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和笔的蓝图:世界遗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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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九年七月六日,我国“良渚古城遗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五十五处,追平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良渚申遗成功后,国内有考古学者表示：“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只始于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将历史遗产拿到国际舞台上去比拼, 謀求“ 国际承认”, 这是每年夏天都会上演的情节.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六至七月召开的这个会议,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世界遗产大会.会上,来自各国的项目竞逐“世界遗产”称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往往意味着一项遗产乃至一段历史记忆迈上了话语巅峰.参评世界遗产也成了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铭刻历史叙事、博取文化地位的手段.世界遗产则成为UNESCO知名度最高的“旗舰项目”.
不过,打造一个国家历史叙事的“竞技场”并不是这项事业的初心.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林恩·梅斯凯尔（Lynn Mes kell）的著作《废墟中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以及和平之梦》（A Future in Ruins： UNESCO, World Heritage,and the Dream of Peace ）,通过对世界遗产体系诞生、发展和演变抽丝剥茧般的剖析,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人类构建永久和平的美好希冀,往往受制于那些用来实现这些目标而产生的运行机制,导致其偏离轨道.世界遗产的初衷是通过保护属于全人类的遗产,让国家、族群、文化之间消除藩篱、并肩协作,但这个愿望最终却创造出一个庞杂的技术官僚体系,并招致了更多的纠纷、争议和隔阂.
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面对不断上升的粮食和能源压力,埃及政府决定兴建阿斯旺高坝.这个项目将使尼罗河的水位上涨六十二米,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许多重要的努比亚遗迹面临被淹没的命运.为了挽救这些文化遗产,四十多个UNESCO成员国联合国际专家团队,出资近四千万美元,提供专业技术力量,将包括阿布辛贝神庙在内的许多重要遗迹迁移到高地保存下来.抢救行动的巨大成功,揭示了一种可能性—通过国际社会的协作,可以保护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以此为契机,UNESCO于一九七二年订立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即《世界遗产公约》.公约提出：“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等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为此,专门设置了《世界遗产名录》,并建立了由定期轮换的二十一个国家构成的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评定、监管世界遗产.
UNESCO的蓝图是造就一个大同世界,通过教育、科学、文化的手段,构建普世统一的全球体系,维护得来不易的世界和平.《世界遗产公约》虽比UNESCO晚了近三十年,但其所致力的终极目标,与前者完全吻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世界遗产会聚在一起.但恰恰由于人的聚集,导致运作程序日益冗赘,管理成本不断增加,让世界遗产在通往终极目标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在梅斯凯尔看来,世界遗产体系已经从一个满载理想与情怀的文化项目转变为一套复杂的技术官僚机制,不得不周旋于各种制度、标准、术语的日常程序中,宏大的理想被迫让位于庸常的现实.
世界遗产不仅是评定项目,更需要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保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在设立之初,名录中只有几十个遗产地的时候,每个项目都能够得到充分关照,世界遗产中心的工作量还在可控范围内.不过,申遗热情的高涨导致名录迅速膨胀,到目前为止已有一千一百二十一个项目.这便导致对人力和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而现有资源越发有限,世界遗产中心变成了一个处理冗杂公务的庞大机器.就连牵涉这套机制的机构也越发复杂：首先是一套完整的公务文件系统,包括《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以及列入遗产的标准、保护和管理的要求、监测的系统;其次要有一套机构体系,包括世界遗产中心、三大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修复研究中心）、缔约国,以及一群拥有世界遗产专业知识的专家、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等那些在世界遗产中心办公的人员,无不是怀着一腔情怀而来,但他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则是应对繁重的行政任务—与各式各样的机构和人员打交道,处理大量公文,用深奥的专业名词交谈和写作,制定标准化的规范文件,用刻板的流程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这套技术官僚体系造就了一批“专家”.他们活跃在这个舞台上,深谙世界遗产术语,用模式化的台词进行“对话”.最适应和擅长这种工作的人,不是那些学术从业者,而是文化领域的外交官员.最初,委员国席位上的代表往往是建筑师、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这种场景已经一去不返,学者们的身影已经被外交官员所取代.考虑到申遗与国家利益相伴相生,后者还拥有前者不具备的优势,他们熟谙外交辞令,可以在会场之外开展游说.在今天,世界遗产大会的很多决议是通过这些舞台之外的力量促成的.
