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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天,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离开了湘鄂边苏区.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游击队,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抗日战争中,27岁廖汉生带领的716团取得了雁门关伏击战的胜利.日军后续部队在雁门关竖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此地殉国67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1954年,43岁的廖汉生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后又担任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5岁订下“娃娃亲”,成为贺龙的“外甥女婿”
1911年11月14日,廖汉生出生于湖南桑植县长瑞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父亲廖兰湘按照乡间流行的“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的口号,给他起名“汉生”.1986年,桑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给廖汉生来函称,根据查证,他的民族成分不是汉族,应定为土家族.这下,廖汉生的“汉生”之名,是地地道道的“名不副实”了.
廖兰湘是一位进步人士.1915年,林伯渠奉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命在长沙组织反袁（世凯）机关,任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与廖兰湘是好友.1916年,贺龙在桑植举起“讨袁护国”的义旗,拉起一支民军,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廖兰湘认定贺龙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毅然投笔从戎,来到桑植独立营里担任书记官,被百姓称为“廖师爷”.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附近的平坝子经过,廖汉生和村里的孩子们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伍中一个士兵身后背着几块牌子.廖汉生告诉小伙伴：这个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里就代表长官到了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它敬礼呢.
廖汉生讲得津津有味,并未留意到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已经来到他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呀！”在那个年代,老百姓都怕兵,听说要“过兵”都唯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呢.廖汉生一看问话的是个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
这位长官就是贺龙,他夸奖了廖汉生几句,这个敢看“过兵”的男孩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听说这个孩子是廖兰湘的儿子后,贺龙把二姐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介绍给廖兰湘,廖汉生就有了一段“娃娃亲”.1928年,两人完婚,贺龙成了廖汉生的舅舅.
廖汉生10岁时,廖兰湘不幸病逝.此后,贺龙贺民英给了廖汉生很大的照顾,先后送他到桑植高小、常德省立二师附小去读书.贺龙是廖汉生童年时崇拜的英雄,他后来一直在贺龙的呵护下就学成长,这为他以后参加贺龙的红军部队打下了基础.
1927年,廖汉生积极参加农动,与进步同学一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打倒土豪劣绅.1928年3月,廖汉生参加贺龙等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贺龙建立了湘鄂边苏区,廖汉生被派到桑植县长瑞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组织成立农会和苏维埃政权,并被推选为桑植县苏维埃代表.不久,廖汉生被派到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工作.这支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也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都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之为“贺大姐的队伍”.
在贺龙革命生涯中极其困难的时期,家庭中曾有人严厉指责他：“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现在你当,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找真理找了大半辈子,今天总算找到了.我跟着走定了！”这一席话在廖汉生心里留下深深的印痕,他更加仰慕贺龙,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
“贺（龙）关（向应）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1931年春天,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贺龙离开了湘鄂边苏区.送别红军后,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游击队,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
回忆这段往事,廖汉生感慨万端：“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对于从游击队员转为红军战士,廖汉生终身难忘：“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3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军部率9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
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红3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当时,红3军正大抓“改组派”,部队元气大伤.
从1932年5月起,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在红3军中开始“肃反”,大抓所谓“改组派”,并一连搞了4次,冤杀了几千人.
对于夏曦的倒行逆施,亲历过那段恐怖岁月的廖汉生愤恨不已：“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一大代表,而后脱党,跻身国民党行列,以“左派”自诩,但不久又与合流.最后,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6年6月3日,被执行决）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里来了.”
廖汉生到红3军军部时,军内党团组织都解散了,红3军只剩下4个党员,即：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委关向应、红7师师长卢冬生.虽然卢冬生的党员关系在上海党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在红3军他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3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3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委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
关向应是在1932年1月由党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作为军政委,他当然知道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所以,第四次“肃反”一过,他就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廖汉生就是在关向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对于能在逆境中入党,廖汉生心知肚明：“我到红3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3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被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龙）关（向应）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这年8月,红3军转战到建始县境内.一天,军部警卫班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支部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关政委做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党员.”
入党后,廖汉生就跟在关向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相继担任军政治部秘书、红7师师委书记.对于关向应的悉心栽培,廖汉生始终铭记：“关政委像谆谆善诱的先生一样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做‘重新登记党’.”
重新登记党员时,绝大多数党员竟然否认自己的党员身份,诚如廖汉生所分析的：“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黨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面对这种情况,廖汉生义愤填膺：“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入党多年的员不肯承认自己是,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廖汉生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他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人员的一番努力,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1934年9月,红3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63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几十人.
