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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报纸论文范文

【摘要】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在近代率先由外国传教士创办,作为报纸组成部分的副刊则由一批中国传统文人开启先河.中国早期报纸副刊除了符合读者的阅读需求规律外,一开始就深深烙上了城市文化的印痕.当然,随着社会的深刻变迁、文人的频繁流动,副刊的文化特质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在融合,另一方面也在顽强地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报纸依托城市而存在、发展的内在本质使然、

【关键词】副刊；城市；文化；关系

副刊,有多种解释.《新闻学大词典》说,副刊是指报纸上刊登非新闻类体裁为主的专版,通常定期出版并有固定刊名.《辞海》说,副刊一般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每天或定期出版,多数有专名.目前,就副刊内容组合而言,有学者又把副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副刊：一类是专门性副刊,又称专刊.由于专刊现今在一些报纸当中归属经营部门,大多为经营服务,甚至大量刊发论文范文,与副刊的性质相距甚远,因此,把专刊划归到副刊范畴有些牵强,本文论述也是指综合性副刊.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产生

副刊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样式.在近代报纸副刊的孕育时期,人们习惯把报刊上刊载的文艺性文字称为“杂俎”“补白”“余载”等.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问世,副刊研究专家姚福申评价说：高太痴善诗能文,但无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虽创造了副刊这种传媒的形态,却没有新型的内容与之匹配．可谓才高识卑.这有些苛求前人了,时代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用现在的眼光要求先贤,是不恰当的.

之后,一些报纸纷纷效仿这张报纸的编辑方式,在报纸上开辟固定的栏目和版面,刊登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人们又把这样的栏目和版面称为“附张”“副张”“副镌”.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创办,从此副刊一词被正式使用.而后,许多报纸的文艺性版面纷纷改称副刊.

副刊是正刊的补充和延伸,兼有报学特征和文学特征.新闻吸引读者,副刊留住读者,所谓“新闻攻,副刊守”.副刊是中国报纸所独有,冯并说：“把星期刊周刊视为洋副刊是不妥的,副刊作为一种报学与文学交叉的现象,应该是我国独有的.”副刊从诞生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大陆绝大部分报纸都有副刊,港台的报纸仍很好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在香港注册的大大小小近百家报纸百分之百都有副刊,可见报纸如果没有副刊,竞争力就会大大削弱”,“台湾与香港相比,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台湾报纸的副刊,论文范文的东西比较少,刊载秘闻也不像香港那样随便”.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产生与城市文化关系分析

副刊的诞生与城市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密不可分.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质差异很大,市民对文化的需求也千差万别,这样,作为城市文化的表征之一的报纸副刊就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性.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诞生、发育与近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职能的转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副刊产生、发展的文化基因.

论文范文战争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现代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中国的城市性质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城市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广州、天津、汉口、厦门、南京、宁波、大连、福州、青岛等城市及香港地区迅速崛起,这里面,近代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城市主要是一些受外力影响较大的开埠通商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少数开埠通商的城市现代化发展较快.新兴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和社会概念,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中国城市原来只是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此时兼具了现代工商中心的性质,“以王权和神权为中心的传统城市空间格局向着‘以物权为中心,以工商业为中心’的现代城市转变”.以现代工商业和市民社会为依托,文化出版业也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报纸及其副刊的孕育、萌芽和发展,就是以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为背景的,就市民的文化生活方式来看,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革命.

近代知识分子大量拥入上海等城市,改变了城市的知识分子结构.晚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了大规模的身份转变,以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为界,前期少数人局部转化,后期整体转化.早期报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传统文人转变过来的,一般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学习和掌握,国学根底深厚,有的还中过秀才、举人.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和偏爱,导致在他们的办报活动中,既接受了西方一些基本的办报理念,同时也会在具体办报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增加一些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办报风格.

与此同时,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19世纪中叶上海仅是长江下游的地区性中等城市,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人口达300多万的全国最大的城市.天津在开埠之初,城市人口也仅有30余万,开埠后．工商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城市人口在1935年达到100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上世纪30年代初,广州105万人、汉口85万人、南京75万人、西安12.5万人、太原13万人、兰州9.5万人、成都3.5万人、贵阳8.8万人,这些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市民阶层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中国市民社会于20世纪20年论文范文始显现雏形,中国现代城市在30年代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市民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保守型的传统文化,底层市民喜欢的文学样式也往往是传统型的.”这种文化的需求特性,不能不对报纸及其副刊的办刊方针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一大批新式学校纷纷创办.据统计,至1909年,全国公立、私立学校共38047所,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民国元年到三十五年,全国专科以上毕业生共有210827人,而同期的中学毕业生则在400万人以上.新兴城市的演变及城市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不断瓦解着传统的意识形态,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方式,从而将中国社会变革的因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文化水平较前有所提高,阅读人数也相应增加,报纸的发行市场增大；特别是民国以来,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报纸本身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内容较前大为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类报纸的多样化适应了城市社会中不同层次人群的不同需要,因而获得了很大发展.与闲暇时间相关的是居民对信息和现代知识的需要大量增加,阅读报纸杂志、进公共图书馆、收听广播,成为部分居民日常生活的内容.“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绅士在19世纪晚期,已出现‘无不按日阅读《申报》的情况.1906年《申报》还专门对阅读者进行了一次调查.被调查的知识阶层普遍把报纸‘视为求学之急务,而不肯一日间断也’”.

