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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环保实践论文范文参考：生态哲学视阈下的五台山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研究
2. 第二篇环保实践论文样文：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模型研究
3. 第三篇环保实践论文范文模板：政治学视阈中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4. 第四篇环保实践论文范例：生产型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及绩效相关
5. 第五篇环保实践论文范文格式：当代中国环境法治的演进及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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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环保实践论文范文参考：生态哲学视阈下的五台山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化景观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下称《公约》)第一款中的“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阐明了其以地域为基础实施遗产生态保护的本质特征.中国的文化景观保持了一种与西方将文化与自然视为对立观点的截然不同的人文姿态,是一种反映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观念的文化景观.五台山的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是中国最朴素的“天人合一”生态自然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集中体现.自然因素为五台山文化景观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各种条件,物质因素和包括传统自然哲学观、宗教生态观、生态审美观等非物质因素的生态人文因素是其生态文化景观形成的内在机制.五台山不仅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产物,也是一种反映生态文化动态过程的栩栩如生的生态文化景观,更是自然地貌与佛教文化完美结合的范例.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当今社会,五台山文化景观所体现出的和谐共生理念,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态*智慧,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五台山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台山文化景观中的文殊文化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二者的完美结合奠定了五台山文化景观的生态底蕴；而印度佛教东传后的本土化也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五台山文化景观中体现出的生态*观和生态自然观,深深的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及其生态环保实践,反过来这样的生态环保实践又进一步成为实现五台山文化景观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我国各地文化景观遗产保护面临着来自保护理念方面的差距、行政管理方面的交叉重叠、开发建设方面的破坏、社会变迁方面的挑战、生存环境方面的威胁等诸多问题.在举国上下致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从生态哲学的新视角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结合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进行创造性实践,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新路,是十分必要的.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首先按照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分别从本体论、价值观和实践观等3个层面对五台山文化景观所体现出的生态自然观、生态*观和生态环保实践等定性地进行了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构建了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基本模型,应用量化方法科学的对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测评,最后针对测评结果反映的问题,提出具体的优化策略.

基于上述思路,本论文将具体分4部分展开：

论文第一部分(即导言),主要对五台山文化景观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厘清文中涉及的主要概念,阐明研究对象的性质、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提出合理的研究方法,为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理论基础.

论文第二部分,包括第1、2、3章,按照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分别从本体论、价值观和实践观等3个层面对五台山文化景观所体现出的生态自然观、生态*观和生态环保实践等定性地进行了理论探讨.

第1章“五台山文化景观与佛教生态自然观”,详细探讨佛教生态自然观从“依正不二”到“天人合一”的演变,阐释五台山文殊文化中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思想,并通过五台山文化景观的历史演进对其所蕴含的生态自然观进行历史的呈现.佛教依正不二的思想对于人类与环境的认识极为深刻,是佛教生态自然观的主体,对于当前的环境保护实践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佛教依正不二论与道家、儒家等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天人合一”,有着某种共通点,都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以“依正不二”为主体的佛教生态自然观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思想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自然思想,并对中国古代文化景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中,这种生态自然哲学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中的文殊文化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二者的完美结合奠定了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底蕴.

第2章“五台山文化景观与佛教生态*观”,进一步系统的阐述五台山佛教生态*中的缘起论、尊重生命的慈悲观、和谐共生观等思想是“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的形成基础.自东晋以来,五台山地区的佛事日盛,频频出现高僧大德弘法利生,历代帝皇多来此崇佛建寺,不仅使五台山成为众多佛教徒向往的地方,也使其成为一处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景观.俗语有云,“自古名山僧占多”,五台山地区因佛教而扬名天下,佛教也因五台山而得到发展.五台山清净的自然环境,为佛教徒的修行提供了适宜的场所；多处奇异的自然景观,契合了佛教教义中的种种神化传说.不仅如此,在五台山佛教生态*思想的指导下,五台山的僧众和信众均十分重视生态自然环境的保护,充分体现出佛教生态文化对五台山生态自然环境的重要影响.

第3章“五台山文化景观与佛教生态环保实践”,从五台山佛教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教育功能等3方面具体论述五台山文化景观与佛教生态环保实践之间的互动.生态环保实践主要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等3方面的内容.五台山佛教生态文化通过前两章论述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观对五台山地区的自然环境间接地产生了影响,其主要体现形式即五台山佛教众僧和信众的生态环保实践.

论文的第三部分(即第4、5章)在第二部分的定性分析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构建了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基本模型,应用量化方法科学的对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测评.

