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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第一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广西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研究
2. 第二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样文：国有股权行使模式研究
3. 第三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模板：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4. 第四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范例：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棉业研究
5. 第五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格式：工人政治的逻辑及其变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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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广西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研究

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近年来,农业行政执法开始引起大家关注,但已有研究很少对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作出明确的判断.基于既有研究方面的缺位,本研究从分析农业行政执法有关概念入手,在把握农业行政执法活动和农业行政执法运行机制与农业行政执法体系的关系基础上,对广西农业行政执法体系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影响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进而又采用SWOT分析方法研究了提高广西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的具体战略,研究结果认为：

第一,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是综合衡量农业行政执法活动是否完成、农业行政执法活动与法律规范期望结果方向是否相同、农业行政执法效果与法律规范期望结果方向是否相同、农业行政执法效果是否达到法律规范期望结果以及农业行政执法成本大小的指标,是可以通过某种数量形式反映出来的.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等于活动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效果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农业行政执法成本系数.

第二,农业行政执法活动受农业行政执法运行机制所制约,而农业行政执法的运行机制又取决于农业行政执法体系,配置不科学、制度不合理、分工不明确、运转不协调、不能充分发挥整体功能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会制约农业行政执法运行机制进而影响农业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当前广西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农业行政执法基本原则执行不到位、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机构分散、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滥用农业行政执法职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不规范、农业行政执法程序不正当、农业行政执法监督不到位等多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广西农业行政执法仅处于基本有效阶段.

第三,广西农业行政执法体系的优势在于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基本建立健全、执法经费已要求列入财政预算和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执法职能明确；劣势在于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分散和执法监督不到位；机遇来源于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实施、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挑战则来自公众农业法制观念薄弱和执法依据不完善.

第四,基于SWOT的分析,深化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综合素质、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完善农业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和加强农业普法力度是提高广西农业行政执法有效性应当首先实施的战略,可以通过合并农业行政管理机关、明确其执法职权、科学设置内设机构、整合配置执法职能等手段,深化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行政综合执法；通过严格录用标准、实行持证上岗、注意加强培训、动态划分等级等办法,提升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防止农业行政执法职权滥用和确保农业行政执法的内容合法、程序正当并符合具体的法定形式来规范农业行政执法行为,维护农业行政执法的社会形象和执法权威；通过强化农业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充分发挥行政监察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对农业行政执法的监察监督作用,建立起一套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方位的农业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促进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通过抓住重点对象、采取多种形式、建立长效机制等办法,保证农业普法教育持续有效进行.

第二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样文：国有股权行使模式研究

国有公司政企不分、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国有垄断、收益体内循环、高昂的*成本和监督成本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是本文思考的逻辑起点,沿着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进路,以求解决现实问题.本文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中的国有股权为研究对象,分为两个层次：通过对国有股权的本源权利——国家所有权的法理解读及其现实困境这一基础理论层次的分析,寻找国有股权行使的应然体制及其具体方法这一实践应用层次.

国家所有权这一概念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改造,这些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将所有制与所有权对应起来,认为国家、集体、个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一致的,从而坚持“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这严重背离了所有权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和责任区分的明晰性原理.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只能与计划经济相结合,难以与市场经济相融合.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在结构主义分类模式下,我国的国家所有权应分解为由各级政府作为所有权行使主体的独立的公法法人所有权.如此,*和地方作为平等的市场交易主体,在宪政的法治环境下运行,去除了随意占用和调用的制度性基础,这是国家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所在.未来的视域中,在生产力水平足够发达、物质财富极度丰富、国家治理和*法治良好运行的状态下,国家所有权的价值体现于共产主义社会所有权的一个过渡.关于国家所有权的性质,目前主要有物权说、所有制对应说和公权力说三种学说.笔者赞同公权力说,认为国家所有权并不具有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私权特征,因为其主体全民并没有自行选择经营者的权利,更不享有公司治理机制中的股权,只能委托国家并服从于国家公权力的支配,因而,是一项以政治程序为运行机制的公权力.

