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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范文参考：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2. 第二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样文：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3. 第三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范文模板：中国学生英语二语和英美博士论文中的批判性立场和评鉴
4. 第四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范例：建国以来英语专业主导教材发展走向及其启示
5. 第五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范文格式：英语世界的《红楼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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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范文参考：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学术史的追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界对自身学术史的梳理工作明显是缓慢而滞后的.从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外国文学学术史论著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没有进入有些学者的学术视野.有的将其从外国文学学术史中一笔抹杀,有的将其作为附件并入该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对于外国文学这门学科来说,这样的学术史显然是不完整的,还有待于完善.

基于此,本文将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以若干重要文学期刊——《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西洋文学》、《民族文学》、《时与潮文艺》为经线,以中国现代社会的话语嬗变为纬线,在经纬交织中呈现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及其在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以梁启超、林纾、王国维为例,梳理外国文学研究在晚清的原初状态,以此作为引入本论题的铺垫.在晚清科学救国的国家话语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以日本政治小说为依托,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标志着外国文学作为话语对象在中国学界的首次登场,这预示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功利色彩.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撰写的外国作家传记,既代表了中国百年外国文学学术史中的传记研究模式,也体现了独立于国家话语之外的个人美学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其有着精神血脉上的延续,尤以民初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最为明显.

第二章分析一九一○年代中后期,在启蒙思想话语下,《新青年》对于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从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可以看出,《新青年》将外国文学作为批评话语,在外国文学中寻求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的突破点.由此,进化文学史观、写实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成为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调.其中,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观念,使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晚清时期的“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转变.由此,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研究,因为“人”的话语获得生机.所以,本章认为,《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是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策源地.

第三章主要以《小说月报》为例,梳理一九二○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在文学革命话语下,《小说月报》直承《新青年》的衣钵,成为继《新青年》之后该时段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小说月报》将俄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作为文学“为人生”的主要支撑,进一步落实了“人”的话语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由此,形成了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心、以俄国与弱小民族为代表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为主导的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此种研究模式代表着一九二○年代中国主流学界的外国文学观,成为建国后外国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称为之“鲁迅方向”.同时,对于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式”的认识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主要以《文学》、《现代》等刊物为例,梳理在多元话语并置下,一九三○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国文学界的话语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环境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发生断裂,战后新兴文学与尖端文学构建了此时外国文学研究的秩序.其中,《拓荒者》、《萌芽》等左翼刊物将苏联、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此相对,李健吾之于福楼拜、叶公超之于艾略特等经典作家研究的出现,则显示了一九三○年代革命阶级视角之外,学理层面上外国文学研究的实绩.《现代》这份具有左翼与自由主义双重视角的“非同人”刊物,以“现代”意识绘制了世界文学的图景.此外,《文学》关于“文学遗产”的争论,使莎士比亚成为研究热点.

第五章主要以《西洋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为例,梳理在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的不同话语背景下,一九四○年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概貌.周立波在解放区鲁迅艺术学院的外国文学讲稿,预示了出《讲话》精神的要领；《西洋文学》在沦陷区的刊发,成为战争年代处于孤岛上人们重要的精神慰藉；国统区的《战国策》、《民族文学》力主战时文化重建,以叔本华、尼采学说为主要话语,倾力易卜生、歌德等的研究,则凸显了国统区另类的外国文学研究；《时与潮文艺》展示了学院派研究的特征,是此时段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而集中的一个刊物.

第六章主要从总体上分析民国学人对外国文学研究探讨.在民国文学期刊刊载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学者不但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且能够高屋建瓴地对外国文学研究本体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九二○年代,茅盾与郭沫若关于外国文学介绍与研究的争论,使外国文学研究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怎样研究西洋文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总的看来,此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普及外国文学常识的启蒙阶段,而且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层面.

