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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娜
“身在江湖却每每心存魏阙”,这是李泽厚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极为复杂心态入木三分的描摹,儒家的人世进取与道家的出世退避形成了对立的互补,并且在知识分子的观念、情感与行为中带来了某种微妙的牵引,甚至演变成一对耐人寻味的矛盾.对于曾兼具社会公职与高校学者双重身份的孟建而言,他坦言深有同感.这位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村到工厂,从工厂到校园,从校园到机关,而后又从机关返回高校的辗转轨迹.他把自己经历过的坎坷磨难转化为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把激流勇退的人生抉择解释为从心所欲的学术自觉,把透彻深刻的洞鉴能力比喻为水到渠成的学术领悟,把创新求变的研究风格升华为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在谈及自己学术人生起点的时候,孟建仿佛是不假思索地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开启,“在中国,即便到了现在,我始终相信教育改变命运”.
“教育改变命运”
1954年7月,孟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祖籍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孟建的父母是曾在抗日军政大学接受过教育的领导干部,家中还有两位姐姐和两位哥哥.1966年,孟建完成了小学学业,而旋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却突然间改变了这位少年的命运.“1968年我作为‘黑崽子’随父母下放农村,当年论文范文有一个‘五七指示’,要求干部去接受劳动改造,于是建了很多五七干校,我们当时去的是常州市办在江苏宜兴山区的五七干校.我印象很深,由于我那时才14岁,让在干校的伙房里干活,做给劳改的干部烧茶送水等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现在大麦茶都成为一种时髦的韩日饮品了,实际上当年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就是喝这种用熟透晒干的麦子炒出来冲泡的茶水.”孟建继续说道,“那是一个文化荒蛮的年代,我们家里五个兄弟姐妹,连最小的我都下农村了,哥哥姐姐们当然都没有逃过这场厄运.但是我的大姐对我影响很大,她是老大学生,她坚持主张要我不放弃学习,她说不受教育是不行的.”
学科领域及学术专长:百年河大事迹辉煌：学术刊物的创办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1969年底,15岁的孟建回到常州,好不容易进了工厂（因为家中哥姐都当了知青,离开父母去了外地,孟建就算在政策之内可以考虑进工厂的人）,成为一名电机厂的工人.由于父母受到冲击和审查,在工厂的8年间,孟建尝遍了各种最苦最累的工种.“记得刚进工厂时拿的是14块钱的学徒工资,因为要三班倒,我就花了13块9毛去买了个南京市场的紫金山牌闹钟.至今,这个闹钟还作为纪念留在家里,”孟建回忆道,“在工厂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特别是受我大姐的影响,我总觉得要坚持学习.受论文范文的‘721指示精神’鼓舞,那个年代的许多工厂都纷纷开办了类似于现在的职高或中技的业余学校,为单位培养技术人才.我报名参加了‘721大学’,那时候没有人重视学习,只要愿意就可以去,学校是很破的房子,但开课不久就几乎没人去了.但是我们那时的老师非常好,因为他们都受过苦,都知道知识的重要,说只要有人愿意听,就一直讲下去.就是那样学了一段时间后,正好高考来了.”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然而这项政策的落实却令孟建与家人陷入了纠结中.“我们那个年代进了工厂就像是到了天堂,所以父母劝我别折腾了,说他们受了这么多苦才看到我进了工厂,别人想进都进不了.但是我姐姐、哥哥都支持我参加高考.他们千方百计地找一些书给我看,让我总觉得应该继续求学.‘教育改变命运’,这句话还是特别重要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建成为1977年中国570万高考大军中的一员,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他坦言,“填师范的主要原因是家里没有钱,父母都落难了,经济状况很差,师范学院是不用交钱的.后来媒体报道了我们那届高考的名单和录取分数,我才知道原来我考取一流大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我不敢报,志愿报了也没办法更改.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是我的第一志愿,就这样我开始了大学生活.”