第4章“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根据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特性及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结合五台山佛教生态哲学观的相关要求,本章提出了以生态驱动发展因素和生态持续发展因素2大类型为基础,以生态资源、科技支撑设施、生态景观管理、生态环境、生态社会和生态文化为6大评价目标,共包含目标层、类型层、指标层以及因子层41项评价因子构成的指标体系的基本理论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和德尔菲法确定了评价指标的权重与定性评价指标,确定了文化景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分级标准,从而为综合评价五台山文化景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5章“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应用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对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五台山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在梳理清楚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现实状况后,我们应用第4章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把脉问诊,按照之前提出的综合评价步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估,得出了最终的定量性评价结论.量化评估结果表明,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文化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生态科技支撑和生态环境处于基本可持续发展状态,而生态景观管理和生态社会处于初步可持续发展状态.

论文的第四部分(即第6章)是对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优化对策的研究.针对量化评价结论,结合科技与社会、生态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山西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要求,提出推进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基本原则.根据提出的合理化目标和原则,结合笔者实地调研的成果,提出了7条优化建议,其中前5条分别对应的是第5章第一节所作的现状分析,后2条则是从宏观上提升五台山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

结束语部分对五台山佛教生态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五台山佛教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问题作了总结性思考,全面概括和总结了五台山文化景观所内蕴的生态哲学观,多角度论述了世界生态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理论上的高度的合理性和在实践领域的广泛的适用性,以及优化策略的可行性和预期成效,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第二篇环保实践论文样文：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模型研究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工业活动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各种大范围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以及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环境灾害接踵而至.人们开始关注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及其产生的恶果,并不断地寻求方法,能够减少和消除工业企业运营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的企业环境管理措施,逐渐成为能够综合地提升企业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的重要环境管理策略和战略.在工业发达国家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已经出台了政策、法规以及标准,如欧盟2005年8月13日实施的WEEE指令和和2006年7月1日实施的RoHS指令,促进和规范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许多国际领先企业也开始引入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理念和措施,构建企业自身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开展环保实践.

近二十年来,世界工业大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大量供应链上的制造环节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同时也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污染和破坏.在这种背景下,些中国的出口企业和合资企业由于受到国外环保法规以及领先企业的影响,开始尝试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创新性的环境管理实践来应对这种变化,并且将这些环境管理措施向供应链的上下游扩散.中国政府也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规范,鼓励企业采取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但是,由于实施成本较高和实施的复杂性等原因,绿色供应链管理在中国企业中的实施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在企业间的普及率也相对较差.

基于此,了解企业如何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等环境管理措施,将会为促进绿色供应链管理在企业间的传播和政府扩散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合理的建议.本文采用现状分析—理论建模—对策剖析的研究结构探究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机理,以中国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现状分析为出发点,利用复杂系统等理论和方法剖析了企业群体内外因素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的影响规律.在上述基础上,利用系统动力学和演化博弈分析政府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的作用机理.

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研究界定了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的概念和特性,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利用Bass模型对选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样本数据进行拟合,分析了中国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现状.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系统框架和扩散模型的研究框架,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影响因素和扩散流程进行了总结,明确了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模型的两部分主要研究内容——企业间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扩散模型和政府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的影响模型.

其次,本文对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的影响规律进行研究,剖析了企业间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扩散机理.在建立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决策动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复杂系统理论构建企业间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模型,对企业群体规模、不同类型企业相互作用,社会规范压力以及企业群体外部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相互影响和企业受到的社会规范压力都会促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扩散速度和最终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比例；企业群体规模的增大会加快扩散速度,但是最终实施企业比例呈周期性下降.

最后,本文研究了不同因素影响下政府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的驱动作用,剖析了政府对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的驱动机理.通过建立政府补贴下的竞争企业间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三阶段演化模型,开发了补贴额度与社会福利、绿色产品销量和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比例的关系函数.同时,利用系统动力学对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完善和补充,仿真模拟结果发现：政府对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者或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进行补贴,均会促进绿色供应链管理在企业间的扩散,但是政府对企业补贴的效果优于对消费者的补贴；另外,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会大大促进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扩散.研究结果可以为政府制定绿色供应链管理扩散促进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决策支持.

第三篇环保实践论文范文模板：政治学视阈中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当今人类正面临着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巨大威胁.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并提高治理的有效度.在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学科研究中,政治学角度的研究具有独特的地位.生态环境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到人们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利益,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和政治相关,因此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不能仅从经济、哲学、技术等角度去研究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还必须从政治学的视阈对其加以研究,并提出对策.

