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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宜昌抗战中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文艺宣传活动,致力于抗日救亡,以宜昌抗战剧团的文艺宣传活动最具影响力.抗战剧团的文艺活动采用话剧表演为主要形式,并没有致力于本地文艺形式的改造和利用,在领导的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文艺活动中具有特殊性.但艺术的形式并没有给文艺活动造成障碍,文艺团体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国民党的压制,因为宜昌抗战文艺承载着两重使命：抗日救亡、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这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领导下的宜昌抗战文艺团体活动时间不长,但在实施抗日救亡上卓有成效,对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宜昌抗战；抗战文艺；组织发展；抗战剧团

中图分类号：K8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3-1332（2020）02-0011-06

开展文艺宣传工作是中国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以及抗战事业的重要内容,对其总体性面貌与特征,学界已有研究和讨论[1].有学者把抗日文化工作开展的区域分为三类：一是以重庆和武汉为重心的国统区,二是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三是广大的沦陷区,[2]三类不同区域的文艺宣传工作自然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对而言,在抗战文艺研究方面,学界更加重视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3],尤其热衷于从文学角度研究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相关成果不胜枚举.“宜昌抗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4],抗战时期中国在宜昌地域开展的文艺宣传工作也属于“宜昌抗战”的范畴[5],是中华民族抗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按区域划分,主要属于国统区的范围.区域性的抗战文艺必然具有区域性特征,因为有的统一领导,也自然能够反映统一性的问题.本文就以宜昌抗战剧团的历史为中心展开研究,以期揭示中国在宜昌抗战中的文艺宣传工作的面貌,初步讨论其中反映的区域性与统一性问题.

一宜昌抗战剧团的成立始末及其救亡活动

中国在宜昌抗战中领导梅安里话剧组、宜昌抗战剧团、川小宣传队、学院街小学宣传队、宜昌教工宣传队等文艺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其中宜昌抗战剧团影响最大,其文艺形式与活动也最具代表性.而梅安里话剧组正是宜昌抗战剧团的前身,宜昌抗战剧团就是由梅安里话剧组改建而成.在梅安里话剧组和宜昌抗战剧团成立的过程中,冷善远始终是个关键性的人物.

冷善远又名钟纪明,笔名艾绥,1906年生于宜昌,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三师范附小,1938年10月加入中国.三师位于宜昌,大革命时期曾是在鄂西的活动中心,被称为“鄂西革命的摇篮”[6]10.冷善远自幼受革命思想影响,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热情.1926年参加过抗英罢工,1931、1932年间办过《猛省社》三日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5年“一二·九”救亡活动激起了宜昌各校学生的响应,冷善远大受鼓舞,曾在宜昌市办“黎明书店”,经售抗日救亡主题的书刊,并创办《海燕》半月刊,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在宜昌青年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7]8.1936年,冷善远、谭兴帮等人组织了一批青年学生,在宜昌云集路枚安里成立了梅安里话剧组.话剧组以宜昌城区民众教育馆“抗敌宣传队”的名义开展活动,在宜昌首次上演抗日话剧《我们的故乡》、《保卫卢沟桥》,连演三天,“每天约有观众数千人,不要门票,效果极佳”,成为“宜昌空前的第一个救亡的团体”[8].

1938年春,宜昌的党组织开始恢复,“宜昌城区的救亡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7]8.宜昌特别支部成立,确立了对梅安里话剧组、学院街小学和四川小学宣传队的领导.此时,国民党也成立中国三义青年团,与争夺青年群众,不断干扰话剧组的活动.经党组织和冷善远的努力,国民党第六区党务专员公署和宜昌县党部同意将梅安里话剧组改建为抗战剧团,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宜昌县党部的领导.