从对所有权的历史分析来看,蒙昧时期和文明早期的所有权是有限度的,具有公共所有权的某些权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即自主性的支配权.从相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到近现代社会的所有权绝对,即所有权主体对客体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各项权能的全面支配权,再到以社会责任为导向、以保障弱势群体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理念、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所有权社会化,即社会主义观念下的所有权,承载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所有权的演化进路来看,所有权经历了由个人所有权到以股权为媒介的法人所有权,再到法人所有权规模化的社会所有权,均是以个人所有权为基础,只是其私人属性逐渐被弱化,社会属性逐渐被加强.

我国的国家所有权向国有股权的转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国家可以直接处分国有企业中任何财产的完全国家所有权阶段；第二阶段为既承认国家是投资人,对国有公司中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又承认国有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的国家所有权与国有股权并存的阶段；第三阶段为国家投资让渡国家所有权获得国有股权,国家不再对国有公司中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国有公司单独享有法人所有权的国家所有权转化为国有股权阶段.实践中,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只是《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相关规定依然停留于第二阶段,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国界内的资源为社会成员所有,非经正当程序,不能为某个人、某个阶层或者某个政权所独有.全民所有只为国界之间的权利划分提供了方便,从实质意义上来说,在一国之内强调全民所有,实际意义不大,界分不清,反会造成制度上的混乱.我国的国有实际上被某些利益集团所有,国家所有权的任何权能都没有被全民所行使,“国有即全民所有”,实际的结果是权利主体虚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基于人的理性自利本性,财产私有是最理想的形式,因其可以定分止争和促进发展,对人生与品德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国家所有权这种模仿私人所有权的拟制人模式难以实现内部化激励,国家所有权主体虚位致使企业内部人员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权力斗争,对控制权的争夺成为典型的政治斗争.

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遵循常人思维和小人思维,而不应遵循圣人思维.如果全部是圣人,法律制度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我国的国家所有权遵循的却是圣人思维.依据委托*理论,*环节越多,*成本和经营风险就越高.非国有商事公司中只有股东委托人与经营者*人一层*问题,而国有公司中除了经营者这一层公司*问题,又多了多层所有者*问题.经营者环节在下游,如果出了问题,可以通过更换经营者而迅速得到解决,而所有者环节在根源和上游,如果出了问题,整个*链条都有可能崩溃.

为了使国有公司充分模仿私人公司,现行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直接管理国有公司的两级制；第二种是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国有公司之间设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中间层的*制.两级制下,难以实现政企分开.*制在实质上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中间层难以真正独立；第二,授权不清.无论是两级制还是*制都存在着行政管理越位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自由秩序的成长,无法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权力寻租滋生腐败,致使真正的规模经营难以形成,社会公平公正的观念严重缺失.将国有公司做大做强的目标功能与真正靠市场力量形成的规模经营是错位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厘定不清,政府投资遍布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其行为与政府只有将自己定位于市场做不好也做不了的领域和行业这一应有目标和功能是错位的.宪法与法律的规定是“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其基本诉求也是增进人民的福祉,但其目标功能与国家所有权与民争利的现实运行一直是错位的.

从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层面的出资人职责可以分解为投资预算决策、投资执行出资和投资监督评价.其主体分别为投资预算编制委员会、财政主管部门和国资委,这是国资管理的宏观框架.投资预算编制委员会是在国资委和财政部之上的一个协调部门,在其听取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由国资委作出投资预算草案,经财政部门审议后,提交于政府,再由政府提交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财政部门通过与国资公司签订信托合同的方式,将其资产或股份信托给国资公司,由国资公司进行管理和运营,通过信托合同可以将公法上的行政权转化为商法上的私权.国资委对国资投资、运营的全过程行使监督职权.

国资公司是政府特设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作为政府与市场的隔离层,将政府层面的行政行为转化为市场层面的商事行为.财政部门与国资公司之间是双重法律关系：一是形式上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财政部门以出资人的身份和适量的资本设立国资公司,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二是信托合同法律关系.财政部门将预算投资决策所形成的资产或者所持有的国有公司（一线生产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分成若干份信托给若干国资公司,由国资公司作为国有公司的股东行使所受托股份的股东权.国资公司作为受托人不受政府干预,更不受名义股东财政部门控制.不设股东会,公司成立后,董事会与财政部门签订信托合同,据此独立经营,由当前的股东中心主义转变为董事中心主义,董事会处于核心位置,上对政府中的财政部门负责,下对下属国有公司行使股东权.其董事会构成依不同的治理功能而配置不同的席位,公共公司领域应以政府董事、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三”制模式为宜；商事公司领域应以独立董事为主导.