政治学视阈的生态环境治理主要指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互动合作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达到良好的生态环境目标的过程.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和政治的关联要求生态环境治理要有政治向度,在当代西方国家兴起的生态政治就体现了西方生态环境治理的政治向度.生态政治体现了生态环境与政治的结合,是在对生态环境重要价值的新的认识基础上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生态环境与政治关系的新型政治.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有正确的生态政治价值导向.对于西方流派众多的生态政治理论,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但可以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科学发展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政治内涵,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实践需要的、引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纲领.

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不能局限于单一主体,而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合作.政府、企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都可以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自身的作用.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在环境资源的配置中也存在诸多失灵的地方,政府必须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居主导性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应该占据垄断的地位,相比其他治理,生态环境治理更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与各非政府的主体、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本文认为,面对当今复杂而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可以构建一种多元主体合作的环境网络治理的新模式,该模式可以达到单一主体治理模式无法达成的治理目标,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一种新路径.

理论的研究是为了现实的实践.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再运用实证调查的方法,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的状况从总体上作一全面考察,再从面到点,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个案,对其生态环境治理的状况作出调查分析.在当代中国,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政府的环境意识和环保实践水平逐步提高,为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失灵现象.除了政府主体,我国的各类企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也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但总体上还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我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市,其工业化的进程走在了全国前列,也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然而,昆山市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在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有益尝试,同样在全国名列前茅.本文以昆山市为个案,对昆山市政府和非政府主体的生态环境治理状况及经验做法作了考察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环境治理带来有益启迪.

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基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从政治学的视阈提出对策是根本性的环节.本文认为,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需从优化选择多种环境治理工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促进公众参与,加强环境法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效度.

第四篇环保实践论文范例：生产型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及绩效相关

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竞争程度的加剧,资源、环境、生态危机问题日益凸显.资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如何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现阶段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的直面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围绕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锐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环境视角的绿色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寻求的共鸣.生产型企业作为提供社会发展必需的物质基础的微观经济主体,当如何顺应绿色经济发展浪潮这一趋势这给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无论形式和内涵上都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无疑,创新的“绿色”化,是企业适应绿色经济发展和满足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生产型企业绿色创新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实现路径.那么,如何促进和实现生产型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是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生产型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是当前首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绿色创新(Green Innovation)是继环境创新、可持续创新概念之后,成为了组织和环境研究中的主流概念.随着近年来绿色创新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重要性越来越大,绿色创新逐渐成为管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高频词汇绿色创新研究也成为了管理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是,相关研究就国外已有成果来看仍处于早期阶段.而国内学界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才开始起步,台湾对于绿色创新研究相对成熟.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讨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现有文献对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分别从环境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战略管理和产业组织视角对绿色创新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1)从环境规制方面,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而且主要以定性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为主；(2)基于创新经济学为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在已有的一般创新影响因素模型中加了环境规制因素,而且也多是定性研究为主,有的实证研究也只是对市场因素且多为顾客需求单一因素考察其驱动作用.(3)从战略管理的视角讨论了绿色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于此,笔者通过已有相关文献研究和实践调研,提出从市场因素、政策因素、企业资源和企业管理者角度,构建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通过269家生产型企业有效数据实证分析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企业资源中的冗余资源和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实际驱动效应.

同时实践中,虽然很多企业都认识到企业绿色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事实上很少企业会主动进行绿色创新,因为有一个传统观点认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绿色创新带来的环境绩效势必会挤出经济绩效”.这一观点是当前阻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关于企业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企业实施绿色创新会分散企业在其核心业务上的注意力和投资,加重企业的负担,从而影响企业的绩效,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另一种是以Porter和Van der Linde (1995b)和Eiadat等(2008)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企业绿色创新不仅可以提高环境效益也可以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企业绿色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相关性,只是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之争.这两种观点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为样本,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我国企业.基于这一实际情况和理论基础,本文研究还必须关注企业绿色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的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将通过文献理论梳理和实践调研为基础和依据,提出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研究市场导向、政策导向、组织冗余和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四个因素对生产型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创新和企业经济绩效的相关性,作为研究命题,以为促进和实现生产型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提供指导和有针对性的建议.

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以及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第二章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首先对本文展开研究的理论基础：创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资源基础观和管理者注意力进行阐述；然后对已有关于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和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为构建概念模型和提出的理论假设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章概念模型与理论假设.本章根据一般创新理论和案例分析,并依据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型.然后,本章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选取可测量指标,并在准确详细界定阐明研究变量涵义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本文研究主旨的理论假设.

