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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参考 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精选]有关写作资料

主题:古代文学研究生 下载地址:论文doc下载 原创作者:原创作者未知 评分:9.0分 更新时间: 2024-02-02

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论文

目录

  1. 第一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参考: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
  2. 第二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样文: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
  3. 第三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模板:罗根泽文学批评史研究
  4. 第四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例: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
  5. 第五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格式: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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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参考: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

作为一名跨语际、跨文化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刘若愚既是古今文学的传承者,也是中西文化沟通的实践者.他运用自身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努力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提取出来并形成一定的体系和框架,将中国诗学纳入世界文论系统中,建构独具特色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本文以刘若愚艰苦卓绝的用西方诗学的理论骨骼支撑和托起中国诗学的思想血肉,将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世界性转变的理论体系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跨文化对话和融合的语境出发,梳理刘若愚的学术思想基础和脉络,重新审视他的伟大尝试,探讨其跨文化诗学思想体系在现代视野中的拓展与延伸,并由后殖民语境向后现代和全球化转换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让中国诗学走出“失语症”,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让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同时也为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四章、结语,共六部分内容.

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存在的疑难问题.刘若愚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美籍华裔汉学家,他是跨文化沟通的典型代表,并形成独特的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其理论素养扎实深厚,著述视野宽阔、立论精当,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古典诗歌、诗论和文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他从自身的文化基础出发,既不赞成把西方现代的理论、概念、评判标准和方法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地运用在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同时也不固步自封,仅仅拘泥于中国传统的诗学,而是采取审慎的考辨和严谨的比较态度,汲取中西诗学的资源并加以综合,热情洋溢地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顺应世界文论研究的发展新趋势,积极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方法论转向问题.他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他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刘若愚的思想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兴起以及深入发展指明了重要路向.其次,中国近现代文论界一直围绕着“要回到中国还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走不出来,甚至患上了所谓的“失语症”.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势不可挡,只有把民族文学理论放置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宏大背景下,在跨语际和跨文化中进行审视,民族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才有可能变得澄明起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学理论交流与对话打造一个共享的平台.探寻刘若愚的学术之路,综合评价其贡献和存在的不足正是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更好前行积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第一章是探寻刘若愚的学术道路并对其主要著作进行简要剖析.刘若愚1926年出生于北京,其家庭是书香门第,秉承着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他的父母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文化教养,其兄弟姐妹也是勤奋好学,因而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 mbAlunWen.net中成长起来的他此后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刘若愚在国内就读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都是选取中国当时教育理念最先进、教育模式最正规、教育程度最扎实的学校,而且由于他自小就表现出来的语言天赋使得他的英语才华极为突出,所以他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争取到去英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在其指导教授的直接引领下走向跨文化和中西比较的研究道路,在毕业之后选择留在英国的高校教授中文,而后辗转到香港的新亚书院任教,随后又在美国的好几所高校待过,最终在美国西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找到了最佳的学术单位、事业平台和终生依托,并登上了事业发展的巅峰.追寻刘若愚所走过的路,只有在真正了解之后我们才会深刻体悟到他的学术信仰和追求.刘若愚共著有《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1982)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八部英文专著,每一本著作的构思与写成都是在岁月的辗转与磨砺中,部部都是精华,都是泣血之作,而在此处对其八部著作做简要的剖析,既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全面展现其学术思想的需要.

第二章较为系统地梳理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的中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在后殖*义和文化认同中的冲突与抉择.刘若愚的父母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代表,而他自小就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汇通的家庭教育中汲取着养料而走向成熟.一方面,他的中国文化积淀和根基极为深厚,诗词歌赋、理论文学随手拈来;另一方面他后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和学术圈中打拼,因而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用得较为娴熟,所有这些都是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他能够自觉运用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概念、方法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所以他与现代西学的关系是极为深刻和密切的,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新批评和现象学.刘若愚在其研究中对“作品”、“语境”、“语言”、“语言悖论”等问题的关注是在对新批评理论的吸收与改进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而他的关于“诗是不同境界和语言的探索”这一概念中对“境界”、“创境”的讨论,存在主义中的“存在”概念对于形而上学文学理论中的“道”的并比性等问题,以及在他的思想中与现象学的某些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等等,正是其理论建构与现象学理论相得益彰之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下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刘若愚在后殖*义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中坚守着、抉择着,他努力纠正西方学界对汉字、汉语、诗学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他凭借自身的奋斗占据欧美学术前沿,在自身不断的辛苦努力中寻找和建立文化身份,同时也争取着一份他人的认同.

