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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参考：中国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1861-1976）
2. 第二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样文：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历史研究
3. 第三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模板：《金色笔记》的符号学解读
4. 第四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范例：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5. 第五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格式：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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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参考：中国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1861-1976）

中国德语文教育是我国外国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1861至1976年间的德语文教育历史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政策、实施主体及教材编写与出版三个维度来考察我国晚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至“*”结束三个阶段的德语文教育历史演变过程,梳理并分析各阶段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中有关德语文教育的规定,探究实施德语文教育的主体特征和办学动因,挖掘历史上与德语文教育相关的人和事,点面结合,还原德语文教育在各历史阶段的原貌,勾勒出该时段我国德语文教育从基础教育阶段为主逐步向高等教育阶段迁移的过程,为我国今后德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本文分六个章节,除绪论和结语两个章节外,主体部分包括四个章节.第二章论述晚清时期德语文教育实施主体——我国自主创办的官办方言学堂、洋务军事学堂、技术实业学堂和晚清大学堂以及德国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技术学校、德华学校和高等学堂,分析其办学背景、办学动机、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法及办学特色,追溯德语文教育在中国的起源,并从教材编写与出版方面来进一步推测当时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第三章在梳理民国时期我国德语文教育政策的基础上,论述已延伸至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层面的德语文教育实施主体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分析其办学背景、办学目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方法等,探讨民国时期开展德语文教育所希冀满足的各类需求,重点考察德文系作为独立系科在高校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以及德语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语言所处地位的演变.此外,通过对民国时期的德语文教材出版物的统计与分析来进一步获得对该时期德语文教育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四章将焦点放在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期间的德语文教育,结合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分析我国中学外国语学校开展德语文教育的社会背景、办学动机及办学特色等,再现德语文教育在综合性大学、外语院校、外贸院校及师范院校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过程,分析政治环境及苏联模式给德语文教育所带来的制度、内容、方法和手段上的变化,梳理该时期我国在德语师资队伍建设、德语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词典编纂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阐释教材中所折射的“外语学习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归纳出这一时期德语文教育的特色、成绩与不足.

第五章再一次从教育政策、实施主体和教材编写与出版三个维度对晚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至“*”结束三个历史阶段的德语文教育进行纵向对比与分析,阐明各历史阶段德语文教育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勾勒出我国德语文教育从晚清至“*”结束的百余年间的发展脉络.本文最后指出,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对我国今后德语文教育发展有着丰富的启示,从教育政策的整体规划、中等教育阶段的德语文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德语文教育三个方面予以展开,建议从国家战略和人才需求出发对我国德语文教育进行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在规范中学德语文教育的基础上,处理好中学德语文教育和高校德语文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探索高校德语文教育分类别、分层次、多元化的培养模式,促进我国德语文教育事业良性健康发展.

第二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样文：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历史研究

本论文是关于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整体性研究,通过回顾和整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与我国日语高等教育相关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分析我国日语高等教育的成长轨迹,在整理前人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形势和社会教育观念的变化对日语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机制和原理,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探讨了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日语高等教育活动规律.

本论文由引论、上篇、下篇三部分构成.引论部分首先简要地对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性质和地位做一确定,归纳一些对论题研究有启示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学普遍理论以及教学分析视角、教学过程各要素的评价方法等,为论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思路和指导.接着对论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做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目前有关我国外语教育史的研究现状和国内外特别针对我国日语高等教育史开展过的先行研究,找到论文要达到的目标和突破的问题点.为了能够使论题具有更完整的历史脉络,注重历史发展的继承和延续,引论还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日语教育做了简要回顾,梳理了日语教育在古代中国的早期传播和近代中国的初步发展,为研究做了铺垫.

论文正论部分的上篇是对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概述,分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创始阶段（1949--1966）、*前期的空白断档和后期的恢复过渡阶段（1966--1977）、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阶段（1977--1999）、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跨越式发展阶段（1999至今）四个阶段,分别从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本科日语专业建设、研究生日语专业建设、公共日语课建设、其他各类日语高等教育建设、全国性组织及其活动和文件期刊、日语专业的社会服务这七个方面展开,在总体概观中,结合了有代表性的院校个案,比较了这些个案的共性和差异.在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中,从国内政治运动、经济形势、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与日本的经济贸易往来等几个方面考察,明确不同时期的日语高等教育所处的外部大环境.在本科和研究生日语专业建设中,从创建的院校数量、招生规模、课程设置、使用的教材特点、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考察.在公共日语课建设中,重点从科技日语教学特点、教材建设、侧重读写的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考察.全国性组织及其活动主要从指导委员会和教学研究会、大平班等几个角度考察,文件期刊主要从教学计划和大纲、《日语学习》等几个期刊考察,社会服务主要从科技日语书籍、广播和电视日语教材的角度考察.

