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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论文摘要：党校四十年翻译工作的回顾
2. 第二篇摘要范文：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3. 第三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4. 第四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模板：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经验研究
5. 第五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怎么写：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6. 第六篇摘要范文：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研究
7. 第七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范文：抗战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8. 第八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格式：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9. 第九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
10. 第十篇摘要范文：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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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文摘要：党校四十年翻译工作的回顾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翻译工作在我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解放四十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少数民族翻译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新疆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王恩茂同志在1987年召开的自治区翻译工作者会议上说:",翻译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党同各族人民联系的桥梁,起着特殊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通过翻译(笔译和口译)向各少数民

第二篇摘要范文：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革命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相对于中国的具体语境来说,它又具有一般性、外源性和深奥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化是其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采取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实现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大众实践的需求与时俱进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并内化为其价值取向,从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其实现层次表现为文本的通俗化、方法的大众化、价值内化和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延安时期,由于多方面的重视和努力,加之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对国共两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的比较中,广大进步知识分子认同了*及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都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稳定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知识分子群体,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得以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得以非常成功地推进.这些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借鉴,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来整合和引导观念上层建筑建设,进一步夯实人民群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紧迫性.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全国抗战的需要,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的需要,是加强边区执政建设的需要,是推动新启蒙运动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批判教条主义危害的需要.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很多相对的有利条件.这主要是因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此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下,并因而形成了较为和谐的社会氛围；教育宣传环境的相对改善,也为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较好的依托.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的紧迫性和有利条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以及与党的领袖群体之间齐心协力,相得益彰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活动,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路线和教育实践,注重对在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强调对老百姓的识字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积极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同时注重借助新闻出版事业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或结合群众组织和文艺团体等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由于战事而分割成几大区域,即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东部论陷区和粤港地区等.重要的是,这几大场域间知识分子始终抱着“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使命感,围绕在*周围,遥相呼应,在积极互动中卓有成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们主要包括活跃在国统区和论陷区的*知识分子、党外知识分子、国外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等.

这几大场域间知识分子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首先,使得中国*在国内外都赢得了新闻战线上“封锁与反封锁”的胜利.其次,加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且推动了*思想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再次,促进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并进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确立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首先,砺炼主体素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保证.其次,知识分子群体与党的领袖群体形成合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第三,注重结合实际,在实践中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第四,整风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助推器.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启示.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对着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严峻挑战,当代知识分子首先要勇于担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务,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要认识到自身转型的紧迫性,即要注重向“三贴近”知识分子转型,做到学术研究与服务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相结合.第三,面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挑战,当代知识分子要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以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社会思潮.最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要协同推进,要把握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

第三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卓有成效的推进,既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留下许多宝贵借鉴.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等内容,共计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就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等问题展开论述.

第二章主要考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需求,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抗日救亡,高度整合的社会,共产国际与*关系在互动中改善,分别作为现实根据、历史依据、时代主题、组织基础、外部条件,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命题的提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就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广泛认同,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简约化.本章最后还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研究阐述了三点认识.

第三章主要考察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日渐形成.其自身具备的特质,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的主体资质.党的领导群体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展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推动广大干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保证农民在*政权中的地位,寓教于利,寓教于乐,满足农民利益诉求,增进农民对党领导的事业的认同.构建新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践,与工农结合,引导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四章主要考察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风前后延安知识分子经历了由启蒙者到现实中的被改造者,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潜在主体到大众化对象的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这是当时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崛起和文化期待旺盛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使然,也是知识分子借助革命诉求弥补自身文化人格缺失的艰难的心路历程.经过身份变迁与角色转换,知识分子最终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需资质.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文化知识优势,以出版机构为依托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各类学校为阵地宣讲马克思主义,以学术团体为平台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文化艺术为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思想”的提出做出了贡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思想”的宣传和研究,则推动了全党的理解和接受.

第五章主要考察延安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扩大政治宣传与加强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报纸在传播中的强势地位,党对报纸宣传绩效的重视,使得延安报刊积极宣传延安整风,促进大生产运动,推进社会建设,普及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推动*思想形成和指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促进*政权建设.准确的媒体性质与办报方针定位,密切联系群众的传播内容、风格与组织体系,议程设置的产品生产方式与显性方式与隐形路径并存的多元传播渠道,规避同质竞争的新闻生态环境优化策略,是延安报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第六章主要是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评价.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广泛认同和信仰,*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框架初步建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常态化向运动式畸变的萌芽,从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双向结合到单向度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把翻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教条主义的倾向,缺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学理分析,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缺陷与不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取向为前提,要以协调有序的组织体系为保障,要以与各社会思潮对话交锋为动力,要以与民族文化良性互动为依托.

