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全球治理中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参和能力毕业论文写作资料-论文写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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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和时政论文范文

摘要：[目的/意义]跨国智库网络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为什么它们能够占据一定的政策决策位置并发挥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值得研究.[方法/过程]跨国智库网络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建立在生产权威的政策知识以塑造政策辩论和议题设置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跨国智库网络生产政策知识和影响政策的微观过程.[结果/结论]跨国智库网络具备的4种能力：知识转换、知识整合与战略思考、政策创新和政策倡议,为国际公共政策决策提供了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跨国智库网络全球治理政策知识生产政策参与

分类号：C932.2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5.04

中外學术界非常关注智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1-3],还提出了“智库外交”“智库公共外交”[4,5]的概念.智库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政策知识的社会组织机构,其主要是通过提供权威的、可信的政策知识和创新性的政策概念来影响政策决策.但是,最近一些学者特别注意到智库的影响是扎根于庞大的社会网络[6].本文将聚焦于智库运作的这种新模式,即智库网络化,并着重分析跨国智库网络在全球治理政策辩论中的政策参与能力.跨国智库网络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不同国家的多个智库组成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政策研究网络,或一个智库或多个智库与产业界、利益集团等合作而结成的政策倡议网络”.跨国智库网络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是以生产权威的政策知识来塑造政策议题为基础的.但是,一些重要的问题仍然有待澄清.比如,为什么跨国智库网络在国际公共政策辩论中能够占据一定的位置?大体而言,一个跨国智库网络通常具备以下4种能力中的一种或多种,这些能力使其能够提供权威性的、创新性的政策知识并影响政策议题.具备这些能力是一个跨国智库网络能够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1.跨国智库网络的知识转换能力

在政策决策中,跨国智库网络的知识转换能力是指它通过发起研讨活动帮助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对事物或问题的主观理解达成一致性.在参与国际关系事务时,跨国智库网络必须重视知识转换问题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科学家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使用的术语与决策者所熟悉的政策语言之间的转换[7].

当科学家参与政策决策,其身份是一位政策专家,人们期望他能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相关的知识,以为社会推理和政策辩论提供认知基础[8].虽然科学知识在当今社会因具有科学理性而享有社会权威,但纯粹的科学知识是不能满足政策决策者的要求的.要理解这点,需要研究科学知识是如何生产的.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基本任务的研究之基础上,勒博（Richard Ned Lebow）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9].勒博认为,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探究的是自然宇宙中的普遍规律（general law）,而社会科学无法获得这样的知识,因为人类社会不存在普遍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立足某个观点或视角,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是可能的②.因此,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从某个视角探究在独特的重要事件中表现出的具体因果关系③[10].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试图知道为什么一个事件会发生,通过研究发现其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并归纳概括其发展特征.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都是在被自己所属的“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内部规则指导下,运用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分享、评估、验证、传播相关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只是初步的,有待以后研究的进一步证伪；而社会科学研究则强调观察视角的不同,运用新的视角就能获得新的洞察.由此可见,科学解决真相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某个时期的科学知识不能成为衡量真理的标准,更不能完全凌驾于政治权威之上.

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们的旨趣比起来,政策官员追求的知识是不同的.科学知识和决策中需要的政策知识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相比较而言,决策者关心的是对特定的政策决策过程有用的“政策知识”——即某一特定领域中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实施一项什么样的政策干预,以及干预会如何改变原问题并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科学知识必须经过转换,才能成为决策者需要的政策知识.这个问题涉及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出于纯粹科学的目的,科学和社会生活不是完全隔离的.所以,从科学证据到科学断言（scientific claims）需要科学主体做出价值判断.价值不仅让科学家判断什么是重要的,以此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向,还是他们判断是否获得了足够科学证据的标准.不完成价值判断,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无法推进.具体而言,科学研究活动需要两种不同的价值：科学认知价值、社会（道德的）价值.道德的或社会的价值只能影响科学的外在方面.道德的和社会的价值在决定一个科学断言是否充分合理方面具有正当的作用（legitimate role）——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是判断一个事物及其引发的结果是否重要,以及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某种风险是值得社会各行业的人、决策者重视并需要采取干预行动的一个衡量标准.还比如,一个科学研究及其采用的方法论是否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然而,对于科学的内在方面——如简洁性、科学解释的范围、科学的解释能力——科学家依靠认知价值（epistemic values/cognitive values）进行判断[11].

