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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和儒林外史论文范文

摘要：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认为《儒林外史》是从儒家思想出发而创作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出色地运用了喜剧性的讽刺方式;但有的讽刺与上下文相矛盾,有的讽刺带有太多的个人感彩.他以为《儒林外史》有一个结构;它没有像很多中国传统小说那样采用说书人的话语模式,而是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它的语言风格在传统小说中独树一帜.夏志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既有洞见,也有不见和偏见,需要我们根基于中国文学传统对之加以分析.

关键词：夏志清;《儒林外史》;吴敬梓;讽刺;结构

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夏志清（C.T.Hsia,1921-2013）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和《中国古典小说导论》（1968年初版）,对中国小说重新进行梳理、阐释与评价,以其贯通中西的学识、独特的批评视角、开创性的见解,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推崇,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导论》是英语世界较早的涉及研究《儒林外史》的学术专著,是东方研究会“亚洲研究指南系列丛书”之一.该书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六部古典小说做了深入的探讨和阐释.夏志清认为这几部小说为中国小说开拓了新的境界,对后来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书中的第六章集中呈现了夏志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他为在美国出版的《儒林外史》杨宪益夫妇英译本写了序言,给予它高度评价,将其列入中国古典小说史中的六大名著之列.在他看来,《儒林外史》在许多方面的革新具有革命性意义,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对《儒林外史》諷刺艺术的探讨

《儒林外史》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讽刺小说,吴敬梓是中国最伟大的讽刺小说家.鲁迅指出《儒林外史》将中国讽刺小说发展到新的境界,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1]他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写道：“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2]自此以后,将《儒林外史》视为“讽刺小说”几乎成为定论.胡适提出吴敬梓受了“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故他的讽刺能成为有见解的社会批评.”[3]这里的“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指的是颜李学派.张天翼以讽刺小说家的眼光对《儒林外史》文本作了详尽的分析,他的讽刺小说创作受到了《儒林外史》很大的影响.吴组缃认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立足于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采用了“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的史家笔法[4].

夏志清指出,“《儒林外史》是第一部讽刺现实主义作品,它同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5]吴敬梓将小说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再局限于因果报应的说教需要,而是凭借他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广泛接触和认识,“用敏锐的目光和机智的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人物形象”[6]《儒林外史》对儒家社会的讽刺与对儒家道德规范的渴望难舍难分.“五四”学者强调小说对精英社会的讽刺剖析,认为《儒林外史》对儒家世界、士人阶层、科举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抨击.夏志清认为,《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有意识地从儒家思想出发而创作的讽刺小说,但是,由于对统治者的不满和社会改革的失望,“它的儒家思想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色彩,与历史小说所赞赏的儒家英雄主义不同,它的儒家夹杂着一丝对政府行为或社会改革之徒劳无益的沮丧.”[7]在他看来,吴敬梓对科举制度及其牺牲品的讽刺与他对追求精神自由的隐士的赞扬一样,都表现出自传的色彩.