第二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样文：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

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著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

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

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三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

“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第三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范文模板：中国学生英语二语和英美博士论文中的批判性立场和评鉴

从根本上说,学术话语具有劝导性、代表学科专有的论辩模式；学术论辩牵涉人际协商,取决于文化和个体作者的作用力.论文基于这一最新揭示的学术话语本质,介绍立场和评鉴概念.学术话语中的评鉴研究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领域,评鉴研究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因此,缘起于学术写作的学术话语研究迄今尚未形成相对成熟的研究模型,对于立场和评鉴的意义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也鲜有对比中国学生英语二语和英美博士研究生英语博士论文中的批判性立场和评鉴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Hyland提出的“学科亲缘”和“个体定位”理念,解释中国学生英语二语和英美博士研究生英语写作的相似和差异.这两个理念厘清了学科和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表明作者通过不同的评鉴措辞建构身份时,自我与学术社区、以及作者与所传达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学科亲缘”是指以某一学科的社会话语惯例以及潜在的权力关系为代表的话语互动本质；学科亲缘就是要通过使用语言来采纳学科声音,使作者成为称职的局内人,同时通过普遍同意的意义和一致期望为个体定位和个体作用力创造潜势.“个体定位”是指对语篇中讨论的事件和对这些事件持有观点的人采取观点,包括社会作用者对其讨论事件的个体立场和评鉴.采取立场并展现自信,表明作者是与众不同的独立的创作者、作者对自己的观点和话语立场坚定、拥有作者身份.

论文在批判性立场和评鉴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进行前导性研究.前导性研究采用密歇根高级学生论文语料库（MICUSP2009）,观察表明立场的人称代词I、myself、me在十六个学科的分布以及在英语为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这两种文化的分布.前导性研究初步检验了作者的假设：批判性立场和评鉴表现出学科专有性和文化专有性.

论文接着分析中国入门学者英语写作表现,指出他们在学术话语批判性立场和评鉴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文献综述和前导性研究的基础上,从密歇根大学机构合作委员会十大联盟硕博论文语料库（Dissertations&,Theses@CIC Institutions(Big Ten Universities)）中选取1996-2012年提交的英语语言文学和土木工程学科英美和中国学生博士论文各3篇,共计12篇博士论文,作为63万字的自建小型语料库DISCORPUS.选择语料库论文的原则为：使得中国学生英语二语和英美博士论文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主题和论文长度方面尽量匹配.参照语料库为Hyland语料库（2008）；Hyland语料库包括8个学科240篇学科专家研究论文,共计140万字.定量分析部分的研究工具为免费的、多平台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和数据驱动学习工具AntConc (Version3.3.5),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 (Version19.0)和微软办公软件Excel.

对比重点为：利用计算机软件AntConc、SPSS中的皮尔逊卡方分析和费舍尔精确检验、以及微软办公软件Excel,检索和对比DISCORPUS中的显性评鉴语在中国和英美博士生之间、在英语语言文学和土木工程学科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显性评鉴语实例包括：评鉴动词和情态动词（suggest, assume, argue, disagree,claim, should, must, may, can, and need）、评鉴结构副词（fortunately, unfortunately,interestingly, arguably, surprisingly, presumably, and unexpectedly）、评鉴名词（problem, difficulty, achievement, assumption, claim, failure, success, andchallenge）、评鉴形容词（unusual, strange, atypical, weird, odd, major, and minor）和表达作者自我的评鉴策略（I, we, the author和劝告性的let us/let’s）.这些显性评鉴语全都反映了作者不同程度的批判性立场和评鉴.还通过选择性文本分析和评述,比较中国和英美博士生以及英语语言文学和土木工程学科的非显性评鉴语使用情况.并且通过对比自建语料库DISCORPUS与参照语料库（Hyland语料库）的检索数据,揭示学科入门研究者和成熟的学科专家之间的差异.收集和量化单词、短语和语言结构的使用频率面临着把形式相同的语言当作相同例子来处理的风险,事实上,这些形式相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中具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鉴意义.因此,分析评鉴意义有必要回到特定语境的文本本身来进行文本分析；只有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和互动分析,在选择话语的语境中、在话语的自然栖息地中分析出现的语言结构,才能识别意义的差别模式.

量性语料库分析还与质性研究相融合.向密歇根大学博士生发放130份问卷,每份问卷包含10个问题,收回有效问卷90份.这一阐释性的质性研究还包括10分钟内部知情人访谈,访谈包括10个开放性半结构化问题,访谈过程全程录音,受访者为密歇根大学12名博士研究生,男女各6名.还进行了焦点群体讨论,包括相关中国和英美博士生,博士生导师以及作者在密歇根大学文理艺术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的同事.

