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是马识途和钱瑛类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路人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2019年11月10日,电视台播出《故事里的中国》第五期“烈火中永生”,邀请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之女胡波、罗广斌之孙罗际、“江姐”的原型江竹筠之孙彭壮壮,与《红岩》英烈的后代和年轻观众,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感受人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作为罗广斌的革命领路人,105岁的著名革命家和文学家马识途接受了主持人董卿的电视采访,尽管他听力视力都大不如前,但是当董卿问道：“您是在哪一年加入中国的?”马识途脱口而出：“我是1938年参加中国的等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介绍我入党.”
一
钱瑛（1903—1973）,湖北咸宁人,1927年加入中国,1929年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参加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33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的营救下获释出狱,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
大革命时期,湖北曾是全国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1927年4月,在全省69个县市中党组织发展到了50多个县市,全省党员1.3万名,约占全国党员的四分之一.然而,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0年间,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绝大多数地区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武汉地区仅剩30余名党员.
为此,要求“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这是“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钱瑛和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在扩大和巩固武漢地区党组织的同时,组织大批干部分赴广大农村,考察和改造原有的党组织,整理和重建鄂西、鄂中、鄂南、鄂北的党组织.钱瑛还直接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党.
马识途（1915—）,原名马千木,重庆忠县人,少年时负笈出峡,追寻立身救国之道,一二·九运动后卷入抗日救国大潮,1936年9月考入国立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8月,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马千木与女友刘惠馨等同学逃离南京,来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
经过董必武介绍,马千木和刘惠馨从武汉来到黄安七里坪,参加由方毅主持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游击干部培训班.培训班结业前,钱瑛专门赶来了解学员情况.在深山的一个破祠堂里,方毅陪同钱瑛与学员见面,介绍钱瑛是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曾赴苏联留学,并蹲过国民党的监狱.第一次见面,钱瑛身穿蓝布旗袍,脚蹬布底鞋,双目炯炯有神,给马千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在学员的热烈欢迎下,钱瑛用俄文唱起了《国际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马千木更加迫切要求加入中国.
游击干部培训班结业后,马千木和刘惠馨由方毅介绍参加汤池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训练班负责人陶铸一见面就告诉马千木：“我刚接到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的来信,要调你到武汉去做工人工作,等找到去武汉的便车,你就搭车走.”马千木与刘惠馨依依惜别.
1938年3月的一天傍晚,在位于汉口富源里的湖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马千木再一次见到了钱瑛,并递交了陶铸写的介绍信.钱瑛看了介绍信后,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马千木.以后不要叫我钱部长,大家都叫我钱大姐,你也叫我钱大姐吧.一切明天再说,今晚你就住在这里,不过是打地铺哟！”
第二天上午,钱瑛来到办公室,告诉马千木说：“我到七里坪时,方毅就说过你的情况,现在可以给你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不过你要先填一张表.”
马千木郑重地接过一份油印的《入党申请表》,认真仔细地填好了,并在签名处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钱瑛看后不解地问道：“你不是叫马千木吗?怎么签的是马识途?”马识途回答道：“从今天起我改名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
钱瑛点点头,说：“你在南京就已经加入了党的组织,经受过考察,候补期可以免去,这一栏就不填了.”说着,她在介绍人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在上级批准人一栏签上“组织部部长钱瑛”.
入党宣誓仪式简单而神圣,参加者只有钱瑛和马识途两人.钱瑛从自己带来的一本马克思著作里翻出一张马克思的照片,又从另一本书里找出中国党旗图案,把两本书立在桌子上,将入党誓词交给马识途.
在钱瑛的带领下,23岁的马识途庄严地举起自己的右拳,一字一句地宣誓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誓完毕,钱瑛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马识途不禁热血沸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从这一天开始,马识途在钱瑛的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
入党宣誓仪式结束后,钱瑛告诉马识途：“现在你是正式党员了,而且把你当作干部来使用,你马上就要担负工作任务.可能你不知道,湖北省的党组织在抗战以前的白色恐怖中几乎被破坏光了,只有极少数幸存的党员还在进行个别活动等把你调回到武汉来,就是要你在武汉做工人工作,工人工作是我们党最根本的工作.”马识途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
“现在交给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你在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名党员,政治上要绝对可靠,驾驶技术要十分精良,因为是准备调去给周恩来副主席开小车的.国民党给周恩来副主席配备了一部小车,必须换一个可靠的党员司机.”钱瑛强调说,“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你必须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我马上把你的党员关系转到武汉职工区委书记王致中那里去,他是一个上海的老工人,也坐过牢,做工人工作很有经验,以后就由他和你联系.”