时至今日,再回忆起那段曲折的过往,孟建的言谈间依旧充盈着复杂的情感,“我实际上就是小学毕业,没上过中学,那时候肯定不知道还能恢复高考,不知道时代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唯一认准的理就是要读书、要有知识.我在工厂时接触过一些宣传活动,出黑板报、写文章,我姐姐觉得我文章写得不错,所以建议我选择中文专业.我通过姐姐给我找来的书自学,并且经常向工厂周围的高中生、大学生主动求教,再加上在‘721大学’参加短期培训打下的基础,最终考取了大学.但上了大学之后,我虽然知道会改变命运,可这个命运究竟会改变多少,自己心里并没有底,因为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崇尚知识的氛围.只是对我来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一个目标,那种心情肯定还是非常高兴的.”
“创新是我贯穿始终的追求”
带着这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之情,24岁的孟建踏上了另一段人生旅程.1978年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探头探脑地求新求变,而孟建贯穿始终的“不甘守陈”的创新意识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锋芒初露.
“上大学时,一方面受老师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由于十年没有高考,我的很多同学大都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他们的思想比较成熟：再加上我自己也有经历、有思想,所以在求学的过程中,我选择了电影这个电子媒体作为自己的关注领域.正好那个时候也有一个背景,高校主张引进一些新兴的艺术形式,所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电影的节奏》.就这一点来说,在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将研究注意力放在文学领域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时候,我的另类色彩是很浓的.”孟建毫不讳言,“我也因此受过别人的嘲笑,所以我下决心在新的领域中有所成就、有所建树,只有这样才不会被人诟病.”功夫不负有心人,孟建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在国内电影理论权威期刊《电影艺术》以及《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上发表了文章,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和敬服.对此,孟建坚定地认为,“创新是我贯穿始终的追求.”
1982年,孟建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最早在南京师范学院开设电影方面课程的教师.说到这里,孟建兴致盎然地提起了一件令他记忆犹新的事情：“1982年我留校后,次年就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首届影视师资研讨班’.这既是国家对电影教育发展的一项创举,也是我们集中力量向这个领域发展的一次突围,”孟建如数家珍地说道,“当时不仅夏衍、陈荒煤、谢晋这些党和国家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亲自来给我们讲课,并且我们还非常惊喜地在研讨班上看到了一些我们梦寐以求的电影片段,例如《水浇园丁》这些经典珍贵的影片.我还记得,因为是在夏天,所放片子都是易燃胶片,为防止胶片烧坏,保证珍贵影像资料不受损坏,工作人员还专门运来许多冰块放在胶片旁边降温.”这次研讨班给孟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推进了孟建在电影学方面的研究热情.“当时全国过来的学员在我印象中大概有七八十号人,并且就是在这次研讨班上成立了国家的一级学会——中国高校电影学会（后更名为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我是首批会员.当时我们在北京北太平庄照的第一张合影我至今仍保存着,后来还是我向高校影视学会网站和中国电影博物馆提供的照片.”说到这里,孟建不无得意.
1984年,因为受一位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调任江苏省文化厅任副厅长的老师赏识的缘故,孟建从南京师范学院调到了文化厅,先在厅里工作,后去担任了江苏省《艺术百家》杂志的编辑.“《艺术百家》这个杂志到现在在江苏都很有影响,是江苏文化艺术界最好的杂志之一.我们编辑部当时只有三个人,一位编辑部主任,他是著名戏剧理论家阿甲的学生,一位编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主任主要跑北方片,让我跑南方片.作为该杂志社的编辑,我经常到上海组稿,所以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余秋雨等这些文化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结识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是电视艺术起转腾挪的火热时代,为适应形势发展,江苏省很快筹备成立了“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而正在电影艺术界干得风生水起的孟建,再一次出任了江苏电视艺术家协会的秘书长.“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担任了江苏省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是影视评论写得最多也很好的一个,所以得到了电视界的关注.担任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期间,在我的积极参与下,江苏省《严凤英》和《秋白之死》两部电视剧,它们分别获得了1988年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最佳长篇电视剧奖和最佳短篇电视剧奖这两项殊荣.在东北题材电视剧长期占上风的年代,这个划时代的突破被媒体誉为‘电视又刮东南风.”说到这些,孟建亦不无自豪.
