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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周恩来（后排右一）赴日本求学.图为留日学生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分管外交工作26年,直到他逝世,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对日外交,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典型”.
“灵活性”：多领域、多层次的互动发展
1949年,周恩来曾说,“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2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兼任外交部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付出了无数心血,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为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國外交打下了坚实基础.“灵活性”是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灵活性”体现在周恩来推动中日两国互动发展是多领域、多层次的.多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多层次包括民间和两个层次.
多领域推进
在政治领域,周恩来是中日建交的开拓者.在推动中日政治友好发展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政治三原则”是中日两国交往的三个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为推动中日政治友好发展,周恩来多次会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石桥湛山、田中角荣,以及日本政治家久原房之助、铃木义男、浅沼稻次郎、松村谦三、黑田寿男、藤山爱一郎、竹入义胜、大平正芳等,在斡旋中推动中日政治交往逐步密切.
在经济领域,周恩来为推动中日经贸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1952年6月1日,中日双方签署了第一个《中日贸易协议》.周恩来特别对协议草案进行了批示,重新打开了中日贸易的渠道,中日双方先后共签订了四个民间贸易协议.1960年8月27日,周恩来接见铃木一雄时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三原则”：“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指对中小企业有特别困难者）.”为中日两国贸易往来提供了基本方针.1962年11月,周恩来同高碕达之助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持续推进中日贸易友好发展.周恩来从打通中日两国经济交往入手,致力于推动中日贸易关系不断进入崭新阶段.在此期间,周恩来先后多次会见日本经济界知名人士村田省藏、稻山嘉宽、铃木一雄、高碕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并提倡两国互办商品展览会,积极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日本工业展览会,不仅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同时为中日经济交流提供了平台.周恩来指出,“中日经济合作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中日友好发展的前途是无限的,两国经济发展更是可靠的、有保证的.
1972年,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一行参观上海马陆人民公社.周恩来左边挥手者为田中角荣、二阶堂进,右边为大平正芳
在文化领域,周恩来身体力行地推动中日文化广泛交流.旅日留学经历,让周恩来对日本文化有切实的体会和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周恩来阅读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周恩来认为中日文化“同文同种”,有历史渊源,并且具有非常大的发展前途.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55年两国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协定》,此后在体育、文学、艺术、科技、医疗、新闻等多领域实现了破冰,进而有了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周恩来经常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活动,接见日本乒乓球队、排球队、围棋代表团、话剧团、医学代表团、新闻代表团等并留下合影.1961年4月,周恩来在欢送日本乒乓球队的宴会上说：“乒乓球比赛不仅是为夺取锦标,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而首先要寻求和平.”
在推动中日建交的过程中,周恩来广交日本朋友,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情谊,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
多层次并行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并不承认新中国,而承认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中日两国无法实现正式建交的阶段,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通过鼓励和畅通民间交往的途径,逐步增加民间组织在各行各业的互动和合作,以此来打开中日关系.
中日交往在初步发展阶段应分两步走,首先是“民间先行”.周恩来说：“中日两国人民要多多来往,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现在的外交不一定先由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而是可以先由人民之间建立,来推动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建立.”
其次是“以民促官”.周恩来指出：“不但人民要来往,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外交.”即使在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刻,中日民间交流也未曾中断,可以说民间交往是沟通两国之间最好的桥梁.
官民并举,相辅相成.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日关系逐步从国民外交阶段发展到半外交阶段.但在正式建交前,周恩来虽然没有放弃通过立场与日本政府沟通协商,途径却始终存在巨大的障碍.直到1972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联合声明》,正式确立邦交正常化,才意味着中日关系正式由“民间先行”转为“官民并举”阶段.“因为谈判民间贸易已经触及互设贸易代表处乃至政府贸易协定等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保证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还是要由政府来办.”
周恩来提出的这种有针对性的、适用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外交方针,不仅审时度势,切合了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需求,顺应了政府的决策,而且与时俱进,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我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把国民外交看成是我们整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身上这种重视人民、理解人民的深刻的人民性特性,是促成中日建交的重要因素.
“原则性”：立场鲜明、原则性强的领土主权意识
“原则性”是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包括被世界广泛采纳和认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实在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中,同样出现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柔中带刚的外交手段.
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
岸信介内阁执政期间,日本政府试图采取间接回避敏感问题的手段与中国发展贸易合作,提出“以贸易与政治承认脱离的方针努力扩大两国的贸易”.这实际上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从根本上并不想承认中国的主权.
面对这种情况,1959年3月,周恩来接见浅沼稻次郎时强调：“在敌视中国、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情况下,就无法恢复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同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来华访问,周恩来在与他共同发表的会谈公报中明确提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周恩来强调中日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互相促进,不能割裂对待.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毫不退让,强调中日经济贸易的发展应该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进行,中方不会仅仅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长远的领土主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难题尤其复杂,作为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处理外交问题时通常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但在遇到触及原则的问题时,便展现出柔中带刚的外交风格.他曾说：“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懦弱可欺.”在面对日本企图割裂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周恩来也展现出了强硬的一面.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得到了坚持和巩固.
