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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性PPP: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主题:开发性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3-10

简介:该文是关于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和开发性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新型城镇化和农村论文范文

开发性论文

目录

  1. 一 引言
  2. (一)开发性PPP的定义阐释
  3. (二)开发性PPP的理论基础
  4. (三)开发性PPP的适用条件
  5. 三 开发性PPP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6. (一)基于产城融合理念设计区域主体功能
  7. (二)基于多元共治主张构建区域治理机制
  8. (三)基于区域价值理论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9. 四 结语

摘 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各类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逐步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传统PPP模式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困境、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但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对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要求.作為传统PPP模式在中国的创新性实践,开发性PPP在区域的主体功能设计、公共治理以及协调发展等方面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和策略选择,能更好契合“以人为本”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关键词:开发性PPP;区域价值;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3-0110-09

一 引言

截至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若以户籍人口计算,仅为44.38%,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意味着我国城镇化蕴藏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过去40余年的城镇化发展,几乎都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为基本路径,以资源要素的大规模供给和粗放式利用为主要特征.随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可融资空间的收窄,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已经不可持续.2014年以来,以PPP为代表的政府—市场合作模式得到推广运用,通过引入市场化机制和现代治理手段,有效克服了政府主导模式的诸多弊端,但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对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要求.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全局的视野和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对整个区域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进行统筹协调,以真正实现城市与产业的良性互动、生产与生活的高度融合.国内一些高能社会资本与地方政府深度合作的成功实践,很好契合了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进一步凸显了“以人为本”和“产城融合”的战略导向(注:“高能社会资本”的表述引用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第四届中国PPP投资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泛指在城市开发建设、产业导入发展、城市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资源禀赋和综合能力的社会资本方).

二、开发性PPP的理论基础与适用条件

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产城融合.这是我国在总结国内外城镇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提出的科学发展道路.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在传统PPP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更能吻合新型城镇化特征的区域综合开发模式,即开发性PPP模式,实现了区域总体规划下各子项目及资源要素的空间组合(空间的开发性)和全生命周期的产业服务(产业的开发性),促进了区域整体价值的有效提升.

(一)开发性PPP的定义阐释

针对PPP模式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创新性运用,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和实践样本给出了不同定义.何军(2015)针对固安新城的案例研究,提炼总结出“产业新城PPP”[1];曹富国(2016)将单体PPP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统一定义为“非典型PPP”[2];张燎等(2016)基于产业园区开发经验的总结,提出“园区开发PPP”概念[3];财政部PPP中心则将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片区开发等综合类PPP项目统一界定为“城镇综合开发PPP”.以上定义主要考虑此类PPP项目的“空间”属性,对另一重要特征即“产业”属性的描述不够深入.刘尚希(2018)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开发性PPP”概念,并给出了明确定义:开发性PPP是以实现一定空间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政府和社会资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提供以产业开发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运营等综合服务,社会资本承担主要管理责任和显著风险,投资回报主要来自地方新增财政收入,并与绩效挂钩,实现激励相容.[4]

从概念可以看出,开发性PPP本质上仍属于PPP,在合作目的、运作方式、交易结构以及操作流程等方面具有传统PPP的一般属性.首先,开发性PPP和传统PPP模式一样,强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旨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次,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保持平等、长期的合作关系,遵循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原则,力求整合双方优势,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再次,强调投资回报完全与绩效考核挂钩,杜绝政府支付责任固化和借PPP名义变相举债等违规行为.最后,双方的合作仍需履行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执行和项目移交等主要环节及法定步骤.

