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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纺织服装论文范文参考：我国纺织服装业集群研究
纺织业一直就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多年来,我国纺织业为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就业、解决“三农”问题、平衡外汇收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纺织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强大的比较优势,也是加入WTO后有竞争优势的行业之一.所以,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是我国纺织业的一个重要产业组织形式,也是我国纺织业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近年来,我国纺织品和服装主产区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上海等地,围绕着专业市场或出口基地形成了产业的综合竞争力,这些地区纺织服装业的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凸显.我国政府和企业界高度重视集群现象,也加大了对集群研究的力度. 由于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兴起是在国民经济从温饱型走向小康的发展阶段,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生产起点不高,职工以农村劳动力为主,技术素质普遍不高,开发设计创新能力弱,技术和人才严重短缺,缺乏品牌文化等.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外部挑战,比如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消费需求的转移,国际化跨国资本的进入等等,使集群内本土企业的弱点进一步显现；从集群内部来看,集群内企业创新能力增长缓慢,同类生产的外延发展快,产品雷同与同质化突出,大路货产品过剩,缺乏对市场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另外,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因此,我国纺织服装集群的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难免会陷入衰退. 近年来,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障碍,有些已出现了萎缩现象,值得关注.如何培育、提高我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如何构建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有何特征,如何对传统产业集群进行升级改造,如何规避其风险,如何构建传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如何使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 因此,对我国纺织服装业集群进行研究不仅是我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产业集群形成的理论.本章对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产业集群形成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归纳了产业集群的概念、特点、类型以及形成的条件. 2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有关理论概述.在对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集群竞争力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本章归纳总结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概念、形成机理；对两种典型的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模型进行了分析,构建了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第二篇纺织服装论文样文：碳关税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竞争力影响研究
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低碳技术优势,以保护世界环境的名义提出对进口高碳产品征收“碳关税”.碳关税的实质是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尽管遭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碳关税必将成为发达国家制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手段.中国是世界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产品具有明显的高能耗和高碳排特征,而且主要出口国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碳关税一旦开征将对中国纺织服装业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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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碳关税主要是通过成本控制机制、需求控制机制和创新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出口贸易抑制效应、贸易条件恶化效应、出口创新促进效应和出口流向转移效应等影响.由于中国纺织服装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高能耗、高排放和低附加值的特征明显,因此,碳关税实施后,高额的碳关税、低碳技术成本和碳标签、碳认证等相关销售成本的增加都将大大提升产品出口成本,从而削弱中国现有的成本优势,致使出口额明显下降；而且随着碳关税壁垒扩散效应的显现,从短期静态来看必将削弱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甚至大大增加中小纺织企业的关停风险.但从长期动态来看,若应对得当,其倒逼机制将形成低碳技术创新增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对外投资扩大效应,进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可持续发展.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测算碳关税及其他主要相关因素对我国纺织服装业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显示：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与CO2排放强度之间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CO2排放强度越高,碳关税的实施强度也将越高,产品出口额降低幅度就越大；同时产品出口额与劳动力投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将严重影响产品出口竞争力；产品出口额与固定资产投入之间则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中国整个纺织服装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而产品出口额与R&,D投入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当前中国出口产品大部分属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的中低端产品,科技贡献度低.利用进出口数据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及碳关税实施后可能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形成影响和威胁的十五个国家的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分析评价表明：目前中国纺织服装具有很强的出口竞争力,但却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出口竞争力下滑的隐患；同时发展中国家里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和越南的出口竞争力则显示出较强的增长趋势,尤其是在服装出口方面；整个发达国家除意大利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强外,其他国家都明显的落后于发展中国家,但纺织品出口竞争力相对较高,美国则在十五个国家中位居末位.但随着碳关税的开征,目前的竞争格局将会被打破,中国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就必须提高纺织服装业的低碳出口竞争力.
通过建立“纺织服装低碳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对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低碳出口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国际比较与实证分析显示：从成本优势角度看,随着中国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的大幅度提升,与孟加拉、巴基斯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纺织服装业成本优势明显下降,同时中国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主要竞争对手国则货币贬值趋势明显；但由于中国有着较完整、先进的产业链和覆盖面广的产业集群,近年来中国内需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因而尽管中国纺织服装业成本优势有所下降,但并没消失,尤其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从低碳与创新优势角度看,发达国家的人才与研发优势决定了其在纺织与低碳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并牢牢占领着全球价值链中低碳排和高附加值环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纺织与低碳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则以时尚的设计和卓越的品牌运营能力获取高额利润,因此,碳关税实施将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纺织服装产品低碳出口竞争力.中国低碳创新优势虽比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与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从各国政府低碳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情况看,中国同样是落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纺织服装产品低碳出口竞争力的未来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及行业和企业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当有效.