科学知识是技术信息和有关这些信息的理论的总和,体现了科学理性.但是,科学研究离不开社会系统的价值判断,科学为政策决策提供支持更离不开政治价值.因此,科学研究要在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等的参与下,经过一番转换,才能和政策决策需求相匹配.如果不同的主体不能就价值取舍达成一致,科学就无法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科学支持的政治决策离不开知识转换过程,这需要科学和政治的连续互动才能实现.欧内斯特·哈斯（Ernst B. Haas）认为,政策知识是“社会目标和科学概念的融合”,它们是利益攸关方在特定的时间内基于共同的价值判断而达成的充分共识,这些共识转而成为制定公共政策以实现某种社会目标或社会价值的指南[12].

跨国智库网络把科学知识转换为有用的政策知识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跨国智库网络把多个政策参与方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交流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就某个政策进行面对面地讨论,促进共识的达成.第二,跨国智库网络中的政策专家可以扮演“催化”的角色,因为他们大多既有在政府从政的经验,也有在科学界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他们即是享有盛誉的科学研究人员（精通某个专业领域的科学家）、又是政策分析师（熟悉政治体系的运作,熟悉决策流程,知悉决策圈的人际关系）,有些甚至是高层决策者的好朋友,他们能扮演“知识掮客”（knowledge brokers）,成为科学家群体与决策圈之间的中间人.跨国智库网络中的政策专家是实际的“转换者”（translators）,他们能把科学研究与政策决策关联起来,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政策知识[13].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转换”（translation）并不只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科学术语、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更是在复杂的社会和政治互动过程中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让各参与方之间互动.作为行为主体,他们之间会生成新的社会意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客体转向”（the turn to objects）为理解这里的知识转换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科学专业知识、政治价值的共同参与下,对国际关系中的“客体”进行设计、转换、“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只有经历这些过程之后,这些客体才能成为政治干预的独特对象④[14].“知识转换”是在人、语言和各种可见的人为构造物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个过程中充满了争取权力和展现主导性地位的斗争.研究政策制定中观念和规范扩散的学者非常重视这种转换,他们的研究非常关注某个规范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复杂过程、规范意义的变化方式,以及促使规范被改变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他们发现,政策的对象是知识、事实描述、概念、观念、工具、项目,这些政策对象的转换不是在不同的层次发生的,而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发生在由不同的行为体之间构成的一种特殊关系中.这种转换发生在具体的地点（site）⑤,比如在政策论坛、国际组织、首脑峰会,各个地点在空间上是平等的[15].

2.跨国智库网络的知识整合和战略思考能力

除了科学知识的转换,跨国智库网络还需要进行知识整合的工作.“知识整合能力”是政策参与方掌握的多种不同信息的相互交流和确证,在尽力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础上以及在通过产生共情、互相理解而协调不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协调彼此利益关切,让各方一致同意政策研究使用的某个分析工具是合理的,在公开发布的会议纪要、政策研究报告、政策建议提案中可以采用哪些图表、统计数据、重要的指标和标准,以及明确各方尚存在的一些分歧点是什么,原因在哪里.

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在社会不同行业之间广泛分布,某個机构已不能垄断某个领域的知识生产,在决策中必须进行知识整合.因此,就某个具体政策问题而言,分布在不同场域或行业的多个机构,如科学研究机构、大学、智库、工业组织、当地社区、政府部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知识,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场域.这种状况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国际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用的信息和政策知识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具体而言,有多种表现形式：信息和政策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16]；信息供给过剩（information overload）,决策者无法有效地使用；信息源太多太泛,导致信息混乱[17]；还有政策信息和知识之间的相互矛盾.另外,当科学证据成为政策决策的依据时,其随之进入公共知识范畴,科学知识又不得不接受公众的质疑和检验,专家的地位会受到公众的挑战.各方不同的党派利益、立场、价值观会促使他们就决策中的科学知识的不同方面展开争论,比如科学事实,以及科学工具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这些因素会导致的一个结局是,如安德鲁·巴里（Andrew Barry）观察到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导致各种新型跨国制度的扩散,“跨国性的知识争议”（transnational knowledge controversies）也越来越多[18].比如,围绕气候变化治理的争论不仅涉及气候变化的科学模型、数据的可靠性,还涉及国家主权、环境保护、碳交易市场的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同国家就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些共识,才可能创建相应的气候变化治理制度.而且,跨国治理制度一旦建立,新的争论还会出现.比如,新创建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效率如何、国家是否遵守相关的约定.各方关于政策知识的竞争会给治理制度的运作带来新的挑战,在一定条件下会刺激变革,新的治理制度会形成.