第三章重点阐述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问题.刘若愚建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这也是为他赢得身前生后极大声誉的代表作.他撰写此书主要有三个目的,即: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第二个也是直接的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为此,他在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提出的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四要素说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即改创为“宇宙—作家—世界—读者”双向流动的过程,并进一步将中国诗学理论分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这六大板块,为每一种理论形式找寻中国文论的依据.这既是刘若愚为建构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因为他确实做到了“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这也是日后他饱受其他学者批评的所在,将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强塞在这个不甚完美的框架中,总是有些削足适履、强而为之.而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中对语言为中心的方法论转向也是其努力之处,他自觉的语言文字贯通达至文化贯通的意识、方法论转向的探索与创新、以及努力对其建构的诗学理论体系进行实践,既做到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也从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理论,都可看出他扩展和深化中国诗学的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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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重点探讨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当代现实意义.刘若愚的综合性诗学研究之路对其他汉学家或是从事比较诗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可谓影响深远,其中就包括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叶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扬弃了刘若愚的理论,他根源性地质疑与结合西方新旧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机,肯定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并通过中西文学模子的“互照互省”,试图寻求更合理的文学共同规律建立多方面的理论架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他对思维模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绝对化的色彩,还是没有走出比较文学的圈圈,因而在探寻文学作品表面之下更深层的理论方面还是稍显逊色.而比较文学必然要走向比较诗学才会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中外很多学者一致看到的地方.中国诗学研究既要拿来也要送去,只有在中西互为借鉴、互相融合、共同进步的基础上才会走得更远、更深入,因而文化认同、双向阐发的原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秉承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文论研究的“失语症”问题才会消失.

中西跨文化之间的诗学或文学理论的比较,不是要求所有的部分都要达到对话的完美结局,即寻找到最好契合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两者可能进行对话和结合的地方,进行有重点的努力,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作为今天的资源和基础,然后与新时代的诗学和文论进行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沟通,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有重点、有目标,而我们所看到的刘若愚就是这样去做的.作为一个有偏见的、执着的批评家,刘若愚也为让更多的西方学生和读者更深入地去了解和感受中国的文化精华,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来,他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但是由于英年早逝,他毕生的努力却只是未尽的事业,今天的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接过其手中的笔,让其思想和精髓可以走得更远!

第二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样文: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

本文将明清世情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对象,从雅俗及地域的视角,通过中国文学古今视角的换位与互动研究,立足于对作品文本的细致解读,以期深度还原明清世情小说深广的思想内涵与上乘的艺术水准,凸显明清世情小说的文化性与地域性,廓清清末小说的雅俗新变与现代转型,力求对明清世情小说的全新把握与深层建构,并大致梳理与展示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及地域分布的现当代嬗变.

本文主体部分共计五章,另有绪论及余论.绪论部分主要是界定本文的三大基本概念: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批评、文化地图,为下面主体部分论述的展开铺平道路.第一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发生——齐鲁一枝独秀》.齐鲁是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的发祥地与重要源泉,明代就奉献有两部世情力作《*梅》与《醒世姻缘传》.“第一奇书”《*梅》首先“奇”在作品内容彻头彻尾的“俗”;其次更“奇”在作品主题甚深的“雅”;当然也“奇”在作品细节的生动、人物的鲜明、结构的缜密、语言的传神等方面,而“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成为一朵伟大而永恒的世情人性的“恶之花”.带有明显的明人口吻与实录风格的《醒世姻缘传》是一曲沉重的道德挽歌,祭起的却是佛教果报论大旗,有着浓厚的道德情结与儒家本位思想的西周生,面对着人心不古、世风浇漓的社会现实,只能以浓烈的因果叙事来挽救世道人心,希翼西周古风重临世间.

