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学社90年，一卷天书的奇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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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冶文彪在《清明上河图》里,写了一个人物叫张用.
有宋一代,诸般工艺迅猛精进,远胜前朝.张用就是京城工匠们的头儿,他自幼随父亲学木艺,又心眼活跳,通习几十门技艺.他有一位好友李度,精通楼阁营造.二人醉心工艺,一个狂癫,一个沉静,被人笑称为“张癫李痴”.
李度的父亲叫李诫,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张用一样,是个技术全才,曾任将作监丞（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设计司司长）,还精通相马、神话、地理、古文字、音乐、游戏,且是一流的书画家.
李诫的著作,传世的只有一部《营造法式》.这本书,汇集古今建筑制度、源流、丈量、算度、布局、构造、用材、配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建筑营造集大成之作.
中国的旧传统一直是“道器分途”,极少有士大夫愿意从事被称为“匠学”的建筑学,大量的技术和经验只靠底层工匠的口耳相传.《营造法式》的传世,成为开启中国古建筑之门的钥匙.
只是,这把钥匙用起来并不容易.
1925年,当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时,先是惊喜,随之而来的是莫大的失望和烦恼.充斥其中的术语,字典辞书中都无法查到.这本巨著对他而言,如天书一般.
3年后,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婚期定在3月21日.这一天是宋代记载李诫的去世日期.他们的儿子取名“从诫”,意为“师从李诫”.又过了3年,他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放弃了盖洋房的好机会”,在北方大地的寺庙阁殿中勘探测绘,一点点“天书”的奥秘.
800多年后,李诫终于遇到了他的现代知音.那些矗立千年的寺、塔、桥、院,从此不再是无名匠师留下的冰冷木石,它们背后隐藏的伟大构造,将第一次在中国人的建筑史中得到整理、解析与荣耀.
“天书”初现
梁启超给儿子的那本《营造法式》,是朱启钤（音同前）送给他的.
生于同治年间的朱启钤,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从地方的工程小吏一路做到京城要员,用曹聚仁的话说,“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
袁氏当国时,朱启钤是交通部部长和内务总长.他拆了废弃已久的千步廊,用拆下的砖瓦木料盖了北京第一座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冒着拆祖宗基业、伤害龙脉的举城哗然,在正阳门两侧各开两个门洞,治理了首都的第一次“大拥堵”；又打通了长安街,让以前的“御街”成为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等
朱启钤并非一味大刀阔斧,通通砸碎,而是深浸在对传统的深情里.供职京师巡警厅的时候,他天天骑马外出,对北京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周览而谨识之”,自此留心于古建之学.他尽力搜集古代工书,细心研读,与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打交道,聆其所说,即便是“零闻片语,残鳞断爪”,都“宝若拱璧”.
1919年春,朱启钤代表总统徐世昌,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在图书馆浏览古籍,竟夙愿得偿,发现了影宋抄本《营造法式》,当即将书借出,影印出版.
1930年,朱启钤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至今整整九十载.名“营造”,一则致敬李诫,二则不唯建筑,“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营造学社,次年,在大学建筑系当教授的刘敦桢应邀加盟,自此开启“北梁南刘”时代.他们放弃了大学教职和建筑事务所的优厚回报,将才华与精力在一个尚无人问津的研究领域.
朱启钤在学社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词,今天读来依然震撼：“曰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雄大的抱负,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这个新生社团的困境与挑战：在中国古建筑这块知识大陆,“西邻”“东邻”们早已捷足先登.
19世纪后半叶,东洋、西洋学者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开始各自的学术活动.法国人沙畹、瑞典人喜仁龙、德国人鲍希曼之后,日本学界更是后来居上.1901年,伊东忠太受日本内阁派遣,对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次年开始考察之旅,在山西大同附近找到了云冈石窟,震动中外学界.他的学弟关野贞紧随其后,于1906年开始了中国古建筑考察.1925年,他和常盘大定合著五卷本《支那佛教史迹》,一经出版,立刻被奉为经典.
在《弗莱彻建筑史》将中国建筑视为枝繁叶茂的世界建筑之树上,一支早早分叉出去的干枯枝丫时,日本学者的调查研究有力扭转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歧视与偏见,却也带着“东洋学”执牛耳者的傲慢.早在1905年,伊东忠太就读到了《营造法式》,卻颇为轻视,认为它“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1930年,他在中国营造学社做过一场学术报告,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
这些言论,对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刚加入学社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刺激和挑战.1932年4月,学社在北平之外进行的第一次野外调查,就选择了一年前关野贞曾探访过的河北蓟县独乐寺——与邻国前辈学人之间的“赛跑”,由此开始.
驴背上的颠簸
这趟今天开车不足两小时的路程,当年他们颠簸了整整一天.当晚梁思成给北平打回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 1935年,梁思成（左三）、林徽因（左二）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祈年殿大修现场.