从本质来看,开发性PPP是传统PPP与我国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相结合,形成的创新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形态,主要适用于片区综合开发类项目.这一概念所指的开发性,具有双重内涵:一是空间开发,推动合作区域的整体规划、产业布局、资源整合和要素集成.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方通过对土地、环境以及公共资源的有序开发和高效利用,实现政府存量资产的价值增值.二是产业开发,引进和培育与当地资源禀赋相匹配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区别于单体项目型PPP,社会资本在合作过程中需承担政府一部分招商引资和产业服务职能,构造产业氛围深厚、产业结构合理、产业优势明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因此,开发性PPP是通过市场赋能、要素导入和价值挖掘,带动资源、产业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区域价值的整体提升(刘尚希,2019).另外,这种集空间开发和产业开发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开发模式,还通过组织优化和制度创新实现了风险对冲和激励相容,是新型城镇化场景下一种更加科学、更可持续的政社合作模式.

(二)开发性PPP的理论基础

开发性PPP是传统PPP模式的升级版本,除依据委托—、公共选择、政府失灵、不完全契约等传统PPP的理论基础以外,还融入了激励相容、多元共治、租值耗散等理论,是经济学经典理论在中国情境下进行的创新性实践.

1.激励相容理论

哈维茨(Hurwiez)定义“激励相容”为各理性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能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一种制度安排.开发性PPP在理论上可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合意的制度安排和契约结构,既能实现政府对公共治理的需要;又能实现社会资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还能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具体操作過程中,约定投资回报的“政府付费”部分全部来源于地方新增财政收入,且与绩效挂钩,形成了有效的内在激励,能促使社会资本对合作区域的城市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民生就业、城乡协调、环境保护等工作进行统筹推进,更加注重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区域的整体价值提升,而不是仅仅考虑如何完成某些单一经济指标,另外,参照张五常《佃农理论》中的合约分类,针对城镇综合开发类项目,社会资本方可视为一家“生产”企业,承担“受托责任”,全面负责项目的“生产”,并接受“股东”监督和业绩考核;而地方政府则充当这家企业的“绝对控股股东”,拥有最终决策权.在这种合作机制下,“工资合约”显然缺乏激励性,“定额合约”则缺乏灵活性,而开发性PPP模式的“合约安排”更类似于“分成合约”,能实现合作双方的双向激励,使社会资本方成为“受政府与市场双重机制约束的集中签约人”(焦永利,2018),这从机制上保障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由于权利边界更加清晰化,政府也会主动转变职能,从过去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回归裁判本位,将工作重心更多放到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方面.显然,激励相容理论既是开发性PPP模式的设计初衷,也是其具备现实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2.多元共治理论

斯托克(G.Stoker)认为,“公共行政主体已经超出了多层级政府机构,不断延伸至社区、志愿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部门在公共服务及项目实施中扮演的角色是治理视角关注的重要领域”.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西方各国的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呈现多元化和善治等特征,政府解决公共问题所采用的行动机制、为实现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治理工具也更加多元、丰富和有效.正如萨拉蒙(2008)认为“治理机制改革的核心,不仅在于政府公共管理行为的范围与规模的根本调整,更在于政府施政形式的深刻转变,比如公共问题的治理方式、方法和工具日益丰富.”[5] 就我国而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均强调了“治理”这一重大命题.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政府需根据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积极开展理念创新和工具创新,以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开发性PPP模式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改变了“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责任”逻辑下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的传统思路,转向以“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市场、社会共同责任”为逻辑起点,以“风险分担、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效率提升”为基准的行为主义,将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社会公众的参与优势和社会资本的专业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实现多元共治、合作共赢的目标.

3.租值耗散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存在租值耗散,即社会损失(Coase,1960),就会有市场力量主动发现这一机会并对效率损失做出反应,尝试进行资源重新配置以寻回潜在价值.城镇化发展的非合意现状意味着租值耗散,即蕴藏潜在的市场机会,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发掘存量资源二次优化配置的“势能”.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开发性PPP就是一个“中观”层面的成功实践.在项目选址过程中,社会资本遵照“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布局”的行为逻辑,寻求客观存在的市场空间和商业机会.即,凡中心城市周边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地区,当其自身缺乏相应视野和资源整合能力去“生产城市”时,会产生一个市场空间去满足这个发展需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在选址方面存在租值耗散,招商引资的租值耗散现象也同样明显.在传统的招商引资活动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政府职能部门各自为战,偶然性、随意性较大,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等问题较为普遍.而在开发性PPP模式下,社会资本方主导的项目公司相当于在产业端和政府端架起了一个“管道”(焦永利,2019),企业的投资布局需求与地方的招商引资需求在这一“管道”中汇集,实现资源有效对接和供需的精准匹配,能显著降低机制运行成本以及政府、企业无谓的资金投入和资源耗费.[6]

