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先红山文化和苏秉琦学术思想关系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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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红山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纵观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其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先红山文化.而对先红山文化的研究,不仅为红山文化找到了确切的源头,完善了红山文化序列,也进一步促进了苏秉琦先生思想的深化,“中华文明起源”课题在此基础上得以诞生和发展.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世界的中国的考古学”这一课题,又为先红山文化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苏秉琦;学术思想;先红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10-0001-05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泰斗,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苏秉琦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并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参与了陕西宝鸡斗鸡台墓葬的第二次发掘,从此开始了他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苏秉琦先生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众多的考古实践,为他开展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与先红山文化的发现

“先红山文化”这个观点的提出,离不开“红山文化”.20世纪初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对赤峰地区进行调查,就已经发现了一些红山文化遗物,但是并没有和同时发现的其他遗物区分开来.1935年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此次发掘是红山文化首次被发现.在随后出版的《赤峰红山后》[1]一书中,将该遗址划分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当时,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尹达先生经过研究,将该遗址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2].此后,随着考古实践的不断深入,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一些红山文化遗址,得以将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3]分辨开来,又从青铜文化中辨别出了夏家店上下层文化,初步构建了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更重要的是,对红山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入,红山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也逐步明确,带“之”字纹的陶器和玉器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辽西地区的文物普查活动,辽西地区更多的红山文化遗址被发现,特别是辽宁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掘和建平牛河梁坛庙冢的发现,为揭示红山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意识等方面提供了可靠资料,引起了学术界对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高度关注.1981年,苏秉琦先生发表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4],他将远古时期的中国按照人口分布分为六个大区,其中第一个就是红山文化所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可见此时苏先生就已经注意到该地区在史前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在随后的考古座谈会[5]上,苏秉琦先生据此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的课题,并将辽西地区作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运用于实践的重要试点.

苏秉琦先生将远古中国分为六大区的做法,不是简单地进行地理分区,而是突出各区系的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以及各区系内部形成的不同类型与分支.为此,苏秉琦先生对辽西地区按照区系类型理论进行了分析,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区,以红山诸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序列为代表;第二个层次——系,除了红山文化之外,还有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等大致平行发展的文化系列;第三个层次——类型,即分布在大凌河流域和老哈河流域内的两支红山文化”[6].苏秉琦先生的这一分析,为后续先红山文化的发现和发掘提供了预见性的、有效的指导.

1982年,辽宁省阜新市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查海遗址,苏秉琦先生在视察查海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认为查海遗址应当是红山文化的主源之一,“先红山文化”[7]的观点便由此而来.1986年,查海遗址开始了第一次试掘,随后发表了发掘简报.此后查海遗址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基本明确了查海遗址的文化面貌.经过年代测定,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玉器和大型石块堆塑龙是其典型代表.

1982年,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在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经过初步发掘,确认兴隆洼文化是该地区的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经过后续发掘,基本了解了兴隆洼文化的文化面貌.通过多组碳14年代数据判断,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6400—5000年之间.兴隆洼遗址发现了最早的环壕聚落以及一批玉器,其陶器最具特色,器型以筒形罐为主,器表普遍施加纹饰,最典型的特征为“之”字纹.据研究,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器型和纹饰,开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先河,红山文化的陶器与之一脉相承.

1982年冬季,内蒙古敖汉旗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赵宝沟村发现了以压划几何纹为主要特征的陶片,其文化特征不同于该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苏秉琦先生在观察研究此类遗存的典型标本之后,将之称为“赵宝沟类型”[8].为了了解这些遗存的文化内涵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1986年夏季,对赵宝沟聚落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得了一批具有典型特征的陶器和石器,并且发现了半地穴居住特色的建筑群.根据这些遗存,学者们将其命名为“赵宝沟文化”[9].根据年代测定分析,赵宝沟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7500—6500年之间.筒形罐和之字纹,在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中均有所发现.

到20世纪90年代,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对先红山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完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序列的条件已经成熟.苏秉琦先生在回顾20世纪70—80年代辽西地区考古实践成果时谈道：“从‘之’字纹和蓖点纹两个因素的变化和汇合情况,做出了新的文化类型界定,并为红山文化的背景做出了初步回答.”[10]

辽西地区的先红山诸文化对于揭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苏秉琦先生在分析牛河梁遗址后说：“远自距今约8000年的興隆洼—赵宝沟类型,到距今约2000余年的燕下都,上下五千年,由于一个‘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发现,它涉及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国是如何形成的和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奥秘和轨迹）,意义重大,不可不认真对待,花大力气,搞个水落石出.”[11]