另外,大众传媒将各种现代生活、艺术、文化、教育、时事、社会新闻信息传递给居民,不知不觉地“也带来了城市人口的习俗、情感和品格的变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居民的行为取向和生活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居民极具现代色彩的一种消闲方式——看报纸、听广播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说,中国报纸副刊的孕育、萌芽和发展离开了近代城市背景也不可能产生,以审美、冶情、益智、娱乐为特征的报纸副刊正是城市文化孕育的结果.报纸不但为人们提供新闻信息,还要参与营造大众的精神生活,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随之而出现的报纸副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它以大众为读者对象,丰富了人们的知识信息来源,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乃至生活方式.

以上海、北京为例看早期报纸副刊特色

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问世.谢庆立说：“这张报纸副刊的出现,其背后潜藏着一系列因素,但重要的是地域因素.”近代上海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地带,信息流通便捷,文化氛围 mbAlunWen.net活跃.而且,近代战事频仍,难民大量迁移到上海,导致租界“华洋分居”的状态.华洋交错、五方杂处,成为上海文化的最大特征.为适应这种文化环境,诞生了近代报纸副刊,当时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一些封建文论文范文有闲阶层.这些斗方名士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甚至以饮酒作乐、狎妓调笑为风流韵事.所以最初报章上的副刊性文字,多为文人之间的诗歌之作与青楼艳词之类.曾主编过上海娱乐性小报和《消闲报》的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一段对早期报纸的描写：“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等看到后幅,却刊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等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的句子.”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报纸读者群中既有遗老遗少,也有爱国志士,乃至扩大到市民阶层.副刊中除了怀旧、掌故、诗词、曲艺等文字外,还有一些宣传变法图强、反清革命的文章,更多的是迎合市民兴趣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和黑幕小说.20世纪初期的报纸副刊注重娱乐性,无论是版面的处理还是内容的安排,副刊编辑多比较注意满足读者的兴趣.清末民初,报刊多刊载言情、武侠、侦探、社会小说等.

早期报纸副刊从浓厚的传统士大夫文化气息,到以满足市民消闲、娱乐性等文化需要为编辑追求,总体发展趋向呈现出以大众读者为本位,兼顾多种城市文化形态的包容性特点.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传统文化向具有市民意识的现代文化的转变,仍然集中体现在上海的报纸副刊上,仍可以从城市文化中找到它存在的根源.此时的上海文化大众化、商业化特色非常鲜明,“鸳鸯蝴蝶派作家专业化和商品化的写作,贯穿了大众化的努力,他们比五四作家还早三年使用白话文写作,其贴近市民生活的题材,应和市民阶层观念的半新不旧*,以及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补天式造反的草莽英雄和侠义小说、晚清的官场谴责小说和公案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归根结底,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市民生活方式、阅读需求、审美趣味的形成,以及城市文化市场的形成,市民通俗文化呈现出社会的合理性,报纸的副刊当然要契合这种合理性.这是因为,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生活节奏的紧张和居住拥挤的城市居民,自然会产生一种与乡村社会不同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闲暇之余,寻求宣泄,成为初期大众消费的基本动机.这样,报纸副刊的城市文化血缘就决定了它无法回避大众文化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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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也随社会变化而不断做出自己的调整,早期报人高太痴主编了《字林沪报》附张《消闲报》,办报之初,急需拥有一批城市读者,编辑的文字注重娱乐性,强调这张报纸是市民的消闲读物.其功能是遣愁、排闷、醒睡、除烦.1900年以后,随着资产阶级论文范文报刊的发展和信息传播,人们对国家时局比较关注,《消闲报》一改过去的编辑方法,关注时事政治问题,用诗歌、戏剧、小说、杂谈等形式,讽刺和揭露清政府的腐朽.辛亥革命后,上海的一些报纸副刊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园地,一味以大众兴趣为编辑指向,很快偏离了既定的文化启蒙方向.一些娱乐性小报,甚至一些大报副刊,不仅刊登品位低劣的小说,还刊登了反映论文范文生活的照片、文字.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不断加入报刊的编辑队伍,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副刊的文化形态才有了彻底改观.但即便如此,上海报纸副刊,仍与北京报纸不一样,仍“比较注重市民的文化娱乐,即使后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时事新报·学灯》和《国民日报·觉悟》等报纸副刊,也比较关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际问题”.