第四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模板：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经验研究

学习是人类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也是一个组织增效创优、一个政党兴旺发达、一个民族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和基础.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国*明确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事实上,学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学习理论的发展和学习实践的探索一直就没有停止.特别是中国*,自成立之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史.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关键在于建设.因此,对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经验进行系统地提炼和总结,不仅具有学理价值,有助于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奥秘所在；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提高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自觉性.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的先进与否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深度、广度、力度和强度.本文首先从学习与党的建设相结合的视角,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推动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孕育、萌芽,也为中国*形成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经典作家的学习理论,充分吸收中国传统的学习思想,把学习问题放在党的建设的主导地位,并以此统揽和推进党的各个方面建设,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理论基本形成.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不断深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理论也不断地完善成熟.90多年来,中国*正是在科学的学习理论指导下,充分调动各种学习要素,积极运用各种方式方法,积极地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

本文接着围绕“怎样建设”这个主题,把90多年来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视为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工程,从学习的目的、制度、环境、途径、平台等五个方面,多角度挖掘、提炼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宝贵建设经验.第一,中国*要始终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建的主题,坚持为坚守*人精神家园而学习、为统一思想而学习、为提高能力素质而学习,牢牢把握建设马克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导向.第二,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必须不断加强学习的领导制度建设,形成严格科学的培训制度和体系,采取监督检查、考试测验、奖惩等一系列制度机制,来加强学习、督促学习,保证党的学习活动的经常化、常态化,实现党的学习活动的连续性、持久性,保障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顺利推进.第三,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国*必须通过舆论引导、领导示范、党内*等方式方法,积极营造人人向学的组织氛围,激发每位党员自觉学习的兴趣,形成一个全党积极学习的浓厚氛围.第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归根结底要落脚到党员的个人学习和各级支部的团体学习等可具体操作的层面,才能最终形成党的整体学习.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必须从组织、个人出发不断地拓宽学习的途径,让党员成为学习的主体,把党的基层组织变为学习的主阵地,实现党的全面学习,持续学习.第五,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载体,通过借助书籍、报刊、网络等理论和知识的载体,搭建不同类型的党员干部学习平台,整合学习资源,促进全党的学习.

第五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怎么写：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

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

论文第一章交待了*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融的特征.

论文在第二章对*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

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团*、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和地方、中心和*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第六篇摘要范文：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研究

中国*在新*主义革命时期所进行的思想理论教育是伴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基于此,我们把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探索与起步阶段、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形成和确立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成熟和完善阶段、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丰富和发展阶段.

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是思想理论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同时党自身也是思想理论教育的教育对象.党的思想理论教育通过其领导的宣传教育专门机构来组织和实施,教育队伍的成员主要来自于党、政、军、群等各级团体机关中从事理论宣传教育的骨干分子,以及经过党的专门教育培养或革命改造的知识分子,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大都具有留学日本、法国、苏联等国高等学府的经历、受过专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训练的经历.中国*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党员干部、人民军队和工农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是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主导,人民军队是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关键,工农群众的思想理论教育是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基础.

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对党员干部、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成功路子,即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以业余教育为支撑,以日常教育为基本着力点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模式.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和指导的,并结合具体实际不断丰富和拓展.总体来讲,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重点和中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民军队思想理论教育的重点内容是政治思想教育,人民群众思想理论教育的重点内容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

新*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讲就是在对党员干部、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坚持始终紧密联系*革命的斗争实际、紧密联系各革命根据地生产建设实际、紧密联系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自身实际,做到思想理论教育为*革命服务、为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服务、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服务.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党的思想理论教育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综合运用语言灌输、文字灌输等灌输方法,运用*讨论、自我学习、典型示范等自主教育方法和整党整风运动方法等多种方法,最大限度地扩大教育范围,增强教育效果,提高思想理论教育质量.

新*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斗争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政治保证,始终坚持把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和工农群众阶级政治觉悟为根本目标,始终坚持把科学化、政治化和革命化作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制胜法宝.新*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是在遵循思想理论教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而开展工作的,这些基本规律是：思想理论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规律,思想理论教育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状况相适应的规律,思想理论教育与人民群众思想状况相适应的规律.