1938年5月29日,宜昌抗战剧团正式成立,国民党宜昌县党部干事刘绍安担任团长,冷善远为副团长[9].同时,剧团秘密成立党支部,陈沫潮、简化生先后任支部书记[10]30,接受上级领导、指导团部工作.因此国民党并不能完全控制剧团工作,倒是剧团利用县党部的名义开展活动,可以减少阻力.在中国的领导下,抗战剧团一面在宜昌城区的剧院公演大型舞台剧,有时也配合国民党组织的演出活动,参加慰问伤兵、筹募寒衣、征集慰问信、献金义演,全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因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上层人士的同情与支持,抗战剧团的救亡活动还是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正如冷善远所说：“剧队与县党部的关系,仅在形式上给他们报告工作的经过,在主权上仍操在本队自己手中.”[11]68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陷落,国民政府撤到重庆,湖北省党政机关也转移到恩施,抗战剧团改编为“移动演剧队”,继续在宜昌城郊附近活动.为适应流动演出的需要,剧队往往排练短小灵活的剧目,“一站队就唱,四根竹杆把幕布一挂就演”[11]306.抗战剧团还有一大亮点是组织孩子剧队,受其影响,宜昌各小学的学生们纷纷成立剧团,其中最活跃的学院街小学和四川小学.孩子剧团别有一种魅力,“多少不毛的山野里,在孩子们降临之后,那里的空气是和暖扰动的,他们知道用怎样的一种方法把民众弄得兴奋起来,而对抗战表示同情” [8].灵活多样的文艺形式能够因地制宜,即便是在抗战局势最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不失时机地传达的呼声,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从1938年到1940年,抗战剧团先后在宜昌地方党委和湘鄂西区党委的领导下,“组织人员远涉枝江、宜都、当阳、远安等县五十多处村镇以及四川万县进行流动宣传演出”,“行程达三千三百多里,在峡江两岸和荆当山脉都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尤其是在抗战剧团参加过演出的成员“先后达二百一十多人”,“演出剧目达六十余种,公演七十二场,各种演出共达八百零二场,受到宣传影响的约十一万人”,“在报刊上发表的消息、剧情介绍、杂文、通讯等文章一百四十多篇,公演献金二千多元,征集慰问信二千多封,征募寒衣三百多件,在沙洋前线抢救难童一百多名”[12],成绩斐然.剧团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的抗日勇士,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在宜昌及其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宜昌抗战剧团以话剧表演为主要宣传形式的原因

虽然宜昌抗战文艺活动采取了歌咏、绘画、说书、戏剧等多种形式,但话剧始终是最主要的形式.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在发动抗日文化运动中十分重视与当地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实现大众化而达到抗日动员之目的”,因此造成抗战文艺的区域性特点[13].比如华北、陕北和苏北根据地的各文艺团体,面向农村和基层部队,都是着力于地方戏的利用和改造.然而,宜昌抗战文艺活动并没有着力于地方戏的利用和改造,而是引入了话剧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似乎违背了抗战文艺的一般性特点.其实,这一情况跟宜昌地域的文化背景以及近代的文化面貌相关,更与宜昌青年基于强烈爱国热情和救亡意识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有着重要关系.

在话剧产生影响之前,当时宜昌一度最流行的剧种,冷善远称之为“平戏”,大约是产生于宜昌本土的一种地方戏,所以“一向有着相当的权威”,有着“广大的观众”[8].但在抗战之初,平戏因为长年缺乏革新,陈词滥调已经很难吸引观众,曾经鼎盛一时的票房都没落了,只有一个戏班子支撑的“人艺社”还在惨淡经营.“人艺社”最初的性质是“清唱茶园”[14]330-332,所以再次表演的平戏只是提供给缙绅士大夫闲时消遣,消费也较高,受众面很小.另外,川剧、汉剧、楚剧、灯影戏在宜昌社会也有一定影响力,而抗战之前的经济萧条,使得各个地方剧种在宜昌的经营都极不景气,旧剧舞台濒于崩溃.

