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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在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是以全国各地竞相发射粮食高产“卫星”进入的,“亩产万斤”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标志.然而,当一个接一个的“卫星田”和“万斤亩”的“喜报”传到中南海时,长期在农村生活、具有丰富农业经验的,对这些高出实际的产量,究竟是信还是不信?对“大跃进”的纠偏工作开始后,为何唯独粮食产量指标迟迟不降?当浮夸造成的粮食危机爆发后,的心态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出台总路线,“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1958年上半年,先后主持召开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在这些会议中,严厉地批评周恩来、陈云等在一线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指责他们在1956年搞的“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没有认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区别”,并且表示,“今年下半年,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根据的意见,正式出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至此,“大跃进”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也曾多次强调“要压缩空气”,并表达其忧虑,“不要吹得太大”,“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提口号、订目标要留有余地”,甚至还要求对某些省份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跃进”,在宣传和报道上“硬是卡死”“不要登报”,但在一拨接一拨的“冲天干劲”下,就连他自己也没能“头脑冷静”下来.仅就1958年的粮食产量指标而言,从1月南宁会议上通过的3920亿斤,到3月成都会议上提高为4316亿斤,再到6月邓子恢上报,对全年粮食的估产可能达到5000亿斤,再到8月北戴河会议上估计为7500亿斤,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关于粮食产量的估计和指标几番上扬,近乎翻了一倍,丝毫没有一点“留有余地”的意思.
如果说在“大跃进”运动初期,所有指标均一路高歌猛进的情况下,粮食指标很难“独善其身”,那么,在1958年下半年主持的纠“左”进程中,当所有的指标纷纷下调到“确实可靠”的程度时,为何唯独粮食指标还“稳中有升”?对粮食产量如此“自信”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八大二次会议刚开过不久,第一颗粮食高产“卫星”就发射升空.此后,各地争先恐后发射粮食高产“卫星”.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小麦“亩产5103斤”;7月23日,河南省遂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发射早稻高产“卫星”,据报“亩产超过10000斤”.截至9月底,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在所有的水稻高产“卫星”中拔得头筹,据报“亩产130435斤”;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6斤”.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总路线
一个接一个的高产“卫星”升空,让许多和地方领导人非常兴奋,认为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连素以谨慎著称的陈云,虽对“亩产万斤”持保留看法,认为“那些都只是一些试验田,大多数合作社还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但却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比过去增产很多”.
也不例外,各地传来的丰收“捷报”令他十分兴奋.6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向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在粮食问题方面,报告指出：“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1957年全年粮食增产数字还要多二百亿斤.”阅后,立即将该报告批转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6月24日,邓子恢向和报送夏季粮食增产数字,指出“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五千二百亿斤,增产可达两千一百亿斤或一千五百七十亿斤”,“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隔天即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是一个好消息.”7月7日,阅谭震林6月25日在合肥召开的闽、浙、皖、苏、沪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后,批转给陈伯达：“此件似可登《红旗》,你看如何?”8月16日,该总结即在《红旗》杂志第6期刊登,标题为《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从这一系列密集而又迅速的批示中,明显可以看出,对下面报送上来的丰产“捷报”十分高兴,基本上是信而不疑的.不仅如此,在农村调查的过程中,甚至还对“亩产万斤”表達了某种程度的期待和赞许.
8月4日,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当地县委书记向汇报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听后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当听到对方说要用粮食换机器时,的回答是：“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8月9日,在山东历城县一个公社视察时,当听到公社负责人讲要从过去一亩两三百斤争取到亩产四万斤时,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从上述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这些高产“卫星”,虽有一定程度的惊诧,但并没有表示太多的异议,反而是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加以鼓励.历史地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些高产“卫星”的鼓舞,对当年粮食的丰产显得信心十足.
1958年8月,在山东济南近郊视察水稻生长情况
在同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正式将1959年粮食生产指标提高到8000亿斤至1万亿斤.在这次会上宣布“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甚至提出“几年之后,亩产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积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闲”.
信与不信之间的纠偏心态
在北戴河会议上对粮食丰产“大体确认”,认为“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自己也就仅剩“百分之一的怀疑”.但是,北戴河会议后,从和地方领导的汇报中,开始注意到各地存在粮食产量虚报浮夸的现象.
10月21日,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向谈到下面有虚报粮食产量的现象时,说：“虚报不好,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11月10日,河北省徐水县上报和,称该县“粮食虚报产量的不少,据说差不多的村都有虚报,因为上边规定的任务很难完成”.作出批示,“即送林铁、张承先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在11月底的武昌会议上,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江渭清向作检讨：“江苏省的粮食产量存在夸大,上报550亿斤,实际上只有400亿斤.”听后以十分惊讶的语气说：“少了150亿斤啊?”江渭清又向表示：“据这样浮夸的产量来订计划指标,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达到的,都要打几个折扣.”
在得知粮食产量存在虚报浮夸的情况后,的心态发生了转变,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他开始对超高产的“万斤亩”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
11月14日,到湖北视察.当地领导向汇报：“孝感县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的稻谷.”明确地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的态度更加直白：“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在11月底召开的武昌会议上,又说：“安国县种了个天下第一田,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怀疑的.”为了表明他对这类“万斤亩”报道的看法,还对此篇报道作了一个批语,并将其作为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参考文件加以印发.明显可以看出,此时对“亩产万斤”的看法已经由前期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转到公开认为产量“”“不可信”.