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赶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着找到驻地,慰问27岁廖汉生带领的716团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途中,廖汉生任红二军团第6师政委（师长郭鹏）.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合编,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相继进入草地.进草地前,贺炳炎担任了第6师师长.
绵延数百公里的草地,预计要走十几天,实际走了一个多月.第6师从甘孜出发时筹集不到足够的粮食,每人只携带了一天半食量的青稞粉,就匆匆踏入草地.走了17天后,第6师来到素有“草地上海”美称的阿坝.但这里已经无粮可筹,宿营地周围的野菜已被采光,留下的只有前面部队无法掩埋的尸体.在这个死亡之海,第6师一天就饿死了十几个人.
这种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廖汉生根据在湘鄂边山区游击生活的经验,动员大家原地挖草根,捡马骨,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来吃,激励全师指战员坚决贯彻“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作为后卫,第6师担负着收容前面部队掉队人员的任务.第6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有红二方面军的,也有红四方面军的,甚至还有红一方面军的.正是依靠团结的力量和顽强的意志,廖汉生和贺炳炎带领全师胜利走出了草地.
1937年5月,廖汉生出席了党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切实贯彻到军政整训工作中.9月,随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廖汉生任八路军120师第716团政委,先后两任团长为贺炳炎、黄新廷.
在廖汉生一生的战斗历程中,抗战初期在山西宁武县城的所见所闻令他终身难忘.当年10月初,120师东渡黄河后,收复被日军侵占的宁武县城.走进城内,廖汉生不禁惊呆了：街头、院内、水井中,到处是被日军残杀的百姓尸体,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肢体残缺.廖汉生带领战士们掩埋罹难同胞的尸体,同时用血淋淋的事实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究竟要干什么?我们怎样为死难同胞报仇?
在不久进行的雁门关伏击战中,716团的战士们用胜利作了回答.10月18日,在贺炳炎、廖汉生的指挥下,716团官兵冒着敌人数架飞机助战的危急情势,迎着敌人的冲锋,呼喊着“为宁武百姓报仇”的口号,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两天后,716团再次伏击日军车队,毙敌200多人,击毁敌人军车10辆,一度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这给在忻口鏖战的国民党军以有力的支援,受到八路部和国民政府的褒奖.
雁门关伏击战,作为抗战初期120师最有代表意义的一仗,载入了解放军史册.海内外媒体也都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战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日军后续部队在雁门关竖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此地殉国67人,过往车辆千万小心”.
1938年11月,黄新廷、廖汉生奉命率716团开赴晋察冀根据地.在滑石片战斗中,716团以一团之力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创下当时歼敌最好纪录.
1939年初,120师奉命挺进冀中平原抗日.为了隐蔽部队的动向和意图,716团对外使用了“亚洲部第六团”的代号,简称“亚六团”.
冀中老百姓刚开始曾怀疑过八路军：“这些山西来的老八路身穿灰军装,脚蹬布草鞋,装备不咋样,说话侉里侉气,能打过鬼子兵吗?”很快,廖汉生、黄新廷指挥716团在河间城西约10公里处的曹家庄初战告捷,毙伤日军140余名,极大地震动了敌人,也让冀中人民刮目相看.
当时,敌人逼近曹家庄,716团往前开,一些老百姓却纷纷向后跑.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听到响婚也不敢结了,新郎、新娘衣服都没换,拔腿就跑.可是,当716团跟日军打了一会儿以后,老百姓又自发回来了.
当地老百姓的热情,廖汉生刻骨铭心：“那一天,我团从上午9点打到后4点,整整19小时,部队根本就不用自己做饭,老百姓全都给包下了.战区各村群众纷纷送来自家的馍馍、大饼和开水,日军身后的群众也冒险绕过火线送来了吃的,我们放开肚子都吃不完.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也都由老百姓转送,担架不够用,他们拆下门板,赶来牛车,运送伤员.”
在人群中,廖汉生看到那位娶媳妇的新郎官：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十字披红,给部队抬担架,忙得满头大汗,沾了一身血迹.他亲切地问：“新郎官,敌人打来时,我们部队向前去,你们都跑了,为什么现在又回来帮着抬担架?”小伙子非常坦诚：“你别见怪,过去有些队伍是一打就跑,鬼子来了我们不跑不行啊.你们这次不同,硬把日本鬼子打趴下啦！”
打过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对716团更热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没人跑,有些胆子大的还趴在房顶上,要亲眼看看716团是怎么样打鬼子的.后来一讲起这些事,廖汉生都动情不已：“战斗刚开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来了,一定要亲手交到一线作战人员手里.自家做的馍馍、大饼还嫌不够好,又买来点心给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竟会吃着点心打仗！”
几次战斗间隙,正逢春节、元宵.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趕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着找到驻地,慰问716团.他们一进村就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灭好几百鬼子兵的‘亚六团’?”