决策过程中,政策决策信息不一致以及价值观不同和利益分歧的共同交织会增加决策的难度,因此,如何整合不同的知识是现代公共政策决策的一个首要任务.比如,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关注的是科学知识如何转化为政治行动.在气候谈判过程中,科学知识一直比其他知识,如基于信仰的宗教知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但是,最近宗教加入了气候变化的辩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提供的是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这两种知识是基于观察和实际经验而获得的,而宗教是基于某种独特价值做出判断.在政策辩论中如何对待科学知识和宗教知识,如何进行知识整合,关系到气候变化政策的未来.

为了解决知识整合问题,决策者采取了一些专门的行动.“在存在不确定性和无序的情况下,一个专业机构或官僚组织,作为知识和权力储存库等可以认证新知识的有效性,承认新技术系统的安全性,以及通过生产知识为处于无序状态的领域制定行为规则.”[19]国家通常建立专门的专业机构,以管理政策决策与科学研究、专家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专业机构的任务是就关于某个问题的最新科学研究进行评估,并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和相关证据,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然后制定一些政策提案,提交给决策者.这样的知识生产机构种类很多,它们的组织结构、被赋予的任务、运行环境各不相同.跨国智库网络就是其中的一种,它处在学术、政治、经济和媒体等社会场域的交界地带,可以发挥“桥梁”的角色,发挥连接和沟通功能,促进知识整合方面的工作[20].

跨国智库网络的知识整合能力运用得当,就能够形成一种宝贵的战略思考能力.这种能力是指其对不同来源的相关知识进行“跨尺度整合”（cross-scale integration）⑥,通过在不同视角和不同视野之间的比较和切换,全面地研究一个问题或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21].因为政府官员被繁琐的日常行政工作所困,没有时间、精力进行综合性思考.然而,跨国智库网络的战略思考能力可以在不同视角和视野之间进行切换,弥补政府官僚体系的不足,从而让决策者的决策更明智.

不同地点的人的生活经验、文化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不同,看待事物的视角和视野是不同的,持有的知识也不同,国际公共决策时必须让不同的知识实现整合,以确保能够综合地、全面地理解全球化的世界.不过,这绝非易事.比如,农场主的决策通常是在本地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 他们通常根据自己以及前辈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决策,而很少考虑到气候研究和相关预测.这样他们在决定耕种什么作物、耕种面积时,常常没有意识到当地的气候会受到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即将出现的一个干旱期会导致他们的收成受损.所以,由于不是在“跨尺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他们往往会选择次优的选项.如果有意识地解决“跨尺度”的问题,并弄清不同尺度之间的动态联系,那么就能更好地评估问题,并找到可行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在实际操作中,“跨尺度”知识整合通常需要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政府和科学界单独完成这种“跨尺度”思考是很难的,原因有三.第一,行政官员和科学家思考问题时的视野、跨度不同.政府官员最优先考虑的政策问题大多数是那些在公共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问题,而且媒体总是不停地迫使各国政府对舆论做出回应.一些国家的行政官僚系统在选举政治下频繁更替,人事变动频繁,导致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外交事务的关注缺乏一定的延续性[22].而且,官员思考问题时也很难超越自己的政治利益,现有决策体制的制度惯性强,容易让他们陷入“路径依赖”.在研究体制上普遍采取的学科门类划分和部门分隔导致不同部门的科学研究会关注一个很小的范围,并专注于深度研究分析.由此,专业性科研机构无法进行广泛的跨学科的或多学科的知识整合,这导致政府决策者容易忽略具有长远战略性的问题.然而,面对许多决策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不平等、贫困、清洁能源、移民、气候变化,都需要一个横跨较长时间段的、跨部门的视野才能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23].

第二,政府的行政部门和专业性科学研究机构之间有不同的时间节奏.大学或公共研究机构的专业性科学研究往往注重基础研究.没有长期性的、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学术机构就不可能提供严谨的研究论证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学术界的分析报道常常是长篇的详细论证,需要大量的编审工作,出版周期漫长.此外,新技術层出不穷,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结合形成的新社会应用不断变化,科学家对如何管制这些新技术也会产生分歧；而且,现代公共政策处理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科学家常常提供的是可能事件的发生概率、不确定性、多种可能性等,他们很少能够就风险评估达成一致.政府部门决策需要更多确定性以及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基础性的科学研究提供的信息根本不能满足决策者快速地制定政策的要求.这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科学家无法满足当代社会中高速变化的决策需求.