第四章研究设计与方法.本章为了获得科学有效的数据验证前面提出的概念模型,在研究设计中首先明确采取的问卷调查使用的问卷设计的原则、方法和程序,然后介绍市场导向、政策导向、组织冗余、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变量的测量题项形成的过程；最后通过预调研获得的小样本数据,利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初步形成的问卷的所有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筛选和修正,最终形成正式的调查问卷.

第五章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首先对大样本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对调查样本有一个简明的了解,也是对前面推到出的理论假设的初步验证；然后利用SPSS、VisualPLSl.04b1等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模型,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根据上一章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并归纳本文的研究贡献；揭示本文研究局限的基础上并提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研究结论：

第一,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分析,提出从企业内外部两方面探索,构建了生产型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框架,解释了影响生产型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实证检验,生产型企业绿色创新主要受到市场导向、政策导向、组织冗余和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因素影响.由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这四个影响因素对生产型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拟合度分别为0.529和0.538,由此可见,这四个因素对生产型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有着较高的解释力,即目前影响我国生产型企业是否进行绿色创新的主要因素为市场导向、政策导向、组织冗余和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

第二,生产型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于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而且分歧主要体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是否有助于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学者们,多数认为企业绿色创新会降低企业经济绩效,因为他们认为绿色创新因环境效益的公共性而致其并不能全部转化为企业绩效,这样绿色创新的实施占用企业经济业务的花费势必成为企业的负值,从而降低企业绩效和竞争力.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表明绿色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经济绩效.本文研究证实了我国生产型企业实施绿色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尤其现阶段的绿色产品创新显著正作用于企业经济绩效.因此,企业应对绿色创新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当前,资源、环境的生态恶化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许多企业的产品由于环保等指标超标而被市场拒之门外,相信企业产品未来会面临更为严厉的市场绿色准入标准,因此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势在必行.目前,由于许多企业家对绿色创新有较为负面的认识,导致许多企业并没有认真考虑将环境问题纳入组织战略层次考虑,这势必会阻碍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企业应正确认识绿色创新,通过先发行动抢占绿色市场,进而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作用.市场导向对中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无论是绿色产品创新还是绿色工艺创新都得到了验证,也就是说,“绿色”的市场导向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中的顾客的“绿色消费”需求即顾客导向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因此,应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培养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从而推动企业自主的进行绿色创新.同时当企业的竞争对手实施绿色创新时,企业为了不失去市场份额,也会改进生产,实行绿色创新,因此,在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中,竞争者导向势必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所以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因此,在以绿色创新为实现路径,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锐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必须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作用.政策导向无论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都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政府通过制定科学的环保、节能、降耗等法规、政策,在推动企业“绿色化”进程中发挥了很好的监管和引导作用.以往关于绿色创新研究许多的文献表明,环境规制是影响企业是否进行绿色化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本文把市场因素、组织冗余资源和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引入研究,发现政策因素会被弱化,根据已有理论和调查的实践表明,这主要是因为绿色政策更多会在促使企业开展反应式的绿色环保上有帮助,因为不遵循环境规制的企业难以逃脱政府的环保惩处.而现有绿色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激励企业表示不足,因此,政府应加大财政、税收及金融等方面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推进工艺创新发展企业绿色创新.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税制,调整资源税、消费税等,以及考虑对积极推动绿色创新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或是贴息贷款以平衡绿色创新的高投资和高风险的特点.由此可见,发挥政府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职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组织冗余有助于生产型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进行创新需要有一定的资源与之相匹配.而组织冗余作为企业的冗余资源刚好可以用于为企业试验绿色创新,开发潜在的绿色产品提供了资源基础.因此,组织冗余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其中,对于已吸收冗余由于已经成为企业在固定设备或技术上的剩余资源,因此,企业愿意挖掘这方面的资源用于开展环保的经营活动,而那些能灵活用于多种用途的未吸收冗余在市场需求和政策管制的压力下则更有可能对探索性的绿色创新起到推动作用.尤其基于绿色消费引起的市场绿色需求,组织冗余资源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鉴于此,企业应努力充分挖掘和利用组织冗余资源,以更好的进行绿色创新,赢得绿色创新主动权,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

第六,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提高和强化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环保意识,培育企业管理者对绿色环保的关注和注意力,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直接的显著作用.同时,当环保意识转化为现实生产中的绿色创新活动时,往往需要各种资源的投入,而高层管理者可以通过对生产运营活动所需的资源进行配置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因此通过《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和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办法,提升企业的环保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和显著作用.

本文的创新点：

创新点一,本文在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锐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基于企业绿色创新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提出了一个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生产型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已有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或只是少量的外部单一因素实证,很少将企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因此,本文研究提出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分析框架,拓展了以往的理论研究.

