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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和农村论文范文

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之举.“多予少取放活”是我国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原则和处理“三农问题”的重要方法,自1998年被党提出以来,在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来,乡村振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二元体系”的制度性结构也在不断改革中调整转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向互动的良性格局日趋形成.因此,“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原则,也亟待紧跟新时展趋势加以转型升级.

那么,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来观察,我国农村地区在“多予少取放活”的主题内容和转型升级的方式上,有什么新的创新和新的作为?根据我们在全国多个地方的实证调研,可以发现和总结什么样的经验规律?可以对比总结出什么样的发展结论?笔者将通过本文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推动乡村振兴再开新局.

“多予”：从财政性扶持到政策性支持

“多予少取放活”,自1998年党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以来,一直就是指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原则,并在其后的历次党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文件中反复加以强调.2019年6月24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农村工作条例》,再次强调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原则,推动城乡融合一体发展.针对农业和农村工作,党和国务院提出和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财政性扶持政策,仅从2013年到2018年的五年间,对扶贫脱贫的财政支出就达2800亿.这些重大的财政性扶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使整个乡村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得以极大改善.然而,在当前城乡结构急剧变化的发展趋势下,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在“多予”方面加以转型升级,从主要关注“财政性扶持”,提升到更多关注“政策性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多予政策.多年来,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主要体现为财政性扶持,其实现方式也多是给钱给物、修路搭桥、建房通电、移民搬迁、奖补农业等.但经历过这么多的财政性扶持,农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却依然存在,主要体现为“人多地少”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克服,农村产业现有的发展程度不足以支撑农业人口高质量生活,农民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支出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因此,这就需要尽快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农业人口的城镇化转移.而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就必须尽快消除城乡资源双向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约束,但这是仅有“给钱给物”性财政性扶持无法根本解决的,亟待从宏观体制机制、制度结构上加以深化改革.

例如,消除农民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根本性紧张矛盾;如推进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改革力度,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促进农业规模化、高效化发展;再例如尽快出台农民宅基地及房产制度改革,落实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力度和“确权颁证”,推动区域内宅基地及其农民房产的市场化流传,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增加农民融入城镇化的资金保障.而在农村空心化、农民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大势下,要解决以上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就必须通过深化制度改革,从政策上支持城乡要素自由双向流动,支持城乡土地市场化平等交易,支持农业生产规模化发展.这就亟待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不断深化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乡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从制度上落到实处,从财政性扶持转型升级到政策性扶持,进一步释放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大制度活力.

——多予产业.农村产业兴旺,是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强大和可持续的农村产业,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扎根农村.当前开展的农村“三大革命”（农村垃圾、污水、厕所革命）虽然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但是,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发现,“美丽乡村”的“空心化现象”依然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农村衰落、农民减少这是难以逆转的城镇化大势,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农村产业无法支撑众多的农村人口生存和生活.

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7.2%,而我国农村常驻人口占全国人口之比高达40.42%,如此的比值差距顯而易见,单凭农业产业根本无法支撑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一方面,要加快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和市民化融入;另一方面,必须加快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农村产业规模化、高产值发展.但仅靠一乡一镇、一家一户的新农村建设,根本无法实现农村产业升级所需的高投入和高成本.这就需要国家在支持农村产业政策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在农民减少、农地集中的条件下,从城市资本自由下乡、农村金融多渠道融资、农村产业政策性扶植等方面,加大政策性和制度性支持的力度.如在尊重农民自主意愿、并有制度化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加快农村承包地的流转经营的制度支持,加快宅基地闲置的推出整理和复垦流转,加大国有企业扶持农村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优惠等.

——多予人才.农村人才是与农村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吸引更多的各种人才进入农村,农村产业的发展才有主体性力量;而只有农村产业发展了,才能吸引更多人才扎根农村,这是环环相扣的良性循环.人依靠产业而生活,产业依靠人而经营,而其根本活力还是“人的因素”.因此,破除农村留不住人才、农村空心化严重的根本之道,还是需要在政策性支持上深化改革：一是畅通城市人才下乡的体制机制,一方面农村新一代农民工不断进城打工,另一方面城市退休人员和中产阶层向往乡村生活.这就说明,需要破除城市人才在农村承包土地、购买宅基地及其住房、在乡村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允许城市人才下乡创业或长期居住养老.二是需要培育乡村本土化人才,只有长期居住乡村、有可靠产业支撑的本土化人才,才是振兴乡村的主体力量.多年来推行的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志愿者等外来人才很难长期扎根农村,实践效果也不尽人意.全国各地在乡村振兴中也努力这一困境,如四川南江县、成都天府新区创新的“村政学院”就是长期培育乡村本土化人才的可持续制度化机制,他们尝试从乡村的退伍军人、致富能手、返乡老板等本土化人才中,加以选拔人才,推送进入村政学院培育提升,实现了乡村人才的可持续生成机制.三是需要培养一支具有稳定性且素质过硬的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的一线政府,是乡村振兴的组织化主导力量,其作用的发挥在乡村振兴中十分重要.但乡镇干部队伍的状况十分堪忧,干部待遇低、工作负担重、责任压力大,致使乡镇干部队伍不稳定、不敢担当作为的趋向较为凸出,也亟需通过政策性激励和制度性改革,减轻基层干部“责、权、利”严重失衡的困局,进一步稳定和优化乡镇干部的队伍和素质.

——放活村民自治的基层力量,农村真正的振兴,只能是各地农民自主自治的振兴.如果城乡人才能够自由流动,真正热爱田园生活的各种人士能够扎根农村,其积极性和自主性将得到充分发挥,乡村振兴才能够得到可持续的主体性支持.因此,当前亟需改革各级政府大包大揽的局面,逆转村民自治行政化日益严重的趋势,健全落实各种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发挥基层的组织化作用,释放基层自治的长久活力,让基层自治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坚强基础.

——放活乡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功能,在城镇化加快和人口流动日益强化的趋势下,农村社会的一些社会化问题日益凸显,如日益严重的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凸显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社會秩序和礼俗的衰落问题等.在这种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和城乡流动性不断加深的趋势下,党的基层组织和乡村干部根本不可能做到大包大揽,其管控型治理也不可能长期维持.这就要极大推进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成长,特别是公共服务类专业组织的培育,使其在农村教育、农村养老和农村文化、农村纠纷化解等方面发挥更大的自组织作用.

——放活乡村干部创新作为的自主空间,乡镇政府和村庄两委,是乡村振兴的最大组织化力量,也是农村权力和资源的协调和配置中心,其干部队伍的稳定及其作用的发挥,是乡村振兴中的关键组织力量.但在目前的乡村治理中,层层加码、层层追责的压力型体制,使基层干部不堪其负,更使村民自治的村两委干部日益成为行政化的附属和“跑腿”.广大乡镇和村级干部在各种形式主义的填报材料、应付检查、考核评比中艰难负重前行,其改革创新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根本无从施展.亟需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干部考核体系的改革和乡村自治的加强,通过制度化激励机制,扩大广大乡村干部的自主创新空间和创新活力.

综上所述,“多予少取放活”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则,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互动共进的发展大势下,“多予少取放活”也就有了不断更新的主题内容和时代蕴含.只有通过全面创新的体制改革,从体制性、制度性政策层面上,切实推进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充分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才能在广大乡村真正实现“一核三治”（党的领导是核心,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才能真正构建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良性制度格局,也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奠定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