马识途没有辜负钱瑛的信任,在被安排到武汉司机工会当文书后,很快物色到一个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年轻司机,名叫祝华.通过周详的考察,祝华被批准入党,并担任周恩来的小车司机.
马识途初出茅庐,顺利完成了钱瑛交给的第一项任务,心中颇有几分得意,但没想到很快就受到两次严厉的批评.
1938年2月18日,日本空军第一次轰炸武汉.中国战机升空迎敌,经过12分钟的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2架.马识途在江汉关附近的一栋楼顶上目睹了这场空战,心情非常激动,马上写了一篇报道送到《新华日报》,第二天全文刊登出来.钱瑛看到这篇报道后,立即把马识途叫去,严肃地批评道：“你是做党的秘密工作的,因此在报纸上特别是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是不适宜的,要发表也必须是化名,而且不能与《新华日报》的同志有任何来往.”马识途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陈诚也在鄂西大肆搜捕员和进步人士.鄂西特委交通员向仲亚和秘书郑新民相继被捕叛变.1月20日,何功伟、刘惠馨及其刚满月的女儿被捕.
此时,马识途正在路南几个县检查工作,他本来与刘惠馨约好等孩子出生后在利川县会合,一起将孩子送回忠县老家,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的噩耗.这对马识途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抑制住内心的悲痛,竭力讓自己冷静下来,迅速采取措施,派人分头通知特委下属各县领导人立即撤退或转移.更令马识途焦急的是许云在儿子出生后,正在重庆返回鄂西的途中,必须尽快把她从半路截住.马识途两天走了150多公里山路,一直赶到万县南岸的陈家坝,都没有见到许云的踪迹.他又火急火燎地赶到忠县县城,打电话回家才知道许云母子还在他家里,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马识途处理完这些事情后,从鄂西赶到重庆红岩向钱瑛汇报.一进门,他刚叫了一声“大姐”,钱瑛就用手势阻止他继续说下去,用悲伤的眼神看着他说：“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看着钱瑛那痛苦的眼神,马识途真想在她面前大哭一场,但是他强忍住了,因为他知道钱瑛的爱人谭寿林10年前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不忍心再去刺激她.钱瑛宽慰他说：“你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我们明天再谈.”
第二天,钱瑛与马识途分析、研究鄂西特委遭受破坏的教训和善后处理意见.当马识途说准备汇报后马上返回鄂西时,钱瑛马上说：“你以为牺牲得还不够吗?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精神,不仅你们特委的人要转移,下面的骨干也要全部转移到别的地方埋伏起来,没有暴露的基层组织可以当作种子埋在那里,将来时机成熟了,自然会发芽展枝、开花结果的.”马识途说：“那我们总要回去安排一下才出来嘛.”钱瑛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另外派人去安排,你们不要回去了.”
临别之际,钱瑛神色凝重地告诉马识途：“老实告诉你吧,何功伟和小刘是出不来了,这个思想准备你有没有?”马识途顿时陷入极度痛苦之中,等马识途平静下来后,钱瑛特别提醒他：“许云和她的儿子现在还你家,你要千方百计保证他们母子的安全.”马识途重重地点点头.
接着,马识途立即采取措施,将许云和孩子转移到川西边界乡下.钱瑛仍然感到不安全,写信通知马识途叫许云带着孩子先到重庆,然后转移到延安.