夏志清称赞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出色地运用了两种喜剧性的讽刺方式,一种根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实际认识之上,另一种则有意夸张地进行讽刺以取得强烈的喜剧效果,吴敬梓穿梭于这两种喜剧方式之中,“使人们惯常将那种荒谬可笑的讽刺场面也认作现实.”[8]但他对吴敬梓插入一些笑话和轶事传闻给小说带来了一种插科打诨的、滑稽的口吻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与显见于小说中对于社会风俗的大量严肃的喜剧性描绘是不相宜的.”[9]夏的这一见解是独到的.在肯定了吴敬梓对周进与王惠相遇和周进贡院撞号板两个夸张的喜剧场面的描绘后,夏以严监生之死这个素为人称道的场景为例,批评吴敬梓“忽略了他的讽刺主旨,以致于有时插进的一个笑话几乎无助于我们对一个特定的个性的了解.”[10]“有时他仅仅由于它们的独立的喜剧价值而将它们插入其中,而不顾它们的讽刺的贴切性和故事正文是否有联系,结果小说受到妨害.”[11]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家人中只有他的妾知道他的心事,他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当她挑掉一茎时,严监生登时就没了气.这个经典的场景历来被认为是对守财奴的绝妙的描写,但夏提出质疑,“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在写这个精彩的篇章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它是否合适?”[12]夏志清联系小说前文作了细致的分析.严监生为了哥哥的案子花了十几两银子,为妻子的丧事花了四五千两银子,为笼络王德、王仁兄弟也花了几大笔钱,一个真正的吝啬鬼是不可能如此花钱的,也不可能那样不经心以致让两个舅奶奶把金银、首饰、衣服无耻地偷了去.但最后作者却安排他作为一个极端的守财奴而死,就与小说前文相矛盾,让我们觉得作者此处考虑欠周.夏志清指出,吴敬梓为严监生安排的两根灯芯的故事,也许是作者虚构,或是在一本笑话书中读到的,“这个故事太妙了,以致难以割爱,这样,严监生就作为一个极端的吝啬鬼而死去,尽管这与前面章节给人的印象相矛盾.”[13]夏质疑这个细节的恰当性,体现了他敏锐的眼光和敢于打破定论的学术勇气和魄力.

在有关五河的一些故事（第四十四至四十七回）里,夏志清批评吴敬梓的讽刺艺术带有太多的个人感彩：他直截了当地揭露五河人的庸俗和唯利是图,对以彭乡绅为代表的暴发户的讽刺批判里充满仇恨,对接受贿赂的余家兄弟却大加赞赏.在这一部分的讽刺篇章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吴敬梓的讽刺与别处不同,将他个人的好恶带进了讽刺中.在第四十四回中他写道：“余家兄弟两个,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14]这样的过分夸张之辞是让我们难以相信、难以接受的.夏的批评让我们信服,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审美的敏锐的感受力和深刻的洞察力.

二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解读

在19世纪,还没有人对《儒林外史》的结构提出质疑.大约在“五四”前后,由于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开始对《儒林外史》的结构提出批评,这以后关于其结构优劣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鲁迅对《儒林外史》叙事结构的认识,或许受到西方小说结构观念的影响.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惟全书无主杆,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实同短制”[15],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它“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16]蒋瑞藻以为《儒林外史》有枝无杆：“《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该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杆,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篇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17]胡适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18]

美国汉学界对《儒林外史》叙事结构的讨论,既有大体肯定的,也有大体否定的,总体而言,肯定的居多.海陶玮认为《儒林外史》没有情节和结构,全书由不断变换的人物所带动的事件勉强联系在一起的[19].韦尔斯对《儒林外史》结构松散的观点提出质疑.在他看来,小说中人物的出场与退场、地理环境都表现出一定的逻辑性,首尾两回有着明显的呼应[20].吴德安认為,《儒林外史》的内部形式是集体纪传体,人物、事件以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的方式沿着相同的方向移动发展,构成了小说完整的统一结构[21].高友工指出,吴敬梓并没有按照史的写作习惯关注时间,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人物和事件之中.第三十七回中的泰伯祭礼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节线索,而是象征意义自然呈现出来的[22].

夏志清对《儒林外史》的结构持肯定态度：“《儒林外史》虽然由一系列彼此联系脆弱的故事组成,但还是有一个清晰可辨的结构.”[23]他将整个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外加一个楔子和一个尾声（第五十五回）（由此可见,夏采用的版本是五十五回本）.第一部分（第二回至第三十回）叙述了不同类型的人追逐功名富贵的故事,讽刺的对象除了追求名利地位的文人和假文人外,还包括许多类型;第二部分（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七回）构成整部小说的道德支柱,讲述主要角色杜少卿和南京的一些文人贤士的故事,集中于为泰伯祠祭祀的准备工作中;第三部分（第三十七回至第五十四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杂而成,没有明确的构思,只是断断续续的讽刺,其中不少关于孝子、贞妇、侠士和武官异乎寻常的儒家行为,有传统的浪漫传奇的色彩.