(三)开发性PPP的适用条件

开发性PPP是根植于中国土壤、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除承担政府提升治理能力以及社会资本实现预期收益的职能以外,还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调研发现,开发性PPP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和“金手指”,其成功运用需基于一定的前提条件.

1.便利的区位条件

根据城市演化的一般规律,区域发展通常经历卫星城市、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不断高级化过程,发展模式也由独立发展到增长极带动,再到区域协调发展,最后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迭代演变.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心城市向都市圈演变初期,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明显大于“辐射效应”,具体表现为大城市资源过度聚集,中小城市发展滞后、功能缺失;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功能互补和发展协同,亟待国家政策引导和各地政府的密切合作.在开发性PPP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资本方会重点考量备选区域的区位条件,倾向于将具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地区作为运用场景.一方面,合作区域一般处于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或都市圈的连接带.根据法国学者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行理论,发达城市对周边区域具有“外溢效应”,会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这种外溢能力会因距离的扩大呈现边际递减趋势.另一方面,合作区域一般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水运以及航空条件的改善,能明显提升区域的综合价值,而未来交通规划则能给社会资本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调研发现,社会资本方运用开发性PPP模式的选址逻辑正是围绕中心城市周边的交通便利地区进行布局.当然,开发性PPP模式对空间区位的内在要求,可能导致社会资本形成“嫌贫爱富”的选择性偏好,容易加剧城乡发展失衡、区域差距扩大等问题,需要政府在政策引导和利益让渡等方面做出适当安排.

2.适宜的产业环境

开发性PPP区别于传统单体PPP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产业的开发培育,这也是该模式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创造价值的源泉所在.在开发性PPP模式的具体实践中,社会资本会深入调研当地的产业生态环境,重点关注产业基础和未来规划,考量构建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的可行性.一方面,合作区域必须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任何产业发展都离不开基础条件和产业上下游的支撑.从产业集聚区与中心城市的空间关系来看,可大致分为中心城市包含型、边缘区域生长型、周边城镇依托型以及独立区域发展型等产业聚集形态.社会资本运用开发性PPP模式之前,必须结合当地的产业条件和产业分布特征,因地制宜确定区域的主导产业,并借助信息化技术,把相关产业导入产业链分工体系,与周边环境实现共生、互赢、利益共享.[7] 与此同时,聚集产业链条上关系密切的企业,形成产业集群,释放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耦合效应①.比如,合作区域如果有条件为中心城市的核心产业提供配套,社会资本则可开展精准招商,瞄准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着力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方应重点关注当地的产业政策及未来规划,寻求与政府之间的“思维拼图”.如果地方政府在合作之前已经完成产业发展规划,社会资本方应重点考虑自身的产业资源与合作区域的现有产业规划是否匹配?如果推动产业转型或产业替代,则需要综合考虑可能的机会成本和投资风险.