何功伟、刘惠馨被捕后,以钱瑛等人为榜样,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宁死不屈,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1年11月17日,26岁的何功伟和27岁的刘惠馨被押到恩施小渡船办事处方家坝刑场.临刑前,刘惠馨紧紧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特务凶狠地抢过孩子,刘惠馨愤怒地吼道：“你们要把我的女儿怎么办?”特务狂言：“员还要孩子?”声响了,党的优秀儿女何功伟、刘惠馨倒在血泊之中.而马识途与刘惠馨的女儿从此下落不明.
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向书记处汇报了何功伟、刘惠馨的英雄事迹.6月7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刘惠馨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悼殉难者》社论,青委赠送挽联：“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
根据钱瑛的指示,马识途转移到昆明,化名马千禾,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在西南联大,马识途长期埋伏下来,受教于众多的名家大师,他的名字很快消失在特务的视线之中.随后,马识途担任西南联大第二支部负责人,参与领导西南联大的爱国运动.钱瑛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反共逆流中把西南各省地下党的组织和党员隐蔽起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耐心等待中国革命新的到来.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决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调整和健全各大区党的领导机构.钱瑛先后担任重庆局和南京局组织部部长,领导蒋管区的隐蔽斗争.1945年7月,马识途从西南联大毕业,被分配到滇南工委工作.1946年7月,南京局安排他到四川,担任成都工委副书记.
在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隐蔽战线上的斗争波谲云诡.1946年11月,在国共和谈破裂前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瑛秘密转移到上海,继续领导蒋管区的隐蔽斗争.
1947年1月16日,在《关于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方案》的电报中明确：“上海另设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瑛两处所管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惟下层仍不打通等钱瑛原管之组织,除西南（川、康、滇、黔）由重庆分局直辖外,余均划入上海分局,仍由钱瑛直接或间接管理之.”
一个多月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1947年2月下旬,密令全国各地军、警、宪、特机关,限定于2月28日前将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公开机关人员集中送回延安.3月7日至9日,重庆分局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共计380多人,先后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西南各省党组织一度与上级领导机关失去联系,只能分散独立地开展工作.钱瑛在上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设法与川、康、滇、黔4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决定这4个省的地下党组织仍由钱瑛领导.
此后,钱瑛通知西南各省地下党负责人秘密到上海接头.8月,成都工委书记蒲华辅来到上海,钱瑛向蒲华辅传达了关于迎接中国革命新的最新指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并传达上海局的决定：在四川和西康两省分川康、川东两片建立党的省一级领导机关,分别成立川康特委和川东工委.蒲华辅返回成都后,召开会议传达钱瑛的指示,成都工委改组为川康特委,蒲华辅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王宇光、华健任委员,领导川康、川西、川南以及川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
川康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兵斗争,破坏敌人的兵源和粮源基地,配合解放战争,发动小型武装起义.为此,川康特委重点领导了仁寿县籍田铺、大邑县安仁镇、川南荣县和西昌冕宁县的4次农村武装.由于敌强我弱,准备仓促等原因,这几次武装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当地党组织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948年初,经周恩来批准,钱瑛秘密转移到香港,继续领导蒋管区的隐蔽斗争.此时,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连连失利,为了维护其危在旦夕的统治,在蒋管区不断加强法西斯.要求蒋管区的地下党组织,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为此,钱瑛通知西南各省和北平（南系）地下党负责人到香港汇报工作.
1948年6月,马识途代表川康特委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马识途自从隐蔽到昆明后,一晃已有7年未与钱瑛见面,一想到即将与敬爱的钱大姐见面心情十分激动.他从成都坐汽车到重庆,再从重庆乘飞机直飞香港,住进联络员倪子明的香港三联书店.
第二天,地下交通员把马识途带到指定地点.这里的管家陈大哥给马识途约法三章：不准,不准发信,不准上街,不准写文字材料,不准打听与自己不相干的事,不准大声说话,甚至不准总往窗户外面看,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在这里,马识途急切地期待着与钱瑛会面.