坚持根本原则不动摇
周恩来与日本方面的所有公开讲话中都会反复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给日本,直到二战日本投降后,台湾才归还中国.因此,台湾问题是中日之间不能回避的敏感问题,中日关系的最主要矛盾也是台湾问题.他在许多场合中指出：“至少在中日来往中,要使日本人民了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有权利解决而且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
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毫不动摇,并且始终以强硬的态度来表达这一立场.他说：“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根本原则也从一开始就被概括在“政治三原则”中,并得到周恩来的一再重申.
随后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1971年10月中方进一步提出了“复交三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周恩来对此发表阐述,指出台湾自古就属于中国,从历史事实的视角,对台湾过去以及现在的从属问题进行了论证,并对当时世界上流传的“台湾地位未定”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强调“复交三原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更强硬表示“日本必须承认台湾已经归还中国”.
即使在中日建交后,面对部分日本人仍然与台湾当局有来往的情况,周恩来一再重申不能出现代表日本政府和国会与台湾接触的情况,这是中方始终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
“特色性”：有效沟通、独具特色的对日话语体系
“特色性”是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第三个显著特点.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是在其外交思想的总体框架内的,总体外交框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大的指导思想的框架下,他对日外交又具有一定的特色.
采取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周恩来在开展对日外交的过程中,经常引用中国成语和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名句.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经常会提到“共存共荣”一词.1954年10月,他在与日本国会议员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中说道：“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中间找到‘共存共荣’的和平种子.”仅仅在这一次谈话中,他就4次提到了“共存共荣”这个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成语.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中说道：“我们友好就能够共存共荣;不友好,存在和繁荣都要发生影响.”使用“共存共荣”一词显得两国关系更紧密,瞬间拉近双方的距离感,更表达了中日两国应该友好发展、实现双赢的态度.
此外,周恩来也经常引用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名句.1956年5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工人代表团时说：“中国有句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愿意别人干涉我们,我们也不干涉别人.”1957年10月,周恩來在接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访华使节团时说,“中国的老子说过,不为天下先.中国的《礼记》上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并对这些经典名句进行了解释,指出如果日本政府对中国友好,中方会展现更友好的一面;但如果日本政府不友好,中方也会有所回敬.1972年9月28日,中日正式建交的前一天,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第四次会谈时说：“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以此来强调日方要遵守信义,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周恩来有理、有利、有节地与日本代表进行对话,显示出不卑不亢的外交气度,更体现了他对中国悠久文化的自信,向日本传递着文化底蕴丰厚的大国风范.
周恩来在对日交往过程中十分注重用词的准确性,也经常通过讲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史实来作解释.1972年7月,当时的日本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周恩来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正统”一词不准确,他说：“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他强调日本政府在今后的讲话中必须使用“唯一合法政府”的说法.为了阐明这一观点,周恩来引用了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来解释正统和偏安,即三国时期,有的历史学家采用魏是正统,蜀、吴是偏安的说法,但同时又存在蜀才是正统的说法,并且进一步引申到日本历史上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从而让日本代表团确切地感受到“正统”一词在不同语境存在不同的解释.这种方式,让日方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理解了中方的立场.
采用适合对方的沟通方式
周恩来概括和使用“三原则”与日本开展对话,是适合日本的沟通方式.他说：“日本人喜欢用三原则,现在我也说一个三原则,这就是中日贸易的三原则.”周恩来在对日外交的过程中,提出了多个“三原则”,即“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复交三原则”.在各个关键时期,周恩来提出并多次重申了这些原则.它们是对日关系的具体原则,也是始终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这种话语体系不仅简洁明了、概括性强,关键是适应了对方的语言体系,能与对方产生最直接的对话.不仅是“三原则”,日方提出政治和经济分开,周恩来提出以“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进行对话.
周恩来对日外交特别注重循序渐进的沟通方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形容周恩来：“身体像柳一样柔软,心像磐石般坚硬.”周恩来对日外交同样带有他鲜明的个性.他曾说：“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在对日外交中,他遵循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引用事物发展由小到大、由少而多逐步积累的一般发展规律来形容中日关系的发展.他进一步指出：“中日贸易的发展应该用渐进的、积累的方式进行.”周恩来的外交方式是卓有成效的,讲对方听得懂的话,采取循序渐进的沟通方式,从而与日本开展行之有效的沟通.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关系也得到缓和.在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1972年中日最终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建交的过程是在特定的、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在当今新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周恩来对日外交思想的智慧依然适用.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尽管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如钓鱼岛领土、东海开发、南海矛盾等新问题,争端和摩擦不断,但是合作前景也十分广阔.正如周恩来所说,“中日关系的关键是和平共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总结：总结:此文是关于对日方面的论文题目可用作相关论文提纲和周恩来文献综述的参考文献.
对日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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