新*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其基本历程、总结其基本经验和规律,为当下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为当前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掌控,为我国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实效性的提升都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七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范文：抗战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理论旗帜,政党与意识形态有天然联系.抗战时期,中国*通过意识形态建设纠正党内错误路线、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党内团结和增强对于人民群众的号召力,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精神基础.

抗战之前,国内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党在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日趋稳固,为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机遇；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国民党内一些人曲解三*义,为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挑战.

抗战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以民为本、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尚贤使能等儒家传统意识形态观,为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思想源流.

抗战时期,中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并通过出版、翻译、教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等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意识形态建设树立科学的核心理念；为抗战服务、为新*主义革命服务,是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针.

抗战时期,中国*制定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法理依据；建立三三制政权、建设*政治、颁布施政纲领,革新政治制度；健全组织结构、完善法规章程,加强组织制度建设,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抗战时期,中国*通过大力建立和发展文化团体机构、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兴盛新闻出版事业,推进先进文化建设；通过思想理论建设和*道德建设,开展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党员干部教育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意识形态建设找到实现路径.

抗战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即牢固掌控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地位、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保障、善于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方法；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创新发展中推动意识形态建设.

第八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格式：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延安时期是中国*的力量从小到大并实现从局部执政向全国范围执政转换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革命力量由弱至强并实现局部胜利向全面胜利转换的重要时期.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推动中国*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世纪新阶段,客观审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实践,全面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中国*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意义.客观、全面地把握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条件,是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独特的历史条件: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从领导核心、依靠力量、基本途径、价值目标等方面,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代主题,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了艰巨的历史使命,也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地区的早期传播,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准备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延安时期以*为代表的成熟的稳定的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保障,延安时期中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优化,也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成为延安时期马克思大众化的先导,是初始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体实践的全面展开时期,党的七大至新中国建立的时期,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解放战争新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的时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实践内容和实现方式,形成推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研究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历史地分析、客观地把握推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形成、结构和特质,即要准确把握“谁来化”的问题.延安时期,在中国*的领导和组织下,形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巨大合力.其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延安时期上升为大众化意义上的主体,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人民大众的先进分子,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中国*,承担着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和组织作用,是推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力量,知识分子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实践中,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的阐发者和宣传者,是推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骨干力量.研究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历史地分析、客观地把握延安时期的中国*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来统一、提高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即要准确把握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至延安时期的全部理论成果,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支撑,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内容,*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内容,中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方针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研究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历史地分析、客观地把握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即要准确把握“如何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是联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化的桥梁,延安时期异常丰富而有效的实现形式,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辉煌成就的重要条件.延安时期,中国*通过系统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文本,中国*通过创建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平台,实现了对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不同层次的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通过架构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体系,有效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解读了党的政策方针,教育、组织和发动了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本文认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的历史经验有:通过批判和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人民大众,着力于构建大众话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的通俗化转变,大力构建多层次的教育渠道,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务实推动马克思主义融入实践,实现理论与大众的情感交流,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旨归,就是要指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实践表明: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坚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就是要坚持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思潮,就是要坚持通过关注和改善民生来落实人民大众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发展.

第九篇翻译党校论文摘要：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研究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对近代和当代中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按照历史的脉络对其作了系统梳理.同时,以全面展现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传播为基础,对“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为什么*社会主义不适合当今中国”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回答.本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有：

截止到二战爆发前夕,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萌芽阶段,从欧洲大革命结束到19世纪80年代费边主义产生是其初步发展阶段,从费边主义产生到二战爆发是其最终形成阶段.二战前,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广泛的,主要包括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思潮、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英国工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英国费边主义、法国可能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英国麦克唐纳社会主义、瑞典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等；其中,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到维新变法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乃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和欧美；其中,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又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当时日本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已经严重地社会*主义化了,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也都不自觉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后,来自俄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受此影响,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逐步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但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和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和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则是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主义派别.

社会*主义思潮主要对近代中国的四个政治派别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们分别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及其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民国成立前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打着“三无主义”的旗号,贩卖了一些社会*主义观点；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亢虎又提出了“新*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主张,其社会*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美国；在两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梁启超提出了社会改良主义主张.张东荪与张君劢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二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一开始就饱含社会*主义因素；从1934年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到1947年中国*社会党分裂的十几年间,两人对社会*主义思潮更加青睐,各自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堪称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社会党是以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从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来看,两党算得上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五四以后,孙中山越来越越倾向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社会*主义的影响,没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除孙中山外,马君武、朱执信、叶夏生、钱智修、邓实、宋教仁、冯自由、林云陔、胡汉民、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大都脱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从资产阶级*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正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是他们的突出代表.