二先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苏秉琦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12].各大区系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都初步构建了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这个基础上,苏秉琦先生以辽西地区为试点,进行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研究.在辽宁兴城的座谈会上,苏秉琦先生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该观点的提出,是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重点环节.苏秉琦先生将辽西地区的古文化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的红山诸文化,距今7000—5000年左右;第二个时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第三个时期是早期铁器时代的燕文化.在辽西地区,除了分布在大凌河流域和老哈河流域的两支红山文化外,还包括暂时命名的“赵宝沟类型”和“兴隆洼類型”.这四种文化类型的“之字纹”筒形罐都包含了从诞生到消失的全过程,在技术工艺上也是一脉相承.因之,将其用影响力最为深远,分布最广的红山文化来统名”[13].

在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课题之后,各大区系也相继开始探索当地文明起源的新线索,为此,苏秉琦先生又从这些典型遗址归纳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撞击—融合.裂变属于同一区系内部文化的变化与发展,撞击和融合则属于不同区系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他认为,“辽西古文化中从‘前红山文化’到红山文化前期这一阶段属于裂变,前者以阜新查海下层遗址为代表,后者以赵宝沟、小山遗址和阜新查海遗址上层为代表.赵宝沟出土的迄今所知最早的猪头‘龙’与鹿头‘麟’刻画神兽图案,是有更多附加宗教信念的祭器,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14].苏秉琦先生关于文明起源三种形式的观点,为他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机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秉琦先生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走向了一个新阶段.首先,苏秉琦先生在第七次全国考古大会的闭幕式讲话中表达了“开展中国史前史研究”[15]的观点,并且在后续有关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文章中,提出了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在《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中,苏秉琦先生提出了“由氏族向国家转变”[16]的观点,后来成为开展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表明,“研究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过程,是重建中国史前史的任务之一,而文明起源研究就是其中的一把金钥匙”[17].文中将查海遗址作为由氏族向国家转变的证据之一：“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18]

在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基础上,苏秉琦先生开始为重建中国古史框架而努力.“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他在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新认识.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苏秉琦先生不仅重申了这一框架,而且对其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认为“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皆与“先红山文化”息息相关.

其一,关于“上万年的文明起步”,苏秉琦先生通过考察辽西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的玉器,用玉器来论证文明进步.1991年,苏秉琦先生在再次视察查海遗址时说道：“查海玉器出土的十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说明对玉的认识和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玉的加工都是高级加工,使用超越了作为工具和装饰品,而赋予了社会意义,查海玉器已经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19]从这里,苏秉琦先生已经开始从玉器的发现,联想到对玉器的加工使得社会分工出现,进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社会开始分化,最终促进文明进步.苏秉琦先生因此强调：“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是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的反映,认识玉器有个过程,而陶器的分工和分化更早,当在万年以前.”[20]这是“上万年的文明起步”第一次被提及.

此后,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苏秉琦先生指出,农业的诞生就已经标志了文明的起源,而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到两千年前.同时苏秉琦先生还以其他遗址出土的石器为例证,认为石器的功能分化也在一万年前出现,同时它也是文明起步的标志之一.据此可知,苏秉琦先生认为农业的诞生和新型技术和工具的出现都意味着文明起步.

在《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一文中,苏秉琦先生谈到玉器时说：“‘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他们物化的标志,玉器是绝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原始应不下万年,有的延续到商周.”[21]他不仅将玉器视作礼器,而且明确将玉器也看作文明起步的标志.这样一来,苏秉琦先生将玉器的出现也正式作为了文明起步的标志.这意味着苏秉琦先生“上万年文明起步”这一观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其二,关于“由氏族向国家的转变”,苏秉琦先生在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半坡、姜寨的聚落已经到了氏族制度的顶点,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并且认为,查海遗址是从氏族向国家的转折.在《迎接中国考古的新世纪》这篇文章中,苏秉琦先生明确指出,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这是他研究仰韶文化后期社会发展情况得出的结论.同时他又提出,辽西地区在距今七八千年就已经到了从氏族向国家的转折.他说：“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的兴隆洼原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都发现了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在这一时代,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22]

三从区系的中国走向区系的世界

“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是苏秉琦先生继中华文明起源课题之后,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四裔”地区,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中,具有重要地位,辽西地区也在其中.早在1983年,苏秉琦先生就指出,“辽西地区是连贯燕山南北这一大地区跟辽东、东北、东北亚广大地区的重要环节”[23].伴随着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的新进展,以及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不断深入,“环渤海考古”[24]课题应运而生,该课题也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课题的延伸和发展.苏秉琦先生认为,除了渤海周围的辽东胶东地区,甚至更远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地区都可以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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