3.充足的资源要素

开发性PPP项目通常涉及大规模的空间开发和产业集聚,需要相应的资源要素支持.由于我国长期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一些地区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正面临资源要素枯竭的压力.比如,由于土地红线约束以及用地指标跨区域调剂的影响,一些园区每年能获取的工业建设用地指标非常有限,无法满足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用地需求,也难以支持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另外,人力资源的有序供给也是开发性PPP成功实施的重要前提.随着产业的不断导入,将形成大量的社会就业和高端人才需求,而生活配套不足以及发展机会的相对缺乏,导致人才“引不来,留不住” 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当然,社会资本在选择合作区域的过程中,也应全面评估自身的资源要素能否支撑大规模开发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持续落地,包括承受流动性风险所具备的资金实力、适应“产城融合”发展要求的产业资源储备以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运营能力.近年来,部分合作区域因政府或社会资本的要素供给不足导致合同中止的案例不在少数,这也构成了开发性PPP模式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

三 开发性PPP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关键阶段,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部分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忽略人的城镇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萧条境地或出现“千镇一面”,缺乏鲜明特色和核心优势.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重视产业开发或者只重视产业导入但缺乏统筹规划,导致区域发展质量不高、项目带动效应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8]开发性PPP模式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对重点机制、关键环节的策略选择,构建了一条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一)基于产城融合理念设计区域主体功能

区域规划的长远性和统筹性决定了区域发展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一些地区未能协同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出现了资源错配、功能重叠、时间错位等问题,给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比如,在部分城市,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进程,出现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源短缺、公共服务缺位以及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有产业、无市民,有就业人口、无城市生活”的局面.而在一些新兴区域,城镇化又过度超前于工业化进程,导致城市“空心化”,尤其在中西部一些新兴城市,由于缺乏产业导入与项目支撑,“造城”运动不但未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反而透支了存量资源,加重了政府债务.究其原因,以政府为主导,以资金、土地及劳动力低效率供给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开发治理方式难以满足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推进的要求,也不符合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相比以土地出让和地产开发为抓手的传统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产业的导入和培育.而开发性PPP区别于传统PPP模式的最大特征也是在于前者对产业的重视,强调产业是支撑区域发展的持续动力.因此,开发性PPP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良好的契合度,更有助于科学设计区域的主体功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社会资本需要与政府密切合作,积极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一方面,着重突出“以产业开发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强调产业特性、人口特征和城镇特色的融合互补,对合作区域的资源、特质、政策环境以及自身的产业资源、运营经验、项目规划等因素进行综合权衡,配合地方政府制定科学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另一方面,需加强区域总体规划与“十四五”规划、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社会发展规划、人口规划等专项规划的有效协同,以实现主体功能合理布局和人口的职居平衡,打造特色鲜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城镇.

(二)基于多元共治主张构建区域治理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体现了党领导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科学主张.这是治理理念的重大突破,也是顺应社会治理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的必然要求.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就是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凝聚起政府、市场、民众等主体的治理合力.特别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进一步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

开发性PPP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组织模式创新,通过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赋予社会资本方在土地、政策、产业等方面更多的决策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契约的稳定性,提高了多元共治的有效性.从微观层面来看,政府与社会资本方通过创新激励相容的合作机制和风险治理方式,能进一步缓解财政支出压力,降低区域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治理机制的设计上,需充分尊重各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前提下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责权利对等原则.社会资本全面负责合作区域的融资、投资、建设、运营,承担全部市场风险,以约定区域的新增财政收入、GDP、就业、生态等作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指标.而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开展日常监督和绩效评价等方面.二是长期均衡原则.在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周期一般为3-5年,采取PPP模式的投资周期一般为10-20年.相比于50年以上的使用期限,不论是传统投资方式,还是PPP模式,在短期内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直接表现为对其他公共产品供给的“挤出效应”,影响公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截至2020年1月末,全国有700个行政区已超过7%的财政承受能力预警线,其中18个行政区已超过10%红线(数据来源: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 2020年1月报”).显然,包括PPP在内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并未解决项目短期投入和长期受益之间的矛盾.而开发性PPP项目从开始投入到协议终止的时间跨度长达20年、30年甚至50年,需要参与各方遵循长期均衡原则设计项目的组织运行机制,更有利于实现“代际公平”.三是深度合作原则.针对项目立项、规划、征地、建设、运营等环节,必须不断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密切联动的工作机制,协同行政审批与特许经营,推动开发性PPP项目的有序建设和高效运营,以激励双方协调处理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商业与公益之间的矛盾,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显然,开发性PPP模式的设计理念和运行机制,很好契合了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套多元共治的解决方案.

