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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医学*学论文范文参考：医学情境下基因检测的*学探究
由于遗传疾病对个体和人群健康长期而严重的影响,加之多数遗传疾病目前尚无有效的干预手段,通过基因检测适时地开展诊疗具有重要的意义.伴随遗传学的快速发展,大量单基因疾病及诸多常见病的遗传基础被发现.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及公共卫生实践中各类基因检测和筛查能够有效地检测出疾病突变,显著地促进了疾病诊疗,有益于家庭的生育决定及人群的整体健康.然而近年来,兴起了众多医学检测之外的基因检测产品和服务,不经过医学专业的指导和卫生部门的监管,通过广告宣传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
传统的医学检测和筛查在给社会带来巨大健康收益的同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新兴的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在此基础之上又引发了诸多社会争议及*和监管问题.本文从生命*学视角出发分析这些问题,为降低检测应用的潜在技术风险、并充分发挥其益处,为不断进展的遗传学又好又快地转化到临床实践中去做一些基础性的探讨.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访谈法,在简要介绍基因检测的技术背景、明确基因检测的概念和特点的基础上,回顾了国内外检测发展和监管的大致状况,归纳了检测筛查面临的*问题.在梳理了主要*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适应于基因检测的*学理论及原则,提出了评价基因检测决策的*准则.在对基因检测决策进行*学论证时,依次从个体、家庭和人群与社会层面对检测和筛查所引发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在个体层面辨析了检测的风险／收益,明确了检测的临床标准,指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存在的潜在风险,解构了个人自主性与避免伤害之间的张力；在家庭层面重点权衡了父母的生育自由与后代权益之间的潜在冲突；在人群与社会层面总结了公共卫生筛查的合理性标准,探讨了理论与现实层面筛查的知情同意与强制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分析了检测筛查结果告知与隐私保护的相关问题、检测筛查技术应用的公平问题及基因歧视、污名化与包容的道德等*问题.
由于遗传*学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交叉学科性质的生物*学分支,本文希望跨学科地运用*学的理论和原则分析检测技术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人们跨越专业壁垒、意识到技术对社会*规范的影响.这一跨学科的尝试也将有助于人们在充分施展技术正面效应的同时,通过适时适当的监管驾驭技术、降低技术风险并更好地促进民众健康.
第二篇医学*学论文样文：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思想研究
医患关系紧张以及由此而来的医患矛盾和冲突,已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难题和民生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极为复杂,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与目前人们对生命*中尊重自主原则的不当理解有关.人们常常误以为尊重自主原则是生命*学中至高无上的原则,没有获得病人或家属的同意和签字,就不予治疗或抢救,几乎成了临床医疗*决策的行规,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片面强调尊重自主原则的有效性.因此,重新审视被尊为无上权威的尊重自主原则,和被废弃已久的基于仁爱和有利原则的医疗父爱主义,尤为必要.
我国医学领域中的道德问题频发,颇为盛行的西方规范*学主导下的现代医学*学,并没有为中国医疗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途径.在借鉴西方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应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合理的资源和传统,为解决当代中国医疗实际问题提供有效指导.发掘和阐释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父爱主义思想资源,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古代医学*具有深厚的父爱主义传统,它的产生和内涵都受到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的影响.本文对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思想的实质、道德基础、发展演进以及实践价值进行考察.认为儒家仁者爱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父权至上的家庭*是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医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将医患关系类比于父子关系,父爱主义始终是医生从事医疗活动的基本观念,这是在中国悠久历史传统中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通过梳理医疗父爱主义历史发展过程,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的发展包括三个主要时期：一是古典医德时期到两汉.第一次提出以人为贵,确立了传统医家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行医*原则,并有了关于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权威地位的论述.这是中国医疗父爱主义思想的形成期.二是魏晋至唐*展时期.由于儒释道三教共同影响,除了儒家仁爱思想外,道家关注个体自由、佛教无伤及普同一等等*观念更是浸蕴到了中国传统医学*思想当中.患者地位有了提高,强调尊重患者、一视同仁的内容在此时的医学*规范中逐渐增多.三是宋元明清的理论完备时期.医学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综合和更加完备.一切为了病人最佳利益,医生有必要代替病人做主的父爱主义思想也随之成熟.在纵向梳理医疗父爱主义发展历史的同时,本文尝试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主要医家医著中的父爱主义思想进行挖掘,考察其思想特点、对古代医者医德医风进行阐述,试图从中整理出父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表现和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医者从病人的最佳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第二,不顾或拒绝病人的自主权,为病人做决定.古代医学强调“无伤也,是乃仁术”；“医者父母心”.这两句箴言体现了医疗父爱主义传统的实质.医学定名为仁术,要求医以活人为务,以仁爱为原则,一心赴救.“医者父母心”,则意味医生对待病人要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同时赋予医生父母般的代替病人作决策的权利.在医疗实践中,只要医生认为对患者有益,就可以进行治疗.即使病家反对,医生也应劝服.父爱主义还意味着患者个人的权利可以靠医生的良知来保障.
