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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考古论文范文

“在我国所有的专业文献中,水利史文献数量之多、之丰富,是第一位的.”回忆起当年那一幕,张廷皓对本刊记者说,“我越来越觉得大量的文献需要梳理,同时发现关于大运河,与其他学科相比,考古界、文物界说得较少,如果我们不下工夫做,大运河申遗就不好办了.”

这之后,张廷皓的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跳了河”：“我把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专业定在了大运河遗产保护上面,没事儿就在电脑上通过卫星影像琢磨大运河,有空儿就跟司机往大运河上跑.大运河对中华民族关系重大,说不清楚不行啊,我们要有紧迫感！”

2011年8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修订稿）》.其中,立即列入项目包括遗产点65项,河道28项共48段；后续列入项目包括遗产点68项,河道11项.在此前后,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相继展开.

被列入大运河申遗范围的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的现状是：一部分已被埋入地下废为遗址,不为人知；一部分则是充满现代色彩的繁忙运输通道,难为人识.

为解决大运河本体研究长期滞后的问题,近年来,大运河沿线省市根据保护规划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相关要求,组织实施了山东济宁南旺水利枢纽遗址、江苏淮安清口水利枢纽遗址,商丘南关遗址等一批大运河遗产的考古发掘、调查、保护项目,张廷皓皆参与其中,并立下一志：“同携黄河人海去,今生不回首.”

探察“运河之心”

南旺水利枢纽和清口水利枢纽是京杭大运河最具科技含量的枢纽工程,前者被誉为“运河之心”,后者被誉为“运河咽喉”.

南旺枢纽工程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境内.明朝初年,因黄河决口,会通河淤塞,运河漕运中断.工部尚书宋礼奉旨疏浚会通河,采纳汶上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修筑戴村坝遏汶水,开挖小汶河引汶水至南旺人大运河,在汶、运交汇处设分水口,使汶水北流以济漳、卫,南下又济黄、淮,它以漕运为中心,因势造物,相继兴建了疏河济运、挖泉集流、设柜蓄水、建湖泄涨、防河保运、建闸节流等一系列结构缜密的配套工程,有效保证了大运河连续500余年畅通无阻.南旺枢纽工程系统大而完整,代表了工业革命前世界水利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

清口水利枢纽位于江苏省淮安市境内,曾是京杭运河与黄河、淮河的交汇点,为防止黄河对运河的干扰,明清两朝在此用力最多,修筑的水运水利工程设施亦最多,治黄、导淮、济运、通漕、减灾等一系列关键工程设施有机地构成了淮安地区运口复杂的枢纽工程.明嘉靖后,黄河下游河床的淤积抬升不仅使黄河自身的防洪问题日益严峻,而且又造成对淮河和运河的顶托和倒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曾四次出任河道总督的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提出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全面治理黄、淮、运的规划思想并成功实施,,代表了当时人类水利规划建设的最高水平.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致京杭大运河北方段断航,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漕运停止.经历演变,南旺枢纽、清口枢纽皆废为遗址,长期隐匿在运河遗产调查与保护视野的盲区之中.

在大运河申遗的背景下,2010年I《月,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1年3月至5月,有关部门对南旺枢纽的禹王殿、禅堂、蚂蚱神庙等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维修,对占压南旺湖遗址和运河故道的居民住所进行了整体搬迁,对分水龙王庙建筑群古遗址和小汶河与大运河交汇处进行了考古发掘,面积达7000平方米,进行了古河道河型整理.

“我们院参与了南旺枢纽的保护工作,我去看了以后,觉得发掘不错,但有一点不够,就是对河道的发掘还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应把造成分水的要素弄清楚.”张廷皓说.

经考古工作者努力,此次全国政协调研组在现场看到,古河道已得到清理,分水工程清晰呈现,明正德七年（1512年）修建的纪念宋礼的宋公祠端视着分水口,它们虽然经受了历史磨难,终在今日得到悉心呵护.“发掘出来的堤岸要加大保护力度.”在现场考察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前副局长张柏强调,“方案要赶快制定实施,否则砖都要酥软了！”

京杭大运河:考古专家首次完整发掘京杭大运河水闸

调研“运河咽喉”

“南旺的考古发掘对当地人民的震动很大,他们络绎不绝地到遗址观看,为自己的故乡拥有这样的遗产特别骄傲！”张廷皓对本刊记者说,“许多老人家还向我们介绍这个地方过去是什么样,一些寺庙等古建筑在‘论文范文’时怎么被毁的,后来搞的砖瓦厂又怎样破坏了地貌,等等.一个文物点在县里影响如此之大,使我们感到开展公共考古学的重要性,我们举办了展览,介绍什么叫考古,它的方法是什么,南旺枢纽有多么伟大.来看展览的人特别多,老百姓的心中与文化遗产有着天然的联系啊.”