可以看到,本研究在数据采集方面和分析方面,综合了语料库定量分析和问卷调查、访谈、焦点群体讨论等人种志方法；这种三角核查法使得研究既有客观分析,又有主观反思,有利于促进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三角核查法能有效地核查假设,有力地阐述研究结果,确保研究者灵活应对研究中无法预料的问题.

本研究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主要研究结果为：

一、中国英语二语博士生和英美博士生在评鉴动词和情态动词suggest、assume、argue、disagree、claim、should、must、may、can、need的使用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学科专有性和文化专有性（皮尔逊卡方值的渐近显著性值(双侧)等于.000）；英美博士生偏爱评鉴动词claim、assume,英语语言文学学科选择了多样化的评鉴动词和情态动词suggest、argue、disagree、claim、should、must、may、can、need.与英美博士生相比,中国博士生过度使用了评鉴情态动词can、may、should；与Hyland语料库学科专家相比,中国博士生较少使用评鉴动词suggest、assume、argue、disagree.

二、中国英语二语博士生和英美博士生在评鉴结构副词fortunately、unfortunately、interestingly、arguably、surprisingly、presumably、unexpectedly的使用方面表现出的学科专有性和文化专有性不十分显著；与Hyland语料库学科专家相比,中国学生对这些评鉴结构副词使用不足.

三、中国英语二语博士生和英美博士生在评鉴名词problem、difficulty、achievement、assumption、claim、failure、success、challenge的使用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学科专有性和文化专有性（皮尔逊卡方值的渐近显著性值(双侧)等于.000）；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习惯使用difficulty、success、achievement、challenge,而土木工程学科习惯使用problem、failure、assumption；中国英语二语博士生习惯使用failure、problem,但较少选择claim、success.

四、中国英语二语博士生和英美博士生在评鉴形容词unusual、strange、atypical、weird、odd的使用方面表现出的文化专有性不十分显著（对数似然函数值等于1.02,<,关键值3.84）；中国英语二语博士生和英美博士生在评鉴形容词major、minor的使用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文化差异性（费舍尔精确检验的精确显著性值(双侧)等于.000）,但是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学科专有性（费舍尔精确检验的精确显著性值(双侧)等于.781）；与Hyland语料库学科专家相比,中国英语二语博士生评鉴形容词minor使用不足.

五、中国英语二语博士生和英美博士生在表达作者自我的评鉴策略（I, let us,we）的使用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学科专有性和文化专有性（皮尔逊卡方值的渐近显著性值(双侧)等于.000）,

六、在非显性评鉴策略使用方面,与本族语英美博士生相比,非本族语中国博士生较少使用非显性的评鉴策略（例如双重否定、间接肯定、轻描淡写、隐喻等）；与学科专家相比,中国和英美博士生较少使用非显性评鉴策略.

研究结论可以为ESL/EAP/EFL/EIL写作教学提供启示.在写作教学中,应培养中国入门研究者对于批判性立场和评鉴的敏感性,培养他们利用数据驱动语料库进行归纳学习.除了应该重视遣词造句这些微观因子对语篇的作用外,更应该关注到作者如何利用批判性立场和评鉴来评鉴语篇内容、如何明晰地表达自我态度、如何吸引读者协商意义和身份、如何有效组织语篇、如何展现作者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身份等这些宏观因素.以便使得入门研究者逐步融入学术共同体,进而过渡为成熟的资深研究者,实现从“学徒”到“专家”的蜕变,逐步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获得学术身份.

第四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范例：建国以来英语专业主导教材发展走向及其启示

本文排比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九套大学英语专业(以下简称“英语专业”)主导教材,包括许国璋主编的《英语》、张汉熙主编的《高级英语》、胡文仲主编的《大学英语教程》、李观仪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李筱菊主编的《交际英语教程：核心课程》、黄源深主编的《综合英语教程》、杨立*编的《现代大学英语精读》、何兆熊主编的《综合教程》以及何其莘和童明编著的《文化*英语教程》等教材的初版及修订版,其内容涉及教材的编写依据,编写理念,编写体例,课文主题以及教辅配套材料.

通过对50年来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主导教材的分析研究,笔者发现：英语教育思想和观念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而转变,主要体现于以下诸方面：第一,从单纯传播语言知识到注重发展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的转变.第二,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第三,从以单词、句子教学为中心向注重语义、语篇教学的转变.第四,从学生被动接收知识向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能力的转变.第五,从强调学习结果到重视学习过程的转变.