对高产“卫星”的态度转变,也影响到了他对前一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看法.11月22日,专门找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總编辑吴冷西谈话,批评道：“《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同时,他也要求记者和编辑在今后作报道的时候,“头脑要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针对各地虚报产量的问题,认为,“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
然而,虽然多次明确地表示“不相信亩产万斤”,并对各地粮食产量的虚报和浮夸提出了批评,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全国粮食大丰收的判断.
在11月底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谭震林向和报告,虽然考虑到了“下面报产,有浮夸虚报的,也有隐瞒产量的情况”,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压缩,但结论仍是“1958年比1957年的粮食产量（注：1957年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翻一番,还稍多一点”,并表示“不能因为少数的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了这个总的估计”.谭震林的报告得到的认可.八届六中全会上,对1958年粮食估产为“七千五百亿斤”,对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则修订为“一万零五百亿斤”.这个指标甚至比北戴河会议上确定的还要高上500亿～2500亿斤.
这说明虽然对下面的虚报浮夸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也仅认为“最多三分虚假”,在压缩过后得到的数字是“确实可靠的”,对1958年的粮食战线上的“大丰收”不作丝毫怀疑.在这种心态下,对粮食产量虚报浮夸的纠偏工作未能深入,对相关的报道和宣传工作的批评,也仅维持在成都会议上所定下的“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基调内,点到为止.和有关部门对粮食产量的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1959年春荒危机的到来.
“春荒”危机的爆发
1959年初,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缺粮现象.起初,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如前所述,虽然发现全国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粮食产量虚报浮夸的情况,但是始终认为最多“三分虚假”,全国粮食总体上是大丰收的.
2月初,广东省委转发的一份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引起了的注意.《报告》中说：“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报告》中还说：“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这份文件对纠偏的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看到此件后“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春荒”问题的症结所在,把解决问题的目光转移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上,认为是人民公社在规模上出现了问题.为此,他先后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讨论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一大二公”和“共产风”问题,以求“安抚民心”,促使农民将“瞒产私分”的粮食上交国家.而真正造成缺粮的主因,是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造成的丰产假象,以及在假象的基础上制定了过高的征购指标.和的纠偏方向显然失准.
同样,在这两次“纠偏”会议上,关于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仍维持在“一万零五百亿斤”.是在粮食大丰收的认知前提下,去寻找缺粮原因的.广东省委转发报告中说的“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的困惑.
由于应对策略的失误,缺粮危机愈演愈烈.4月初,各地缺粮的报告如雪片一般飞入中南海,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产粮大省纷纷向告“断炊”之急,各地大面积出现“浮肿病”的情况也随之传来.
山东省向报告,“截止到3月中旬,山东省仅济宁地区水肿病发病人数就达到67万余人”,“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山东情况危急,其他省份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多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见底,断粮危机笼罩上空.有的省份甚至“在向邻区借粮的同时,还把安排从四川调往上海过境的一条粮船截留使用”.
在如此严重的缺粮危机下,终于意识到对原有粮食产量估计可能过高.4月29日,紧急下发《党内通信》至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他在信中说道：“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等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审视《党内通信》的内容,不难看出此时的心态已然转变,对粮食的亩产量甚至已经不相信能够超过1000斤.同时,他也彻底改变了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的看法,对粮食产量虚报浮夸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严肃对待,并且下调对粮食产量的原有估计.
对粮食丰产的心态已经趋冷
4月30日,在天津同主持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廖鲁言及地方负责人谈话时问道：“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问：“保收多少呢?”廖鲁言说：“保收六千亿斤.”说：“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接过话来说：“超过.”没有再追问下去,但言語中透露着极大的怀疑与担忧.
6月1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廖鲁言提出将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时,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他还说道：“粮食有五千亿斤就好了.不要按照五千亿斤安排,要按照四千五安排.”这是第一次谈到要降低粮食指标到5000亿斤,并要求按照4500亿斤来安排生活.与前期维持不变的1.05万亿斤的指标相比,这无疑是一个“腰斩式”的下调,足以显见此时的对粮食丰产的心态已经趋冷.
在宣传问题上,的语气则变得更为严肃.他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
同样,在粮食征购的问题上,也趋于冷静和谨慎.7月5日,在审阅李先念报送的《粮食问题》的报告时,批示：“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
从上述一系列讲话中明显可以看出,自《党内通信》下发后,对粮食问题愈加冷静和清醒,不断下调粮食指标,并且要求新闻宣传“非转不可”.对虚报浮夸产量的问题日益重视,对粮食实际产量的估计也不断降低,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去审视下面有关粮食产量问题的汇报.虽然在庐山会议后期,发生了“彭德怀意见书”事件,前期纠“左”进程被打断,但在其他指标纷纷重新上扬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指标和估计却相对“低调”.
10月,在与江苏省委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谨慎地问：“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等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又追问道：“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答：“恐怕好得多,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又问：“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接着说：“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的口粮就好.能够不能够?”得到的答复是：“大概差不多.”从这段对话中,可以明显发现对粮食问题的态度十分谨慎,在反复追问之下,还是对地方领导人的说法抱有怀疑,始终觉得“心没有放下来”.检视史料不难发现,实际上自4月开始,对粮食产量“大跃进”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转变,比任何人变得都更为冷静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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