是的话,老百姓就把所有慰问品都留下,不是就不给.廖汉生怕这样影响部队团结,便主动将慰问品转送给兄弟部队.“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只认‘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对此,廖汉生内心感叹,“他们那种单纯、质朴的心实在令我感叹不已.”
716团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来不及装殓,只能就地掩埋起来.让廖汉生感动落泪的是,“老百姓知道了不干,又挖出来,凑钱买来最好的棺材,将烈士遗体擦洗干净,盛殓后重新入葬.干部战士看到这个场面,受到很大激励,流着泪说：‘就算我为老百姓打仗死了,老百姓这样待我,我也心满意足了等’”
1940年,716团参加了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和百团大战.1941年初,廖汉生奉命到延安学习,先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学院学习.一年后,他又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进入高级党校学习,在党校学习和工作达三年之久.
1944年秋,决定由第359旅主力和3个干部大队组成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向华南作战略跃进.贺炳炎任第五大队队长,廖汉生任政委.当年11月9日,第五大队从延安出发,一路向南挺进.
1945年3月,第五大队抵达襄南地区.贺炳炎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担任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从此,廖汉生正式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中.1946年4月,廖汉生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奉叶剑英指示返回延安.
彭德怀称之为“好同志,好诤友”
解放战争初期,廖汉生担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1946年11月,任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率部开赴陕甘宁边区,执行保卫党、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7年,贺炳炎任西北野战军一纵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两位老战友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又开始了亲密合作,共同指挥了保卫延安的战斗,参与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川、西府、陇东、宜瓦、荔北等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工作.
廖汉生久闻彭德怀的严厉：“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716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第一纵队开始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地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1947年8月上旬,西野第一次攻打榆林,一纵攻城两天未能得手.这时,胡宗南调来驰援的敌36师已临近榆林.为避免腹背受敌,一纵回撤.这时,彭德怀打来电话,训斥道：“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
廖汉生本来就心情郁闷,开始还想着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怀一骂,怒从心起,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放下电话后,廖汉生自语道：“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动员大家说：“今天,我们就要让野司（野战军司令部）看看,我们一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闻报,亲自带一个营增援,合力击退了援敌.
1947年九十月间,西野实行内线与外线相配合的反攻作战.二纵、四纵到外线作战,发动黄龙战役.野司指挥一纵、三纵和教导旅、新四旅在内线作战,发动延清战役.
10月4日,一纵、三纵包围清涧.敌廖昂的整编第76师在清涧城周围高地构筑了以大小碉堡为核心,外壕、鹿砦、铁丝网相环绕的防御工事.6日,一纵、三纵分别从西面和东面向清涧进攻.经过3个夜晚的连续突击,一纵攻克了城西高地的大部分阵地,只剩下耙子山主阵地.这时,胡宗南命29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赶来救援,军情非常危急.耙子山易守难攻,是夺取清涧的最大障碍.9日晚,贺炳炎、廖汉生组织358旅716团、独1旅第2团协同夹攻耙子山,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较大.
在前沿指挥的贺炳炎为进攻受阻,十分窝火.这时,贺炳炎接到彭德怀打来的电话,话筒传来炸雷般的吼声：“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也是火爆脾气,跟着吼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贺炳炎心里着急前线攻山头的事,“啪”地就把电话筒摔了.据说,敢跟彭德怀摔电话的,贺炳炎是第一个.
10日上午,贺炳炎、廖汉生组织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敌军主阵地,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16团团长储汉元牺牲.
10日下午4时,一纵和三纵同时向清涧城发起总攻,敌师长廖昂被俘.此役共歼敌8000余人,收复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瓦窑堡5城.
彭德怀在指挥中与贺炳炎、廖汉生产生的摩擦,引起了远在后方的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找机会协助彭德怀解决这些问题.