正论部分的下篇是对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的思考,在基于上篇史实基础上,涉及了十一个方面的观点：即：国内环境和中日关系与日语高等教育相互作用和影响、日语高等教育始终体现着教育活动本质和中国特色、四类院校在日语人才培养上既有区别又有共性、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虽呈现多样但本质不变、六十年在语言技能训练方法上积累了很多经验、人才培养目标是语言技能上的“专”和专业领域内的“通”、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共同存在并反映社会的不同需求、教师评价体系是影响日语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专业日语与公共日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办好中学日语对日语高等教育有促进作用、日语高等教育中有着日本友好力量的参与.最后,论文对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和其中蕴含的教育思想作了归纳,对未来的发展作了展望.

论文除了参考著作文献外,还对六十年来,特别是前四十年里全国高校主要使用的日语教材进行了分析,通过教材探究编写者的思路和还原当时的教学情况.此外,论文还通过走访,整理了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七所院校的日语专业老前辈对过去教学回忆的口述内容,将这些活的历史也作为材料引用在论文中.这些院校都是在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发展中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对日语高等教育贡献大、代表性强的院校,可以说,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院校是新中国日语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火种,有了他们,才有了今天发展的局面.通过访谈获得的信息充实了论文细节,力图重现这些院校在日语教育草创期里的具体做法和有益经验.

论文通过回顾日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对专业内的不同培养方向以及与其他学科专业课程复合的模式进行了思考,通过分析教材特点,分析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和曾经一度流行的听说领先教学法、直接教学法等方法,对不同时代和条件下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语言运用技能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找到了教师在结合中国学生实际创造有本土化特色的日语教学方法上的智慧.论文通过多角度梳理史实,重温了一代又一代教育者在教学和科研中付出的努力,也看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日语高等教育的影响机制,探讨了在多方合力作用下的日语高等教育这一社会活动的规律.

第三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模板：《金色笔记》的符号学解读

在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如何运用国外语言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文学经典作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本博士论文主要依据苏珊·,朗格、鲍里斯·,安德烈维奇·,乌斯宾斯基和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对当代英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的长篇小说《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研究无意去概括长篇小说《金色笔记》确定的主题思想,只是努力发掘了长篇小说《金色笔记》作为叙事文本自身的主体性.这一创作的主体性,一方面与作家自身的世界观、思想意识有关,另一方面又是作家对自我主体性羁绊的克服和超越,赋予文本以生命的主体性,增强读者的主体性意识,从而能够不断地积极地创造意义.

从苏珊·,朗格的关于“艺术是情感符号的表现”这一观点出发,长篇小说《金色笔记》不仅反映着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生活,把握着时代脉搏的律动,而且更是对那个时代人类各种复杂情感的集中表现.该小说文本的情感表现形式是非常独特的,使得情感表现于该文本的形式与内容的同构之中,象征意义蕴含于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融合的同质之中,艺术符号文本的无限可阐释性隐含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与虚幻的彼岸世界交汇之中,以此达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依据鲍里斯·,安德烈维奇·,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的视点理论,长篇小说《金色笔记》通过不同层面的叙述“视点”,在“内”与“外”视点的融合中,由“黑”、“红”、“黄”、“蓝”四种不同色彩与“自由女性”叙事的交织,随着时间进程的演变,在意识形态、话语、心理等不同视点中呈现出不同意义,构成了小说复杂而又有序的独特叙述形式,从而形成了艺术价值极高的文本结构,形成了小说的对话机制.

根据尤里·,洛特曼关于文学文本的社会交际功能、信息生成功能等论述,小说文本结构以五线谱的形式,通过主音线“自由女性”(第五线)与“黑”、“红”、“黄”和“蓝”这四本笔记(第四至第一条线),构成旋律声部与辅旋律声部的先后四次变奏,营造出长篇小说《金色笔记》的主旋律,即自由、生存、信仰、爱情、精神等音响构成的谐音.与此同时,多丽丝·,莱辛以小说创作与注释和议论之间形成的双声部,表明人世的荒谬和价值就在于过程之中,生活和文学创作都是如此.音乐(文本)的模糊、通感、音韵、节奏等,再加上人物、内心、文本、文化间的对话构建,就可以不断地激发读者的创造力,不断地感受到悠扬的旋律和多元的意义,这也就构成了长篇小说《金色笔记》的文本意义生成机制.