第三,政府的行政部门和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之间也有不同的沟通方式.决策者或技术官僚常常援引学术界的证据来证明其决定的合理性,或者让他们感到自信,因为这些证据证明了他们早已经知道需要做什么.如果他们已有的观点受到批评,他们会迅速反击,并驳回相互矛盾的证据,因为这是对其权威的维护[24].与经济市场中的竞争相比,政治决策中的学习和竞争的效果要差很多.但是,科学家或学者之间却非常流行同行批评,因为基于共同规范的学术批评不被看成是针对学者个人的攻击,而且学术界的观点必须接受公众辩论,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付诸政策实践.

因为上面分析的差异,科学和政治之间需要一个桥梁,帮助它们完成这种“跨尺度思考”.一个好的方法是重视那些具有战略研究能力的行为体或研究机构.显然,跨国智库网络就非常擅长从战略层面进行政策分析和对策研究⑦,帮助科学界和政策界进行沟通[25].这是由于跨国智库网络常常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分析师和有丰富政策决策经验的、熟悉各国政治系统如何运作的在任或退休的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分析团队,以及专门的传播团队、研究项目管理人员.更重要的是,跨国智库网络也擅长与不同的政府、跨国公司、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所以,跨国智库网络擅长整合各种短、中、长时段的信息以及不同学科的信息、不同国家的视角和利益诉求,进行综合性的政策研究；为解决某个具体政策问题,它们可以组建一个跨国政策网络,灵活地邀请利益相关方、相关的知识机构和决策部门参加,跨国智库网络能够扮演一个政策辩论平台的角色,从而进行政策问题设定、提供政策建议,而不仅仅是根据决策者的要求开展研究,被动地满足决策者的需求[26].

3.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创新能力

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创新能力是跨国智库网络中的专家在扮演“知识掮客”的角色过程中,提出被政府忽略或者政府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具有重要性的政策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与前面分析的跨国智库网络的战略思考能力有一些细微的区别.跨国智库网络的战略思考能力往往针对的是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并在着手处理的政策问题,摆脱国家政府官员的单一视角,更全面地研究问题的本质,并提出一些全面的、整合度更高的政策知识,帮助决策者决策.

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关注自己的政治生涯,一些问题永远不会成为民选政府的官员优先关注的事项.而且,国家政府往往不能摆脱自己的利益关切和意识形态思考问题,很多跨国问题就被忽视了.作为“知识掮客”,独立的、自主的跨国智库网络可以组织专家,摆脱一些政治规则的束缚,开放地研究那些政策制定者极力避免的、有争议性的问题.智库专家能够站在战略高度关注影响世界的重大问题,例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气候变化等.