中国传统医疗父爱主义以“医乃仁术”为道德原则,以“医患互信”为基本要求.“医乃仁术”的主要规范包括同情体贴病人,认真负责,言行端正,不辞劳苦,不图酬报,清廉正直等方面内容.价值观念则包括人的生命神圣价值、医者主体的自律观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等内容.中国的人际交往诉诸道德而不是法,人与人之间重视的是承诺,“医患互信”对医者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医者的任何医疗决策应该是对患者有利而不是其它目的,这才是符合道德的,也只有如此,患者才会真正尊重,信任医生,将自身健康托付给医生.
本文尝试在重要问题上寻求突破：一是探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知情同意思想.针对普遍认为中国传统医患关系是“沉默历史”的观点,通过大量史料来论证古代医生告知义务,包括告知方式与告知对象,并分析在医疗决策中由谁来作出决定的问题.本文认为,医疗父爱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占据主要地位.医生能够在某些情况下不顾病人的意志采用医疗方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传统医患关系的唯一模式.在古代中国,还有着另外一种医患关系模式与医疗父爱主义同时存在.这就是基于家庭主义基础上的尊重病人传统.这种传统以中国父子人伦亲情*为思想基础,在医患关系中,表现为医生尊重病人家庭的意见,病人的家庭可以在医患决策中起到决定作用.这种模式对于忽视病人自主的医疗父爱主义思想,是一种补充和超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当代医疗实践之中.二是分析医疗父爱主义传统的当代价值.现代基于尊重自主原则的医疗自由主义遭遇许多困境,发掘基于有利原则的医疗父爱主义自然成为人们的可能选择.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下,医疗父爱主义究竟是否具有预想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具有这些意义和价值等等,都需要作出合理的回答；另一方面,医疗父爱主义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忽视现代社会所珍视的权利等,也必须给出现代性阐释.本文认为,只有通过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限制,才能有效地发挥其积极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探讨如何规约医疗父爱主义,使之具有道德合理性.从先贤的论述中,可以解读出许多与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医患和谐观念和价值.从现代中国医患现实问题出发,考虑目前的医疗现状,在坚持病人利益的基础上,实行“合理医疗父爱主义”,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第三篇医学*学论文范文模板：诚信与中国患医关系的重塑
作为医学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患医关系是一种*学的现实,或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生命*学的现实.任何对患医关系避而不谈的生命*学,都不是完整的生命*学.所有不同体系的生命*学都把患医关系的理论解决作为自身的第一要务.同样,社会也把患医关系的建构作为自身健全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正是从生命*学出发,对患医关系的核心层面,即作为道德关系的患医关系进行研究,指出一种基于诚信的患医关系的构建是解决患医冲突的有效途径,并就如何构建双方诚信关系,提出了统一生命道德观及遵循三个*原则的解决方案.在这一整体思路下,进行了分章论述： 第一章：通过考察人类患医关系实践的几千年流变历史,指出患医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紧张,直至发展到目前的冲突现状的过程,认为患医之间长期的沉默历史正是冲突现状产生的原因.沉默的原因是家长式作风的长期实践所形成的单语关系；而冲突的原因在于双方诚信的流失.