对这九套教材全方位的详析与对比揭示出一种突出的发展走向：我国英语专业精读教材(包括改称为“综合英语”的教材)精读性质逐渐淡化,综合性质大大加强.这是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外语界引进并深受外国先进的外语教学理念的影响,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需要.本课题研究有以下意义：一是通过梳理,可以了解各教材编写者的语言观；二是通过梳理,可以了解各教材编写者的外语学习观；三是通过梳理,可以了解各教材与其社会文化的相关性；四是通过梳理,可以帮助学习者更有效的选择教材,让教材更好地发挥作用.论文就英语专业精读教材的编写原则、教材评估理论以及从精读到综合英语的理想化追求与现实矛盾等三个方面理清我国英语专业主导教材的发展走向并提出建议.

第五篇英美文学博士论文范文格式：英语世界的《红楼梦》研究

本论文主要针对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中涉及成长、大观园和女性话题的著述进行梳理,从这三个具体话题中总结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脉络.英语世界的《红楼梦》研究自20世纪60年*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研究成果数量开始增多,且更具系统化特征.本论文按时间顺序梳理了涉及三个话题的研究成果,分析其共同的发展趋势,发现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对这三个话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且积极应用西方文学理论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的特点.

本论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按照年代顺序研究英语世界关于《红楼梦》中成长话题的论述,分别考察了20世纪70、80、90年代和21世纪初涉及成长话题的《红楼梦》研究.70年代英语世界的一些学者将贾宝玉作为西方文学中人生意义的探求者形象与哈姆雷特等西方小说人物进行比较,还有学者从西方文学中一种描述个人成长的叙事结构即帕西法尔寻找圣杯来分析宝玉的红尘历劫的意义.80年代涉及成长话题的论文主要从西方文学中常见的两种文学类型——智慧文学和成长小说模式来分析《红楼梦》.90年代有学者从儿童文学的角度探讨《红楼梦》的文学和社会价值,还有学者对小说中表现出的“不愿成长”情绪进行分析.21世纪初涉及成长话题的研究有对宝玉的红尘心路的意象解读,也有佛教启悟角度对该小说的分析,还有从空间叙事理论来讨论宝玉童年生活的不同空间对其言行的影响.通过对这些著述的分析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英语世界的学者对《红楼梦》成长话题的研究呈现出理解逐步深入、研究方法和视角越来越丰富的趋势.

第二章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迄今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中关于大观园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英语世界的大观园研究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叙事研究和考证方法.从70年*始,英语世界的汉学家积极地将西方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新批评、叙事学、新马克思主义等应用于《红楼梦》研究,在这种思路的关照下,大观园的文学意蕴越来越丰富.2000年后,建筑美学、空间叙事理论、性别研究等理论的应用使得大观园研究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特点.

第三章考察了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中涉及女性话题的著述.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女性话题的研究成果较少,60年代的两位华裔学者夏志清和荣之颖在讨论红楼女性人物时都借用了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70年代浦安迪和那美惬的论著则直接表示应用了结构主义和比较文学的方法.从80年*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讨论《红楼梦》中的女性人物.应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红楼梦》的一些论述能够明显地体现海外汉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此外,也有学者从清代绘画艺术、清代妇女史研究等角度来讨论该小说中女性话题.

第四章集中讨论了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的特点、优势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英语世界的《红楼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汉学、西方文学理论、中外关系、世界政治格局变化、西方学术传统和规范等因素的影响.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比较文学的视野和跨学科特征,反思性和批判性.其不足主要体现在套用理论、过度阐释、对中国文化和《红楼梦》文本的误读、翻译欠缺.鉴于以上问题和不足,中国国内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待于更多地翻译成英文.此外,带有详细注释的《红楼梦》资料索引也会对英语世界的学者的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本论文所使用的材料大多为国内学者尚未在著述中提及过的新材料,笔者翻译了文中所引英文资料,这些资料多为首次翻译成中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创新性和合理性.笔者选取了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中的三个较有特色且成果丰富的话题,并按照年代进行梳理.此外,本文将英语世界的《红楼梦》研究放入海外汉学和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语境中,并结合了国际政治和外交形势以及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传统等影响因素,发现了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的一些鲜明的特点及成因,并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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