在跨国问题迅速增多的情况下,跨国智库网络的这种专有能力特别重要,而且宝贵.特别是在危机事件发生时间,跨国智库网络的这种专有能力对政策的影响力非常大.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发展演变的典型特点是相对较长的制度稳定性之后突然的制度改变——称为“关键节点”,在此期间整个制度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而在发生危机的时期,这种关键节点往往会形成,为跨国智库网络提供了向政策决策部门输入新的政策理念从而改变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机会[27].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的智库在阐述替代性的经济政策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创新能力能指出被政府忽略或者政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并要求政府在议事日程上添加新的政策议题.比如,在冷战之后的亚洲安全体系建设中,东盟主张不对抗、不冲突的外交政策,在“东盟”框架下,非传统安全很难被讨论.但是,跨国智库网络通过“第二轨道外交”的形式,建立起了一个与非传统安全相关的话语空间,推动非传统安全进入东盟的政策议程.在“第二轨道外交”中,智库组织官员、学者、产业界领袖共同讨论,由于是非的讨论,他们不再受自己的身份或官员责任的束缚,他们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政策观念[28].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政府官员或国际组织技术官僚就某种政策存在观点分歧,而且一派的主张很难被其对手所支持时,他们就会利用组建跨国智库网络的策略,让自己提出的替代性政策方案赢得更多的支持.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和“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关系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1960年代末,OECD的科学家和行政官员开始讨论当代社会面临的发展和生态问题,内部开始对数量型经济增长范式提出批评.但是,OECD中的一部分科学家和行政官员认为OECD作为一个国家间政府组织很难集中讨论新的政策观念,所以这部分人在OECD之外组建了罗马俱乐部,开始讨论地球生态问题.直到《增长的极限》报告发布之前,罗马俱乐部的成员要么是OECD的官员,要么就是OECD的科学委员会成员.之后,罗马俱乐部开始联合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工程师、科学家、商人组成一个精英团体.OECD当时制定的规范代表了那个时期指导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权威性操作程序,但是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对这种传统的权威教条提出了挑战,最后促进OECD经济增长规范的变化[29].罗马俱乐部和OECD的这段关系体现了跨国智库网络对制定国际治理政策的独特价值：跨国智库网络通过整合新知识,提出一种与主导政策不同的政策理念,其引起的争议及指明的政策不确定性一旦引起决策者的重视,就会在政策辩论中被认真地加以考虑[30].威廉姆·卡罗尔（William K. Carroll）的研究也表明,除了传统的功能,如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之外,跨国智库网络可以发挥“跨国替代性政策团体”（Transnational Alternative Policy Groups）的作用,对处于主导性的政策话语和实践进行批判,特别是倡导建立有别于新自由资本主义所主张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或组织[31].

4.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倡议能力

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倡议能力是跨国智库网络利用智库专家的专业数据分析和复杂的科学推理能力单独或与其他利益集体结成政策联盟共同进行有目的的政策倡议.智库是基于可靠的、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复杂的推理分析,获得一个事物的状态或一个事件的发展脉络的确凿证据.利用大众媒体呈现和传播自己的研究报告和政策证据,是智库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一个主要途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智库都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研究分析能力.比如,美国智库非常强调要与党派政治、公司保持独立,这些智库想要展示出的形象是它们与那些试图影响美国国会立法的利益集团、外国游说团体很不一样.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一些美国智库认识到,提供政策知识的机构越来越多,政策知识市场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仅靠发行自己的学术出版物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影响行政官员、国会议员,它们的行动策略开始逐步发生转变,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利用有效的营销技术,以直接影响决策者[32].因此,可以看到,除了通过专业性分析提供证据,智库也越来越重视进行政策倡议活动.特别是,一些智库对政治倡议的重视程度甚至高于其对政策研究的重视程度[33].

另外,智库作为一种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机构,它们的目标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其研究和分析常常被视为比政府的政策报告、政策倡议组织和私人公司的分析更可信、更客观、更科学.一些非政府组织、政策倡议组织都偏爱与智库建立良好的关系,或者支持建立一些跨国智库网络,开展特定的研究,以加强自己的政策主张的知识基础[34].当智库网络的知识生产能力与其他政策参与者,如利益集团、倡议组织,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政策倡议网络,那么智库的政策倡议能力就能得到增强.所以,智库越来越多地与利益集团合作,共同参与政策倡议活动.

5.结语

西方学术界最早对智库的定义是“独立的、非营利的政策研究机构”,这个定义适合于传统的智库运作模式——智库是“独立地进行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咨询的机构”,强调智库必须不受国家、政党、公司的利益干扰,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跨国相互依赖加深,各种跨国性问题相互交叉,以及政策咨询市场竞争更激烈,对智库的政策参与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突破传统的智库运作模式,建立跨国智库网络是一种有效的行动策略.进一步而言,一个跨国智库网络还需要具备上述的4种能力中的一种或多种,从而使其能够提供权威性的、创新性的政策知识或/和进行政策倡议,才能影响全球治理的政策决策过程.具备这些能力是一个跨国智库网络能够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实践中,这些能力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智库的管理者一定要明白這一点：一个跨国智库网络要想具备知识转换、知识整合与战略思考、政策创新和政策倡议等能力,其管理者需要建立起并管理好庞大的跨国社会网络.比如,就知识转换、知识整合与战略思考的能力而言,如果不能组建起跨国性的社会网络,促进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对话,就不能对一个跨国性问题进行多层面的、多视角的研究.传统的智库运作模式只注重把智库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向媒体、决策圈的单向传递,没有重视政策分析界和决策界的双向互动.特别要强调的是,跨国智库网络要促进不同国家的政府决策者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政策研究专家、科学研究机构、利益集团、第三部门组织）之间进行开放的、自由的跨国对话,否则是不能进行知识转换、知识整合的.智库的管理者要注重利用“二轨外交”等,通过灵活地吸收不同国家的学者、决策者加入,形成一个跨国对话网络.而且,沟通和整合是长期的、持续的过程,不是短时间所能达到的.据笔者所知,2016年中国为G20峰会轮值主席国,在中国政府的指派下,中国的一些知名智库积极组织并参与“二十国智库”的研讨活动,但是2016年G20峰会结束后,中国的一些智库不再重视参与“二十国智库”的活动.如果不能持续性地就某个问题进行研讨,中国的智库就很难把中国的政策声音和国外的政策诉求进行整合,并提出各方都满意的政策提案.