本博士论文力图表明,在经典的文学文本中“形式是可以创造内容的”：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无限的可阐释性,文学批评的任务并非要揭示文学经典作品的确定意义,而恰恰在于发掘文学文本的可阐释空间.文学批评只能够不断地丰富文学文本的意义,而不可能得出终极的意义,只能够不断推动文学经典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话.因此,本项研究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建设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第四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范例：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它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特色.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引入,并逐渐形成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两大特性.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受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人才培养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和校园文化等方面形成自身特点,培养出大批优秀外语专业人才,为近现代中国众多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近代大学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制度建设以及办学成效,有利于总结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加深对大学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对于当前中国大学外语人才培养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论文从通识教育的视角,围绕外语专门人才培养的主题,系统考察和分析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和保障制度的变迁、总结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与规律,为当今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简要论述论文选题的缘由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厘清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探讨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理念嬗变.从洋务外语学堂的“中体西用”人才观,到清末确立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办学宗旨是理念演变的第一阶段.民初《大学令》提出“硕学闳才”的教育宗旨是第二阶段.到二十年代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的输入是第三阶段.1938年共同必修科目表的颁布与推广,标志着通识教育理念的最终确立.第三章具体考察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对不同大学组织模式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要素(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外活动和师资队伍)进行论述,阐明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探究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论述教学管理制度和师资管理制度对外语专业教育的作用与影响.第五章以清华大学外文系教育模式为个案,探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模式及实施特点.第六章是成效分析.从五个职业领域探讨外语专业人才的成就与特点,并剖析其成才原因.第七章为理论探讨.运用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阐释制约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归纳其在人才培养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以及校园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为当今大学外语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通过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它注重通识教育,适应了近代社会发展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教育理念与培养模式上,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经历了从培养“中体西用”专门人才到培养“会通中西”人才的变革过程,最终形成通才教育的模式.通过文理兼习的共同必修课与以文学课程为主的专业课相结合,以及营造人文教育氛围,达到培养知识面宽广、人文素养深厚的外语通才的目的.

第三,在教师选聘和教学管理方面,采用教师聘任制、导师制、教师兼课制和教授学术休假研究制,实施选科制、学分制、评价制度和转学转系制,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高水平教师队伍和制度保障,促进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

第四,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人才辈出,通识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识教育理念拓展了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空间,通才教育模式为外语专业学生成才奠定了基础,高水平的大学外语师资队伍为外语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五,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历史启示在于：大学外语人才培养应以人文通识教育为基础,“通”、“专”结合,加强“通识”师资建设,改进通识教育课程结构,构建以文学和文化类课程为主的专业课程体系,完善教学管理与评价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外语专业人才的全面发展.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通识教育的视角,系统考察中国近代大学外语教育理念嬗变的轨迹,以及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迁,有助于认识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凸显中国近代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特色,揭示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第三,总结近代大学外语专业人才的群体特点,分析其成才经验,对当今改革和完善大学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五篇外国语言文学论文范文格式：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

在传统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一直以文本分析为主要任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新方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翻译家研究一般集中在对其翻译活动和翻译观的介绍上,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对翻译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思想、审美意识、人格修养及其所译作品对译入语文化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出现.这种发展趋势值得翻译研究界予以重视.

杨宪益(1915-)学贯中西,集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西交通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和中国古典诗人于一身.他是一位在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而且同许多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坛巨匠一样,他曾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沐浴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最终走上了翻译道路,将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伟大的翻译事业.以翻译成就而言,特别是中译英领域,同辈人中能望其项背者寥寥无几.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宪益为中国文学向国外译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毕生译著煌煌千余万言,但鲜见翻译界对其翻译思想、地位、影响等作系统而客观的梳理与评价.因此,以“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为选题,尝试对这样一位罕见的学者型翻译家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文将从杨宪益翻译什么(作品的选择),如何翻译(翻译的方式),为何翻译(翻译的动机)这三方面为着眼点,把杨宪益翻译的轮廓和细节都真实地带到人们眼前.本论文探讨杨宪益在翻译实践中所体现的文化思想、价值追求和政治关怀,描绘杨宪益精神变迁的轨迹.对杨宪益的文学翻译状况进行研究是一项繁杂的工程,本论文着重讨论译文的接受文化,试图对新文化语境中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过程进行爬梳,探讨该时段文学翻译有哪些突出的变化及特征,出版机构或译者本人选择了哪一些作品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去介绍给当时的国民,译者使用的基本翻译方法是什么,这样的选题与翻译方法对译入语文学及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译作对作者的创作是否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经验及教训可资借鉴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重要转折,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描述翻译学的兴起,继而文化研究取向的盛行,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逐渐凸显于翻译研究中.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影响都是通过译者来体现的,而翻译家的选择、翻译的方式、翻译的策略等等,反过来又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可以说,翻译研究的转向,使翻译家——翻译主体——研究成为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