第二章：批判分析了当前人们从实践和理论上对缓解患医关系所做的努力.指出新医学模式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在中国践行不力的原因；对四种最受关注的患医关系模式化解剖进行了再解剖,指出其理论缺陷,认为这种技术层面上的解决并不能完全真正解决二者的冲突. 第三章：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医学行为,并依据医学行为的不同,对患医关系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区分；通过分析目前已有的对患医关系的定性研究,认为技术关系是患医关系的基础,道德关系是其核心,二者在技术上是一种咨询服务、指导协作的复杂关系,在道德层面上则应该是一种基于诚信的道德关系；认为患者权利泛化是双方诚信流失的结果,强调医生道德义务的履行才是和谐二者关系的应有选择；通过对中西*思想中,特别是生命*学领域的诚信观比较,讨论了一种基于诚信的患医关系的为何可能.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基于诚信的患医关系如何构建的问题,认为任何缺乏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的生命道德观的生命*学,在临床*决策中不可避免地会推崇决疑法和情境*学方法,从而破坏患者对医方的信任度,认为一种符合于当前医学目的的、统一的生命道德观的确立是培育诚信关系的前提,而针对三个不同层次患医关系的最底线*原则的坚守是双方诚信关系构建的基础. 第四章:分析了尊重自主原则进入生命*学的原因,重点研究了其具体表达形式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规范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目前国内学界认为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原则自西方泊入而不适应中国的论调,本文对中国传统医学*思想中的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规范及其实践进行了回顾,认为它一直是中国传统医德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实施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规范,本文指陈了不告知、有限告知与善意欺骗等立场对患医诚信关系的破坏作用,论证了对患者完全告知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回答了“如何告知真相”、“谁来告知坏消息以及告诉谁”、“谁来同意与选择”等实践问题.指出了患者“‘不明智’的选择”这一说法的虚伪性,认为没有不明智的选择,也不存在无法理解信息的事实,只有告知的不完整和告知的不科学,强调了医生在患者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中的义务. 第五章:在实行有限守密,还是实行绝对守密这一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上,本文从患医诚信关系的构建以及现实需求出发,力求证明严守医密的合法性. 第六章:社会层面和特殊领域患医关系是随着公共卫生学的产生与发展,医生社会义务增加,医学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形成的.它主要体现在卫生政策制定、卫生资源配置上.本文提出公正与效用统一原则,并强调政府和医疗机构在社会层面与特殊领域患医诚信关系构建中的道德义务.认为社会层面患医诚信关系的建立是个体层面患医关系培育的基础.本文就卫生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中的公正与效用统一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 最后,作者指出患医诚信关系的构建是一项综合系统的长期工程,任何希图通过突发卫生事件或灾难性事故中医生的突出表现而改善目前患医冲突现状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从医生的角度强调道德义务的履行是重塑患医诚信关系的关键,有效的医德修养途径和持续的医德教育是提升医生道德义务感的保证.此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人际关系,患医诚信关系的构建有赖于社会诚信氛围的塑造.因此,把生命*学作为一场草根式的社会文化运动向社会大众渗透,从而提高医患双方在患医关系中的道德义务意识,也是患医诚信关系建立必不可少的促动力.第四篇医学*学论文范例：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的哲学反思与制度实践路径
医学人体研究*审查是生命*学的重要内容,它是保护医学人体研究受试者的重要措施.但是,中国引进*审查制度运行十几年来,其制度功能的发挥比较单一,制度的有效性并不好.论文通过全面梳理中、西方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的历史、现状与困境,剖析产生困境的各自不同的原因,论证对于*审查来讲,制度必不可少,美德也很重要,制度和美德之间是动态平衡的.得到的结论是：以西方*审查制度的理论原则为框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可以成为*审查制度理论的有利补充.在理论层面,发掘传统儒家文化的相关理论,与西方*审查理论原则一同构成中国*审查理论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践操作层面,充分发挥儒家文化注重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强化*审查制度的教育与培训功能,使之成为理论的有效补充.
论文包括“导言”、七个章节和“结束语”一共九个部分,分别论证以上观点.
“导言”部分,主要介绍对医学人体研究*审查进行研究的缘起、对医学人体研究*审查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简单的归纳总结,交待论文的基本内容结构以及创新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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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考察了医学人体研究*审查在中国面临的困惑.首先论述了中国的医学和医学人体研究与西方比较的特征.追溯了中国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的兴起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当前中国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的运行现状和困难,并对此现象进行了哲学反思.认为在*审查制度构建方面,中国完全照搬西方是不适宜的,为了使*审查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更加有效,需要发掘中国本土化的*审查理论基础和方法.
第二章对与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相关的概念进行了介绍.包括医学人体研究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人体研究中的丑闻,人体研究的内在道德矛盾等基本概念；分析了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的几个要素；界定了实施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的机构是“机构审查委员会”(IRB,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并提出必须将机构审查委员会与其他种类的*委员会相区分,才有利于我国医学人体研究的发展.
第三章从理论方面论证西方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的理论预设.从纷繁复杂的西方哲学、*学思想史中梳理出*审查制度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包括原罪说及人性论的双重预设,古典自由主义、宗教与人权理论,新自由主义、原则主义与公平公正,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进一步分析了基于这些理论预设的医学人体研究*审查在当前西方社会以及其他国家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困难.
第四章分析了西方*审查的文献史、运行现状与困境.首先考察了人体试验国际*规范的发展史,分析了这些国际*准则在对*审查的要求方面发生的细微变化及其含义,结合西方*审查当前的运行现状和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得出结论：西方*审查陷入了困境.