孟建的创新追求与论文范文才干的确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如此,他在辛勤进行影视理论、评论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了江苏电视台电视剧、电视小说和电视散文的创作,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电视创新艺术形式的诞生.例如改自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常青藤叶》以及改自我国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就分别开创了中国第一部电视小说和中国第一部电视散文的新纪元.“我总想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不甘寂寞,不甘守陈,当然也不可否认,在新的领域获得突破的机会和程度也比较多.”孟建如是说.
“我在干得最好的时候回到了高校”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电视事业和自身成就发展得最好的时候,孟建却选择了离开机关、离开媒体,回到高校.“这主要是受我的老师,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的召唤.”孟建解释道.
董健教授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戏剧理论界的著名学者,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董健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86-1988)．南京大学副校长(1988-1993).在孟建担任江苏省电视学会秘书长和江苏省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的时候,董健教授与之熟识并寄予厚望.“董健老师说,南京大学1958年就创办过新闻专业,后来停办,现在想恢复.他建议我回到高校来,对我说了一句：‘你就到南大来吧’.”
事实上,在电视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当时是秘书长,年纪也不大,属于处级干部,同事们都很吃惊,多不容易啊,怎么就突然不干了呢?但是我觉得老师是发自内心地召唤我,董健老师有很高的文化层次、很深的内涵,对我也有很真的情感.所以我咬咬牙就到了南京大学.”1986年,经教育部批准,南京大学新闻专业恢复办学.1988年,孟建正式加盟正重整旗鼓、百废待兴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兼任副主任和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副所长,配合中国写作学会前会长、新闻专业主任裴显生教授工作.“从最初的专业运作,到不断成熟后在1992年成立新闻系,我在南京大学工作了13年,1996年我被评为教授,2000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1年,孟建作为复旦大学引进人才,从南京来到上海,加入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电系的师资阵营.“当时复旦广电正好非常缺人,张骏德教授是专业主任.与我一同被学校引进的还有浙江大学的黄旦老师,以及半年后也过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童兵老师.我虽然当时很明确是到广电来,但是我没想到复旦会在2003年就下决心让我这个外来户担任系主任.一来我确实感到复旦很开放、很包容,二来我也感受到了压力,因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竟是中国最好的新闻学院之一.’
复旦大学作为全国高校中举足轻重的名校,虽然新闻学院实力最强的是在新闻系,但是孟建认为别人不会这么看,对广电、广告,大家还是会用复旦的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为了迅速适应环境,扩展人际视野,打开事业局面,初来乍到的孟建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衬.“那段时间,我有时候一个晚上最多有三个饭局.赶这些饭局,不是我喜欢参加应酬,恰恰我不喜欢应酬.但是,我要通过这样的人际场,尽快地熟悉上海,熟悉上海的媒体界.随即,复旦大学引进人才的目的也很快摆在了我的面前,就是要去争取广电的博士点.在大家的抱团努力下,大概是在2006年左右,我们把广电的博士点拿下了.不仅拿下了广电的博士点,而且拓展了一个全新的博士点方向：广播电视学.这个研究方向,彻底打通了广播电视新闻、广播电视艺术等壁垒,实现了一次学科的大整合.”
2003年3月,孟建接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一职,协助院长分管学科建设,主管学术科研以及学院创收三大块.当被问及身居此职的主要成绩和成果时,孟建谦逊且谨慎地回答,“这个很难说,因为这是一个集体,很多成果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我只能说我们这个集体还是很不错的,我们这个班子是比较团结的.毕竟像这样一个老牌的学院,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多,流派也比较多,要协调好这些关系,保证学院在基本发展方向上不受这些因素的震荡,就很不容易了.总体来说,这些年来,我们这个班子没有大的震荡,很好地保证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个全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院能够做到平稳发展、稳中求进.”