《儒林外史》没有中心人物贯穿全书,没有连贯的故事,人物和故事倏来倏去、随起随灭.夏志清肯定《儒林外史》有一个结构,但并未明确是什么将小说一系列互不关联的故事连接起来,这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的地方.《儒林外史》是一部思想性较强的作品,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以思想见长.吴敬梓是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他关心的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尤为关注知识阶层的精神独立性.他借助小说来完成对文人命运的历史反思,意在表现整个社会的灰暗现实,解构道德理想主义和情感理想主义.因此,吴敬梓的注意力不在讲故事,这样他笔下人物的个人的命运就被充分淡化了.在吴敬梓看来,周进后来怎么样了,范进后来怎么样了,这并不重要,没有必要明确交代一个个人物的命运.这种叙事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是在向多数人的阅读习惯挑战.

三对《儒林外史》语言艺术的讨论

在夏志清看来,《儒林外史》不像很多中国章回小说沿用说书人的言辞,虽然作者仍最低限度地采用话本小说的某些形式：每一回都以对仗的两句为题,每一回都以“话说”开篇,结尾用韵文伴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话,但已避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公式化的雕琢描写.他赞成钱玄同的观点,即《儒林外史》运用民族的白话写作,是白话文学的典范.夏志清以为,没有哪一部古典小说的叙述文体像《儒林外史》这样纯净和富于表现力,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竞相模仿《儒林外史》的语言风格,在现代的散文作家中,这一风格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吴敬梓是一个文风简朴的作家,简洁而精确地描写了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他笔下的美丽景致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清新情怀,体现了古典的景物描写方式与白话散文的融合.例如第一回里的一段描写：

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24].

夏志清以为,对于用传统方式写作的吴敬梓来说,他没有借助于古典小说中惯常使用的诗词骈赋的语汇,却能够如此精确而生动地进行景物描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夏志清对吴敬梓在人物性格描写上简朴、自然的描写语言十分赞赏.在他看来,在引出小说人物时,吴敬梓不像中国早期的小说作者那样生硬地指示给读者,而是通过人物的言语和活动将人物形象自然生动地呈现出来.夏志清详细分析了第二回开头部分.他认为吴敬梓用精炼、简洁的白话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对观音庵的简练的交代为人物的出场作了很好的铺垫.夏志清指出,作者没有说首先出场的申祥甫如何有威望,读者可以通过他对众人的发号施令,对和尚的大声叱责推测他的地位.申祥甫对和尚的呵斥自然地引出了荀老爹这一人物形象,也揭露了申祥甫的势利.在申祥甫与荀老爹的交谈中,巧妙地通过申祥甫的一句“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自然引入他的亲家夏总甲出场,使读者意识到这个夏总甲才是薛家集真正的当家人,也道出了申祥甫是依仗亲家的权势来耍威风的.让读者自己通过人物之间简短的对话去评判,这体现了古典小说中极为罕见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直觉把握.在夏志清看来,这种间接的戏剧性的表现的优点是明显的,并断定吴敬梓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自觉的一贯运用这种表现方法的作家.夏志清指出,吴敬梓利用申祥甫的语言来揭穿夏总甲的谎言,而夏总甲却不慌不忙,厚着脸皮编造了一个借口圆了过去,使读者对夏总甲的自吹自擂、虚伪势利有所认识.吴敬梓通过简朴、自然的口语化的语言戏剧性地描写了人物性格,使读者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几乎人人都是势利小人.

四启示意义

以上从三个层面对夏志清的《儒林外史》研究作了初步的尝试性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有交叉,很难割裂,这样划分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便于讨论.除了这几个方面以外,夏志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还涉及其它层面,这里限于篇幅不便展开,留待以后另外撰文阐述.