在底层社会受众最多的是灯影戏,没有在城区设票房,只是流行于农村,“农民的婚丧大事,酬神谢恩,都少不了要演一演灯影”[8].但在冷善远这类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洗礼的进步青年看来,灯影戏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其价值当然不可埋没,可惜它跟所有宜昌的旧剧一样“内容贫乏,含有毒汁”,改革和充实的难度极大.冷善远等人斟酌再三,鉴于以往流行的文艺形式都难以传达时代主题,不如另起炉灶,于是相中了话剧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

话剧在抗战之前就已经进入了宜昌人的视线.1930、1931年间,川军驻防宜昌,曾经组织过“一九”和“二零”剧社,演过《洋状元》《一片爱国心》这一类的剧本.《洋状元》和《一片爱国心》是近代剧作家熊佛西最知名的两部剧作,前者讽刺近代部分年轻人不惜耗费巨资、涉洋镀金,结果又不学无术、一窍不通的丑态；后者以20世纪20年代初席卷全国的抵制日货的爱国主义运动为背景,描述了一个家庭内部因维护国家利益而引起的冲突,具有强烈的反帝意识[15]88-89.显而易见,话剧的主题和内容更具现代气息,也更加契合民族解放的时代主旋律.但随着川军撤离,话剧又在宜昌冷寂了一段时间.

在1936年,有一部分宜昌青年人追逐时髦,曾经组织了一个“彝陵剧团”公演《回春之曲》.这部剧是由田汉所作,本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宣扬反帝和爱国的严肃政治主题,结果被“彝陵剧团”歪曲和庸俗化了,不仅掺入低级趣味的台词和动作,剧中的女演员甚至以充当,一时风评不佳.于是,宜昌城区民众教育馆成立话剧组,以国立艺专毕业的宜昌二小教员刘静英任导演,先后排练公演了《回春之曲》以及《一片爱国心》《汉奸的子孙》等抗日救亡题材的话剧,取得显著成效,不仅重新诠释了严肃的主题,也纠正了人们对救亡话剧的认识偏差.[8]

随着抗日局势渐趋严峻,国内为抗日救亡而奋笔创作的杰出剧作家屡见不鲜,优秀的剧本也层出不穷,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所承载的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也渐趋明显.宜昌从晚清以来就是著名的过载码头,尤其是近埠以后,相对开放的思维较其他内陆城市更容易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所以在宜昌地域流行的文藝形式当中,人们喜闻乐见的话剧表演在承载抗日救亡的历史功能上已经无可替代.因此,冷善远、谭兴帮等人成立抗日救亡团体的时候,放弃了对本土剧种的利用和加工,一致认为用话剧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作为宣传媒介最为有效.

三中国在宜昌的抗战文艺工作面临两大困难

事实证明,话剧的形式并没有给文艺活动造成障碍,在宜昌的抗战文艺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与艺术形式无关.抗战时期,宜昌在沦陷之前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辖区,所以对的活动高度警惕,对的组织发展也有严密的监视和多方限制,这是在宜昌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以及组织发展的一大困难.梅安里话剧组成立之初,国民党即在宜昌成立湖北第六区党务指导专员公署,以监视、控制宜昌已经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话剧组改建成宜昌抗战剧团的过程非常曲折,而且剧团成立之后由刘绍安担任剧团团长,并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活动以减少阻力,也是迫不得已.