微观层次的国有公司治理理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政企分开和党企分开是其治理的根本；第二,信息公开是其治理的制度保障.基于此,在董事会监管职能的强化方面,应当尽量避免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大量交叉,尤其是董事长与总经理不能由一人担任,将经理层的任命权回归董事会.在经营者选任机制的矫正方面,党管干部原则不再适用于国有公司,以真正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替代委任制,董事和监事由股东会选任,经理层由董事会选任.在经营者评价机制的完善方面,经理、党委和纪委成员不应成为考核对象,董事会全体成员应成为考核对象.应推广经济增加值（EVA）考核指标体系,该体系的设计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区分不同领域设置评价体系和指标.在经营者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应秉承激励“人力资本”思想,以公平和透明的程序为基础,根据不同行业确定不同的激励幅度,加强长期持股约束,在非上市国有公司引入股权激励机制.在经营者约束机制方面,应以强化责任规范为核心,强调民事赔偿责任,辅之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体现于事后否决权特点的黄金股既不必参与经营,又无统一的法律规定,可以以少量的股权实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实现股权多元化和市场化运作.将国有公司中的控股股份转化为具有固定分红和限制表决权特点的优先股,可以解决政府干预和国有股长期不分红问题.优先股作为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一种重要的资本市场工具,我国应尽快引进并将其应用于国有股权的行使.

这里的国有股权信托,是指委托人（财政部门）将其对某一国有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含表决权）分成几份,根据股权管理信托合同,将其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几个受托人（信托公司）,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目的管理股权,受益权归社保基金,国资委作为监督人,而设立的信托.以信托特征为基础的国有股权管理信托模式具有股份移转、重置表决权和信托责任三大特点,既可以实现政企分开,优化公司治理,解决权利主体虚位、国有垄断和收益上缴难问题,又能够实现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如果说政府作为出资人在预算、执行和监督方面分由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是在横向层面实现了分权制衡；那么*和地方分别所有和国有股权信托是在纵向层面实现了分权制衡.当然,此种股权管理信托的制度设计中,受托人的道德风险防范机制最为重要,主要受以下五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一是受信托合同责任的约束；二是数个受托人按份持有同一国有公司的股份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股权制衡机制；三是受托人自身董事会不同类别董事的席位配置所形成的治理机制；四是国资专门监督机构国资委的监督机制；五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这种多重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避免受托人道德风险的发生.

第三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模板：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本文以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为主要研究对象.作出这个选择定位主要有以下原因：从国内看,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温饱问题向结构性供给不足、农产品质量不能满足人民需求及农产品增产压力加大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从传统分段式的方式向现代一体化的方式转变.从国外环境看,入世后世贸协议对行政行为具有较强约束力,迫使政府改变原有的一些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入世后农业生产面临着国外农产品的激烈竞争.这些条件的变化对政府农业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构建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公平高效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

本文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研究的大背景,以管理学、现*度经济学、政治学为学科基础、采取多学科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农业行政管理绩效评估、行政创新环境、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动力阻力分析、创新的总体制度安排方面构建了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研究框架,以期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日益完善与发展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对现代农业和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相关理论发展进行了阐述.在分析大量国内外文献基础上着重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必须建立在原有的历史沿革之上.建国以后,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历经变迁,形成了包含多个部门在内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这种脱胎于旧的计划体制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在结构、职能及其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职能分段不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农业基层部门力量薄弱、农业主管部门调控手段不足等问题,需要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我国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尽管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不同,但是发达国家农业行政管理具有一些相同点：依法进行农业管理、实行宽泛的管理体制、注重与农民组织的合作、坚持服务理念、注重农业科研并进行多途径技术推广等.发达国家农业行政管理经验为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借鉴.