第二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自觉与发展——吴越竞艳》.苏州是明末清初短篇世情小说创作大潮的滥觞,而冯梦龙则可谓短篇世情小说的教主,他提倡“奏雅”与“适俗”并重,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并在其编撰的“三言”中成功地实现了雅俗整合,对其后中国世情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凌濛初的“二拍”可谓出于冯梦龙的“三言”而又胜于“三言”,一方面,其无处不在的天命论与因果报应的世情叙事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性,实现了作者“尚奇”、“尚俗”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凌濛初对作品劝惩主旨的高度重视,又体现了其一片赤诚的道学心肠.凌濛初“二拍”的创作实践把小说俗的内容与雅的主旨的有机整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冯梦龙一起,共同开启了明末清初世情性短篇拟话本小说创作*的序幕.

杭州是明末清初短篇世情小说创作的重镇,先后出现了陆云龙兄弟、李渔、艾纳居士等小说名家.陆云龙兄弟以儒为宗,道释为翼,可谓真道学,其《型世言》发扬“三言”的劝诫主旨,而另辟蹊径,从正面直接树型,大力弘扬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且强调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时效性,道学主旨与世情叙事融为一体,雅俗结合,而成为明清世情性拟话本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当无愧于“三言二拍一型”这一现代定论.李渔心中始终有着高雅的名士情结,虽然他做了很多俗事,由于他把小说等同于传奇,而一味求“新奇”与“娱心”,其小说“寓教于乐”的雅俗整合之路,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但过度的“乐”、“俗”几乎掩盖了“教”、“雅”,且传奇的程式化、符号化又使他忽视小说非常重要的细节描写,虽有绝世的天才,也难以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而令人惋惜.而艾衲先生的《豆棚闲话》可谓明清短篇世情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容许过于*地辟佛老,所以他煞费苦心地施了很多障眼法,艾衲居士、紫髯狂客、天空啸鹤包括陈斋长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豆棚闲话》可以说就是小说版的韩愈的《原道》抑或《驱鳄鱼文》.