自元建大都后,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政治的因子已经融人北京城市文化中.虽然,在世纪交替之际,北京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受到来自南方城市的挑战．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使北京失去了长达8个世纪的威严.“然而,南京只当了4个月的首都.辛亥革命并没有深刻触动北京的官僚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南方移动,但在南方徘徊了38年以后,又重新回到了北京,杨东平评价说“这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说,政治与北京已经融化在了一起,即使很纯粹的文人一到北京,也变成了政治动物,“早期的骨干陈论文范文、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虽然在北大这块新文化飞地上组队成军,但他们的文化营养和文化能量却起源于上海”.

1917年陈论文范文创办的《新青年》迁到北京,围绕这个杂志的一批文化精英也纷纷来到北京,聚集于北京大学.这一精英的团体也成了副刊的论文范文,大大提高了副刊的质量.这一时期报纸特别是副刊的编辑充分利用精英文化资源,力图构建规范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由此引起了副刊编辑形式及其文化形态的革新.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陈论文范文、胡适、李大钊等文化精英人物的参与,为报纸副刊注入了论文范文、科学的精神内涵.孙伏园、张东逊等著名的报纸副刊编辑,凭借灵活的编辑方式,巧妙地处理副刊的政治、文化、学术关系,力图拆除学院精英与学院大众之间的围墙,以副刊为文化传播方式,在文化精英和平民大众之间建立一条精神通道.在北京报纸的副刊上,多重视文化革命与思想启蒙,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

但是,这种因城市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副刊文化上的差异,是共性中的差异.比如,著名副刊编辑家孙伏园认为,报纸副刊应该做生活的指导,但“正当作用就是给人以娱乐”,文学艺术这一类作品,“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而《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认为副刊的性质应该是兼容并包,就选材而言,“关注到世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各方面,从大事到小事,随时有讨论的题材,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艺术各部门,从正面以及侧面随处有写述的资料”.二人对副刊的见解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这种差异性具有隐蔽性、暂时性,在时代大潮面前往往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城市的文化都不得不服从于政治的需要,报纸的副刊同样要反映政治的强音.《申报》副刊“自由谈”从1911年创刊到1932年改革前,历时21年的“消闲性定位”一直没有改变,“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种消闲性副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30年代的现状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而且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因此作为《申报》读者的国民比较关心国家大事,读者的关注点也随之转移到时代风云上.而20余年一直定位未变的‘自由谈’,如果继续坚持趣味主义编辑方针,读者对象仍为一小部分文人,就难以实现大众化,就会失去大量青年读者和市民读者.这促使史量才下定决心,通过撤换代表礼拜六的作家和编辑来彻底革新‘自由谈’.”在以后的报纸发展史上,这种转变一再呈现,在都市报风起云涌的时代,由于市民文化再次勃兴,都市报的副刊完成了从高端转向大众化的转身.

对报纸副刊地域化特色另外一个层面的理解是,地域特色往往与时代特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副刊的政治功能在城市之间互相转移.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当时有名闻遐迩的“四大副刊”,其中,《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在北京,《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上海.李大钊改革《晨报》副刊,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和后来的《京报》副刊,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阵地和新文学运动的园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学灯”创刊不久,编辑张东逊就策划了我所理想的家庭、乡村、国家等重大社会议题,引导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参与讨论,所刊载的文章文字激扬、指点江山,品位极高.邵力子等人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站在社会变革的前沿,大胆批评北洋政府的丑恶行经,显示出无所畏惧的政治立场.1927年在北京创刊并生存了3年的著名刊物《语丝》迁往上海,以此为开端,之后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南迁,“1927年,全国各地文化人仿佛受到了神秘力量的驱使,像候鸟一样不约而同地离开原来的栖息之地,成群结队地向上海大规模迁徙”.其主要原因还是政治的影响,1926年北京政府列出50位教授名单预备通缉,致使大批知识分子南下.随后张作霖人京,实行文化高压,名记者邵飘萍遇害,李大钊被害,加之政府拖欠国立大学的薪资,大学教授纷纷南下,北京文化界一时凋零,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几乎全部去了上海.这时的上海人文荟萃、精英云集,为全面提高上海报纸副刊的政治品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概括而言,在中国近代,外国的一批传教士为了更有成效地在华传教,一方面走上层路线,结交士大夫,网罗一批在科举之路上屡屡失意的文人；另一方面创办了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作为报纸组成部分的副刊则由具备丰厚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国文人创办,从副刊的风格而言,既打上了创办者的个人烙印,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浓郁的城市文化特质.副刊与城市文化之间关系的互动,构成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报刊史的侧影.

（作者为郑州日报总编辑）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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