(三)基于区域价值理论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近年来,专项债、PPP、城投债等新型融资工具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但也带来了隐性债务激增、民间资本受到挤压等弊病.从本质来看,这些新型融资方式仍是以项目开发为导向,缺乏对整体区域的统筹规划和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因而难以适应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9]而新型城镇化的要旨在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构建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就开发性PPP模式而言,主要从两个方面助力区域发展.一方面,推动产业持续繁荣,提升区域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完善生产生活配套,提升区域的公共价值.其中,商业价值主要体现为优质产业的培育、土地价值的提升,更多投资者和资源要素的集聚;公共价值主要体现为生态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基础设施更加齐全,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充分等方面.上述目标又可统一概括为“区域价值”的有效提升.

需强调的是,开发性PPP模式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运用目的并非打造封闭运行、自我循环的“孤岛”,而是搭建中心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桥梁纽带,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体化格局.区域价值理论的导入,为推动区域协调机制的创新打开了一扇窗,也给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具体来讲,可从三个方面构建更加科学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开发性PPP模式的推广运用提供坚实保障.一是构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发达地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后发地区构建承接辐射的有效“通道”.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合作区域与中心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特别是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冷链物流以及交易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应坚持同步规划、同步布局、同步建设.需强调的是,大部分新型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能产生稳定的经营性收益,完全可纳入开发性PPP项目的整体范畴,既能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又有利于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二是构建区域间利益分配机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有效利用,而资本所有者的获利动机和利益分配方案又是影响资本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10]为构建统一的要素市场,可在各地区之间基于“共商共享”原则,构建与空间布局及产业规划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比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引入“飞地经济”模式,为产业梯度转移和空间优化消除障碍.“飞地经济”是美国城市经济学家Gallagher于1992年提出的概念,指两个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2017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新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发展“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合作平台,建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互助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开发和运营管理,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园区共建、利益共享的飞地经济合作.另外,积极探索建立常态化、多元化的横向生态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开发性PPP模式下,社会资本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区域运营管理,通常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有利于实现区域间利益的合理分配.三是打造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在产业开发过程中,周边城镇可依托中心城市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积极发展配套产业,实现产业链的有效延伸,增强合作区域的产业承接能力和自我造血能力.根据开发性PPP合同的一般约定,产业的大规模导入和持续繁荣不仅是社会资本获取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也是开发性PPP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所在,将对社会资本主动寻求产业协同机会形成内生激励.

四 结语

开发性PPP模式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动、相互融合背景下催生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践表明,这一模式因具有激励相容、风险对冲以及自我造血等功能,更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望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当然,由于开发性PPP模式在国内实践时间不长,相关的理论准备仍不充分,一些具体做法与现行的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财政支出平滑性要求以及政府性基金支出范围等制度规定还存在不相协调的情形.为此,我们应以创新思维推动现行政策的优化调整,以更好地推广运用开发性PPP模式.

参考文献:

[1]何军. 产业新城PPP模式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6.

[2]曹富国.PPP法的发展与超越[J].中国政府采购,2016(11):16-18.

[3]张燎,等.园区开发PPP模式蓝皮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

[4]刘尚希,等.开发性PPP概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

[5] 莱斯特· 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M].田凯,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館,2008.

[6]焦永利.城市合约的结构性特征及其政策含义[J].社会科学,2016(9):39-48.

[7]李国英.构建都市圈时代“核心城市+特色小镇”的发展新格局[J].区域经济评论,2019(6):1-9.

[8]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N].人民日报,2019-11-04(01).

[9]刘尚希.开发性政社合作模式:基于区域价值的空间开发新路径[J].财政科学,2020(1):5-10.

[10] 李松龄.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J].湖湘论坛,2018(4):124-134.

责任编辑:詹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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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性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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