1948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县土基镇野司驻地,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8天,过程相当严肃,主要是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成败得失.讲话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了一纵是“坚决勇敢迅速的”,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批评.因为一纵在配合六纵夹击屯子镇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彭德怀批评一纵“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
这件事其实是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会上又将彭德怀的意思理解成“有意识地先走了”,因此彭德怀一讲完,他就站起来分辩：“什么叫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贺炳炎也站起来冲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参加会议的贺龙赶紧制止,对贺炳炎、廖汉生提出严厉批评.会后,贺龙又把一纵的领导留下来开了一个小会,特地请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野副政委习仲勋参加.在肯定一纵前段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之后,贺龙毫不留情地批评说,一纵领导近来受到的表扬多了,骄傲了,听不进批评了！“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林伯渠是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他告诉廖汉生和贺炳炎：“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啊！”
最终,“我们一纵的干部多挨了彭总、贺老总、林主席的一顿批.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廖汉生回忆说.
事后,廖汉生和贺炳炎主动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笑笑,连连摆手说“免了免了”,其实他心里倒很喜欢这两个部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痛快劲,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直爽率性的血性军人,心里憋屈就“放炮”.在他看来,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摊在桌面上,哪怕拍桌子骂娘,都没有关系.所以彭德怀并没有把“顶牛”的事放在心上,还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批评人方法上要改进.彼此沟通,坦诚相见,相互理解,将帅间的关系融洽了,指挥顺当了,一纵逐渐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廖汉生和贺炳炎也成为彭德怀的爱将.
9月间,在陕西合阳县雷家庄野司驻地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时,西北野战军前委报请军委批准,增加了5名委员,廖汉生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9月12日开至23日,大家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放松一下.正巧,第二纵队一个评剧团从黄河东边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
晚上,大家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看戏.廖汉生没有料到,“彭总也来了,坐在我们身后”.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剛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时,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大家看戏时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彭德怀宣布开会后,看了看到会的干部,气冲冲地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吗?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彭德怀越说越火,发了一通脾气.
大家这才意识到,戏里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这时,廖汉生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得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彭德怀点了点头,于是,廖汉生接着发言,会议才继续进行下去.
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上,彭德怀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意见：“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德怀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据说,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廖汉生既是我的好同志,也是我的好诤友！”
此后,廖汉生等各纵队领导根据彭德怀的指示,让纵队和各旅剧团排练、演出了一批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其中,歌颂晋绥女英雄的《刘胡兰》、反映农村剥削关系的《白毛女》、《血泪仇》和揭示战斗英雄刘四虎成长道路的《刘四虎》等戏,对部队教育很大.这时,廖汉生感叹道：“彭总深谙人民军队治军之道！”
彭德怀去世后,廖汉生对老首长的评价,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之情：“彭总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敬若父母,对同志们坦诚相见,对个人自省我身.他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存个人私心.他治军严格,又爱兵如子,从不搞特殊待遇.他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从不顾及个人情面.他嫉恶如仇,从不姑息.”
43岁,以中将之职与大将、上将共同担任同一职务,成为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
1949年2月1日,根据军委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委.
3月,彭德怀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奉军委命令到太原前线指挥攻打太原,而后回到西北.6月,一野前委在礼泉县开会.前委书记彭德怀宣布：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其他野战军都已成立了兵团,原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兵团也调归一野建制.现在一野准备成立第一、第二兵团,每个兵团各辖三个军.接着,他就兵团如何组成及干部如何配备问题,请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
由于大家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会场上一时气氛沉闷,无人发言.这时,廖汉生站起来提议：“这个问题好办,第1、第2、第7军组成一兵团,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第3、第4、第6军组成第二兵团,司令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彭德怀问：“你干什么?”
廖汉生回答：“我还在1军嘛.”
很快,一野按照廖汉生的提议组建了一、二兵团,配备了兵团主官.
廖汉生的提议,既考虑了各人军旅生涯中任职的因素,又考虑了各人的才能,比较恰当.但是,这个提议却把他自己排除在外了.按彭德怀的最初设想,是安排他任一兵团或二兵团的政委,以他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但廖汉生从一野干部使用的大局出发,既不愿意给特立独行的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添乱”,又不愿意到二兵团当政委,理由是不熟悉部队.
1949年8月26日,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1军解放兰州.9月5日,第1军进占西宁,青海全省解放.9月26日和10月1日,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相继宣告成立.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代行人民政府的职权,并负责筹备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廖汉生被任命为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兼省军管会主任,主持全省军政工作,事实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第一任省长.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廖汉生是4名副主席之一.此后,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即行撤销,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52年9月,廖汉生赴兰州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3个月后又任军区副政委,同时担任西北军区党委第五书记.当时前四位书记,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已到北京任职,马明方任陕西省委书记.因此,廖汉生全面主持西北军区工作.