第三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深化——南北争雄》.清中叶江南长篇世情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南京,除了曹去晶的《姑妄言》、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世情小说精品,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明清小说的巅峰之作曹雪芹的《红楼梦》.曹去晶有着与众不同的创作态度、趣味与理念,他与评者林钝翁实为一人,这是打开《姑妄言》之谜尤其是它满纸“淫语”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姑妄言》以佛教的果报论来劝谕世人,特别是以种种恐怖的淫报来警醒读者,显示了作者的“一片菩提心”,其复杂的人物、深广的主题铸就了作品世情小说的高雅品质.《儒林外史》是一部有着强烈讽刺特色的世情小说,它“破”、“立”结合,即“反儒”又“尊儒”,反的是“俗儒”,尊的是“雅儒”,同时它又既“贬道释”,又“趋道释”,贬的是道释门中种种丑陋现象,趋的是道释的甚深义理,而构成了作品深广的雅俗内涵,体现了世情小说一贯的劝惩与醒世主旨.清中叶北方长篇世情小说的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北京有随缘下士的《林兰香》,齐鲁有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中原有李绿园的《歧路灯》,而呈现“三国鼎立”的态势.“林兰香”有着三重意蕴,最表层是燕梦卿的个人悲剧,中间层是屈原的儒家精神,最里层则是尘梦苏醒之后的道家追求,所以《林兰香》虽有大量的儒家叙事,但其根本的意旨却是道家思想,具体表现为耿朗的由儒及道、燕梦卿的临终悟道、田春畹的儒道兼备以及宣爱娘、平彩云的道家本色等,其虽有过于文人化之嫌,而在雅俗结合上差强人意,但它依然是出色的明清世情小说之一.《绿野仙踪》的“绿野”象征着现实、世情,“仙踪”象征着道教,其“绿野”占了全书的大半篇幅,包括五大世情叙事板块,通过冷于冰的“仙踪”拼接而成.作品于“绿野”之上点缀的“仙踪”叙事是为了导引、提升“绿野”,而铸就了《绿野仙踪》世情小说的品格.《绿野仙踪》与《*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绿野佛影”类世情杰作以及“绿野儒魂”的代表作《歧路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李绿园高擎的这盏“歧路灯”首先是儒家的理学之“灯”,中庸之“灯”,同时也是一盏汲取了佛老意蕴的道释之“灯”.《歧路灯》着力塑造了三组“雅人”形象,主人公谭绍闻周围的一批“俗人”形象也刻画得比较成功,谭绍闻自身的雅俗演变更是形象地证明了高雅精神文化之“灯”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巅峰——南北兼容的<,红楼梦>,》.雅俗共赏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朱自清所讲的“屈雅就俗”,一是本文所讲的“雅俗兼备”,就是面对同一部作品,雅者赏雅,俗者赏俗,互不冲突,均有收获,《红楼梦》就是这样的典范之作,在其雅、俗两极之间有一个过渡层次的“情”,这是《红楼梦》雅俗共赏的关键与分水岭,真正《红楼梦》雅俗共赏的时代还远未到来.《红楼梦》固然是曹雪芹的独创,可同时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化与文学精华的大力继承与弘扬.《红楼梦》一方面发扬了《*梅》开创的世情小说的写实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作风与中国文化的儒道释精髓,而融历史叙事、世情叙事、诗性叙事、文化叙事于一炉.《红楼梦》是真正的灵魂写作、生命写作,凝聚了作者无比深广的人生感受与思想内涵,而至小说的至高境界,影响巨大.

第五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转型——上海独领*》.由于晚清时期上海独特的地缘与政治环境,再加之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在清末上海出现了明清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小说创作大潮,而以谴责小说成就最高,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雅俗整合的现代转型.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有着四重阅读障碍,首先是语言,其次是题材与内容之俗,再次是主旨之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作品对人性的细腻刻画与细节写实的平淡风格.《海上花》接近曹雪芹八十回版《红楼梦》的艺术品质,这注定了其曲高和寡的命运,而难以像高鹗版《红楼梦》那样雅俗共赏,风行天下.李伯元既反对一味崇洋的维新,也不赞成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而是偏向于中西文明结合的中庸维新之道,其《官场现形记》固然触到了晚清的痛处,可聚焦维新这一晚清最大国情的《文明小史》因其史诗意味,显得更为厚重、深刻,而成功实现了明清世情小说主旨的现代转型与雅俗新变,堪为晚清小说的杰作,其浓郁的上海叙事更是别出心裁,意蕴深远.吴趼人对鬼神及佛老态度的前后变化,反映了其对传统文化从背离到回归的精神走向,而体现为其身上越来越浓的道德情结,他投身小说创作受到梁启超与家乡“木鱼书”的双重影响,其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等都是包装不同的道德叙事,而带有鲜明的“木鱼书”醒世色彩,特别是其写情小说又与明末冯梦龙的“情教说”遥相呼应,谱写了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新篇章.太谷学派兼取道释而归于儒,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成就中国古典文化最后的绝响,而刘鹗与太谷学派却有着不解之缘,其一生就是太谷学派思想的精彩演绎,《老残游记》作为刘鹗心灵的哭泣与自辩之作,自然充溢着浓郁的太谷学派叙事,同时作品又以小说的形式、寓言的手法,来实现让国人接受实业救国思想的醒世主旨,而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描写的工笔化以及对现实的直击性又无疑增强了小说内容的现实性、真实性,二者共同促成了《老残游记》的雅俗新变,使其既展现了中国古典小说最后的辉煌,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曾朴天生浪漫的气质,与法国现代浪漫主义可谓一拍即合,而强化了其思想的现代性色彩,其创作自然也洋溢着强烈的现代精神,如果说《孽海花》主要是展现了作者一腔积极入世的报国之心,那么《鲁男子》则袒露了曾朴矢志追求真善美的浪漫情怀,这两本小说虽都是未竟之作,但已足以表现曾朴那非凡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才能,而使得曾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奠基者.