面对碳关税,为提升中国纺织服装产品低碳出口竞争力,本文从四个层面提出了应对方略：从国际层面上,中国应当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同时,坚持主张“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结成“反碳关税联盟”,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加强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领域的合作,为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从产业层面上,应着力于低碳创新优势的提升,在重视高素质人才培养与开发的基础上,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抢占低碳市场竞争制高点；积极打造自主优势品牌,加速品牌国际化,促进产业升级；与产业链相耦合,实现产业集群低碳化、创意化发展；实施规避碳关税的出口与对外投资战略.从企业层面上,则应以碳足迹为导向,将低碳理念贯穿于从研发设计直至回收利用的整个流程环节中,通过实施全过程的低碳化管理,打造低碳企业价值链.最后,从政府的国内政策层面上,应当大力发展低碳能源产业,并积极倡导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理念,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法律与政策体系,实现对中国纺织服装业低碳发展的支撑与保障,从而提高产品低碳出口竞争力,从而提高产品低碳出口竞争力.
第三篇纺织服装论文范文模板：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本应使区位经济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事实恰恰相反,全球经济持久竞争力的获得通常依赖于相互依赖性很强的企业、竞争对手、知识生产机构以及老练客户的集群发展.自20世纪初期以来,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一直是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产业集群或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的产业领域,通常以一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持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区域性产业外部规模经济和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目前,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产业集群的发展机理与动因,类型与形态,辨析产业集群同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社会资本的关系,与竞争力的关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设计基于集群的产业政策以及实证分析等方面.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政府日益重视集群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集群类型与发展道路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逐渐成为研究重点与前沿问题,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认识与研究.
纺织产业是一个传统产业,是工业革命的发端,也是许多发达国家的重要产业(包括美国、意大利、法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的支柱产业.它已成为世界贸易格局变革,产业结构整合和国际关系矛盾冲突的焦点.哈佛大学纺织服装研究中心(HCTAR)分析意大利普拉托地区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并由此提出了美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战略.日本纺织业自60年代末后进行了五次重大战略调整,这些调整都基于学术界和业界对纺织产业的深入分析,其中包括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及国际比较.韩国及我国台湾、香港的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研究,包括韩国东大门纺织服装市场和大邱纺织产业集聚区.中国是世界纺织大国,纺织业是我国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部门,被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等省列为支柱或主导产业.中国加入WTO后,纺织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竞争,集群是比单个公司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因此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高纺织产业集群的能级,对学术界与实业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探求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演化理论,设计促进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演化的政策,给中国纺织产业的规划和发展提供帮助.
研究中主要以理论建模、数学建模与案例分析为主,同时辅以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案例调查主要集中在中国纺织产业集聚表现明显的江浙地区.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结论有：
①集群形态对应集群的一种类型,也是集群演化发展的基础,即集群演化成长的一个阶段.形态,是一个从总体上反映对象外形和对象系统构造特征的概念.在产业集群的研究中,一种形态即对应集群的一种类型,也即是集群演化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的基础是集群形态,集群形态也是演化发展的阶段.当然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是从低能级形态趋向高能级形态.
②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形态从能级高低角度可以分为水平集聚型、纵向集聚型或混合集聚型、创新集聚型或协同创新集聚型,依次对应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演化的三个阶段.我们基于形成原因、主要特征及发生时期的视角、产业环境视角、竞争优势与经济绩效视角,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形态之间的差异做了比较.通过对每一个视角选取指标作对比,我们发现从集群的能级角度来说,水平集聚型能级最低,纵向集聚型或混合型集聚能级居中,创新集聚型或协同创新集聚型能级最高,这也与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阶段相符合.
③自然禀赋、市场需求、外部规模经济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聚的动因,历史文化与政府行为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的形成条件,激烈的竞争与合作是水平集群最后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自然禀赋可以成为引发中国纺织产业集聚的重要诱因,但并非是决定中国纺织产业布局的关键性或决定性因素,它可以解释20％左右的产业集聚现象.纺织服装品的广泛用途(市场需求)真正刺激了在位纺织服装企业的规模扩张冲动与新企业因追求利润不断进入该行业的冲动,其结果是同类纺织服装企业开始集聚,它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聚的重要动因.纺织服装企业追求区域化经济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实现成本最小化或市场价值最大化使得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的这种行为会导致众多同类企业在某一区域形成水平集聚.外部规模经济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聚的最主要动因.历史文化与政府行为能够促进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的形成,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的形成条件.本文通过在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中构建协同论模型并求解,得出集群企业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是集群中其它企业的产量饱和度贡献程度小于1,这也暗含着激励的竞争与合作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的稳定共生条件.