從组织形式、成员构成来分,跨国智库网络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总体而言,可分为3个种类.第一种是跨国智库,即一个智库在不同国家设立多个分支研究机构,这样的智库有时可以称为“全球智库”,如国际危机集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或者“地区智库”,如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一个智库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它就能够招聘当地的研究分析人员,从而能够收集珍贵的地方信息和积累从不同的分析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比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the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的研究人员一半是中国人,另一半则是来自欧美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这种人员结构有助于智库人员相互学习,增进理解.第二种是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多个智库或/和研究机构通过一个具体的政策研究项目把彼此联合起来,以提高某个政策领域的政策分析能力和解决政策难题的能力.比如在欧盟层面,这样的项目有1974年建立的“泛欧政策研究网络”（the Trans-European Policy Studies Network）和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欧盟政策研究机构网络”（European Policy Institutes Network）.第一种和第二种本质上都是跨国性政策研究网络或跨国知识网络.第三种跨国智库网络是智库发起、推动建立并管理的,包括一个或多个智库以及其他相关的政策参与方共同参与的跨国政策网络.这类跨国智库网络的主要功能是搭建一个政策平台,帮助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政策参与主体之间实现交流、协调和共同理解,他们在相互讨论中形成共识,从而增加生产出来的政策知识之合理性、权威性.与此同时,因为知识与社会力量相结合,进行共同的政策倡议,能够产生更大的政策影响.智库要想更大地发挥政策影响力,不仅要依靠专业分析技能、专业知识的积累,还需要通过主动建立包括众多重要的政策参与者的政策网络,让他们能够相互商议和辩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种类型的跨国智库网络不仅是政策知识网络,还是政策倡议网络,吸纳相关的政策决策参与者,比如政策决策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利益集团代表、产业界的领袖等,建立起了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跨国性政策网络.

不同类型的跨国智库网络具有不同的政策参与能力.比如,那些只由智库、学术研究机构组成的单纯注重政策研究的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倡议能力就不强.但是,比较而言,单纯注重政策研究的跨国智库网络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它不会受到决策者、利益集团的干扰,独立性更强,而且其运作成本要低很多.智库的领导者对此也要有所了解,根据不同的政策问题和情景采取灵活的策略.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没有提供更多的案例来展开讨论.未来的研究将会通过深度的案例研究、跨案例比较,对不同类型的跨国智库网络在不同的跨国政策领域的政策参与能力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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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ngagement Capa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Think Tanks Network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 Dewan

School of Marxi,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113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ransnational think tanks networks he become active policy actors in global governance.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why they can occupy a certain policy space and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policy-making. [Method/process] The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 think tanks network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of authoritative policy knowledge to shape policy debates and agenda setting. It analyzes the microcoic process of how transnational think tanks networks to produce policy knowledge and to engage in policy-making. [Result/conclusion] The four capa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think tanks networks are knowledge translation,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strategic thinking, policy innovation, and policy advocacy, which provide unique value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transnational think tanks network global governance policy knowledge production policy engagement

作者簡介：安德万（ORCID：0000-0002-2637-5797）,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E-mail：andrewrochurlin@126.com.

①约翰·麦金尼斯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知识转换的问题常常被忽略.一方面,尽管科学研究改进政策绩效的潜力大大增加了,但是政府决策很少参考社会科学的研究.一些政策制定者们对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来分析现有政策的有效性并改进政策常常犹豫不决.另一方面,政府的很多政策设计并不科学,没有明确界定衡量政策成功的具体标准,很难产生有用的实验数据,让社会科学家进行比较分析,以改进政策.

总结：本文点评,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全球治理和时政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可作为能力相关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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