行政管理不能仅仅重视投入了多少资源,更重要的是考量其产出.从国内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建设来看,我国农业生产业绩较好,政府管理效能获得明显提高,行政效率获得较大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政府农业行政管理成本较高,且构成不合理.农业行政管理绩效需要提升.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开展,本文选择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建设作为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环境要素进行分析.我国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框架内进行.农业行政管理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必须构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采取多种手段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农业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社会组织是行政组织实施公共服务职能的有力补充,农业社会组织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会承接行政组织的部分管理职能,更好地位农业发展服务.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具有其动力阻力因素.制度的变迁不再是帕累托最优的,新制度对旧制度的更替必然以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要使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得以开展,必须挖掘制度创新的动力,建立有效的阻力消解机制.

经过上文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制度安排.强调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导向,必须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必须坚持农业、农村、农民统一发展；要建立大部门的农业行政组织,以加强对农业的统一管理；转变涉农部门的职能,强调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的服务性；合理规划部门间的权力配置；确立法治化的运行规则并发展多种方式的调控方式；在人员、经费投入上要增强农业基层组织的力量.

第四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范例：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棉业研究

棉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江三角洲的棉业又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度占据全国六成以上的比例.这一地区自明清以来就是我国重要棉产区和重要土布产区之一,近代以来又成为我国民族棉纺织业发祥地,棉花和棉制品的市场和贸易一枝独秀.民国长江三角洲的棉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是与地区性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近代大工业、小农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等因素相联系的.正是在这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民国长江三角洲的棉业显示出其独特特征.论文以民国整个历史时期为研究时段,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探讨其棉业问题.

作为棉纺织业原料的棉花,其生长发育需要适应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长江三角洲的光照、热量和水分条件优于棉作所需的平均条件,海拔、地势、土质和排水等地理条件也较优良,因此是理想的宜棉区.自宋元棉花开始种植以来,长江三角洲就形成了一个植棉的传统.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是民国长江三角洲植棉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植棉业的发展为长江三角洲棉纺织业提供了基本的原料保障,松江地区逐步成为全国土布生产中心.近代以来,机器棉纺织业首先出现在上海,逐渐推向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开始在与机器棉纺织业的竞争中衰落下来.长江三角洲的民族机器棉纺织业在历经发展、衰退、再发展的曲折过程后,其工厂数、设备状况、产品产值等方面与清未民初相比都有了较大进展.同时,民族机器棉纺织业还与外国在华机器棉纺织业竞争.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在华机器棉纺织业都是民族机器棉纺织最大竞争者,前者一度在工厂和设备等方面占据相当优势.

面对手工棉纺织业整体性地逐步衰落和机器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基石的小农经济展现出顽强的抵抗力.通过合理配置土地要素,“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在棉稻竞争中保持一定的收益平衡；通过采取以成年女性劳动力为主、全家人集体协作劳动的分工方式,长江三角洲亦耕亦织的小农家庭得以大量、普遍地生存下来.

长江三角洲很早就存在棉花和棉制品的商品化,进出口贸易近代亦开始时出现.通过市场和贸易,长江三角洲的棉业进一步发展.但是从时间上来看,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成为棉业市场和贸易的转折点,之后开始衰退下去,直至1949年也未能达到之前全盛时期的水平.以地区来看,长江三角洲棉业市场除了区域内部市场外,国内市场以东三省和两广地区为主；进出口贸易则以日本和南洋地区为主,但是自1922年以后,贸易入超成为常态,成为影响长江三角洲棉业的一个关键因素.

除了上述内容外,长江三角洲棉业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首先是技术进步.通过引进美棉、改良棉种和改进植棉技术,长江三角洲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满足棉纺织工业的原料.棉纺织技术进步则对棉纺织业产生直接影响.其次是组织创新.棉业组织是推进民国长江三角洲棉业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按照组织功能和组织目标,可将其分为棉业行政管理机构、棉业教学科研单位和棉业行业团体.这些棉业组织初步具备了科层制的组织特征,它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通过政府、行会和高校的合作与分工,在长江三角洲棉业界领袖的领导和骨干成员的参与下,达到改进棉产和棉纺织业,促进棉业发展的目标.在改良棉产、推广技术、培育人才和维护权利方面,民国棉业组织开展了诸多工作,做出了较大成绩.