④大企业孵化、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聚转向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的动因.大企业的产出规模比较大,小企业的产出规模比较小是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最后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大企业孵化,这是中国纺织产业的水平集群转向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的最主要动因.这里面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随着大企业的进入,与大企业相配套的中小企业也相应地跟进,由此形成一个网络性资源全面的进入；二是在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内部,随着中小企业的壮大,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逐步显现,这在江苏乡镇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表现的较为明显.通过构建运输成本模型,我们得出运输成本越低,纵向集聚越容易形成的结论,这也暗含着追求运输成本的节约是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得以形成的又一动因.此外,追求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是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得以形成的一个动因.本文通过在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中再次构建协同论模型并求解,得出集群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是大企业的产出规模比较大,小企业的产出规模比较小,这也符合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的特征.
⑤协同创新激励、环境管制、社会责任、国际竞争是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转向协同创新集聚的动因.合作产出效果系数越大、正向激励效应越大、合作次数越多、收益因子越大,中国纺织产业协同创新群落越容易达到稳定共生.本文通过构建与分析协同创新激励模型,得出了纺织服装企业加入协同创新群落的动机取决于协同创新净优势的多少,这说明协同创新激励成为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转向协同创新集聚的最主要动因.随着后配额时代的到来,环保压力、社会责任压力、国际竞争压力迫使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必须重新考虑竞争战略,以保持持续竞争力,这三种压力也成为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发展的潜动因.本文通过构建与分析博弈论模型,得出提高合作产出效果系数值、正向激励效应值、合作次数值、收益因子值、政府塑造信任合作环境或是加大对背叛行为的处罚力度都可以促进中国纺织产业协同创新群落的发展,从而促使协同创新群落达到稳定共生.
⑥促进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演化的政策要有阶段性与针对性.集聚准备阶段,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于建立研发等创新机构；起飞阶段(水平集聚)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于帮助开拓市场空间(如政府采购)和需求指导(如需求信息供应)等；成长阶段(纵向集聚或是混合集聚)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于促进整合和帮助建立社会*组织以及法律契约制度的规范等；成熟阶段(协同创新)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与进一步完善创新机构以及促进合作等.产业集群强大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创新,中国纺织产业集群亦是如此.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在某一地方引进大学、研究院所、培训组织等创新机构(这些机构以研究纺织服装为主),通过对纺织服装技术创新成果的利用,从而带动相关支持企业形成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或者说在纺织服装技术创新机构等周围划出一定地区,给予优惠政策,促使对纺织服装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投资者在此区域内投资形成企业集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这当然在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大都市、大城市更为合适.中国纺织产业集群起飞阶段——水平集聚期的政策主要包括纺织服装专业市场、批发市场与需求信息中心建设,纺织产业为特色的工业园区建设,塑造信任与合作的社会文化环境,水平整合与中小企业合作网络建设等.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成长阶段——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期的政策主要包括鼓励联合兼并、培育大企业与垂直整合,促进大、中小企业间的直接交流,推进法律契约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纺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完善等.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成熟阶段——协同创新时期的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合作行为或是加大对背叛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政府对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网络整合,专业市场升级,品牌建设,研发、设计和信息化建设,教育与人才建设等.