第五章论证了*审查当前在中、西方的处境.一方面是整体上的西方*危机,*审查的困境正是西方*危机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方德性*的复兴,*审查在中国的实践有了改善的机遇,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危机.本章分析了现代西方的*危机源自启蒙运动的失败、规范*的悖谬和价值理性的消解.论证在全球德性*复兴的潮流中,儒家德性*作为*审查理论补充的可能性.
第六章分析论证了中国*审查的理论基础体系,包括中国*审查的理论基础、理论内容和理论方法.根据医学人体研究*审查活动的特点,尝试发掘儒家文化中有益的理论内容,以仁爱、公义、智识、诚信四主德作为中国医学人体研究*审查特有的理论内容；儒家决疑法可以作为解决具体道德两难的理论方法.
第七章从教育与培训的角度设计了中国*审查制度建设的实践路径.在*审查系统中,人的因素即审查者、研究者、受试者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认知能力是影响*审查实践效果的根本原因.本章论证了中国*审查制度“为善”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论证*审查传统的四个功能中,教育培训功能的基本性和重要性,并从不同主体的角度为我国*审查的教育培训制度设计了一个方案.
结束语对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概括,指出不同的道德规范是可能融合的.西方*审查理论原则构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各异的*准则,普适*与民族*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张力.需要发掘中国本土化的*审查在理论上的源头活水,使儒家*理论和原则成为中国*审查制度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弥补西方制度化的*审查造成的缺陷.中西方关于*审查的对话可以追求坚持原则,和而不同.
第五篇医学*学论文范文格式：允许（Permission）作为一种程序原则是否可行?
这篇论文致力研究美国著名生命*学家恩格尔哈特的思想,重点讨论恩格尔哈特俗世生命*学的核心问题——“允许原则”.这篇论文写作的理论意义在于详尽解读恩格尔哈特“允许原则”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医生权威和患者自主的博弈、允许原则的内涵及意义和局限性、允许原则对于中国可能产生的效用,进一步拓深、推进国内学术界对恩格尔哈特“允许原则”的研究.这篇论文写作的实践意义在于借鉴“允许原则”来重新审视中国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对价值多元化境遇下的医患冲突或分歧提供*上的指导和建议,以期改变我国医疗技术水平与世界接轨而生命*学理论建设相对薄弱的现状.在研究方法上,这篇论文主要使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医学高新技术的发展,美国的传统宗教信仰受到世俗主义的挑战、医生的权威受到质疑(二战后,美国发生了欺骗或诱导受试者的非人道的人体试验)、病人权利运动的兴起以及美国多元文化信仰的共生等促成了人们对生命*问题的关注和争论.针对生命*学领域中的众多分歧和争议,很多生命*学家试图构建具有实质内容的生命*学共识.与主流研究方式不同,美国著名生命*学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另辟蹊径,针对生命*学领域中诸问题的多元化语境,提出了程序性的生命*学共识——“允许原则”,并做出了具有较强适用性的解决医患双方道德分歧的论证,在国际生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为了阐述恩格尔哈特构建“允许原则”的合理性,作者首先详细考察了恩格尔哈特思想所处身其中的历史-理论语境,即：后现代状况与道德多元化、理性的有限性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受这些历史-理论语境的影响,恩格尔哈特生命*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他本人承认其主要著作《生命*学基础》就是一部后现代的著作.从后现代出发,恩格尔哈特认为道德多元化在美国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由于不同的道德共同体存在不同的道德前提和预设,所以道德异乡人之间的争论无休无止,而恩格尔哈特程序性原则的一个重要起点,恰恰在于对这种差异性的关注.与启蒙运动道德工程坚持构建一个客观的、普遍有效的道德观以解决道德分歧不同,恩格尔哈特则认为启蒙运动的道德工程在跨文化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实现,客观的、普遍有效的道德观仅存在于具体的道德共同体中.在他看来：“所有的人类道德都关注自由、平等、繁荣和安全,这也许将成为一个事实,但是按照如何去判断以及结合这些关系,一种明显不同的道德规范就得以建立.”由此可见,恩格尔哈特不仅受到麦金泰尔的影响,而且也深受后现代主义者影响,力行后现代多元性、异质性和平等性之主张,相信理性无法证明某一种道德观为最优.基于这种识见,恩格尔哈特主张,道德分歧的解决只能求助于参加争论的人,人成为道德权威的来源.据此推出,恩格尔哈特还是一个有着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情结的生命*学家,尽管他本人并不同意这种分析.恩格尔哈特本人认为,他从未主张个人选择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只是由于我们无法继续得到上帝的恩典而且启蒙运动的道德工程已经坍塌,我们才不得不求助人来作为道德的权威.在他看来,自由只是生命*学的一个先验条件.既然客观的、普遍有效的道德共识无法形成,那么程序性的共识就可能是解决道德分歧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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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恩格尔哈特思想产生语境的解读,以及通过解读对其思想倾向的分析,为作者理解恩格尔哈特关于医生权威和病人自主之间的博弈的思想提供了诠释基础.恩格尔哈特认可在某些情况下医生可以行使家长主义的权威,如针对“没有行为能力的个体”(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那些从未有过行为能力的个体,诸如婴儿、幼儿、先天的严重智力障碍者；另一类是那些一度有行为能力但在丧失行为能力之前未能提前提示应该如何治疗他们的人,如尚未“预立遗嘱”而成为植物人或昏迷的成年人)、有行为能力但明确或暗示将治疗的决策权委托给医生的患者.