第三天上午,钱瑛来到指定地点与马识途见面.马识途重点汇报了川康特委组织的4次农村武装的情况.钱瑛听完汇报后,指出：川康特委坚定地执行关于在国民党大后方发动农村武装斗争的指示是对的.但是武装斗争是最高形式的斗争,弄不好会造成重大损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必须严肃对待,慎重准备,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突然行动,并且在不战则已、战则有相当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动手.钱瑛逐个分析了几次存在的问题,对川康特委提出严肃批评.见马识途思想还转不过弯来,钱瑛宽慰他说：“今天不谈了,你们在很危险和很紧张的环境里工作,现在到了香港就放开好好休息几天,同时我还有一些重要文件要你仔细阅读,有的还要用心背下来,准备回去传达.”
两天后,钱瑛又一次找马识途谈话,在肯定川康特委的工作成绩后,开始了鞭辟入里的批评：“一次失败了,你们再搞一次,再一次失败了,你们还要来一次?”“是什么思想使你们老撞南墙,死不回头?”进而更尖锐地指出：“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等你们无外乎是想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拉起一支队伍来,以便解放后论功行赏,排班坐交椅吧?”
听到这么尖锐的批评,马识途感到十分委屈,说：“我们哪里想争什么交椅?我自己早就下定决心去掉脑袋的嘛！”钱瑛说：“你就是真掉了脑袋,还是这个道理,我还要批评你,甚至处分你！不好好改造世界观,没有不撞南墙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们没有权力去浪费党的财富,包括我们的生命！”
在马识途离港的前一天,钱瑛又一次找他谈话,说：“这次你来香港20多天,不仅是对你进行整风,也是对川康特委的一次整风,希望提高你们的思想水平,能够平安地度过天亮前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钱瑛十分感慨地说：“我在白区工作几十年,坐过牢,多次看见错误路线下的失敗,许多好同志牺牲了.我看到流血很多,眼泪很多,这样令人悲伤的事,你在鄂西也亲身经历了,何功伟和你的小刘惨烈地牺牲了.我不想再看到川东的党组织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大破坏,导致许多同志被捕的事情重演.国民党特务和我们斗争了几十年,他们有政权,有杆子,还有穷凶极恶的特务和监狱,很会搞阴谋诡计,你们可要警惕呀！我们在白色恐怖下进行斗争靠什么?只有靠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靠拥护我们的群众,靠众多坚强的党员,还靠有勇有谋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同志有必死的决心当然好,但是还要有智慧、谋略和斗争艺术.”一番话让马识途醍醐灌顶.
钱瑛还关心地说：“小刘牺牲已经7年,你也30出头了,应该找一个新的革命伴侣.”马识途赶紧汇报了恋人王放的情况,钱瑛听后说：“王放明知办地下报纸有杀头的危险,却毅然承担起来,她还有明确的是非观,说明她的党性不错.你们两个情投意合,我现在就批准你们两个结婚.我们这里正要举办一个党员训练班,你把她调到香港来学习,让我看一下.”
第二天,钱瑛又一次来到马识途的住处,拿出一对金戒指笑着说：“这是我给你和小王结婚的礼物,你们保存好,紧急时也可以换成钱用.”
临别时,马识途看见钱瑛在风中飘动的花白头发,心里陡然升起一种难言的感情,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大姐,你可以相信我！”说完便转身离开,走出很远转过头来,看见钱瑛还在向他挥手,马识途忍不住流下眼泪.
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后,国民党特务对地下党的大搜捕从1948年4月起持续了7个多月.1949年1月14日,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当天在酷刑下叛变,供出川康特委领导成员及部分组织和党员关系,包括一些上层统战关系.马识途和川康特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危在旦夕.
危急时刻,马识途不顾个人安危,及时赶到成都走马街电报局,给香港的联络员倪子明发电报：“家父病危入院即归.”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向钱瑛报告蒲华辅被捕和他要到香港去汇报情况.接着,马识途又赶到另一个电报局,分别给川北、川南、西昌3个工委打电报报警.随后,马识途与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冒着生命危险,用半个月的时间,按照隐蔽斗争的规定,将蒲华辅认识的党员全部疏散和转移出去.
完成这些任务后,马识途又一次赶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钱瑛一见到马识途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终于平安到达了,我这就放心了.”接着,她又焦急地问道：“你快说说川康特委党组织被特务破坏的情况,老蒲是不是被捕叛变了,漏洞堵得怎么样?”
