项目论文范文 建设项目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2万字
[3] 建设管理论文范文 建设管理方面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2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