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文参考 高级工程师职称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目录

1. 第一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文参考：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2. 第二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样文：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3. 第三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文模板：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研究
4. 第四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例：中越卓越工程师教育比较研究
5. 第一、目前中越卓越工程师培养现状,在人力资源需求的背景下,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考察工业化进程对卓越工程师的需求.
6. 第五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文格式：工程师群体的地位获得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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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文参考：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

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

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

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

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

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

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第二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样文：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立意要与中国特定的工业化过程相联系,而具体工人的生产与不同管理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工厂制度相结合.中国农民工向新产业工人转换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但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相比较也具有共同点,都是符合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有着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这一客观规律.自工业革命起,工厂制度作为资本积累方式和劳动生产组织在国家干预、市场力量、劳动过程共同作用之下发生着变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鲍尔斯与金蒂斯归纳了美国历史上工厂制度变迁与教育制度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联系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的“符应原则”.狭义上的“符应原则”指学校教育的社会关系与工厂劳动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对应性,而广义的“符应原则”指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将潜在劳动力统合至社会经济结构中去.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是为工业化提供产业工人的教育机构,近年来农村户籍的学生逐渐成为中职教育的主体,毕业之后成为企业一线用工的主体.但鉴于工业社会中教育层次与职业层次的联系,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存在“阶层再制还是劳动力提升?”的争论.学校和工厂都已成为培养产业工人的地方,本文应用“符应原则”运行机制从知识技术、个性品质、阶层意识三个方面对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职校工（生）在中职学校、制造业工厂接受的训导进行分析,应用“符应原则”传送机制对这一潜在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过程进行区分,从中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工厂制度的强制与同意因素.

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劳动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化的工业劳动.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对农村劳动力采取封闭措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才使得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与这段历史相似的是,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一开始只招收少量农村家庭的精英子女,1992年之后开始对农村人口放开,但之前的分配工作、落户等政策不再具备,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生存教育.工业生产体系内部是多元化的,即使是在制造业工厂,工作岗位也分若干层次,而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在所有工业社会中本质都是一样的,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就是要将社会身份不同的潜在劳动力分配到分层化的教育格局和劳动格局中去.中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应着不同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并通过教育分流进行分配.农村家庭子女由于受限于各种资本,客观的结果是其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逐年扩大,而其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层次有降低的趋势,难免引起教育再生产的讨论.工业化带来的另一相似影响是企业与工人之间是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在国际分工领域,中国位于产业链的中后段,国际资本强调的是弹性的积累,在劳动领域表现为低层次工人工作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制造业需要在竞争中壮大,提升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为转型的关键,这也对中职校工（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代工厂往往通过劳动分工和等级区分对企业进行复杂控制.统治阶级在教育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劳动力的再生；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符应原则”在学校层面的运行机制在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也显示了它的作用：在知识技术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由于性别、家庭经济条件、个人喜好等因素,选择的专业也不尽相同,这对其进入制造业一线生产岗位产生了影响；在个性品质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特别强调纪律约束和规范内化,这与之后的工作要求是对应的；在成层意识训导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宣传的是蓝领文化,通过隐性课程来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中职学生在此训导之下分化为积极、消极制造两类群体.进入工厂之后,极大多数中职校工（特别是流水线生产上的用工）被安排在劳动等级制分工的较低层次,工厂对等级制分工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个性品质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中职校工（生）必须接受工厂的再次训导,职业教育再次发挥了作用.与学校教育的相对公平而言,工厂的训导更带有技术、官僚控制的意图.在结构的限制之下,部分上进的中职校工（生）寻求工厂外部的职业教育资源,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达到符合职业层次提高所需要的条件.

工厂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发达国家的工厂制度的变迁相比,中国沿海开发区的制造业工厂在劳动分工、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方面呈现趋同性,当然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下沙开发区的制造业有四大行业,每个行业的一线生产的工种基本上可以分为普工和技工.“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在中职校工（生）被分配至东部沿海开发区时出现了新的内容,与制造业专业关系不大的中职校工（生）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形式来工厂充当普通操作工人,地区差异成为异地工作制造同意的基础.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在工厂内部转换为劳动,光靠强制手段是不行的,必须结合同意才能达到有效生产的目的.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成为下沙制造业工厂普遍采用的控制方式,这一控制方式的合法性来自于工业社会普遍适用的技术决定论--选优任能论.工厂对处于劳动等级制分工不同位置的中职校工（生）进行再次整合,并促使其形成与工作相联系的阶层意识.而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分化的过程,中职校工（生）发挥个人主动性追求个人的利益时也在维护着工厂的利益.由于企业职级的金字塔结构是既定的,中职校工（生）最终成为一线生产的主体,部分中职校工（生）经过时间磨砺成为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者,从而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的目的和“符应原则”所反映的劳动等级制分工的再生产.