现在的问题是,当医生和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患者发生道德分歧时,应该怎么办他提供了四种解决的路径：强制、分歧的双方中有一方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圆满的理性论证和同意(又称为允许、人所不欲勿施于人).针对第一种路径,恩格尔哈特指出,由于许多人注意到知识具有以历史和文化为条件的特征,对于医学知识的任何描述都会受到不同科学家共同体所属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无法给出一种中立的、纯描述的疾病说明.就此而言,即使医生能够提出他所认为的好的、对的医学决策,患者本人也未必就认同这种医学决策.强制是不可行的,它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是一种不讲道理的压服方式.解决医患冲突的第二种路径,情况有点复杂,因为现实中并不排除由于分歧的一方放弃自己的立场而使得医患冲突得以化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希望所有的道德争端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是不现实的,‘因为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各大文化传统并没有整合为一个文化传统.正如恩格尔哈特在《生命*学基础》的导言中所言：20世纪一些专制的政治领袖试图用强制手段使国家成为单一的道德共同体,但尽管经过了野蛮的镇压,多样性依然如故.所以说,强制都不能实现的事情,完全依靠个人的自觉,从一个道德共同体转入另一个道德共同体只能是偶尔的现象,不具有普遍性.第三种路径即借助圆满的理性论证解决医患冲突,在启蒙道德工程失去合法性之后,它的不可能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此看来,唯有第四种路径可行.也就是说,“同意(允许)”是我们解决道德分歧的最好方式.
在恩格尔哈特看来,允许原则的实现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允许原则的参与者是具备自我意识、理性、道德感和自由的“人”：人应该属于某种道德共同体,“自由的和知情的同意”是允许原则实现的核心.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进一步比较了允许原则和行善原则、允许原则和正义原则,通过论证确立了允许原则的优先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生命*“四原则说”(有利或行善、无伤、尊重自主和公正)的局限性.
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在生命*学领域引起了众多争议.本文作者认为“允许原则”的主要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恩格尔哈特能够超越自身东正教的立场,站在各个共同体之上看待人们之间的争议,并构建了一个中立性的道德框架——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他确立了针对道德异乡人的正确的道德箴言：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有利于全球范围内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和平合作.第二,恩格尔哈特反对将西方的价值观作为普适的*观,而且他充分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他看来,全球*在西方是一种很强势的观念,有一些欧洲人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总认为他们是唯一正确的.恩格尔哈特正好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劝说来影响道德异乡人的道德观,同时每个人都应宽容道德异乡人的审慎的、理性的决定.第三,恩格尔哈特对允许原则的强调,让我们看到多数派的*决策机制的局限性.在仅涉及个人重大利益而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或仅有细小伤害时,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应该拥有决定权.当然,“允许原则”不是一个圆满无暇的原则,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生命*问题.这样看并不会抹杀“允许原则”所应具有的价值.作者认为,针对道德异乡人的道德分歧而言,恩格尔哈特给出了一个非常圆满的论证,即确立了医生家长主义和国家卫生保健政策之权威的限度.
具有古典自由主义倾向的“允许原则”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作者相信,无论我们把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看作是一个权力高度集聚的大一统社会,还是看作正在走向价值多样的世俗化社会,允许原则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首先,中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医疗领域的合作不可避免会面对道德异乡人的困境,这种境况完全可以参照“允许原则”来解决可能面对的道德分歧.其次,我国自1985年进行卫生体制改革以来,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紧张、医疗费用的上涨以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机构等原因,医患冲突时有发生,医患关系呈现紧张的趋势,迫切需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在这种大背景下,医疗高新技术的研究和临床应用稍有不慎,即刻触动医患之间敏感的神经,所以我们在开展器官移植、辅助生殖、人体试验等方面,应借鉴尊重、充分告知、沟通、理解等手段,增进医患之间的平等交往,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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