梅斯凯尔用了两个词生动描绘出世界遗产技术官僚化的画面—卡里斯玛的庸常化（ routinization of Charia ） 以及文案景观（landscape of paper）.前者呈现了一个曾经充满魅力的事业如何褪变为一种话术表演,而后者则直白地展示了世界遗产面临的尴尬局面—那些因为世界遗产而诞生的冗杂事务,比世界遗产本身显得更有存在感.过程代替了目标,成了这个事业最大的意义.
亲历过世界遗产大会的人,无不对现场冗长和无趣的气氛感到无奈.本来应该是专业智识自由交流的空间,成了各国官员照本宣科的场所.认真负责的委员国,会提前研读材料,提出尽量专业的意见,但更多则是政治立场决定发言内容.甚至有时委员国的发言早早由涉及这个议题的当事国拟好,并按顺序提供给委员国代表,随后这些代表按照商量好的顺序一一表态.恰似一大段充满八股味道的作文,用遗产术语装点之后,被切割成若干小段,由不同文化、不同肤色的人接力朗读完成.有趣的是,时不时会出现不靠谱的委员国把顺序搞错,导致前后文逻辑混乱.第一次参加大会的人可能感到无比诧异,但会场上的老油条们则最多会心一笑而已.
尽管如此,这些“朗读者”又必须表演得很投入,大会现场成了一个咬文嚼字的竞技场.开会前,会有数千页的工作文件发送至代表手中,针对这些文件进行审议,最终形成针对每一个遗产项目或事务的决议（decisions）.因为某个项目的某些具体措辞引发长时间争议的现象屡见不鲜.二0一二年,委员会就应如何谴责恐怖袭击马里廷巴克图世界遗产的行径进行了漫长的推敲.墨西哥不满决议草案中的用词不够尖锐,提出要使用“不得人心”（repugnant）,塞内加尔则建议用“野蛮的”（barbaric）,德国力主增加恐怖袭击“剥夺了非洲青年人和下一代的权利”的表述.然而,当马里代表恳求委员会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决定,真正阻止遗产不再继续遭受破坏时,这些刚刚还在唇舌剑的代表们竟然都表示无能为力.法国代表甚至哀叹,再多的谴责其实都毫无意义,因为按照世界遗产大会的文件格式,所有文件都是发给缔约国政府的,恐怖组织连读都不会读.俄罗斯大使最后无奈地说：“面对强盗和罪犯,我们却只有纸和笔而已.”
似乎所有人都为之疲惫,但所有人又必须表现得乐此不疲.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文案景观”不断发展壮大.在二0一三年多哈举行的大会上,仅为了大会召开而准备文案的工作,包括编制、翻译、印刷会议材料,提供会场协助等费用,就花费了六十万美元.
二
会场内冗杂的文案和八股式的讨论,将世界遗产的魅力面纱揭下,露出庸常的面容.这固然让人沮丧,但充其量是实现蓝图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而已.真正令人懊恼的,是纵使付出了这些代价,也难以接近那个宏伟蓝图,反倒让我们与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一个本身以构建世界和平为使命的项目,带来的却是更多的争议、冲突和政治对立.
柏威夏寺的申遗曾经引发了柬埔寨和泰国的流血冲突.柏威夏寺是高棉帝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大型石宫建筑之一.一九0四年,当时的暹罗当局与统治柬埔寨的法国殖民者商定边界协议时,负责勘界的法国军官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使柏威夏寺被划在法属高棉一方（即今天的柬埔寨）,而泰方当时没有提出异议,直到多年后发现却为时已晚.一九六二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定柬埔寨拥有柏威夏寺,但将神庙最方便的入口通道划给泰国.这样一来,尽管神庙属于柬埔寨所有,泰国却掌控了进出神庙的主通道.自此之后,两国民众可以一道礼佛祈祷,大致相安无事.
这种脆弱的平衡由于柬埔寨单方面申遗而被打破.柬埔寨于二00七年宣布柏威夏寺申报世界遗产,在泰国的反对下,双方经过协商,柬埔寨将申报范围缩小到神庙本身,不涉及泰国实际控制领土.但在二00八年七月柏威夏寺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泰国的反对党借此大做文章,引发国内民众强烈.随后,泰柬两军在神庙发生边界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不得不坐下来磋商,才暂时解决了遗产归属权的争议.