农村户籍的中职校工（生）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需要一系列稳定性因素的保障.受葛兰西思想的影响,鲍尔斯、布洛维从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两方面探讨阶级结构稳定化的作用机制,强调国家干预导致霸权制度的出现.将青年人统合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去是“符应原则”传送机制的功能,而这一功能的发挥与工厂制度的变迁紧密联系.下沙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正发生着重构,这一案例体现了政府、资方、劳工各自的变化情况.总体上说,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若干问题.职业是工业社会中进行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教育--职业--阶层是分层与流动的逻辑.调查数据显示：中职校工（生）在下沙开发区制造业初步形成了稳定的职业群体,标志着这一群体向产业工人进一步的转化,从而说明中等职业教育的有效性.整个工业社会都力图将工人变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而不是阶级的一员来建构,但“符应原则”最终揭示的是“少数人控制着大部分生产资料,大多数人只有劳动力”的社会现象,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必须重返

第三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文模板：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研究

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是工程师制度的核心.在工业化国家,政府干预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国际化背景下,正在试点中的中国工程师制度改革,如何借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如何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框架,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工程相关团体应该积极回应的.本研究综合应用内容分析法、扎根理论、历史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层次分析法和访谈法,对国内外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本研究的基本发现和结论是:

1、本研究分析指出: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就是工程师市场准入规制,二者是一回事,从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公众利益的角度说是工程师市场准入规制,从工程师的培养过程的角度说是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首次提供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与工程师市场准入规制二者合一的规制.

2、本研究分析发现已有工业化国家的工程师质量规制体系的4个关键点:工程师法是推动工程师质量规制的根本动力,鉴定是国际化背景中工程师质量规制的基础,全国顶级工程师协会是工程师质量规制的核心,工程师两个不同侧重点的形成(专业工程师和技术工程师)是质量规制应关注的焦点.

3、根据国家是否参与工程师专业形成的规制、规制的严格程度和规制的制度与组织安排三个综合分类标准,以17个工业化国家为样本,本研究首次揭示四种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综合模式:自由模式、单元适度规制模式、单元严格规制模式和多元适度规制模式.

4、综合理论分析、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分析和专家访谈,本研究首次设计出中国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的未来理想模型是鉴定、认证和注册三位一体的单元适度规制模型——简称三位一体的ACR模型,并设计出这一模型的分步实施路径和阶段性目标.实现这个理想模式的近期关键举措为:1.成立中国工程师协会联合会作为单元组织逐步推动工程师制度改革.2.颁布中国工程师法.长远关键举措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工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义工程社会的联合推动.

这一未来理想模型在分步实施过程中,可以逐步解决中国现行工程师质量规制政策存在的三大问题: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缺位,组织体系混乱,工程教育鉴定试点、工程师从业资格和工程师执业资格相互之间互相脱节.

5、本研究还分析指出中国工程师形成的质量规制政策的要点为:1)应充分考虑国际化因素.2)成立中国工程师协会联合会作为核心组织,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授权和监督下逐步推动工程师制度改革,作为推动工程师制度改革的核心组织,该机构的性质应由“官方-半官方-民间”逐步演变.3)应尽快研究和颁布中国工程9币法.4)中国工程师应实行分级质量规制,工程教育鉴定和工程师个人资格认证都应有对应于专业工程师与技术工程师的不同规制标准.5)作为发展中国家,工程师从业资格的管理即认证的管理应成为我国工程师制度改革的重点,正在进行的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制度改革,目前的重点应放在执照规制的合理范围的研究与划定上,不宜盲目扩大执照规制的范围,以实现保护公共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第四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例：中越卓越工程师教育比较研究

卓越工程师培养教育是中国和越南正业化时期高等工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需要每个国家从本国的发展战略与要求出发,更新教学方法以提高教育质量,“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制定正是为适应中越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从2006年至今,中国已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旨在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培养高技术人才队伍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化事业,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建立强大和发达的国家.越南为中国的邻国,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征,越南工业化也正处于加快发展速度的阶段,然而,目前越南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人力资源的欠缺,尤其是高质量人力资源严重短缺,其原因在于越南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不足,加之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使得越南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种种困难.

越南预计于2016年大规模展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因此研究中国在实施中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将对越南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定和调整计划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内容、方案及模式将对越南实现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过程中会有益启发.