同样的自豪感也被拥有清口枢纽的淮安人分享.2008年,张廷皓赴江苏邳州考察一处考古工地,巧遇淮安市政协副主席荀德麟,两人一见如故.“荀主席对大运河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说清口枢纽多么多么好,就约请我同去考察.后来他领着我一个点一个点地看,看了两天,我越看越是一头雾水,因为枢纽规模很大,许多已经湮没了.”张廷皓回忆道,“他带着我一边看一边画,我带着地图,他说一个点我就在图上贴一个标签,都贴满了.但是,这些点在淮安的枢纽里起什么作用,证据何在,还不清楚.”

说到这儿,张廷皓颇为激动：“在地图上可以说清楚,但落到地上却说不清楚,这怎么行?这里是黄河、淮河与运河交汇的地方,附近的洪泽湖我们全跑了,对这么重要的地方,必须做基础性的研究啊！”

很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淮安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淮安市博物馆组成多学科阵容,对大运河淮安段遗产本体进行调查研究.2008年8月,作为课题组的学术顾问,张廷皓先期抵达淮安,在位于清口枢纽核心地段的码头镇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借了一辆自行车,拿着考古探铲,一一重访荀德麟带他看过的遗产点,想知道到底有无把握把枢纽的情况弄清楚.“两天下来,我觉得大有希望,一是遗存太多了,二是说不清的也太多了,如果我们能够把现有的遗存说清楚,那些说不清楚的也就逐渐清楚了.”

在张廷皓的建议下,课题组确定了三个原则：调查结果须取得遗址与文献的一致性、舆图与文献的一致性、历史地理信息和现代地理信息表达方法的一致性,并把被调研的对象确定在1855年黄河北徙之前的状态,调研范围锁定在码头镇周边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

“我们跑了90多个点,其中60多个与文献相合.”张廷皓说,“清口枢纽的三大闸在上世纪70年代被拆光了,但我们找到了照片.水下的调查怎么办?这是考古界还没遇到过的难题.我们找到村支书,商量了一个办法,用长竹竿绑上钢钎,往水下扎,遇到比较硬的东西,再扎,像是夯土,应是三合土的感觉,还遇到碎石、石条,扎下去是嘣嘣嘣的声音.”

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课题组弄清了一系列古代水工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康熙时期的新大墩、旧大墩与乾隆时期新大墩的关系；课题组还运用低空气球,沿河拍摄,记录了工程地貌情况,将遗产点落在了地形图上；课题组从理论、方法和实践三个层面取得重大突破,并在今年5月出版《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一书,填补了大运河遗产本体研究的一项空白.“这部著作的成功,为运河遗产研究开拓了新路,为夯实运河遗产的保护打下了第一锤.”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撰文称赞.

考古新发现

随着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的展开,各地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涌现出一大批成果.山论文范文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201 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的隋唐大运河柳孜遗址,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自发现以来,其石构建筑性质一直不明,为解决这一问题,去年下半年,淮北市政府投入近500万元用于发掘场地的村民搬迁,今年初,安徽省考古所安排前期考古勘探,二期考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发掘,目前已新发现一批石构建筑与河道剖面,进一步的研究与展示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隋唐大运河因黄河多次改道,历经冲刷淤积,大部分已埋于地下,为弄清其历史状况,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展开一系列考古活动.在全国政协调研组此行考察的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工作者正在进行紧张发掘,清理出一段长约60米的河岸及大面积伸向河道内的突堤码头遗存面,距地表深4.2～5.2米,遗存面上车辙和行人的足迹清晰可见,已清理出的河岸高度约5米,均为夯土筑建,这为真实了解隋唐至北宋时期的通济渠的使用时间、河道变迁、疏浚历史,以及码头河岸的筑建方法、加固方式、加高过程、用料选择等,提供了考古实物资料.

这些年来,张廷皓往返奔波于这些考古工地.“2009年我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这之前,我就以普通成员的身份加入到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课题之中,我能给课题组提供一点智慧、经验,作一点贡献,感到非常高兴.”张廷皓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能够把大运河作为今后唯一的研究对象,怀着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开展工作,心中特别光荣,也特别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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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