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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相互的守望和互相的支持.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
（摄影/ 本刊记者 梁辰）
去深圳参加某网站的活动前,师曾志特意去染了黑发.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染发.自2008年开始接触公益以后,白发基本占到了她头发的五分之一.
一个礼拜后,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南门外的安平空间见到师曾志,她头上的白发泛泛可见.她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也是安平空间的负责人.
11月17日,她邀了几位好友在安平空间头脑风暴.她说完后,坐在一旁的岳路平突然说,在师曾志快乐和乐观的背后,其实她是孤寂与落寞的.
师曾志想想,觉得岳路平又对了.次日,她在给我的短信中这样解释：“对内对外都在追求一种承认吧,但可能慢慢会更加拥抱至尊性的,她能使人在时间上摆脱自我的羁绊,哪怕只是时间中的一个瞬间,也知足了.做人所有的胆怯、羞涩、自卑以及所谓的柔弱与坚韧,可能与至尊性以及神性、圣性有关.”
2010年开始,师曾志走出书房,从一个学者转身为行动者,创办安平空间,做跨界公益培训.她说,要让安平像一粒向上向善的种子,种在人们的心中；安平就是一座桥梁,连接媒体与公益；安平就是一个平台,一个跨界的平台,它将媒体、公益界、学界、企业等跨界融合,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5.年后,师曾志给中国公益带来了创新的模式；立足共生而为利天下.
行动者的声音
我第二次见到师曾志时,是在她的办公室——靠近北京大学南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4楼.从这里出门左拐,走几分钟便到了安平空间办公室.一个月前,她在北大资源宾馆的5楼租下了这个近80平米的房间,一年的租金大约为10万.
安平空间的志愿者多数是师曾志的学生,为了孩子们来去方便,她特意把地点选在了距传播学院不远的北大资源宾馆.
到师曾志的办公室时,她正在给绿萝浇水.这个不到10平米的长方形办公室,有7盆绿萝.除此之外就是一组书柜和办公桌,进门口叠积的一堆箱子占去了办公室的三分之一.摄影师说,如果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拍照,身份更像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老师.
摄影地点换到了3楼的一个小型教室.进教室后,她随手把门带上,说是太张扬了,不想让学院的同事知道.边拍照,她边叹气,她说从来没有这样被人拍过,有点受不了这种拘谨.
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时,她略带委屈、又似调皮地嘀咕,“都是何雪峰给我安排的好活.”
何雪峰是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执行长,也是《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副主任.在此次采访之前,何雪峰发短信劝师曾志接受杂志的采访,她回绝了,说这种活何雪峰更适合.我第一次约师曾志采访时,她也拒绝了,说自己还是做事就好.
“某种意义上,接受媒体采访也是行动的一部分,有行动就有改变,改变大家对您的公益理念的认识和参与.”我这条信息发给师曾志一个小时后,她回了一条短信,“谢谢对行动的理解.”这样一来,才算是把访谈的时间敲定.
她解释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理由是,做比说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去做事,这个社会太浮躁了,有太多的声音,不是说缺乏声音,而是太多的声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再去说也会被淹没,只不过是增加了众声喧哗的量而已.”
“但您不觉得这个社会理性的声音太少了?”
“是太少,我觉得做事也是一种发声,而且你看现在就是,这不是我在发声,而是做出来一些事情,有很多很多的公益组织,媒体人他们会认同这些东西,这比一个人发声要强大得多得多.”
师曾志最后强调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管是先说的中间说的还是后来说的,让人记住的,永远都是行动者的声音.
有一次,师曾志去采访某体育报的主编.这位主编告诉她,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像一列飞驶的火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只能紧紧地趴在车的后面.“当时给我震动特别特别大, 然后就在想,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坐在车里呢?”
后来,师曾志觉得自己就是坐在车里的人,她顿时有了一种紧迫感.“这样的一种压力的东西已经转化成内在的一些东西,就是命运已经跟车结合在一起,再一个就是上上下下,总是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也是要习惯这个东西,要认同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你总是能够找到跟你一起往前走的同行人,而且我更看重的是这些同行人,或者是我紧紧追随他们,这是一个做人的,一辈子最丰厚的一种体验.而且我喜欢这种未来的东西,我喜欢这种失控的状态.”
师曾志觉得,失控本身有着一种很强烈的张力,且这种张力不完全由制度、规则去选择,而是由自己去选择.“失控这种东西就是不确定性,太好玩了.”师曾志说,“我是一个向死而生的人.”
“你觉得你现在是车上的人,还是趴在车上的人?”
“我努力做一个车上的人吧.”
“意思是你现在还是一个趴在车上的人?”
“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介于两者吧,社会需要相互的守望和互相的支持.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
这就是理想主义的行动者——师曾志作为一个公民的态度.
做好事的人
1991年,师曾志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她的老师只要她做好两件事——好好教书,好好做学问.这也是她初始的理想.1964年,师曾志出生于古都西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做学问的师曾志单纯而谨慎,“知世故而不世故”.有一年,她的几位已经毕业的学生约好一起去北大看看她.当学生提着几袋水果进门后,她却问,“你们为什么要来看我?”此时,她们早已没有了在校时的那种师生关系.
埋头书斋17年后,师曾志偶尔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2008年,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正缺一个执行的人,“无知无畏”的她就自荐去了.“简单来讲就是没有人干活,有人想干活又有心无力,然后我自己就觉得那我就去吧,我做吧.”师曾志说,“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宅女,论文范文就在家里面,跟学生混得特别好,上课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对我最大的可能就是我发现了我自己.”