因此,本论文主要集中研究分析如下的理论和实践内容：

第一、目前中越卓越工程师培养现状,在人力资源需求的背景下,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考察工业化进程对卓越工程师的需求.

第二,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和越南目前在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中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通过对实施方案、培养模式评价,进一步梳理了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三,分析了越南准备实施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评价该计划在制定和展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第四,借鉴中国的经验,对越南“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制定与展开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与此同时,提出越南卓越工程师实施方案和培养模式.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目前中国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已经产生一定的效果,提升了本科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工程师培养质量,但是,该计划有待进一步进行深入并进行更为广泛的推广,为适应国家发展和工业化的需要,全面提高高等工科教育的专业技能.

越南和中国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和高等教育体制,但目前越南的经济发展滞后于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高等教育方面也比中国落后10余年,且该差距未来还会拉大,为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以及“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经验对于越南目前和未来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力资源的培养是国家的重要住务,尤其在当前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力质量已经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竞争过程中重要因素.高质量人力资源的培养是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向往的目标,因此,本论文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越南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提成更佳的对策和建议.

希望本论文研究的成果将为越南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第五篇高级工程师职称论文范文格式：工程师群体的地位获得问题研究

在工程活动日益建制化,工程师群体日益职业化的今天,地位获得对于具有复合角色的工程技术人员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且意味着工程师群体在职业等级体系中赢得了相应的承认、地位和声望.因此,将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与地位获得问题联系起来,揭示这类多就职于体制外的技术精英群体的地位获得概况、考察其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索、探究其地位获得机制,不仅对于认识受访工程师群体的存在状况,明确受访工私群体地位获得模式的特殊性,而且对于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实证调研资料,对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地位获得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

教育水平是一类十分重要的社会分层变量.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教育获得情况整体趋高；该群体在教育地位获得方面的层化趋势相对较弱,但其内部仍呈现出上宽下窄、中部相对突出的不太规则的“倒梯形结构”；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教育地位获得深刻地嵌入于几家庭背景之中,其教育地位获得是以母亲的文化程度、父母亲的职业以及受访者14岁时的户口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工程职业领域家庭背景因素与子代教育地位获得之间的关联模式表明,教育获得兼具地位继承与文化流动双重功能,其既有可能成为优势社会阶层强化等级秩序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劣势社会阶层实现上向流动的阶梯；此外,对受访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机制的研究表明,不仅存在以直接作用机制与间接作用机制为表征的地位继承机制,而且存在着以外在激励机制、内在约束机制以及个人能力机制为表征的文化流动机制.

职业地位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地位.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职业获得情况整体偏好；该群体内部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梯形”的职业地位分层结构,且其初职地位获得的层化趋势要明显高于现职地位获得.同时,决定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职业地位高低的分层变量按其重要成都依次为：薪资水平、技术职称与职务状况；虽然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职业地位获得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优势阶层地位继承性,但却并未表现出十分显著的阶层分割性特征；此外,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这类多就业于体制外的技术精英群体的职业地位获得,同样是肯定与否定绩效竞争原则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职业流动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虽然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代内职业流动十分稳定,但其不仅保持着较高水平的跨组织的职业流动,而且保持着较高水平的代内、代际垂直上向流动；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职业流动是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两类因素对受访者职业流动的量度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却对受访者职业地位变动的向度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家庭背景之类的先赋性因素的作用方式表明,受访者的代际职业地位变动过程表现出显著的流动性而非继承性特征；此外,虽然受访者主要依靠具有普适性的、正式的信息获取机制,以及规范化的、流程化的求职行为来实现跨组织的职业流动,但其求职过程仍然充满着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且其中某些因素的影响还远超出本研究所讨论的信息获取与职位申请阶段.

总体来看,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是一类典型的高学历、高收入、高流动性的中高层职业群体；其内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地位分层现象,且其职业地位获得的层化趋势要明显高于教育地位获得；无论是受访工程师群体的教育地位获得、职业地位获得还是职业地位流动,均是体现普遍性原则的智识性因素与体现特殊性原则的社会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受访者地位获得的任何纬度,社会性因素均需通过智识性因素起作用；与此同时,社会性因素的作用方式与作用方向表明,受访者的地位获得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劣势阶层地位流动性,而非优势阶层地位继承性特征；此外,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在任一纬度上的地位获得机制,均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二重性等方面的特征.基于此,本研究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并非只有智力角色,工程师群体的地位获得也并非完全遵从业绩至上原则.因此,应从推动我国工程师制度改革、促进我国工程师职业组织成长、加强我国工程师继续教育发展等方面入手,对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地位获得过程进行引导、革新与控制,以便创造出更加公平、公正的工程职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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