抗战剧团在筹建过程中,已经在积极准备《突击》的公演.这个剧作在当时影响很大,由时任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西站团”）主任丁玲专门委托萧红、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集体创作而成,内容反映华北敌后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的情境.“西站团”是中国组织的半军事化的抗日综合文艺宣传团体,塞克是“西战团”团员,其他三人是随团剧作家[16].应该说,《突击》是为宣告宜昌抗战剧团正式成立而准备上演的重头戏.演出之前,冷善远还以艾绥的笔名在演出的特刊上发表了一篇《为什么要上演<突击>》的文章.文章指出,“抗日并不是一件公式”,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是逼不得已的选择,《突击》是“一个正确理论的实践,是中华民族千百万被压迫者反抗和斗争的呼声”,《突击》不但是“一个斗争的剪影,而且也提供这一斗争的经验”,“我们要接受《突击》给我们的斗争经验,我们要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发动这—个斗争的洪流,掀起无限热力的捍卫祖国的怒潮”[17]70-71.国民党内部分人指责文章为“过激的言词”,并责令剧团以后排练的剧本一定要经过县党部审查,还给了剧团“警告”.因此,剧团以后在排练话剧的时候不得不多加小心,为了工作顺利起见,也适当配合国民党县党部和党务指导专员公署方面的演出需要.

国民党党部担心剧团救亡运引起骚动,对在宜昌的影响扩大更不能坐视不理,所以在监督和干预抗战剧团活动的同时,也扶持“抗敌剧团”继续与抗战剧团抗衡.甚至限定抗战剧团的下乡时间和地点,在节日演出上也百般挑剔,企图减小抗战剧团的社会影响力.教育家陶行知听说了剧团这种处境,为之表示不平,为鼓励剧团前进,特地看望了全体演职人员,题了“艺壮山河”的勉词.

经费拮据是剧团发展的又一大困难.从一开始,剧团就不是官办的宣传团体,而是一批热衷于话剧的进步青年自发组织的民间救亡团体,后来接受了的领导.为了保持剧团的独立性,经费来源主要靠自筹,剧团自定章程关于经费的规定是：

（一）团员入团时缴入团费洋一元,以后每月缴经常团费二角,不得有拖欠.（二）演出时所得之票价抽出一部分以作本团补助费.（三）本团经费非经本团团务委员会及团长批准,不得擅自动用.[18]53

由此可见,团员缴纳的团费和演出票价收入是经费的常规来源,不足就从私人募集.[19]35剧团在城区活动的时候开销不大,而且团员大多有自己的主业,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开展文艺工作,因此无论专业或业余的演职人员,剧团都不发工资,沦陷区来的青年参加剧团,在经济上靠大家互助互济.为了维持剧团开销,冷善远时常自掏腰包,他“在洋行每月工资二百多元,白己和家庭只用六十元左右,大部分接济了生活困难的剧团成员”,“他和谢基镇也经办轮船货运过程中,客户为多装快运付来的额外收入,他们私人不取分文,全部交给剧团作活动经费”[7]9.

剧团组织移动演剧队下乡或去远处活动的时候,经费开销就会急剧增加,有时会紧急排演时下火爆的剧目,赚取票房以解燃眉之急,比如曾经在万县公演《凤凰城》来筹措基金[20]35.《凤凰城》是由青年剧作家吴祖光创作的抗日题材舞台剧,被称为“中国抗战期间演出场次最多、地域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话剧”[20],公演能够收获不菲的票价,但过程并不顺利.因川商何元干同情抗战剧团的主张和遭遇,帮忙疏通四川军阀王占绪的关系,才得以公演.

1938年改编为“移动演剧队”之后,抗战剧团以及川小宣传队在宜昌的影响仍然很受国民党的顾忌.终于在1940年初,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出面,勒令将川小宣传队解散,抗战剧团则改编为湖北省民众抗敌宣传团第二队,由省党部直接插手控制.剧团不愿再受国民党控制,又鉴于宜昌由抗战后方已经变为前线,危急形势不便于继续开展救亡活动,准备转战四川,于是在4月25日的《武汉日报》上刊登了自动结束的启示,主要理由是：“自成立以来,倏已数年,队中经费全系自筹,刻因宜昌市面日渐萧条,筹措乏术,亏累其重,以至无米为炊,自难为继.”[21]115启事有意回避了国民党政治压制的事实,避免暴露自身的政治属性,既与国民党党部心照不宣,同时也给社会各界一个合情合理的交代,毕竟资金上的困难历来都是剧团有目共睹的难处.