“板凳甘坐十年冷不是唯一的治学方式”
如果说学术领域中大体有两类学者,一类是退居论文范文塔、甘坐冷板凳,固守一地,深挖不懈：另一类是积极人世,左突右进,紧随前沿,开源求变.那么,孟建显然是属于后者.而至于个中甘苦、得失及利弊,孟建有着对自己非常清晰的认识.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分几个层面来判断.第一是作为领导你怎么看,第二是作为普通教师你怎么看.我在新闻学院担任过七年的领导,分管的领域也很重要,用一句俗话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起码要对得起这个位置.所以,尽管做得可能不是很好,但是这种责任感始终作为一种内在动力在鞭策着自己.但问题是我还有身为知识分子的另一面,而出世与人世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最要紧的问题.”说到这里,孟建似乎感触颇多,“这方面我觉得讲得最深刻的莫过于李泽厚先生了,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中,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知识分子往往要出世,‘散发弄扁舟’,浪迹江湖；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每每心存魏阙,心忧朝野.很多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在这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
“当然,除了以上两个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方式.以前我们都强调‘板凳甘坐十年冷’,在近代,这主要是胡适奠定的传统.这种方式对许多老师影响很大,包括我在内.但是我觉得,这对我不是唯一的影响.相反,我也很欣赏‘狂飙突进’的方式,我称之为‘立标杆’.”孟建认真地说道,“对于某些研究问题,时代的快速发展决不允许我们在瞄准它之后先做十年八年的积累再动手.所以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必须吸取‘立标杆的狂飙突进式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先奔着一个目标去,在过程中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经验,慢慢完善.而对于前沿的不断追逐绝非盲目跟风,需要综合个人的知识体系、社会认知、价值判断,甚至个人性格等复杂因素.这在中国,被认为是屈原的‘论文范文精神’,在西方被认为是‘老浮士德精神’,这恰恰是我喜欢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建的学术理念关键词中,“创新”“领悟”“前沿”“超越”“灵感”等是其频繁闪现的思想导向.这种强调和导向显然首先与孟建自身的禀赋和成功的经验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孟建也比谁都更清楚,这种敏锐异禀的获得,没有孜孜以求的付出和深水静流的积淀,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悟性’这个词用得合不合适我不敢说,但类似这种能力我始终认为是有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在我经历过的学术生涯当中,重大的学术事件、学术变革、学术转折,我几乎都是预先体悟到、捕捉到的.例如我们现在非常时髦的‘大数据’概念,我和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经济学院的两位老师大概在四五年前就预见到了,我们曾经还专门开了个小型的闭门会.但至于是不是俄罗斯文学中描写的‘奥博洛莫夫性格’,也就是‘醒得早,起得迟’,这个我不敢说.但至少,我的心灵验证到了,我的学生足以为我见证,我很珍惜这个.”说到这些,孟建小心却很真诚.
“人生经历的磨难决定了应当承担的责任”
儒雅谦和、爽朗敏捷的孟建很难被看出已然将近耳顺之年.言谈间,他对“论文范文级”这个特定名词充满了亲切的情感.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磨难,我们对社会的认知深度,我们坚忍不拔的品格,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当然也可以折射到学术上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往往会基于这样的思考.”孟建说,“我很少会去想这个时代欠了我们多少,我们要去攫取什么、获得什么.相反,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在社会当中应当成为中坚力量,在学术领域应当承上启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是平静且理性的,他甚至没有更多地提及自己遭受的个中坎坷,当他开口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已然是一种释怀了.“回顾我一生经历过的事件,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文化大革命’.至于自然灾害等等其他历史事件,都比不上这个事件.所以说苦难是最好的老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祸相依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你怎么去看待它.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文化大革命’导致多少人才被埋没了,不能因为我个人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就说这是件好事,这显然也是不道德的.对于一个时代而言,它绝对是场空前的浩劫.”
他继续说道,“所以你说在学术上,我们这一代人完成了什么,我觉得都不好说.当然,我们这一代人还在路上,也很难说还会有多少贡献.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些人再有贡献,也就是那么一点儿了.即使是比我们再年轻十岁,现在50多岁的人,他们的贡献有多大,尽管未知数会比我们多一些,但基本上轨迹也就在那儿了.再年轻十岁,他们就更未知了.而真正预测不到发展潜力的,是30多岁,甚至20多岁的人.因为时代变化太大了”.