1954年,43岁的廖汉生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一届国防部副部长共有7人：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次年解放军首次授衔,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是大将,萧克、李达是上将,唯有廖汉生是中将.廖汉生以中将之职与大将、上将共同担任这一职务,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
1955年2月,廖汉生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该院战役系的一名学员.11月29日,南京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战役系的52个学员也被分别授衔,其中上将5人、中將22人、少将24人,战役系因此而被称为“将官系”.
直到阔别故土44年后的1979年,廖汉生才第一次回到桑植
1957年7月底,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院址设在北京.但由于健康原因,刘伯承仍留在南京,未能到职.战役系学员毕业分配期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来到军事学院,征求学员们的意见.同廖汉生谈话时,廖汉生主动要求去新疆工作.萧华告诉他：“你不能去新疆,要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
廖汉生急忙推辞：“不行不行,我第一次在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就当院长,哪里有这样的事,再说让我一个中将去接德高望重的刘帅的位置,也不合适.”
后来,萧华再次找廖汉生谈话：“军委已经决定了,要你当院长,不要顾虑太多.”就这样,廖汉生毕业后直接就任母校院长.同时,军委任命张震任副院长,钟期光任政委.
1959年10月,廖汉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他带领部队取得了抵御河北、天津发生的特大洪水灾害斗争的胜利,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积极推动部队开展大比武,全军区涌现出“爱民模范谢臣”“英雄八连”等一批被国防部命名的英雄集体和个人.他关心部队文化工作,推出了《长征组歌》等一批优秀作品.
1967年1月,廖汉生失去了自由.“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等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一时间都扣在他的头上.他被带到北京军区大院起来,从此身陷囹圄.
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给写信说,父亲自从1967年1月8日被隔离审查,至今已经5年多了.“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
作出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有了的批示,周恩来立即落实廖汉生等人的事情.7月间,廖汉生被专案组人员从石家庄地带回北京.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他宣布：“第一条,说的,你没有罪,有错误;第二条,解除监护.”
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1975年1月,廖汉生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委,主持日常工作.1980年1月11日,廖汉生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1981年,廖汉生步入古稀之年,他多次向党和军委领导提出退下来的要求.两年后,他结束了几十年南征北战、东奔西跑的生活,定居北京,但他并没有退出工作.这年5月,宣布廖汉生兼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干就是5年.1983年6月,廖汉生作为沈阳军区人大代表,出席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廖汉生依然保持着虚心好学的习惯.他恳切地对彭真委员长说：“过去在延安党校,你是我的老师;在人大,你仍然是我的老师.”1988年3月,廖汉生继续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廖汉生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和2002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先后出席了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
家乡一直是廖汉生沉重的心结.1935年11月19日廖汉生率领红6师出发长征时,他很想抽空回去看望近在咫尺的亲人,但作为师政委,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廖汉生顾不上回家告别,忙着给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检查突围准备.廖汉生的母亲和妻子肖艮艮听到消息,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为他送行.抗日战争中期,却传来肖艮艮被人打死的噩耗.后来,贺龙的妻子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在政治研究室工作的白林.1943年10月9日,廖汉生与白林在延安结婚.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全国解放之际,廖汉生又得知肖艮艮并没有死,而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卖到了外乡.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送到青海与在那里工作的廖汉生见了一面.两人相见,千言万语却难以开口,成为一场家庭悲剧.
全国解放后,许多长征老战士纷纷回到家乡,拜访久别的乡亲,寻找离散的骨肉,祭奠亡故的亲人.然而,廖汉生却很多年没有回去.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出发前,根据地的群众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廖汉生曾在地方上打游击多年,6师有不少战士的亲属都是他的熟人.他们纷纷找到师部,对廖汉生说：“汉生,我的儿子交给你了,你要照顾好他啊！”“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你要带他活着回来呀！”
面对群众情真意切的托付,廖汉生承诺说：“放心吧,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亲人在！”然而,残酷的战争岂是一句诺言所能决定的?对乡亲们许下的承诺,使他从此背上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数十年.在艰苦的长征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同志先后牺牲了,有些人连怎样牺牲的、牺牲在什么地方也很难说得清楚.当年参加长征的数千名桑植籍指战员,能够活到全国解放的寥寥无几.