马识途说：“大姐,我先说个大概,再详细汇报.第一,老蒲的确被捕叛变了;第二,漏洞已经堵住了,除了老蒲直接领导的统战和军事系统的少数党员外,成都市委和各地工委以下的各级党组织,都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全部疏散出去,敌人再也没有能突破我们的防线,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听到这里,钱瑛紧绷的神情放松下来,高兴地对管家喊道：“老陈,中午做点好吃的吧！给老马洗尘,我也在这里吃.”
沉思一会儿,钱瑛说：“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疏散工作,挡住了敌人向你们冲击的第一波浪潮,稳住了自己的队伍.但是疏散工作做得还不彻底,还有漏洞.比如成都市委的领导干部虽然疏散隐蔽了,有的却还留在成都,还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不要说老蒲已经叛变,出卖了组织,就是他很坚定,没有出问题,根据秘密工作原则,被捕党员认识的所有下级领导同志,一律都要撤退,才可能彻底堵住漏洞.特委委员王宇光现在只是转移到重庆,老蒲叛变后会带着特务一起到重庆,千方百计找到王宇光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撤退到重庆也不行,老蒲认识他,而且知道他是跛子,敌人要在重庆查找一个像他那个样子的跛子是不难的.”
马识途解释说：“全把他们撤走了,成都和重庆正在展开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怎么办?特委总不能没有领导人留下.我没有回去前,王宇光隐蔽在重庆乡下,进行遥控指挥等”钱瑛马上打断马识途的话：“不行！你们现在还在不停止地进行群众斗争,你们真是不要脑袋了！现在全国的形势已经大变,我们的一切斗争形式都要随之改变.打倒敌人的任务,主要由即将入川的解放军承担,他们会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扫荡四川的残敌,再也不需要你们去斗争,不需要你们去牺牲了.你们必须保存力量,每一个人都应该保存.你们的工作应该是积蓄力量、搜集资料、搞策反等等,不能再去搞运动和搞斗争,要赶快改变工作方法.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准备迎接解放,最要紧的是保存干部,准备参加接管.除了组织群众保护城市、护厂护校、保存机关档案、进行策反外,别的都不要做了,更不能再去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引来敌人疯狂的镇压.现在最宝贵的就是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更多的干部牺牲了.”
钱瑛强调说：“凡是蒲华辅认识的领导干部,必须全部撤退到香港,成都和重庆两市的群众斗争必须全部停下来.”马识途回答：“好,我马上回去执行！”钱瑛说：“不行！你绝对不能回去了,那太危险.我们另外派交通员马上飞重庆.你这一段时间够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再准备准备,等你们后面的同志到香港后进行工作总结,包括这次大事故的总结.”
第二天,钱瑛就派交通员徐涧秋坐飞机赶到重庆,通过王宇光找到正在重庆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让他通知成都市委领导和蒲华辅认识的其他领导同志尽快全部撤退到香港.半个月后,这批干部都平安转移到香港,住在九龙地区的一处民房里.钱瑛专门前去看望大家,当得知应该撤退或隐蔽的同志都已经被安顿好后,她那一直紧锁着的眉头才逐渐展开,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在此前后,钱瑛还将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调到香港;川南工委的廖林生、北区工委的黄友凡、铜梁县委的江伯言、上川东六工委的李家庆和重庆市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赵隆侃也按照钱瑛的指示离开重庆,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一场生死危机终于在钱瑛的指挥下化险为夷.
1949年4月1日,根据的通知,钱瑛带领马识途等西南地下党负责人,从香港乘船到烟台,再乘车到北平,直接住进中南海.随后,决定钱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接管武汉.经组织部批准,钱瑛把马识途等人带到武汉,参加城市接管工作,让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迎接湖南、四川、贵州的解放.
四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先后担任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监委副书记等职.马识途先后担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以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联主席等职.