二战后,尤其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后,社会*主义换用了“*社会主义”的名称.整个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的意识形态总称,在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经济政策、社会事务、国际政策等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苏东剧变时期开始,社会党国际与各国社会*党逐步以“社会*主义”替换了“*社会主义”；然而,苏东剧变后的“社会*主义”与二战之前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变化.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序幕,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一统天下,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主要体现在中国*、中国政府与社会*党的关系之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党之间既有敌视与对立的一面,也有友好与接触的一面；其中前者是主流,而后者是支流.中苏论战时期,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即*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加速了我们党“左”倾思想路线的滋长,并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过,反对和批判*社会主义也给我们党和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独立自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重新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社会党国际以及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并保持友好往来；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逐渐受到热捧,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对瑞典模式的介绍和宣传,即所谓的“瑞典热”.苏东剧变前后,中国*与社会*党的关系出现了短暂曲折；因此,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与社会*党的关系逐步恢复,进入21世纪,两党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受此影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十七大前,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引发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新*主义革命道路）的胜利,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等其它各种主义或道路都是不能拯救旧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的两个重要原因是：近代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不愿向人民群众妥协,从而使中国缺乏社会*主义扎根、成长的土壤和环境；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所依托的阶级力量弱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但*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不适合当今中国国情的,我们决不能全盘接受*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对推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进步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还应当积极借鉴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十篇摘要范文：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

在中国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绝不是一个虚构的幻影,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并不断得以推进的历史过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传入中国,人们就开始尝试“哲学到大众去”,在中国*的推动下,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程中,曾有过数次历史性突进,其中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第一次作为执政党,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开创出了一条与当时历史环境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大众化之路,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上的一个成功典范.

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命题的前提下,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文本、主体、路径方法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力图突破目前学界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中的那种流于简单介绍的状况,全面梳理、公正评述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总结提炼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验和教训、启示,从而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命题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是系统研究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初步形成：“五四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明确提出：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内涵,首先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辨正,即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区别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区别开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双向互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人民大众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体由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的逐步扩展.

二、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方面有其历史必然性：巩固中国*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理论准备；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进行理论武装的根本举措.另一方面有一系列有利条件：政治保障：*执掌国家政权；理论基础：*哲学思想日趋走向成熟；强大动力：党*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此外,还应看到苏联对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影响：重要动因：对苏联经验的学习；重要条件：与苏联哲学界的互动；重要动力：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反思.

三、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开启和初见成效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政治与哲学良性互动中得以比较顺利地推进,期间主要有三个重大行动：大力宣传并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领域广泛发动以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的哲学批判活动.1956年至196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深入而曲折发展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在政治与哲学发生偏离的复杂环境中向前推进,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交织在一起,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主要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宣传；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兴起；活学活用*思想运动的开展.

四、建国后十七年产生并应用大量具有时代特点、顺应民众需求、彰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主要包括经典性文本、解释性文本、介绍性文本等三种形式.文本的使用有四个特点：在注重引进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的中国化；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文本的时代性；在加强学理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本的通俗性；在遵循一般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本的针对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视角,对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简要分析,即*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

五、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由党的领袖、哲学工作者、人民大众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系统工程.党的领袖起引领作用,主要是通过亲自倡导和组织发动全国性的哲学学习宣传运动,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投放新理论,带头把哲学理论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哲学工作者起桥梁作用,主要是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思想,以通俗化的形式宣传和普及哲学理论,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人民大众起根本作用,主要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经验.

六、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六条路径来加以推进的,即文本传播、媒体宣传、教育引导、思想改造、制度安排、组织推进等；主要采用五种基本方法,即自主学习法、文本解读法、批判比较法、实践运用法、典型推广法.

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典范,其历史效果主要有：成功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切实提高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教训主要在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理顺；哲学大众化中存在简单化、庸俗化和极端化的倾向,暴露出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问题；对自身的内在规律研究不够、把握不准.由此我们获得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把握科学内涵、夯实理论根基、创新传播方式、建设专业队伍、构建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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