由世界遗产引发的争端,近年来最为激烈的当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二0一四年开始,巴勒斯坦连续申报世界遗产,并在世界遗产大会上无视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做出的“不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评价,依靠委员会中伊斯兰国家的支持,通过把两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政治上的對手,以色列在这两次过程中都表示反对,但无济于事.二0一七年,巴勒斯坦卷土重来,将处在以色列实际控制下的遗产地—希伯伦老城—提名世界遗产,以色列再一次试图阻止.
巴以两国当时均不是世界遗产委员国,需要争取委员国的支持.委员国中,巴勒斯坦的铁杆支持者包括黎巴嫩、科威特、突尼斯等伊斯兰国家,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是当届大会的东道国波兰.但现场情况的发展令人始料未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常驻UNESCO大使竟然都离开了自己的座席走到前台,在大会主席面前唇舌剑起来.在大会主席劝阻下,甚至在会场保安出动之后,两人才回到原位.多数委员国站在巴勒斯坦一边,的结果是：十五票支持,三票反对,六票弃权,“希伯伦老城”成为世界遗产.大会主席宣布结果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以色列代表则在发表了一通义愤填膺的演讲后迅速离开会场.没过多久,以色列便退出了UNESCO.
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延伸,实现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在一次次残酷的现实面前摔得粉碎.不过,相比以上这些利用世界遗产作文章的国家,有些国家的做法相对隐蔽,却也更加娴熟.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申报世界遗产的故事便是其中的“典范”.一九九三年,美国邀请日本合作,希望将体现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成就的相关遗迹申遗.美国人的设想是申报第一颗试爆成功的“三一点”（Trinity Site）遗址,并将广岛的爆炸遗址也一同列入.但由于国内原因,美国最终撤出了联合申遗,日本则顺势单独申报广岛爆炸遗址.在遗产价值表述上,日本很“高明”地写道：“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广岛爆炸区留下的唯一一处建筑等不仅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最具毁灭性力量的象征,而且体现了全世界人们追求和平,最终全面销毁的愿望.”按照这个表述,日本从战争的施暴者变成了战争的受害者,乃至成了和平的追求者.如今,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努力将自己塑造为“世界和平的麦加”,侵略国成了和平的代言人.通过申报世界遗产,通过把特定的历史叙事强加于世界遗产的描述之中,一个国家可以实现违背世界遗产初衷的政治意图.相比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光天化日下的剑拔弩张,日本的策略更为隐蔽,也更为“成功”.
三
面对因为世界遗产而引发的政治纠纷甚至武装争端,无论世界遗产中心还是UNESCO都有些力不从心.有人说,世界遗产之所以遇到如此复杂的局面,恰恰是因为它太过成功,而导致大家都看到了从中谋取利益的可能.梅斯凯尔指出,世界遗产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初衷,坚守创造美好世界的使命,而不是自暴自弃为一个技术官僚的系统,埋没于文山会海之中.当然,她也反思道：是不是我们对世界遗产期待过高了?我们对UNESCO的能量和权力太过乐观,而忽视了它本身能力的局限?将实现人类大同的梦想寄托于一个不具备如此能力的跨国机构,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或者说,将世界和平的希望与世界遗产事业捆绑在一起,或许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
其实,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也并不等于毫无意义.四十多年来,世界遗产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欣喜,很多是它诞生之时未曾预想到的.它最大的成就之一,便是在遗产保护领域接纳并影响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中国于一九八五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一九八七年有了长城、莫高窟、明清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等第一批世界遗产.世界遗产用一种新鲜的方式向中国人讲述世界,也让世界听到了生动的中国历史与现实故事.如今,除了拥有五十五处遗产地之外,中国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法律、监测、传承体系.在庞杂的文案景观中,在前途未卜的困境里,中国人对世界遗产的情有独钟,甚至是狂热的膜拜,反倒预示着某种再生的力量.正如查尔斯·金所说,没有比传承了古老认同的人更现代的了.尽管世界遗产面临着各种纠结与困扰,但那些呼唤人类大同的雄心壮志,那些曾经的卡里斯玛,在庸常的机制中依旧努力地透射出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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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和蓝图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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