杨宪益在译介中国文学上所做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国内外有相当的评述文章,但都是零星的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杨宪益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显现出新的趋势,不仅出现了自传、还有传记或者评传.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邹霆著《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李辉著《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雷音著《杨宪益传》等.传记全面介绍了杨宪益的人生历程,书中都多次提到杨宪益的翻译事业,但不是主要笔墨.杨宪益本人也曾应邀写了一部自传,1990年时,他用英文写成这本自传,名为White Tiger(《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改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薛鸿时将其翻译成中文,题目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杨宪益为中文版写了后记.这便是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杨宪益研究的发展概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缺少从翻译的角度对杨宪益进行研究呢经过大量的材料分析,以及对国内外翻译研究发展史所作的思考,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是翻译研究发展的历程决定的.由于传统翻译研究工作的重点不在翻译家研究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研究工作还没有着手探讨“谁来译”的问题,因此,多年以来,较少有人从事以翻译家为对象的翻译研究.其二,杨宪益仍然健在,很难引起翻译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传统的观点认为,译者是隐身的.高明的译者不应让译文读者察觉到读的是译文,而非原作.但是,目前国内外翻译界逐渐意识到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不是隐身的,而应该有其自身彰显的风格与特点.

从风格本身来说,风格是可译的,但有一定的限度.译者如果忽视了风格意义或风格价值,是很难忠于原文的.文学作品风格的翻译是高层次的审美活动,有些译者由于缺乏较深的文学修养,对风格缺乏辨别、鉴赏能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丧失原作的风格或使风格消退.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原文风格的丧失或减色归因于风格的可译性限度,更不能得出结论说风格是不可译的.既然风格是可译的,那么译者就应该有风格意识,想办法在译文中传达原作风格.

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原作风格和译作风格的关系是研究文学翻译中风格传达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

1.译者风格无疑应该服从作者风格,但过分拘泥于原作的表层结构,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趋,只注重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容易导致死译、硬译,结果反而违背了原作风格,求信而不信.

2.译者风格在译文中有意无意地会显露出来.但是,过分强调译者风格,强调以译者为主,译作可以在艺术上超过原作,只注重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容易导致曲译,甚至是滥译.多数译者都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翻译工作,有意识的曲译、滥译现象已基本绝迹.然而译者在不知不觉之中仍有可能过分突出了自己的风格,使原作的风格成为名存实亡的东西.

本文将讨论杨宪益在毕生的翻译生涯中是如何既积极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又恰如其分地展现译者的风格,如何将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或者向中国介绍外国文学时,都能做到这一点.

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杨宪益翻译研究的现状,杨宪益与戴乃迭古典文学英译领域的成就,包括西方文学名著的汉译和中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为“杨宪益的个人风格”.首先讨论了翻译风格论,提出风格翻译的理论基础、必要性、困难、可能性与必然性、先决条件以及共性,为文章的立论做好铺垫.接着,论文探讨个人风格与思想性格的关系,翻译风格与思维结构的关系,个人风格与生活经历的联系等.并且,本章还着重探讨了杨宪益的爱国情怀与其选题、翻译策略的关系.翻译理论界一直强调“诗人译诗”的优势,杨宪益作为诗人,他不仅自己创作诗歌,也翻译诗歌.

第三章为“杨宪益的翻译实践活动及其翻译观”.本章首先从杨宪益的民族主义、历史理性主义、沉重的历史感与忧患意识、民众与现实立场入手,进而探讨其翻译观.本章接着对新中国成立后,杨宪益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评价.本章还根据杨宪益汉语作品英译与外语作品汉译两个模块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就汉语作品英译而言,又分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国近代文学作品英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三个子模块,突出杨宪益在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外语作品汉译而言,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与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得修纪》为切入点,证明杨宪益在外译汉领域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在第四、五、六章中,论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翻译家:戴乃迭、霍克斯与许渊冲,通过详尽的文本比较,深入挖掘杨宪益的翻译风格与其他翻译家的翻译风格的异同.