第四篇纺织服装论文范例：中国棉花市场准入政策对涉棉产业的影响研究
自农产品贸易纳入WTO谈判议程以来,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就成为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在2001年入世时,为了保护棉花产业,承诺对棉花的市场准入采用关税配额政策,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从2004年开始放松了对棉花进口的管理.由于涉棉产业既包括棉花产业,也包括纺织服装业,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涉棉产业链上的纺织服装业具有比较优势,而棉花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大量低价进口棉花的涌入促进了纺织服装业的生产,却打击了国内棉花产业的发展.2005年为了平衡棉农与纺织服装企业的利益,国家出台了滑准税政策.滑准税的实施得到了棉农的代表及部分学者的积极支持,认为有利于稳定棉农的收益及棉花的种植；而纺织企业认为滑准税增加了纺织企业的成本,强烈要求取消滑准税,甚至有学者提出关税配额政策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应该彻底取消.同时,从国外来看,掌握着国际棉花定价权的美国,作为我国进口棉花主要供应国和纺织服装出口的主要市场,一方面限制我国纺织服装向其输入,另一方面却不断向我国施压,要求我国进一步放开棉花市场.大豆产业的前车之鉴已给我们沉痛的教训,如果我国的棉花贸易政策出现失误,那么下一个被冲击的就是棉花产业.在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的涉棉产业如何才能既从全球化中受益,又能避免或缓冲外部冲击的影响,这就对完善我国的棉花对外贸易政策提出了挑战.本文在分析涉棉产业各部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从涉棉产业链的角度,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型全面评估了2004年棉花进口政策的放松,以及2005年出台的滑准税政策对国内棉花产业及纺织服装业造成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对中国棉花贸易政策进一步开放进行了探讨.主要内容及结论如下：
由于我国棉花生产以分散的农户经营为主,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投入成本高,很难与美国等产棉国家的棉花产业进行竞争.GTAP模拟结果表明,2005年我国的棉花产业受冲击主要是因为2004年中国过度放开了棉花市场,使棉农利益受损.中国如果在2004年严格按照入世承诺来开放中国的棉花市场,将会对棉花产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棉农的就业以及利益的增加.而且按入世承诺对配额外进口棉花执行40%关税率,我国的棉花产业从数量上完全可以满足纺织品服装协议(ATC)取消后纺织服装业的发展需求.但严格按入世承诺执行也有局限性,可能会由于过高的配额外关税而导致“纱线替代”现象,不利于棉花产业和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所以,这就需要政府从平衡棉农与纺织企业的利益出发,适度开放棉花市场.
其次,本文模拟分析了2005年以来滑准税实施对棉花产业及纺织、服装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滑准税的实施确实有助于增加棉农的收益,促进棉花产业的发展.虽然这一政策增加了纺织、服装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了其产出及出口,考虑到滑准税对服装业的负面影响较微弱,对纺织业的影响较大,而纺织业属于产能过剩的产业,国家从2006年已经开始对这一产业进行整顿,滑准税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纺织业的产业升级.而且从2005年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重新设限来看,通过实施滑准税也有利于促进中美、中欧间贸易摩擦的解决.另一方面,滑准税的实施也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
由于关税配额制度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为了解决农产品进口数量限制和非关税壁垒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措施,而取消配额,实行单一、透明的关税体制才是WTO农业谈判最终的目标.本文在当前滑准税实施的背景下,考虑我国及主要棉花供应国美国棉花补贴的条件下,运用GTAP模型从降低棉花进口配额外关税和扩大进口配额两个角度模拟分析了中国棉花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的棉花产业及纺织、服装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当前中美对棉花进行补贴的政策下,中国完全放弃关税配额政策,棉花进口将会大幅增加,由于目前中国的棉花产业已经处于较脆弱的边缘,大量的进口棉花将会冲击我国的棉花产业.如果中国在放弃关税配额的同时,加大对棉花的生产补贴将会缓解市场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且当每亩补贴增加到90元左右时,才能完全抵消中国棉花市场开放对棉花产业的损失.从长远来看,中国在完全放开棉花市场时,各国都取消对棉花的补贴,国际棉花产业在一个公平的市场上进行竞争,中国棉花产业受到市场开放的冲击将大大减少,且纺织服装业也能从中受益.同时,模拟也表明,在中美现有补贴政策下,当扩大后的配额达到295万吨时,棉花关税配额政策对棉花进口不再具有约束作用.当然,如果美国等国家不再限制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那么中国就需要进口更多的棉花.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我国目前还不具备通过高额补贴来代替关税配额政策对棉花产业进行保护的条件,建议我国应该谨慎开放棉花市场.我国当前应该进一步完善滑准税管理政策,调整滑准税的计算公式,在公式中增加棉花的等级系数,从棉花价格和等级两方面来确定滑准税率；建立门槛价格随国际棉价波动自动调整的机制,确定滑准税配额的发放基数.同时,提出我国要利用WTO允许的微量许可补贴标准,通过适当加大对棉花的投入性补贴和对棉农的收入保障补贴来提高棉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以后棉花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做准备.另一方面,在未来的棉花贸易谈判中,.把棉花进口与纺织服装出口谈判相结合,中国棉花市场开放要以美国等国家全面开放纺织品、服装市场为前提.