直到阔别故土44年后的1979年,廖汉生才第一次回到桑植.回到家乡时,廖汉生仍然自称道：“我是一个山里伢.”这充分显示了廖汉生的质朴本色.
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参考资料：《党史博采·纪实》2016年第5期、《廖汉生和彭德怀的将帅情》《世纪风采》2018年第10期、《廖汉生军旅轶事》《世纪风采》2014年第10期、《从战士到领导》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作者：宋凤英、梅兴无、苏振兰、潘望）
廖汉生家风：不要向国家伸手,不要为难政府
廖汉生说,现在农村正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那儿也需要人.于是,廖汉生的女儿廖春莲遵父嘱,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县政府几次想把他女儿安排在县城工作,都被廖汉生阻止了.廖汉生曾向杨尚昆介绍说：“这是我的农民女儿.”杨尚昆亲切地向她点点头,连称：“好,好！”
1942年夏,贺龙来到延安,给贺龙当警卫员的肖庆云告诉姐夫廖汉生,姐姐肖艮艮早已被敌人杀害了.这是这些年来廖汉生听到的关于妻子下落的“最确切”消息.
贺龙和新婚妻子薛明给他物色了一个对象,她就是白林,原名杨白琳,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九妹.不久,两人成婚.
全国解放后,廖汉生得到前妻肖艮艮仍旧活着的消息,悲喜交集.两人在西宁相见时,肖艮艮的那种尴尬和痛苦是旁人难以体会的,她只能选择离开,默默地回到家乡,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去世.廖汉生对肖艮艮的歉疚刻骨铭心,以至于他总觉得无法面对前妻.
1979年6月,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利用休假,偕白林回到阔别的家乡桑植.6月21日,廖汉生夫妇回到樵子湾.他们专程前往泉峪,向肖艮艮墓敬献了花圈,默哀良久.
廖汉生和肖艮艮的女儿廖春莲也还活着,一直生活在桑植老家.
廖汉生对女儿也充满愧疚.廖春莲一出生就跟着游击队四处转移,居无定所,挨饿吃苦,还随母亲坐过牢,没有享受过父爱.20世纪50年代,廖春莲千里迢迢来到青海找到父亲,希望父亲帮助安排一个工作.廖汉生说,现在农村正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那儿也需要人.
于是,廖春莲遵父嘱,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嫁在鸭儿池的刘家,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人们时常可以在樵子湾乡场上见到她,带着一群孙子孙女,背一个,牵一个,摇着蒲扇,和街上的人打着招呼.大家只道她是邻居的大姐,谁也没有当她是国家领导人的女儿.
1978年,阔别家乡44年之久的廖汉生按捺不住思乡的情绪,回到故乡,并在女儿家吃了顿饭.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湘西农民家庭,生活非常清苦.后来廖汉生回忆说：“这顿饭,我们一行和春莲的儿女加上附近亲友几十口子,吃饭花了她差不多一年的钱.”
1979年6月21日中午,廖汉生一行去看望女儿,并在她家吃中饭.
廖春莲焖了点饭,炒了点腊肉和水酸菜,招待远道而来的父亲.她指着公爹向廖汉生介绍：“这是我爸爸！”
廖汉生嘴里笑著重复着：“哦,这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心里却有些酸楚.女儿因长期与自己天各一方,感情难免生疏,迟迟不肯开口叫自己“爸爸”.那天,他落泪了.
1984年11月,廖汉生再次回到故乡,27日中午又在女儿家吃饭,这次,廖春莲终于开口叫“爸爸”了,廖汉生眉开眼笑,一直合不拢嘴.临行前,他又嘱咐女儿,安心农村生产,建设好农村,不要向国家伸手,不要为难政府,不要给县领导添麻烦.廖汉生回北京后,县政府几次想把他女儿安排在县城工作,都被廖汉生阻止了.
有一年,廖春莲去北京看望父亲,杨尚昆正巧来廖家串门,廖汉生隆重地把廖春莲介绍给杨尚昆：“这是我的农民女儿.”杨尚昆亲切地向她点点头,连称：“好,好！”
廖汉生进入暮年以后,有时在深圳过冬,他专门把廖春莲接来深圳过年.那时廖春莲亦年近70岁,一副典型的湘西农妇打扮,廖汉生对她问寒问暖、关心备至,怜爱之情溢于言表.
（责编：汪梦芬;参考资料：《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作者：廖汉生）
总结：上文结束语：该文是一篇适合大学硕士与本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时政相关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写作参考和有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免费教你怎么写委员长方面论文.
委员长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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