夏志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虽有洞见,但也有阙失.吴敬梓将《儒林外史》的历史背景假托在明代而不是他自己所处的清代,与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不同,夏志清认为这是出于吴敬梓个人对明代历史的兴趣,他的观点固然新颖,但可以看出明显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影响,没有从宏观的社会背景来考虑.《儒林外史》表现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儒家思想.夏志清由此认定吴敬梓是万事求全的人,直接把社会的“无道”归因于个人而非社会,这显然是对吴敬梓创作意图的误读.这些或许都是由于夏志清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夏志清虽然肯定《儒林外史》有一个结构,但认为小说没有明确构思、情节之间缺乏联系,这是受西方小说观念影响,以西方现代小说美学的标准来考量中国古典小说的利弊得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文化的传统本身,盲目照搬西方理论、以西律中容易在对小说文本的理解上产生隔膜.

我们可以将这一课题置于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脉络之中,注意其学术上的传承和演变.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儒林外史》,将小说本身视为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是美国《儒林外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么,夏志清的研究与此有何关联?这是本课题今后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回答的.我们要特别关注夏志清作为西方汉学界重量级批评家在《儒林外史》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又应注意他从西方文学立场观察中国文学所形成的隔膜.与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同,独立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的规律,考察中国古典小说应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这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及类似课题时应该加以考虑的.

国内的《儒林外史》研究,从19世纪的评点开始已取得大量成果,但近年来已经走向了瓶颈期,很多研究成果是对前人学者的重复,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国内的研究已趋近饱和,考据、文体、语言、校注、文化、美学等各方面都有涉及,但研究方法还比较传统,因此,吸收海外汉学界独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助于突破当前的研究困境,有助于国内学界进行自我反思和审视.夏志清的《儒林外史》研究给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有助于深化国内的《儒林外史》研究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通过梳理和剖析夏志清的《儒林外史》研究,我们可以从中窥见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内在理路和方法,看到国内外学者方法和问题意识的不同路径.国外汉学界的《儒林外史》研究,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他者”的视角、参照和洞见,对国内的古典小说研究有参考意义和启发作用,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言：“我们应该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对象的一种形象,不能局限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当我们觉得在发现许多观点都可能的时候,自身也就丰富了.”[25]研究中国问题需要海外学者的参与,这样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互补组合,互为参照,互为镜鉴,才能构成更全面、准确、深入的认识和深度对话.还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国内外的研究形成对接,并为国内研究提供有效的参照,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参考文献：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4.195,303.

〔3〕胡适.胡适文集（第4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36.

〔4〕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J].新华月报,1954,（09）：225-233.

〔5〕〔6〕〔8〕〔9〕〔10〕〔11〕〔12〕〔13〕〔23〕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M].胡益民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228,229,242,243,245,231,245,246,248.

〔7〕C.T.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p.209.

〔14〕〔24〕吳敬梓.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M].陈美林批评校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519,3.

〔15〕〔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4.196,302,

〔17〕蒋瑞藻.小说考证[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561.

〔18〕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123.

〔19〕[美]海陶玮.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utline and Bibliographie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04.

〔20〕[美]韦尔斯.An Essay on the Ju-lin Wai-shih[J]. Tamkang Review, 2.1（1971）, pp.143-152.

〔21〕[美]吴德安.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ovel Form,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pp. 99-117.

〔22〕[美]高友工：“Lyric Vision in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 Reading of Hung-lou meng and Ju-lin wai-shih.” In Andrew H.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32-243.

〔25〕[德]沃尔夫冈·顾彬.误读的正面意义[J].文史哲,2005,（01）：5-12.

（责任编辑赛汉其其格）

总结：上文点评，此文是关于汉学家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夏志清和儒林外史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夏志清和儒林外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汉学家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