民国长江三角洲的棉业问题属于中国棉业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调整自身发展的步伐,适应着*战争之后近百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见证着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民国长江三角洲棉业进程体现出四个方面的明显特征,即总体上发展、局部上衰退,1937年是长江三角洲棉业进程的分水岭,传统小农经济与近代机器大工业长期共生共存和制度供给不足.这给我们带来四点启示.第一,民国时期不仅国内战乱连连,1937年长江三角洲各城市更是相续沦陷,棉业受到的破坏极为严重；而1949年之后,长江三角洲棉业发展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因此政局稳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社会环境.第二,地理大发现后世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民国长江三角洲的棉业企业和棉业贸易亦因此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一般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的落后的,但是就民国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而言,小农经济还具有家庭内部社会保障功能和激励机制,小农经济并不是长江三角洲棉业进程的障碍因素.第四,无论是从棉业技术进步,还是棉业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而言,民国长江三角洲棉业技术创新都使得这一地区的棉业进程具备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创新是产业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

第五篇企业行政管理论文范文格式：工人政治的逻辑及其变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研究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协调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文献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论说对象.本文正是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厘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什么的基础上,探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不仅如此,本文以历史的角度审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变革中来把握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调整,并进一步解释此种调整中所呈现出来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政治机理的变化.最后,本文的研究将总结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价值做出说明.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始创于1957年,其目的是为基层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提供制度保障.在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转变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其次,职工代表大会从单位制企业中的“权力机构”调整成为公司制企业中的行使*管理权的机构；最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的空间由单位制企业改革成为公司制企业.如果对上述变化加以概括,则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就是从单位制企业中体现工人阶级的阶级权力和领导地位的单位化的国家制度,发展成为在公司制企业中建构生产政治空间、保障工人通过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而维护和实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的现代国家制度.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设计诠释着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变革同样意味着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变化,而此种特定关系就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本文使用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对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行概念化表达,其核心内容是工人阶级在同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具有阶级性与群众性的二元政治品格,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是由党和国家所代表和占有的,工人阶级自身只具有群众性,缺乏阶级性的工人阶级只是自在自发的阶级,因此党和国家必须同工人阶级紧密结合起来,对其进行教育、组织和领导,将阶级性灌输给工人阶级,使之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由此可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实现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协调的制度设计,也就是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的制度化表现.

工人阶级只有与党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阶级性,才能形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然而此时的工人阶级就不是一般的阶级,而是以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以党和国家政权及其制度体系表现自身存在和阶级统一性的政治阶级.正如工人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政治阶级一样,工人阶级也不会永远是政治阶级.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和公司制企业的建立逐渐改变了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状态,从而也改变了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塑造下,工人阶级从存在于国家领域中的政治阶级转型为存在于社会领域中的社会阶级.社会阶级是由获得了自主性权利意识的公民组成的集合体,党和国家面临着将社会阶级重新制度化的任务.

社会阶级的自主性不同于党和国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因此党和国家对社会阶级的制度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协调阶级性与自主性,而阶级性与自主性得以协调的基础在于公民身份.具体而言,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经过转型之后嵌入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去行使*管理权,在生产领域建构一个基层自治的政治空间,工人立足于公民身份进入基层自治空间,通过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而维护和实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生产领域中的基层自治是将工人锻造成为公民的根本途径,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转型和实践则是将转型为社会阶级的工人阶级制度化的基本方式,于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就演变成为国家与公民关系,由此可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转型绝非是它独自的转型,而是在为总体国家制度的转型准备微观的政治基础,因此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向现代国家制度的转变,也意味着总体国家制度的现代化.

纵观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的转换和政治机理的演变,本文得出如是结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进程昭示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即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存在一个从政权建设到制度成长的发展逻辑.具体论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具有两个中心任务不同但又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首先是诉诸于阶级力量来夺取和巩固政治权力,而后则是立足于公民身份来发展国家制度,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工人阶级从政治阶级转型为社会阶级是推动国家制度成长的基本动力,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则是国家对工人阶级进行制度化的基本方式,这不仅意味着对社会阶级的制度化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构成部分,而且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社会阶级进行制度化的程度,质论之,一个制度化的社会阶级的出现将是中国现代国家成熟的基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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