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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和中药论文范文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为防治各类疾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为代表的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振兴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作为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提上了日程.在的关心和支持下,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医复兴的新征程也由此正式开启.

高度评价和重视中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着疫病多发、医药短缺、医疗卫生条件极其落后的严峻形势.当时的医疗卫生队伍以西医为主体,但西医的力量非常薄弱,全国有据可查的正式西医医护人员只有3.7万多人,并且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处于交通要道的几个大中城市.无论是医疗卫生服务的质还是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各界群众的日常需求.当时全国范围内中医虽然有几十万人,但多数散布在偏僻的乡村,并不能有效发挥他们的诊疗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大约有超过80%的病人无法得到正规医疗救治.为了尽快改变这种落后局面,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国情,高度肯定中医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的重要历史地位,强调要充分挖掘传统中医文化的现实价值,积极动员广大中医力量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

1949年9月,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在北京举行,初步确立了全国卫生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亲切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他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的作用,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受邀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两次高度评价中医工作,还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大力倡导中西医相互学习,团结合作,结成统一战线.这为新中国中西医的团结互鉴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3年4月4日,和政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见和建议.亲自修改和审定了这份草案.经过的修改,草案内容更加严谨准确,突出强调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性.

1953年12月上旬,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专程向汇报新中国医药卫生工作情况.听完汇报后,由衷地感叹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2]1954年1月,在杭州视察.在刘庄休憩时,他深有感悟地对随行的江华等人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就是中医.同年6月5日,在与他的保健医生、著名医学专家周泽昭交谈时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3]高度评价了传统中医的重大作用,称赞了中医对中国和全世界作出的重要贡献,充分表明他本人对传统中医的重视和高度认同.

此外,中药、中医典籍、针灸等也受到的重视.1954年7月30日,专门作出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1955年4月15日,委派汪东兴前去探望由北京专程赶至杭州的针灸专家朱琏并传达他的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4]当天晚上,与朱琏谈话时又指出：“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5]

坚持中西医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善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曾经考虑过使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1944年5月24日,他在延安大学演讲时指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獎励,西医我们也奖励.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倡导取消中医和西医的界限,加强中西医的团结与合作,共同开创统一的现代新医学.1950年8月,在新中国第一届卫生会议上,“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被确立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中西医团结合作,是发展我国人民医学的必要步骤.”这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51年5月,卫生部联合多个部门共同下发通知,号召全国医疗卫生系统不分西医、中医,都要加强团结与合作,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在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指示精神指引下,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发展中医药事业,贯彻执行党最新中医政策,就是要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4月15日晚上,在与朱琏谈话时,说：“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6]

1956年8月24日,亲切接见了在京参加新中国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在与代表们座谈时,几次以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为例子,详细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结合的方式问题,其中蕴含着丰富而全面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他强调说：“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等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等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7]他还特别指出：中医要想有所发展,就必须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借鉴西方医学先进技术.与此同时,西医也要努力学习中医知识和经验.

八大高度肯定了“中西医结合”的主张.八大决议指出：“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此后的医疗实践中,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工作逐渐探索和开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措施,推动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

西医学习中医

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基本原则指导下,一股中西医互学热潮很快在新中国医药卫生界兴起.是中西医互学的积极倡导者,他说：中西医互学的中心环节首先应该是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4年初,和号召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活动,兼取中医和西医之长,创造一个既高于中医、又高于西医的新医学,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与此同时,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办法：抽调100～200名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集中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要抱着虚心的态度去学;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等.

指出：西医要向中医学习.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研究,就不能提高.

1954年11月,军委党组就如何改进部队医疗工作向提交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很快作出批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只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医学遗产.西医学习中医,不仅仅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需要,而且对增进中西医之间的了解、加强中西医之间的团结也有很大帮助.

的大力倡导,激励了一大批西医学习中医知识,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纷纷兴起“西医学习中医知识”的热潮.1955年12月,新中国首届西医脱产学习中医研究班在北京开班.这届研究班为期两年半,76名学员来自全国各个地方,都是具有相当执业经验的西医工作者.后来,这个研究班的学员大多成长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学科带头人或业务骨干.据统计,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上半年,卫生部陆续举办了6期学习班,抽调全国多所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和西医300余人,在学习班脱产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58年10月11日,充分肯定了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称赞了卫生部这一创新性的做法,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8]他还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9]11月18日,把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并附带了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工作的具体指示.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上述指示和卫生部党组的请示报告.

在讲话和批示精神的鼓舞下,一大批西医投身于学习中医的浪潮之中,全国各地学习中医的西医工作者大幅增加.据统计,到1960年底,全国范围内在职参加中医学习班的执业西医已达到3.6万多人.全国各地的医学院校里也涌现出一批积极学习中医的学生积极分子.一些西医执业人员也开始主动地钻研各种中医药知识,并结合自身工作需要,着手开展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有益探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和繁荣.

纠正排斥中医药的错误做法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中,主张的“中西医结合”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当时社会各界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错误思想还很普遍,“西医学中医是开倒车、向后看”“中医药不科学”等说法一时间甚嚣尘上,中医药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及时着手纠正这种歧视和排斥中医药、不利于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1953年12月上旬,听取贺诚等关于医药卫生工作情况的汇报.他指出：“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10]

1954年6月5日,在与周泽昭谈到中医的发展问题时,指出当时存在的轻视中医的思想是“很坏的,很恶劣的”,强调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受委托,刘少奇于1954年7月9日召集专门会议,传达关于中医工作的最新指示：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11]特别强调：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医要進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12]

为了尽快落实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指示,专门组建了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工作组先后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进京开会,向他们传达和关于做好中医药工作的最新指示精神.与此同时,工作组还召集北京、天津地区著名的医学专家举行中西医问题座谈会,共同商讨如何加强和扩大中医业务,推动中医药的学习和研究,加快整理和出版中医药书籍等问题.

1954年10月26日,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向提交了关于如何改进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改进办法,包括设立专门的中医药研究机构（中国中医研究院）,允许和鼓励中医在大中医院开展日常诊疗,改进专门中医诊疗机构的日常业务,加强中医工作人员的业务研修,强化对中药材种植、销售等环节的管理,整理出版中医药传统典籍等.

一个月后,正式批准了文化教育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批转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各地依据批示精神遵照执行.随后,各地相继制订了符合本区域实际情况的中医药工作改进方案,倡导和组织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西医医护人员学习传统中医知识,与中医工作者团结合作,正确有效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取得切实救治效果,从而彻底改变中医受歧视和排斥的状况.当月,卫生部成立中医司,专门负责中医药相关事务.12月,经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挂牌成立,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此后国内一些地方也相继设置了专门培养中医人才的中医药研究机构,大大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1956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在这次以“西医学习中医”为主题的会议上,和地方的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在首都北京、华东的上海、华南的广州和西南的成都分别建设一所中医药大学.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障下,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新中国中医药事业也得以快速恢复和发展.

1959年1月25日,经审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吁社会各界尤其是医药卫生界认真执行党的中医药政策,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中医队伍庞大,掌握着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医药科学知识和治病经验,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医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中医和西医虽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但只要二者紧密团结合作,就能结成巩固的中西医统一战线,最终战胜人类共同的敌人——疫病.

（责任编辑：林晓清）

[1]文献研究室.毛澤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182—183.

[2]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205.

[3]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245.

[4]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364.

[5]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365.

[6]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365.

[7]文献研究室.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1—82.

[8]文献研究室.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3.

[9]文献研究室.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23.

[10]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205.

[11]文献研究室.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