创新点二,本文基于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生产型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选择我国269家生产型企业作为样本,实证验证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组织冗余和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已有实证研究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为样本,基于我国本土化数据的实证研究,不仅丰富了已有研究,而且有助于为我国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相关政策涵义.

创新点三,本文检验了外部因素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与内部因素即组织情景因素组织冗余和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际效应.现有文献只是从管理者对环境的关注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研究,并没有从企业绿色创新的前置因素中,考虑其与其他前置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而这一交互作用更符合实践,企业是否进行绿色创新不是某一或某几个因素独立作用的结果,而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本文在主效应分析的基础

第五篇环保实践论文范文格式：当代中国环境法治的演进及趋势研究

中国环境政策法律的历史演进,追随着国际环保浪潮,与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如影随形,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历程中,国家在环保领域成长的一个缩影与见证.中国环境立法成就斐然,但实施绩效却捉襟见肘,中国正面临环境问题逼近安全底线的危机.在环境安全日益广受关注的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存在被“安全化他者”的高风险性.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表明,尽管中国环保事业立法先行、理念先进,力图避免走上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但总体上仍然重复了类似的道路.如何辩证看待并客观评价中国环境法治与环保事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进而探求其提升之道,是从源头上化解“中国环境威胁论”,促进中国环保的历史性转型、保障国家环境安全、探求中国特色的环保新路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重大课题.

尽管环境安全的概念已深入人心,但同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对环境法的影响程度相比,环境安全对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及趋势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地探讨和重视.环境安全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科学、政治和战略上的多重性质,环境安全是分析环境法治演进及趋势的有价值的概念工具.论文以国际环境规范的生命周期为框架,以环境安全与环境法的演变及趋势为主线,通过国际比较,探究当代中国环境法治建构的历程、特点及不足,从而探索其绩效提升之路径.导论部分概述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框架、结构安排和选题的使用材料来源,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及其不足.第一章探讨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的历史演变及其理论基础.第二章运用建构主义的规范生命周期与规范扩散理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理论、环境法学、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从国内与国际互动沟通两个层面,综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两个方面,将中国环境立法与环境安全的演变历程,融入国际环境法律规范的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的四个阶段进行考察和论述.第三章在论述美、日、欧盟、印度、巴西、非洲等国的环境法治与环境安全基础上,将美、日、欧盟的环境法治同中国进行比较,并从上述各国的生态足迹、环境责任和环境资源绩效三方面,展开国际比较,阐述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的趋势.第四章从分析环境安全与演进中的国际环境法治着手,探讨环境安全与当今中国环境法治的成就和不足、趋势及转型,并通过对中国参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博弈分析,阐述中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的策略及其展望.结语部分对中国和平发展、环境安全与环境法治进行探讨,阐明实现中国环境安全战略目标的对策措施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研究认为,环境法是客观环境危机与人类主观制度文明应对的产物.环境安全是环境法律规范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的根本动力,高绩效的环境法治与环境安全保障同环境质量改善是高度相关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际环境法正以一种结构性和嵌入性的方式实现环境保护.自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国际环境法的兴起、普及、内化及进化为中国环境法的开创、成长、发展及完善提供了国际推动力.世界环保潮流的影响势不可挡,但它必须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顺应国际环保浪潮、积极主动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环境法,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化进程中,积极认知全球环境问题和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并应用于国内环保实践,政府自上而下建构的产物.与中国环境法是外发自觉建构、以外促内地生成路径不同,发达国家环境法是内生自发建构的产物,并向外传播、示范和扩散.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环境法制构建中,国家力量强而社会力量弱的现实.因而,培育公民的环境意识、倡导企业的环境责任,探索保障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环保的法律渠道,促进法律移植和本土化之间的磨合与建构,实现外来规范与本土规范的兼容与同构,寻求环境、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走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更高”的环境治理困境,正是提升中国环境法治绩效的根本之道.中国环境法的生成、演进及趋势,伴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是国家改变自己、参与并影响世界的历程.随着中国崛起、加速融入世界,中国已从国际环境法治的初学者演变为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全球环境安全的危机状态与中国自身脆弱的资源环境国情,是促进中国环境法治绩效提升并走向历史性转型的外在压力与内生动力.国际环境安全的整体性将推动环境法治的全球性趋同.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面临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及全球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等多重、独特的压力,但中国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水平上,基本保障了国家环境安全,环境法制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支撑.作为后发工业化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面临环境危机的当代,中国理应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的环境安全压力远超出其他国家,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当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如果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了本国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安全问题,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北京奥运与上海世博的成功举办,传递着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的话语权将与其国内环境法治的历史性转型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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