当时,师曾志自己都不清楚,应该如何做这个中心的执行人.此前,她几乎没有关注过公益.不久,汶川发生大地震,师曾志便跟着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徐永光一起去了灾区.在那里,师曾志看到倒下的楼房像几层蛋糕一样叠加在一起,砖头都已经绞碎.那种死尸的异味在空气里飘来飘去,她不知道,下面有多少人没有走出来,她明白了生命的无常.另外,她看到社会各界共同合力在灾区救灾,她知道这就是公益的力量.
在灾区的感受奠定了她做公益的想法的基础.生命的无常让她迫切地去做一个行动者,且一定要以人为本.回到北京后,她就有了建一个跨界公益平台的想法,“把社会所有的力量、资源整合起来.”这便是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的初始.
有时,某些想法突然在脑里灵光一现,便足以改变人生.此后,师曾志决定走出书斋,多研究外面的社会.有一次,她跟随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参加一所学校的免费午餐活动.活动结束后,她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媒体人不仅仅是传播者,还可以是行动者.更重要的是,她看到了邓飞行动改变的能力和结果,这更加坚定了她做一个行动者的决心.
“新媒介赋权给了我们每个个体行动的可能,我们在网上月捐也好,天使妈妈莉莉救助重病孤儿也罢,新媒介本身赋权,最重要的是给你参与,给你行动,表达也是一种行动,我强调的行动,不简简单单是一种表达,最重要的是能推动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免费午餐计划就是这样非常典型的例子,给了我们行动的能力.”
师曾志从邓飞身上,看到了她研究的新媒体赋权的实例.“邓飞就是新媒体自我赋权的代表.”师曾志说.她想到了做媒体人的公益培训.通过媒体人对公益的认知、传播,从而改变社会对公益的真正理解.她决定组建安平基金.
何雪峰也是安平基金创始人之一.他说,师曾志是知识分子里比较有行动力的人.“她的行动,结合了她对社会变迁的长期思考.她明白,靠自身是无法突破障碍的,必须借助外力的支持和参与,打破现有的秩序,就是让媒体和学者参与进来.”何雪峰说,“有思考的人很多,但能行动,还能把事做成的人只有她一个.”
但问题来了,做跨界公益培训资金从哪里来.2011年开始,师曾志和何雪峰一起开始到处找公益机构,希望他们可以支持.她们花了一年时间找资金,拜访了二十多家公益机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却没有人愿意拿钱.
有一次,她们拜访其中一家公益机构,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精彩PPT,在现场讲得滔滔不绝.一个小时后,听的人什么话也没说,就各自散了,她们只得灰溜溜走人.
回来的路上,师曾志觉得自己像是台上的那个小丑.那一瞬间,她突然想到了求助的小孩,和城市中千千万万打工的人,理解了人的无奈无助.她的朋友劝她,“好好教书多好,不用去‘丢人现眼’.”
师曾志说,她以前在书斋里,把世界想得太美好了,把人性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她终于知道,现实是残忍的,这于她也是一种教育.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师曾志真的想放弃.一开始,师曾志说是在找自己,“问我自己到底要不要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究竟是跟他们一样,还是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
很长时间,师曾志无法从内心找到答案.就在她想放弃一切、回到家中时,她把内心的疑问告诉了孩子.孩子劝她,还是做吧,“天底下会做饭的妈妈很多,但能做好事的妈妈太少了.”
这句话让师曾志彻底放弃了放弃的念头.是的,做好事,是坚持的基础.她觉得,人的内心还是要守望一种东西的.“跨界联合,一定有价值,方向一定是对的,方向对了,总能找到愿意帮助的人.”师曾志说.
2011年底,师曾志和何雪峰找到了老朋友何道峰——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在聊了几分钟后,何道峰同意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并让安平公益基金挂靠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师曾志乐了,她知道找对人了.
人物周刊：在地震灾区经历对你以后做公益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师曾志：触动我的大概是调动了自己的本能、积极性的东西.其实做公益挺难的,而且做公益这条路,有的人只能陪我走一部分,然后我所有最后指向的都是自我的选择,我可以不做,而且我有很多理由告诉自己可以不做,依我的性格也不是一个愿意去怎么样的人.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宅女,论文范文就在家里面,跟学生混得特别好,上课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对我最大的可能就是我发现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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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有人说在中国做事就得没心没肺,当然没心没肺在这里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你只有没心没肺才能做成事情.
师曾志：你只要想做事情,对谁都要没心没肺.有时候,我挺感动的,政府有大量的官员特别支持我,他们认为我做的是他们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所以我相信人性.现在也没什么无力了,因为这是我选的,当我已经选择了,那这条路就是再怎么艰辛也要往下走.该做什么做什么,做完以后马上把它放下,马上把它忘掉,跟我就没关系了.然后再往前,调动更多的人,最重要的是它的那种理念,它的那种方向性,让别人看到一种信心,他们更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个社会太棒了,那么多能人,那么多有心的人.我觉得我活一辈子我要活得挺精彩的,我不管它.
人物周刊：就是不管乐观还是悲观,就为自己行动.
师曾志：是的,为自己行动.我没有那种远大的抱负、理想,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自我认同下的行动.当我自己认同了我做的这种事情,我觉得这种分裂感慢慢地就在身上自己调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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