站在独乐寺面前,看到扑面而来的山门,“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让梁思成想起了曾再三翻阅的敦煌壁画图片里的建筑：“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的独乐寺,比《营造法式》颁行早116年,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对于一心想“营造天书”的梁思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偷心”“替木”“鸳鸯交首栱”“角柱生起”等书中这些如武功心法般费解的名词,在这座古木建筑中,一一印证.
发现远不止于此.独乐寺观音阁有成千上万个构件,却只有大小6种规格,梁思成由此领悟到中国古建之精髓——“以材为组”,也就是“木材之标准化”.“用现代建筑的术语来说,‘材’就是木结构建筑的基本‘模数’.在这种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下,大量木构件均可以批量生产、加工,甚至无需在工地进行.” 清华大学建筑史学者王南如此解释.在他看来,历史记载中常有唐长安皇宫（三倍于今天的北京故宫）10个月建成、武则天明堂（历史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一年建成的“神话”,奇迹背后,正是标准化、模数化这一终极秘密.
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由此开始.今天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学者,恐怕难以想象前辈们在驴背上的颠簸.读学社成员的调查报告,处处可见“在路上”的艰辛：
梁思成赴宝坻县调查广济寺三大士殿,不到5点就在猪市中的汽车站等车,“从两千多只猪的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下车之后,头一样打听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刘敦桢往河北武安调查水浴寺,“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到了目的地,他们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栱,然后拉开皮尺就干.22岁那年的一场车祸,让梁思成成了跛足,右腿比左腿短一大截,却丝毫没影响他爬梁上柱的本事.1933年,梁思成与莫宗江赴山西考察应县木塔,塔高67米,九层重叠,两人花了两个星期,一层一层,测完了几千根梁架斗栱.最后剩下塔顶和十几米高的塔刹,梁思成就拽着900年前的铁链,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由于全神贯注,他没注意到浮云的迅速掩近,“突然不远处炸起一个闪电,惊吓之中,我险些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中松开握住冰冷铁链的双手”.
→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手绘图.1937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发现了这座唐代木构建筑,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大地已没有千年以上的唐代建筑.
→ 梁思成在佛光寺東大殿内拍摄（左图）.林徽因与佛光寺大殿中的供养人宁公遇塑像合影（右图）.
从1932年到1937年,学社成员共调查县市190余个,实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他们总是行旅匆匆,只为在战火蔓延的短暂安宁中急起直追,“搜寻证据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那是一个学术大发现的时代.与营造学社差不多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正与研究院的李济、董作宾等,参与主持殷墟遗址发掘.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地上的建筑还是地下的甲骨,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整理国故”是为了“再造文明”,在连绵不断的民族危机中,他们试图回答的,是“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文化”这一终极命题.
历史却没留给他们太多时间.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成员来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早晚攀登工作,与蝙蝠臭虫为伍,终于确认,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唐代木构建筑.夕阳西下,在古寺的一片红光里,他们将带去的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7月12日,一行人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走到代县,看到旧报纸,才知道5天前,“七七”事变爆发了.
流亡西南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当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时,已是1944年.
7年前,老社长朱启钤决定留下.他对自己的换帖兄弟、同仁堂当家乐达义说：“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且无可挽回.”1941年,他请建筑师张鎛将北京城中轴线建筑逐一测绘下来,历时4年,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绘图600余张——即使城烧光了,凭这些真迹图卷,也能原样再建起来.
梁思成一家则决定南行,此后流亡于西南.在云南昆明,学社成员们再度聚首.他们租用了一间尼姑庵,把大殿的送子观音像用麻布挡起来,在神龛下的泥土地上搭起了绘图桌.他们办公的时候,农妇们就在院子里遥对神像,把贡品一字摆开,烧香杀鸡,磕头祷告.
1939年秋,梁思成和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开始了西南古建筑考察,前后历时半年,经过云南、四川、陕西、西康共36个县,调查古建筑、悬墓、汉阙、摩崖石刻约730余处.他们随身背着帐子,带着奎宁和指南针,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脱了鞋袜站在水盆里,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面上就浮了一层跳蚤.白天劳顿,夜晚也不得安宁,听到空袭警报,就要到屋外、甚至城外田野躲避,徘徊月下,直至天明.
1940年8月,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博物院从昆明迁往南溪县李庄镇.营造学社也随之一同入川,住进了上坝月亮田的一个农家院落.院里有一棵大桂圆树,梁思成在树上拴了一根竹竿,每天带着年轻人练习爬竹竿——到野外测绘,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能荒废.
几个月里,李庄的人口从 3600人激增到15000人,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
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梁思成每月收到薪金,立刻买米买面,稍有延迟就是一堆废纸.他的体重降到47公斤,开始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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