钱瑛虽然身居高位,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曾经跟随她出生入死的部下.马识途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望钱瑛,钱瑛关切地询问着每一名干部的情况,既为进步快的同志高兴,也为犯错误的同志惋惜.她请马识途转告大家一定要有过关的思想准备,革命这一关是走过来了,现在又面临社会主义这一关,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改造的艰巨任务,既不要畏首畏尾,也不要满不在乎,总之不要掉队,才能少跌跤.谈到1948年的香港整风,马识途笑着对钱瑛说：“那个时候你把我整得好痛哟！”钱瑛则说：“有几个地区没有时间这么整,以至于有一些同志犯错误,革命可不能有入股分红的潜在思想呀！”这些看似闲谈的教诲,让马识途受益匪浅.
时间倒回1948年4月,国民党特务经过精心侦察,发现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线索,由此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陈然、彭咏梧、江竹筠、罗广斌等党员干部133人先后被捕,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的重大损失.刘国定还亲自带领特务前往上海抓捕钱瑛,所幸钱瑛早在半年前已经转移到香港.
被捕的员及革命志士多数被在歌乐山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绝大多数员英勇不屈,坚持斗争,谱写了一曲曲令人怆然泪下的人生壮歌.1949年9月至11月,随着解放西南战役的迅猛推进,敌人对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先后有300多人被杀害,仅有35人侥幸脱险.为了把这场残酷的斗争告诉后代,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先后撰写了《圣洁的鲜花》《江姐》《小萝卜头》等报告文学与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20世纪50年代,罗广斌、杨益言以监狱斗争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红岩》,经过马识途联络,钱瑛破例同意接受罗广斌等人的采访,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时重庆地下党的情况,以及众多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但不愿意更多地谈自己.1961年12月,《红岩》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113次,再版2次,发行超过1000万册.
自1959年起,马识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陆续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作品.刘惠馨牺牲后,女儿下落不明.马识途因为从事隐蔽斗争,不敢公开寻找女儿,只能偷偷托人打听,但一直杳无音信.新中国成立后,在钱瑛的鼓励和帮助下,马识途给湖北省厅写了报告,湖北省厅成立专案组,经过一年多的查找,终于在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帮他找到了被武汉一对工人夫妇偷偷收养、改名叫吴翠兰的女儿.此时,吴翠兰正在北京工业学院一年级就读.巧合的是,何功伟的遗孤何继伟正好也在同一学校读书.见到两个孩子,马识途潸然泪下.马识途找到失散20年的女儿,一时被传为佳话.在四川省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动员下,马识途以亲身经历为题材撰写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尚未完稿就开始在《四川文学》《成都晚报》上连载,一时洛阳纸贵.
《清江壮歌》完稿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商定两家同时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和四川作协专家对书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马识途到北京修改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付排,再派人把清样送到成都,等马识途审定后即可付梓出版.
1962年秋,馬识途到北京开会,照例去看望钱瑛.一见面,钱瑛就问道：“你写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出版没有?”马识途回答说：“出版社送来清样,等我最后定稿,他们就要付印了.”钱瑛说：“幸好没有付印,你千万不要拿去出版了.”马识途不解地问为什么,钱瑛告诉他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小说《刘志丹》的情况.马识途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此后他以工作繁忙为由,迟迟未交已经修改好的书稿.直到1966年春,在多方的催促下,《清江壮歌》才终于出版,首印20万册.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清江壮歌》成为“大毒草”,遭到口诛笔伐,马识途被打倒,遭受6年牢狱之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瑛受到严重冲击.1966年12月底,她被戴上“黑线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自首”“特嫌”4顶大帽子,遭到“隔离审查”,1973年含冤逝世.粉碎“”后,在和的亲自关心下,钱瑛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3月23日,经批准,钱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邓颖超主持,廖承志致悼词.
1978年夏天,刚刚获得平反解放的马识途、洪德铭来到北京,在原北平（南系）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的“斗室”相聚.“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三位当年西南联大的校友劫后重逢,回忆起当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的那段难忘的岁月,不禁激动万分,谈及钱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个个潸然泪下.第二天结伴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钱瑛的骨灰盒前献上一束鲜花.
（责任编辑：吴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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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引用文献:
[1] 钱瑛硕士论文范文 钱瑛有关论文范文检索2万字
[2] 革命家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钱瑛类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5000字
[3] 二级路论文查重不能超过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