第四章为“翻译名家之风格比较”.从总体上分析了戴乃迭、霍克斯与许渊冲三位翻译大家与杨宪益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戴乃迭是杨宪益翻译事业上的好伙伴,但是由于母语的差异,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仍然存在分歧,探讨两人合作翻译的模式.以《红楼梦》为例,对两译本展开比较,探讨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的异同.许渊冲在诗歌翻译领域堪称翘楚,故对其风格与杨宪益翻译风格进行比较.

第五章为“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之深层分析”.首先从文化力量、原文地位与起始规范入手,然后剖析翻译委托人、预期读者对象与翻译目的,接着探讨道德规范、评价、诠释与文学观的差异.本章最后着重比较了在人物语言风格翻译上的差异.

第六章为“杨宪益与许渊冲诗歌翻译风格之深层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在诗词翻译领域成绩斐然.本章从乐府、唐诗、宋词三方面入手,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的翻译风格,并探讨造成翻译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乐府以《上邪》、《江南》为例,唐诗以《长恨歌》为例,宋词以《西江月》为例.

第七章为“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本章结合上述六章的内容,提出影响杨宪益依着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教育经历、社会背景、翻译目的、出版商或翻译组织机构、预期读者与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是本章的升华部分,总结了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即比较文化视野下的翻译观、忠实与“信”的比较、文化与意义、消除历史距离、对古籍今译的观点等.

第八章为“结论”.对本项研究进行回顾之后,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研究价值、其局限性,以及研究的发展空间.

在杨宪益的翻译生涯中,他把中外文学遗产都纳入到自己广阔的视野中.他深谙中国人民需要了解外国的文学遗产,外国人民也需要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翻译是达到此目的的重要途径.他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主,也做一些英译汉的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翻译的特点是能把中国古典文学中许多难懂的词语译成非常通顺、晓畅的英语.有时读者反而觉得与其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原著,倒不如阅读它们的译本来得容易些.

从以上取自不同体裁、题材、风格、作家、时代和社会的意象翻译的分析看,杨宪益凭借深厚的语言、文学、文化修养,丰富的想象力、审美力、跨文化比较能力、创造力,以及长期的翻译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思想内容忠实原著,理解深刻,表达准确,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善于传达隐含的意义、思想和情感,翻译方法灵活多样,偏重直译,语言生动活泼,简洁流畅,富有变化.

杨宪益的翻译成就足以证明,文学翻译要获得成功,翻译主体首先必须热爱翻译和文化交流事业,翻译态度严谨,具备社会责任、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感,译品要对原作、原作者、原语文化和译入语社会和读者负责.其次,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学、文化修养,必备的研究能力,做“真正的文化人”(王佐良语),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和跨文化比较的能力.再次,必须具备对语言艺术的感悟力,丰富的想象、情感、创造力和人生体验,良好的判断鉴别能力和审美能力.其四,必须具备必需的翻译理论修养、辩证的翻译观、正确的翻译目的和动机.最后,必须勤于勇于翻译实践,不断丰富翻译经验,并把翻译理论、学术研究和实践翻译结合起来,既发挥主体性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又不逾距.“风格即人”,译者个性、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制约翻译质量及风格.通过对杨宪益译者风格的研究,加深了对文学翻译者的主体性因素的理性认识和深入思考,推动该领域研究的纵深发展.

本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通过对杨宪益的翻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凸显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二、通过杨宪益的个案研究,研究合作翻译、诗人译诗等独特的现象,从而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影响翻译行为的主要因素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三、通过探讨风格翻译的可能性、必然性、共性、先决条件等,证明译者必须对原文风格引起高度重视,既忠实于原文风格,又有保持一定自己的翻译风格.四、通过探讨译者思维结构的稳定性、译者理性思维的稳定性与创造性、译者思维结构的对立与统一,证明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译者的翻译风格保持相对稳定性,而针对不同的原作、不同的预期读者、不同的翻译委托人等因素,翻译风格可能出现适度的调整.五、通过对同一原作、不同译者、不同译作的深入分析,预测英语读者对各个阶段的中国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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