第五篇纺织服装论文范文格式：纺织服装碳足迹和水足迹研究与示范
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碳足迹理论和水足迹理论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具,并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纺织品服装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纺织工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也是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中国纺织工业当前面临着艰巨的节能、节水和减排(C02、污水等)任务,在纺织服装领域开展碳足迹和水足迹研究,不仅可以拓宽碳足迹和水足迹的研究领域,而且可以为纺织工业的节能、节水和减排(CO2、污水等)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参考,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基于碳足迹理论和水足迹理论,从工业行业、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和消费3个层面对纺织服装碳足迹和水足迹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性研究和示范,具有如下创新：(1)首次从工业行业层面、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层面和消费层面对纺织服装碳足迹和水足迹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中国纺织工业的碳足迹和水足迹情景；(2)首次提出了纺织服装的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的概念,并完善了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的理论体系；(3)首次构建了纺织服装的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核算规范,实现了纺织服装工业生产过程中CO：排放、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的可计量、可报告和可核查；(4)首次提出了纺织品服装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的核算方法,可用于评价纺织品服装不同消费模式的碳足迹和水足迹.
在工业行业层面,根据历年的统计数据核算了中国纺织工业的碳足迹和水足迹及相关指标,采用因素分解法探讨了中国纺织工业碳足迹和水足迹的影响因素,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和脱钩理论分析了中国纺织工业的碳足迹、水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利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国际贸易中隐含的碳足迹和水足迹进行了探讨.
工业行业层面的宏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纺织工业的碳足迹和水足迹整体呈现增大的趋势,碳足迹强度和水足迹强度呈下降趋势,碳生产率和水生产率则逐年上升；产业规模是中国纺织工业的碳足迹和水足迹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因素,技术水平和行业结构是碳足迹和水足迹增长的抑制因素,其中以技术水平的抑制因素为主,综合来看,拉动因素的作用大于抑制因素；中国纺织工业的碳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出N型曲线关系,并存在重新组合的风险,中国纺织工业的水足迹则基本实现了与经济增长的脱钩；通过纺织品服装的国际贸易,其他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中国转入了2.13Gt (giga ton,109吨)CO2(2002年～2011年)和124.52Gt灰水(2001年～2010年),并从中国攫取了38.36Gt水资源(2001年～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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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工业生产加工层面,提出纺织产品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的概念,对纺织产品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核算过程中涉及到的边界设定、核算原则、核算流程、核算数据和核算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构建纺织产品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的核算规范,并对较具有代表性的纱线、面料和成衣等13种纺织产品的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进行了核算和示范.
通过纺织产品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的示范表明：纺织产品的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理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核算灵活,便于实施；核算边界和产品质量基准的一致性是纺织产品工业碳足迹和工业水足迹核算结果可比性的共同前提,在对工业水足迹进行评价时,还要考虑污水中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以及收纳水体的自然本底浓度的一致性；对共用数据选择合理的拆分原则可以提高核算结果的准确度,根据纺织产品的种类可以选择产量拆分原则和产值拆分原则.
在消费层面,构建纺织品服装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的核算方法,并基于此方法核算了中国居民的年度人均纺织品服装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和因素分解方法探讨了纺织品服装消费与纺织工业的碳足迹和水足迹的关系,分析了影响居民纺织品服装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的因素,对生存型、发展型和奢侈型等3种不同消费模式的服装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进行示范.
纺织品服装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的核算和示范表明：纺织品服装消费量和护理方式对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都会产生影响；隐含消费碳足迹和隐含消费水足迹占中国居民年度人均纺织品服装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的较大比例(例如,2010年皆超过70%),从年度人均的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的角度来看,中国居民的纺织品服装消费模式为生存型消费；纺织品服装的消费对中国纺织工业的碳足迹和水足迹具有拉动作用,而且国内纺织品服装消费的拉动作用在增加；奢侈型消费模式的最大消费碳足迹约为生存型消费模式的最小消费碳足迹的14.9倍,约为发展型消费模式的最小消费碳足迹的6.2倍；奢侈型消费模式的最大直接消费蓝水足迹约为发展型最小直接消费蓝水足迹的5.3倍,发展型消费模式的最大直接消费蓝水足迹约为生存型最小直接消费蓝水足迹的6.5倍；理性消费和选用合理的护理方式,可有效降低居民纺织品服装的消费碳足迹和消费水足迹,实现低碳节水消费,而且对减少纺织工业的碳足迹和水足迹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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