四中国领导宜昌抗战文艺宣传工作的双重使命及成效

从1937年梅安里话剧组成立之后不久,地下党组织就开始了对话剧组、宜昌抗战剧团以及学院街小学、川小宣传队的领导工作.剧团在1938年5月正式成立,随即剧团里就建立了党支部,直接由宜昌中心县委领导.1939年4月,中心县委撤销,湘鄂西区党委成立,为了加强宜昌地下党的组织建设,又成立了宜昌县委.剧团党支部改由县委领导,不久由湘鄂西区党委直接领导,区委宣传部长何功伟直接联系剧团党支部的工作[10]30.中国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宜昌抗战文艺工作的时候,一方面承担着抗日救亡历史使命,同时也必然承载着另一项使命,即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曾任宜昌抗战剧团党支部书记的简化生回忆,剧团有一首团歌,歌词如下：

黑暗的时代快尽,光明的世界将临.同志们,莫放松,站在我们的戏剧岗位上,作英勇的沖锋.我们要抗战到底,收复所有的失地；我们要血拼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19]48

歌词同时也是抗战中从事戏剧救亡的中国青年们的誓词,明确表达了黑暗将尽、光明降临的信心和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围绕“抗战”主题,运用文艺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是中国领导下的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内容,宜昌抗战文艺宣传活动也具有这一“统一性”特征.

剧团也专门制作了团徽,“绘制着一个车轮,车轮的重心插上一把火炬,象征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历史的车轮在前进.”团徽的图案显然也有明确的寓意,按照简化生的解释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宜昌地区”,但中国在“大革命中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始终是扑灭不了的”,“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这个革命火种又被1937年抗日战争的火炬重新点燃着,熊熊地燃烧起来”.团徽的设计申明了的领导,同时也把宜昌的抗战文艺工作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统一起来.所以,中国领导下的宜昌抗战文艺宣传活动一方面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同时也必然要承担起国统区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这并不只是区域性的现象,而是全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统一性需要.

早在1938年4月上旬,宜昌抗战剧团成立之初,宜昌特别支部成立,李声簧任书记,张清华任组织委员,苏震任宣传委员.宜昌特支有一项主要任务是在城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发展对象分三个方面：“一是张清华联系以小学教师为主的青年；二是参加宜昌‘青救’、‘抗战剧团’与苏震有关系的青年；三是中学师生”[22]65-66.不久,学院街小学和话剧组党小组成立,宜昌抗战剧团和学院街小学随后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宜昌区工委在成立川小宣传队的同时,也在发展党组织,队内不久也建立了党支部.随着抗战文艺宣传活动的蓬勃开展,中国在文艺团体中的组织建设与发展也同步跟进.

湘鄂西区党委对抗战剧团的工作十分重视,宣传部长何功伟曾在听取支部汇报工作情况时,提醒剧团和四川小学宣传队都要提高政治警惕性,谨防国民党特工人员的突然袭击和破坏.还特别交代剧团党支部“要在党内进行革命斗争的气节教育,要求每一个党员一定要树立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要经得起狂风恶浪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着,都要坚持斗争”.因此,剧团支部在组织安全和组织团结方面都很注重.比如曾有两个党员社会关系复杂,形迹可疑,剧团党支部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工利用这两个党员在内部进行破坏,采取了教育启发和“逐渐疏远隔离”的方式,平稳化解了危机,既保证了党员的安全,也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20]48.

因为剧团始终重视内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团内一直很团结.剧团时常深入荆当山脉一带农村演出,工作环境相当艰苦,团员仍然能够克服困难、顶得压力顽强工作.从1938年到1940年,剧团党支部在指导救亡运动的同时始终致力于从团内的优秀分子中发展党员,自团长冷善远以下共从剧团内发展党员十余名[7]1,占全团基本人数的三分之一[20]39.川小宣传队的情况也与抗战剧团类似[23]114-121.总体上看,在宜昌抗战文艺团体中的党支部建设和发展是成功的.