孟建说,“社会的快速旋转对学术的影响,使得当下的学术走向挺难捉摸,你现在很难说我们的老师在研究什么.学术研究也在快速地裂变,有些甚至已变得面目全非.”孟建不论文范文虑,“这不一定都是好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快速旋转的社会中来更好地反思自己,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们讲‘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其实还缺一个——‘文化自省’.没有‘自省’,哪来的‘自觉’‘自信’‘自强’?也就是说,我们要时刻保持反思,包括对现在的跟风现象和浮躁氛围”.“当然,”孟建补充道,“这些话并不是只跟你们说,我们自己也不能被列到外面去,我们也要反思.所以你刚才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对我而言,问题就在于：我还能做点什么?”
“超学科会形成临界突破的力量”
关于下一步的学术规划,孟建娓娓道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总觉得我这把折扇应该合起来一点了,但没想到现在撇得更开了.换句话说,按理不当院长应该稍微清闲一点了,但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要搭建起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
如今,忙碌的孟建主要担任了论文范文省部级新闻发言人评估组组长、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他说,“我现在就把这三个平台连成了一个较大的学术平台,让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包括学院内外的老师们都可以到我这个平台里来.这三个平台也构成了我今后研究的三个方向,比如说论文范文方面,我把它定位为政治传播研究,着重研究我国的对外传播,特别是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着重研究公共关系的前沿理论与运作实务；而视觉文化研究中心我也很珍惜,因为它完成了从一般意义上的影视研究到新学科的转向.”
说到这里,孟建充满了自信：“在政治传播方面,国家形象研究,包括地区形象、城市形象；软实力研究,包括国家软实力,城市、地区软实力；新闻发布制度研究,包括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军队的新闻发布制度,这几个领域我们全都推进了,在全国都是有相当影响的.在公共关系方面,我提出的‘强力公关理论’已经被有关学者介绍到了国外,成为一种全新的公共关系理论.至于视觉文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我们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已经正式创刊,而这个领域无论是在当下还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会有所关注.至于还会不会再开辟一些新领域呢?我想很可能还会有,但是我不会再去简单地开窗口了.”
孟建说,“现在我们经常讲跨学科．跨学科固然很重要,但光是跨学科还不行,还有一个词叫‘超学科’.超学科不是一般的跨越学科界限,而是学科在高度综合、强烈激荡以后,形成一种临界突破的力量,让学科与学科之间在这里真正地实现化合交融.我就是想在这样一个超学科的背景下,尝试着实现一些重大突破,我觉得这很可能是我最近正关心,也是最想努力的方向.”
实际上,孟建对“超学科”理念的提出,是他几十年来的治学追求水到渠成的集中体现,他把握前沿的敏锐潜移默化地炼就了他的学术穿越能力,而善于打通群落、建立体系的学术整合能力,又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他曾穿插于政界、业界、学界的那段过往.有意思的是,孟建总是担心自己会“醒得早,起得迟”,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时不我待的人生姿态.毕竟,在他所走过的道路中,其学术整合的使命才刚刚开始.而他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关于“超学科”理念的阐释与追求是否又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导向和预测?孟建在行动,我们在期待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O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学生章子荣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董方晓
【孟建简介】
孟建,1954年生,江苏常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论文范文省部级新闻发布活动评估组组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社会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目前,孟建已出版专著、编著20余部,如《网络文化论纲》《当代广播电视概论》《广播电视新闻写作》《广播电视新闻评析》《城市形象与软实力》等.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有影响的篇目有：《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论文范文化进程》《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新文化形态与传播观念的阐释》《中国论文范文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变革》《文化论文范文主义的全球化传播与影视文化反弹》《中国电影美学的历史嬗变》等.同时,孟建在新闻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视觉文化传播研究、国家与地区形象战略、新闻发布制度体系建设、危机管理与危机公关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近年来,孟建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的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传播力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现途径》,中国奥委会重要研究项目《2008奥运会：中国对外形象传播战略研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010世*：上海形象竞争战略研究》,国务院应急办重点项目《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与媒体沟通》等,并都担任了这些项目的论文范文专家和课题组组长.孟建还作为主要负责人论文范文范文编撰了我国第一本国家新闻发布手册《新闻发布工作手册》.
总结：此文是一篇学术学科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学科领域及学术专长引用文献:
[1] 硕士学术论文学术不端检测优点优势
[2] 电大学术论文学术不端查重会泄露吗
[3] 电大学术论文学术不端查重原理与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