余论部分着重简要梳理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现当代嬗变,并例举了老舍、张爱玲两位现当代作家小说创作的雅俗探索与得失成败.从《*梅》算起,世情小说正式登场亮相已500多年,几度起伏,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繁荣、晚清短暂的中兴和现当代的再度兴盛的演变过程,现当代的高雅小说可看作是明清世情小说的不断升级版,而凸显了世情小说永恒的活力与魅力.世情小说既有《红楼梦》那样的巍峨高峰,也有《林兰香》、《四世同堂》、《白鹿原》那样的旷世之作,更有为数众多的《石点头》、《豆棚闲话》、《美食家》那样的小家碧玉,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盛况空前,成就斐然.社会的发展必然赋予了现当代世情小说新的雅俗内涵,且出现了不少雅俗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上乘之作,只是真正能与《红楼梦》相媲美的作品还是罕见的.

第三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模板:罗根泽文学批评史研究

本论题主要以罗根泽文学批评史为研究对象,从学术理路、材料蒐罗、叙解方法、文学观念、批评史观、《文心雕龙》、唐古文运动、宋诗话、50年代的调整等多个方面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并从“文学批评”的自觉、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整理国故”以及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对于批评史撰著之影响、早期课程与讲义等因素探讨作为一门学科和著作体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生问题.论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相关问题:首先,回到历史现场,搜寻民国时期的原始文献资料,历史化地展现文学批评史发生的丰富过程以及罗根泽文学批评史的真实面貌,*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方孝岳、李长之等早期一代学者研治文学批评史的动机与历程,还原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在半个世纪里的存在样态,其次,反思以西方文学批评标准衡量传统诗文评这种“以西格中”的学术模式,以及以现代文学观念与史观整理古代文学批评,以书写系统化的文学批评史的史学研究范式,窥测现代学人在古今中西之间文化选择的曲折心路,再次,重申早期文学批评史撰著者“印证文学史”的研究目的以及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因缘关系,特别是罗根泽“求历史之真”的学术追求,讨论文学批评史或者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方法等话题.这些问题对于文学批评史的重新书写、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现代学术史的构建等都有参考意义.基于上述三点,通过认识和反思前辈学者研究文学批评史的面貌,论文认为,西方“文学批评”这面镜子和现代“文学”这一后置观念都难以真正认识清楚古代诗文评的“本来面目”.古代批评史研究应以历史主义原则为中心,把求真作为最高标准,而且其研究的目的应多元化,有助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只是其中任务之一,不应成为唯一甚至最高的追求.还原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本身就是研究目的,以助于认识研究文学史、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第四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例:中国创意写作学初探

本课题的研究注重“史论结合”,在“史”的层面,着重梳理美国高校文学教育的重要学科——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线索,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何建设中国本土化的创意写作学在“论”的层面,则探索了本土化创意写作学的定位,探讨它与中文系既有专业如文艺学、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构想.

除绪论和结语以外,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上、下两篇.

上篇讨论的是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指出了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材体系的建设思路.

下篇则探讨创意写作学科的“软件”.“软件”指能够驱动创意写作学科“硬件”的东西,它应当包括:教师、教学,以及对创意人才的管理机制.

结语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括,总结本研究的具体思路与结论,以及现阶段的不足之处,指出未来创意学作学研究的理论空间——建设本土化“创意潜能激发”的理论与实践,真正实现从“修辞学”到“创意学”研究路径的理论转换.

第五篇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范文格式: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

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三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

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三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

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著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瞭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

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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