同时,文艺宣传工作对大革命以后在宜昌的组织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剧团组织流动剧队下乡演出,在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同时,把对抗战的政治主张广泛传达给民众,也就自然而然地扩大了中国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在这个方面,剧团往往能跟基层党组织形成良好的配合和互动,比如宜昌抗战剧团的乡村流动剧队曾经在当阳流动演出,剧队演出之前,当地的党员干部先到台上轮番演讲,“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13]41.当时的宜昌及其周边地区是国民党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国统区,领导的文艺宣传活动除了在实施抗日救亡上卓有成效,对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结语

宜昌抗战剧团主要采用话剧表演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在领导的宜昌抗战文艺中具有标志性与影响略小的川小宣传队、学院街小学宣传队采用的宣传方式如出一辙.放弃对本土剧种的改造和利用,采用新兴的艺术形式作为宣传手段,这是宜昌抗战文艺的特别之处,这似乎与区域性抗战文艺的一般规律不太协调.当年的年轻人应该也是有过这些思考的,冷善远在1938年10月曾经写道：“宜昌目前的剧运,仅只是单纯的在话剧一方面发展,其他各旧剧的调整、改编和充实,依然没有顾到,这得需要注意的.”[8]他似乎有一些担心和忧虑,但在实际的文艺宣传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一做法在实现抗战文艺的大众化以达到抗战动员的目上存在明显的劣势.剧团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国民党的压制和经济上的拮据,群众始终是欢迎和支持的,艺术形式并没有给剧团的工作造成障碍.也许冷善远的意思是,如果能够兼顾旧剧的改造,宣传效果可能会更好,当时的情境只有当事人体会最为真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今天来看,当年的宜昌抗战文艺仍然是符合文艺大众化和现代化的大趋势,尤其是完全契合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所以形式上的问题也就不成为其瑕疵,一切为了抗日救国就能激起民众的共鸣.文艺团体面临的主要难题还是国民党的压制,因为宜昌抗战文艺承载者两重使命：抗日救亡、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需要,不只是宜昌存在的区域性问题.尽管以抗战剧团为代表的宜昌文艺团体活动时间不长而最终被迫解散,但总体上看是成功的.随着文艺团体宣传工作的开展,在宜昌的党组织恢复,领导下文艺宣传工作不仅在抗日救亡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宜昌的抗战文艺运动虽然是区域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是领导下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乃至革命运动的一个缩影.

注释：

[1] 虞和平：《抗日战争与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虞和平：《抗日文艺的统一性、区域性和现代化》,《求索》,2018年第3期.

[2] 戴知贤：《<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前言》,北京出版社,1995年.

[3] 刘建勋：《延安文艺史论稿》,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曹晋杰：《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文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曹建林：《苏北根据地抗战文艺研究（1940-1945）》,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4] 宜昌市政协、宜昌市委党校编：《宜昌抗战史料汇编》,文献出版社,2015年.

[5] 黄柏权：《关于“宜昌抗战”的几点思考》,《三峡论坛》,2015年第4期.

[6] 宜昌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宜昌90年大事概览（1921-2011）》,长江出版社,2011年.

[7] 《宜昌抗战剧团简史》,载宜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宜昌抗战剧团史料专辑》,1985年.

[8] 艾绥：《宜昌剧运史略》,《工商日报晚刊》,1938年10月11日.

[9] 《抗战剧团昨开成立大会》,《武汉晨报》,1938年5月30日.

[10] 宜昌市委组织部、宜昌市委党史办公室、宜昌市档案馆编：《中国湖北省宜昌市组织史资料（1925-1987.1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 冷善遠：《钟纪明写给钱瑛同志的有关情况和信》,载《宜昌抗战剧团史料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